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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宋朝-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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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几何,岂可自苦!”梁师成更是曲解范仲淹的名句说:“也该陛下后天下之乐而乐了!”于是,徽宗毫无顾忌的微行于妓馆酒肆之间,追声逐色,寻花问柳。野史笔记说他嫖娼,说他与名妓李师师那段风流艳事,细节虽未必可靠,但其实却是难以否认的。
  有什么样的君,就有什么样的臣,徽宗与他周围奸佞邪恶的大臣们已经分不出谁是因谁是果,他们确实达到了君臣一体的地步。蔡京、王黼、朱勔、李彦、童贯和梁师成当时号称“六贼”,是最著名的奸谀之臣,蔡攸、高俅、杨戬、李邦彦等也都是巨恶大憝。
  蔡京在徽宗朝四度为相,长达十七年之久。徽宗朝的黑暗政治就是他与道君皇帝相辅相成的产物。蔡京既敢于结党营私,又善于窥测逢迎。他见徽宗殚于政事,耽于游乐,就拟成诏书,让徽宗抄示给有关部门照办,称为御笔,不遵者以违制论处。这样,徽宗的越轨要求就能畅行无阻,蔡京也能上下其手,以致后来事无巨细,他都假托御笔。
  宋代重大政事的决策执行,原有合理的程序:宰执议定,面奏获旨,再下中书省起草政令,经过门下省审议,凡有不当者,中书舍人和门下省的给事中都有权封驳(即说明理由拒绝通过),然后交付尚书省执行,与此同时,侍从官还可以提不同意见,台谏官可以论谏弹劾。御笔绕过了封驳、论谏等制约程序,导致君权恶性膨胀。任何权力一旦失控,政治污浊就不可避免。
  蔡京第四次入相,已两眼昏花不能视事,当仍让小儿子蔡絛代为处理。他以太师而真拜宰相,父子祖孙亲任执政的有三人,至于成为侍从近臣的不下十余人,另有一个儿子娶了徽宗的女儿,势力盘根错节,遍布中央地方。
  蔡京的长子蔡攸与徽宗在即位前就厮混一起,获宠不下其父,后来竟父子交恶,倾轧争权,自立门户。蔡攸不仅能随时出入宫禁,还可以与王黼一起参加宫中秘戏,涂红抹绿,短衫窄绔,给徽宗说些市井荤段子。有一次,蔡攸在宫中粉墨登场扮演参军戏,戏言道:“陛下好个神宗皇帝。”徽宗以杖鞭打说:“你也好个司马丞相!”这样的人竟然官至领枢密院事。
  同预宫中秘戏的王黼是投靠蔡京、拜宦官梁师成为父才起家发迹的。宣和二年,王黼取代蔡京为相,一反旧政,一时称为贤相。但一旦得势,他就设立应奉司,自兼提领,梁师成为副,专门搜刮天下财物和四方珍异,但十有八九进入两人的私囊。他让天下丁夫计口出免夫钱,刮得六百二十万亿贯,迫使河北农民揭竿而起。他明码标价,受贿卖官,当时谚语说他“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有一次,他与蔡京打算翻越宫墙微行出游,徽宗站在他的肩上,仍够不着宫墙,便低声叫道:“司马光,耸下来!”王黼也应声说:“伸下来,神宗皇帝!”这哪像君相,活脱脱一对无赖。
  朱勔因花石纲而大得徽宗宠幸,他怙权恃势,招贿成市,那些卖官跑官的密集其门,时称“东南小朝廷”。他穿的一件锦袍,曾被徽宗抚摸过,他就在那个位置绣上一只“御手”。他参加过一次宫廷宴会,徽宗亲拉他的手臂拉话,他就用黄罗把手臂缠起来,与人作揖也不抬那只被当今皇帝握过的手臂。他的家奴都补授朝廷使臣,配上了金腰带,以至时人唱道:“金腰带,银腰带,赵家世界朱家坏!”
  李邦彦自小喜欢鄙琐玩艺儿,自号“李浪子”,做上宰相后被人称为“浪子宰相”。他没有治国安天下的能耐,却擅长把市井间的鄙俚词语编成小曲,便仗着会唱俚词、善说笑话取悦徽宗。他自称要赏尽天下花,踢尽天下球,做尽天下官,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氓无赖子。
  杨戬是宦官,他曾经主持西城所,在京东西、淮西北根括所谓隐田、天荒田入官,实际上却把许多民间良田都指为天荒田,没收作为官田,再强迫原业主承佃交租。后来,李彦代主其事,更是变本加厉,巧取豪夺,鲁山县(今属河南)竟全部扩为公田,百姓持有的田契全被焚毁,强迫他们永久租佃公田,把许多农民逼上了梁山。当时人说“朱勔结怨于东南,李彦结怨于西北”,这两个地区正是方腊与宋江起事的中心区域。
  高球原来是苏轼的小书童,被转送给画家、驸马都尉王诜,有一次,他到端王府公干,适逢王府蹴球,他也露上一手,就被后来成为徽宗的端王留在身边,恩宠异常。徽宗即位以后,数年之间,他就做到使相,遍历三衙,由一个胥吏下人而领殿前司,看来球技帮了大忙。从龙随从要求徽宗一视同仁,徽宗竟说:“你们有他那样的好手脚吗?”
