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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学大庆始末-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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菇ㄖばТ用咳嗣刻觳蛔�1立方米提高到立方米，成功地完成了试验和示范的任务，并在五四青年节向全油田共青团员和广大青年发出了利用业余时间，“突击‘干打垒’，高效率建设新基地”的挑战。会战指挥部因势利导，动员全油田各单位从6月1日开始，采取组建部分专业队伍和广大职工义务劳动自建相结合的形式建筑干打垒房屋。专业队伍主要负责开赴林区拉运“困山材”、加工门窗、制造施工工具、打羊草绺把子。
建筑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难以尽述。进大兴安岭拉运“困山材”的运输队，冒着严寒，跋山涉水，自己收集木材，吃冷馍、喝凉水，战泥泞，千里迢迢，人不歇气，车不停转，充分发挥了当年志愿军汽车运输的大无畏精神，拉出了大量的木材。采油、水电、机械加工等工种采取一部分人一人顶两人的岗位，挤出一部分人突击干打垒；钻井队伍和各级机关、科研、设计工作人员上班时间干工作，业余时间搞干打垒。部长、司局长等领导干部和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也卷起袖子动手打夯掘土，和工人们一起流汗水、挨蚊叮虫咬。地方政府派出有实际经验的领导干部带队组成干打垒技术辅导团进行现场指导。整个油田变成一个大工地，人人劳动，大家动手，群策群力，起早贪黑。每到夜晚，各工地灯火通明，人声夯声震天，场面十分壮观。油田《战报》也及时刊登了建筑工地上的感人事迹。一位工人将自己的心情化成一首诗：“抗日延安挖窑洞，今朝处处干打垒，革命红旗辈辈传，艰苦奋斗最光荣。”
第三章 “干打垒”精神（2）
由于群众发动充分，各级领导干在前面，上上下下的积极性都发挥出来了。从6月全面铺开，到9月底为止，历时120天左右，全油田完成了近100万平方米的干打垒住房，出现了“七一村”、“八一村”、“新市村”等新的居住点，真正实现了会战指挥部提出的“人进屋、机进房、车进库、菜进窖”的目标。职工风趣地说，这是“四进士”，即四个进室之意。他们建造的这些干打垒房屋，都有火墙或火炕取暖，用天然气做饭，电灯照明，并装有公用的自来水龙头，基本适应了生活需要。
“干打垒”体现出大庆人勤劳节俭，乐于奉献的精神。建造干打垒，一次投资比建筑楼房省钱六分之五。仅以1960年在油田中心区建成的60万平方米干打垒房屋粗略算一笔账：由于就地取土搞主体，人工又主要是靠业余义务劳动和从生产队伍中挤出来的，不用另行列支劳务费，干打垒房屋每平米的平均造价最多不超过30元；如果采取当时中档的楼房标准，按常规承包，建设能够抵御高寒的住宅和公共建筑，每平方米的平均造价不低于200元。两相比较，前者只需投资约2000万元，而后者则要投入约亿元。在60年代初期经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一次节省这样一大笔投资，意味着他们为国家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贡献。
30年后，已经从一线领导岗位退下来的孙敬文回首那段往事，仍感慨万千。他称赞大庆会战时的干打垒，“是我们党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在大庆石油会战中的体现，是延安窑洞精神和南泥湾精神的继续，是应当永远继承和发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当然，”孙敬文接着说：“干打垒建筑也有其缺陷，如使用年限较短，维修次数较频等等。大庆油田没有把它作为永久性的建筑，而是作为节约投资的过渡形式，现在已被楼房所代替。”
第三章 发展生产，战胜饥荒（1）