  梁师成起家于侍弄文墨的小宦官,徽宗的御笔号令都出自其手。后来他竟胆大妄为,择取善书小吏,模仿御笔,夹带私货,外朝也真伪莫辨。蔡京父子都唯恐巴结不上他,执政、侍从出其门下的不可胜计,当时人都称为“隐相”,以区别于蔡京称“公相”(以三公为相)和童贯称“媼相”(以阉人为相)。
  童贯以宦官而位至知枢密院事,攻打燕云,镇压方腊,在徽宗朝政治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宋代也是绝无仅有的,后面还将细说到他。至于他招权纳贿,植朋树党,专横跋扈,误国乱政,在六贼之中仅次于蔡京,以致民谣愤怒唱道:“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
  《宋史·徽宗纪》说,徽宗既不是晋惠帝那样的白痴,也不是孙皓那样的暴君,最终导致“国破身辱”,是其将“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确实,六贼等奸佞之臣虽然为非作歹,但势力并没有盘根错节到足以威胁君权。仍不时有正直的台谏官弹劾他们,徽宗也还没有完全丧失刷新政局的权威,他多次将蔡京罢相就是明证。
  徽宗在位二十七年,除去昙花一现的建中初政,还“粲然可观”,其余二十五六年是北宋政治史上最污浊黑暗的年代。王夫之在《宋论》里这样评述:“君不似人之君,相不似君之相,垂老之童心,冶游之浪子,拥离散之人心以当大变,无一而非必亡之势”。徽宗晚年,北宋正处在这一将亡未亡的临界线上。

细说宋朝42:宋江、方腊与摩尼教
  徽宗君臣的黑暗统治,终于在政和、宣和之际激起了民众起义,其中以北方的宋江和南方的方腊规模最大。
  宋江起义因有《水浒传》的渲染,几乎家喻户晓。其确切的起事年代缺少记载,大约在政和末年;活动地区相当广泛,北到京东河北,南到两淮的楚州、海州、淮阳军,“州县大震,吏多避匿”。史称“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宋江率军转战至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夺取了官军巨舰十数艘,但最后中了知州张叔夜设下的埋伏,副帅被俘,无复斗志,便接受招降。当年六月,随童贯南下镇压方腊。宋江起义有史可案的情况,大概如此。关于这次起义,宋元之际已有《宣和遗事》加以描写,虽不无历史的影子,但毕竟小说家言,不能完全征信。至于《水浒传》,更是艺术虚构。
  有两个问题有必要说明一下。其一,起义是否以水泊梁山为根据地。梁山泊一向是“盗贼”的渊薮。元祐元年(1086年)前后,有个叫黄麻胡的在这里闹事。蒲宗孟出知郓州,禁止当地人出入水泊,绝其粮食以迫使这些小聚者散伙。但崇宁以后,这里又成渔者盗窟。《夷坚志·蔡侍郎》说,蔡居厚知郓州时,有“梁山泊贼”五百人投降,都被他杀了。蔡居厚是政和八年(1118年)由郓州卸任的,杀降还早于这年,有人认为他杀的就是宋江等人,根据似乎不足,因为宋江受招安是在其后。从宋江在短短几年中横行河北、京东、淮南,似乎是流动作战为主,当时史料称宋江为“淮南盗”,也证明他们没有以梁山泊为“大本营”。但从宋江军队在海州夺取官军战舰进行水战来看,他们完全可能在梁山泊活动过,这在地方志和口传史料里还留有痕迹。但未必如《水浒传》描写的以方圆八百里水泊作为梁山好汉的根据地。
  其二,宋将是否受招安打方腊。毛泽东在评《水浒》时说“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引得文史学界争辩不休。但李若水《忠愍集》有《捕盗偶成》诗说:“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杀人纷纷翦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留下了宋江受招安的铁证。至于宋江参与镇压方腊,《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和《皇宋十朝纲要》等权威史料都有确凿记载,也是无可否认的。大概就在镇压方腊以后返师时,武将折可存奉御笔讨捕“草寇”宋江,落得个兔死狗烹的可悲下场。
  接着说方腊起义。花石纲之役不仅把广大农民逼上绝路,连许多中小地主也濒临破产。方腊是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的漆园主(有人说他是雇农,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凸显其革命性),也是造作局压榨的对象。于是他以诛朱勔为名,在宣和二年(1120年)十月,杀牛酹酒,在漆园誓师起义。