大庆会战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职工吃不饱肚子。刚开始会战的时候，职工吃的粮食基本上能按工种定量供应，副食品从黑龙江省和南方调进。虽说职工们劳动紧张，体力消耗大，伙食倒还过得去。但是到了9、10月份，在全国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下，被称为我国北方粮仓的黑龙江省的粮食储备已经超过了“危险线”，再也无法坚持原来的粮食定量标准，不得不按国家规定，把会战职工的粮食定量减下来。黑龙江省副省长陈剑飞专程来到萨尔图，向康世恩抱歉地表示，黑龙江再也无法供应本来就不够的粮食定量标准了。
会战职工定量减的幅度很大，从几斤到十几斤。钻井工人从每月28公斤减到公斤，采油工由公斤减到16公斤，干部、专家等一律减到公斤。同时，副食品明显减少，肉食几乎没有供应。那是一场全国性的粮食大饥荒。许多职工的家属和子女，由于家乡闹粮荒，为寻活路也来到油田。这更加剧了油田缺粮程度，许多职工一人的定量一家人分吃。当时在自由市场上，土豆按个卖，甜菜切成片卖。绝大部分会战职工工资在50元以下，一天的工资只够买几个土豆、几片甜菜。有的职工没办法就跑到冻土地里拣冻白菜帮子和甜菜叶来充饥，还有的靠开水里加点酱油度日。人们在冰天雪地里干活，体力消耗比夏秋更多，职工体质开始明显下降。
1960年底至1961年初，会战真是到了难以坚持的地步了。半年多的会战使职工队伍已成疲惫之师，长期吃不饱肚子，人们的体力渐渐支撑不住，很多人因缺乏营养得了浮肿病。当时，石油部党组正在北京开会，张文彬在会战前线主持工作。他通过萨尔图直通北京的电话专线向余秋里汇报说，职工队伍中出现了浮肿病，蔓延很快。得浮肿病的职工，开始是几百人，很快上升到1000人，以后是2000至3000人，最多时达到了4600余人。治疗浮肿病，制止浮肿病蔓延，尽可能地改善职工生活，成为关系会战大局的最尖锐、最紧迫也是最为关键性的问题。
石油部党组的会议还没有结束，康世恩就奉命赶回大庆解决会战队伍中的浮肿病问题。余秋里给他的指示是：坚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毫不动摇，坚持会战，天塌下来也要顶住！
康世恩一下火车，首先来到一线钻井、油建工人住地，了解情况。有个转业不久的青年工人，看样子身材魁梧、壮实，却躺在床上，眼睛睁得大大的，可就是起不来床，说话也有气无力。康世恩走上前去，按按他的脸部和腿部，一按一个坑，好久恢复不过来。很明显，这是得了浮肿病。
康世恩了解情况后，便主持召开了会战领导小组会议，作出一系列规定：第一把手既要抓生产，又要管生活，第二把手专管生活；食堂设立政治指导员，就餐人数在200人以上的要建立伙委会；指挥部派车出去搞生活物资；得浮肿病的职工一律停止工作，为他们办专门营养伙食，每人每天2～3两肉；大搞代食品；粮食按定量吃够；组织打猎队、捕鱼队。
石油部党组会议刚一结束，余秋里也急匆匆地赶回大庆。在安达一下火车，他就问康世恩：“你哪只手有劲？”康世恩说：“当然是右手了。”余秋里挥了挥他的独臂说道：“那好，我们就用右手抓生活，左手抓生产！”
与康世恩一样，余秋里到大庆后，第一件事也是深入一线调查研究，听取基层干部群众的意见。他同会战领导小组成员反复研究，统一了思想：会战一定要坚持，困难一定要克服。为了加强生活方面的组织领导，除了松辽局原来主管生活的副局长以外，还指定领导小组成员张文彬用主要精力抓生活，吴星峰也用一部分精力抓生活。同时，还严格规定，不管这里的冬天何等寒冷，寒流如何厉害，会战队伍必须坚守阵地。一个人也不准撤走，生产一刻也不能停顿，输油管一寸也不能冻坏，人一个也不准饿坏，设备一台也不准趴窝。
数万人的大会战，在粮食极度紧张的时候，食堂就成了关键。余秋里和会战领导小组成员经过调查发现，能够利用有限的物资，让职工吃好、账目清楚、没有贪污、群众比较满意的食堂，约占食堂总数的31％；基本上过得去，群众意见不大的约占60％；问题较多，账目不清、粮食超支又吃不好、吃不够定量，群众意见很多的约占9％。为此，会战指挥部专门召开了生活会议，作出了《关于安排当前职工生活的紧急指示》，提出“干部进食堂，书记下伙房”的口号。规定每个基层大队和中队，必须保证有一名干部在食堂同炊事员同做、同吃、同算、同议，不准有一个食堂出现空档；抽调部分优秀干部和红旗手、劳动模范以及关心群众、办事公正的人，担任食堂管理员和炊事员，加强食堂的力量，改变食堂的服务态度，减少就餐排队的时间；食堂必须达到一清、二无、三好以及三热一暖。即账目清楚，并能公之于众，无贪污、无浪费，饭菜花样调剂好、服务态度好、清洁卫生好，饭热、菜热、汤热、餐厅暖和。
余秋里回忆：“1961年4月至5月份，我在大庆期间，除了主持党组扩大会，研究大庆油田开发和石油工业发展规划外，主要精力放在抓生活。我经常去基层单位了解职工生活，包括食堂工作及代食品采集、加工和粗粮细做的情况。油建公司有个食堂用玉米面、高粱面加代食品制做烤饼，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亲自观看了烤制过程，亲口尝了烤好的饼子，味道还真不错。我同主管职工生活的领导商量以后，在油建食堂召开现场会，介绍、推广了油建和其他单位食堂制作烤饼、代用食品和节约粮食、调剂生活等方面的经验。要求各级干部要花大力量抓生活，在抓开荒种地、增加主副食品的同时，还要认真抓好粗粮细做、节约代用，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战胜困难，坚持和发展大会战。”
第三章 发展生产，战胜饥荒（2）
各级领导的表率作用也带动了广大职工。工人们自觉地把办好食堂当成坚持会战的大事。1202钻井队工人卢兴山回家探亲，父母妻儿倚门而望。可卢兴山没有先到家，而是到离家很远的地方为队里买了一副石磨。他知道队里有人得了浮肿病，上级给了点黄豆，钻井队只能煮着吃，炒着吃。他便利用探亲的机会，千里运回一副石磨，让队里的人可以吃上几顿豆腐，调剂口味，改善营养。
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再加上黑龙江省和部队的支援，一两个月内，浮肿病发病率和病情得到了控制，并逐月下降。整个冬春，没有饿死一个人。这在那种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实在是件非常不容易的大事。后来，他们又通过挖野菜，找代食品，特别是后来通过大搞农副业生产，有效地改善了职工生活，使石油大会战在千难万难之中终于坚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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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三老四严”与“四个一样”（1）
1960年，大庆石油会战取得了重大成果。这一年年底，当石油部研究部署1961年工作的时候，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大庆会战还要不要继续下去；二是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是否继续由石油部直接领导。1960年底和1961年初，石油部党组多次开会，结合总结1960年工作，研究1961年任务，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党组会议认为，虽然1960会战任务已经完成，而且有些成果超出原来的计划，但是，要把油田面积探明，把地下情况搞清，还要做大量艰巨的工作，油田建设、油田开发还要解决一系列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必须继续集中力量，加强统一领导。因此，会战不能结束，还要继续深入进行下去，直到取得勘探、开发、建设的全面胜利。为了保持工作的连续性，会战应继续由石油部指挥。他们还提出，为了加强党的工作，在石油部党组领导下，在大庆设立党的工作委员会。
周恩来支持石油部的意见。他认为集中力量搞会战是个好办法，工业战线应该推广。在1960年底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讲到工业战线集中力量搞会战，像军队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时，提了八条：“（1）书记挂帅，亲临前线指挥；（2）一定要综合计算；（3）缩短战线，面面照顾打不好仗；（4）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搞成一个是一个；（5）搞工业要全面安排，政治、组织工作要配合上；（6）统一调度，统一指挥；（7）要实事求是，抓具体措施；（8）要有一个政治上的保证。”
周总理的讲话进一步坚定了石油部继续领导会战的决心。1961年，余秋里向中央财经小组汇报石油工业生产建设和大庆会战情况时，提出大庆会战要继续进行，石油部要继续领导的问题。邓小平明确指示：“大庆会战，石油部要抓20年，不要抓一年。双重领导，以石油部为主。”同月，余秋里向薄一波汇报工作时，薄说：“我完全支持你们，继续组织大会战，至于从青海、新疆调些人和设备，你们调就是了。设立工委，边成立，边报告。欢迎地方支持，但必须由石油部直接抓。”3月14日，余秋里在一次由薄一波主持召开的会议上，汇报了大庆油田现状、开发方针原则和会战领导问题，薄一波再次表态：“没有石油部直接领导，就没有大庆这样大的成果。”“你们埋头苦干，好消息很多，从现在看，条件是很好的。今年我们研究，总要尽一点帮助之责。”4月18日，国家经委党组向中央的报告中又正式提出关于大庆会战的领导问题：“为了便于一抓到底，迅速展开工作，我们同意石油部党组仍然到第一线，直接指挥这一会战。”
1961年，经过中央批准并同黑龙江省委商妥，石油部调整了大庆会战的领导机构，原会战领导小组改为会战总指挥部，由康世恩任总指挥，唐克、张文彬、焦力人等任副总指挥。在石油部党组领导下，成立党的工委，由余秋里兼任书记，吴星峰、张文彬、李荆和任副书记。
随着油田建设的不断发展，为了适应石油大会战的需要，从1962年9月起，大庆工委号召全油田大搞规范化。全油田各勘探队、钻井队、采油队积极响应。“三老四严”、“四个一样”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
最早提出“三老四严”作风的是大庆三矿四队。据当年担任三矿四队队长的辛玉和回忆，“三老四严”原本起于一件看似平常的小事。
一天，队长辛玉和到这个队负责的西六排2号井去检查。途中发现新来的徒工小孙手里拎着一个崭新的刮蜡片急匆匆地上井。辛玉和有点纳闷：小孙井上的那个刮蜡片刚领几天，怎么又坏了？于是，他返身走向材料库，问材料员。材料员拿出一个变了形的刮蜡片说：“小孙今早清完蜡，也没有注意检查刮蜡片是不是起到井口就去关清蜡闸门，结果，把刮蜡片挤扁了。还让我替他保密呢。”
辛玉和走出库房，思潮起伏。他认为这不单纯是一个刮蜡片的问题，小孙隐瞒事故，缺乏一个石油工人起码的老实态度，这样下去，会出大问题。特别是这件事反映出一段时间以来，队里只忙着新井投产，放松了抓队伍的思想建设，对职工没有提出严格的要求。有了这种认识，辛玉和就这一问题严肃地与小孙谈心。辛玉和讲：“要干好工作，没有一个老实态度是不行的，对任何事情，钉是钉，铆是铆，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小孙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检讨说：“当时自己想，反正刮蜡片没掉到井里，换一个算了，别人也不知道。以后在工作中注意一点就行了，没想到这种说假话的行为欺骗了组织，欺骗了领导。”
一般说来，因工作疏忽挤扁了一个刮蜡片，领导批评了，本人承认了错误并作了思想检讨，事情也就可以过去了。但三矿四队却不这样认为。为了用这件事教育全队的职工，党支部决定第二天在小孙管的那口井上召开“事故分析现场会”。党支部书记李忠和重点讲了事故原因及对待事故的态度问题。他说：“采油工人的工作特点是单兵作战，没有老老实实的态度，严格的要求，是管不好油井的。”小孙越听越坐不住，当即站起来，眼含热泪，激动地表示，要求把那个变了形的刮蜡片挂在自己管的油井上，要时刻不忘这个教训。辛玉和激动地说：“干部是带队伍的人，我们怎么带，队伍就怎么走。我们不能严格要求自己和别人，队伍就不可能具有高度的革命自觉性。事故出在小孙，可根子在我身上，我这个队长只埋头抓生产，放松了职工的思想工作。”大家一致表示：应该把那只变了形的刮蜡片挂在队上，让全队的人天天看到，时时想到，小孙的教训也是大家的教训，要说老实话，要办老实事，做个老实人，要严格要求自己，对每一件事要具有一种严肃的态度，这样才能管好油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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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三老四严”与“四个一样”（2）
不久，在队党支部的带领下，全队开展了一个“当老实人，办老实事，说老实话，严格要求，严明纪律”的活动。党支部还订出了“干部上岗，工人监督，要求工人做到干部首先要做到”的制度。
1962年底，党支部发动全队职工对所管的油水井、站进行了详细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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