  这时,两浙饱受盘剥压迫的各阶层人民就如一堆干柴,一经点燃就成燎原之势,数日之内,起义军就从千余人发展到十万之众。方腊自称圣公,建元永乐,署官命将。不到三个月,起义军分路出击,控制了睦州(治今浙江建德东)、歙州(治今安徽歙县)、杭州、婺州(治今浙江金华)、衢州(治今浙江衢县)何处州(治今浙江丽水)等六州五十二县。
  东南重镇杭州的陷落令徽宗君臣大为震惊。徽宗被迫下罪己诏,撤销造作局,废除花石纲,宣布免除起义地区三年田赋,以收拾人心,瓦解其斗志。与此同时,徽宗命童贯急调西北十五万健卒赴浙。宣和三年正月,起义军首领方七佛率兵六万进攻秀州(今浙江嘉兴),官军固守顽抗,童贯手下大将王禀率大军赶到,成两面夹攻之势,起义军损失惨重,被迫退守杭州。官军重兵压境,起义军的地盘日渐缩小,次月,杭州也终告失守,方腊只得率余部二十余万死守清溪帮源洞。四月,起义军终于被官军与地主武装联手攻破,帮源洞惨遭血洗,方腊也被宋将韩世忠俘获,八月押赴开封处死。
  方腊起义的规模远较宋江为大,童贯在镇压过程中残杀的起义将士和平民不下二百万。这次起义,方腊登高一呼,两浙应者云集,除了花石纲之役的骚扰,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方腊以摩尼教组织和发动民众。这种秘密宗教的参加者不喝酒,不吃荤,互相以财相助,很受贫苦民众的欢迎。方腊故意把《金刚经》中“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读为“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来引导民众认识现实世界的不平等,积聚起义的力量。
  这里有必要补说一下摩尼教。摩尼教属外来宗教,关于其教义与传来的路径,此处略过不表。仅指出一点,在其流传过程中,佛道色彩越来越浓,倒可以视为外来文化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范例。唐武宗灭佛后,摩尼教转入地下,转而向东南沿海秘密渗透。五代后梁贞明六年(920年),母乙、董乙以摩尼教为旗帜,在陈州(今河南淮阳)起义,据说,其徒“画魔王踞坐,佛为洗足”,宣称“佛是大乘,我法乃上之乘”,也就是说教主摩尼比释迦牟尼还要高明。入宋前后摩尼教改称明教,这种以教主命名改为以教旨命名的更动,似更合乎中国人的习惯。
  宋真宗时修《道藏》,两次下敕命福州献上《明使摩尼教》编修入藏。一说是当地有个大款买通了主持者,让他把《摩尼经》入藏,以便为明教争取合法地位。不论何说为是,此事表明:这时的统治阶级还没有惊慌失措,要把流传民间的明教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其后近一个世纪里,未见有关摩尼教的直接史料,只能推测它并不张扬的从福建波及两浙。
  宋徽宗崇道,再修《道藏》,两次命温州送明教经文入藏。入宋以来百余年间,摩尼教水波不兴,表明它充其量还只是抚慰信徒苦难的一帖麻醉剂。但对社会底层的苦难民众来说,宗教异端在抚平创痛和激起反抗之间是很容易转化的,其临界点的坐标即定在苦难的程度和民众的忍耐力的交叉点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异端邪说倒不失为测试社会是否稳定健康的试剂:社会越是安定有序,异端邪说便越是没有市场;一旦到了异端邪说不胫而走,争夺到浩浩荡荡的民众时,这个社会的秩序、机制乃至其本身的现实合理性,一定是出了大问题。徽宗后期的社会危机已如干柴独缺烈火,方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明教来收拾人心的。
  政和四年(1114年)有官员报告:两浙明教信徒各在所居乡村,建立斋堂,鼓动民众,夜聚晓散。徽宗这才感到问题严重,颁下御笔,严加取缔。然而,社会危机既然到达了临界点,一切都为时已晚。时隔六年,方腊就喊出了“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的不平之鸣,以明教相号召,树帜起义。
  方腊起义以后,明教被定为邪教。其后,统治者以“吃菜事魔”和“魔教”来侮称明教。南宋对吃菜事魔的取缔更加严酷。高宗一再颁布禁令,因告发株连,被籍没流放者不计其数。绍兴四年(1134年),有官员承认:两者州县在方腊之后,法禁愈严,“事魔”之俗,不可胜禁;有人贪功邀赏,血腥镇压,往往令一方之地,流血积尸,焚烧杀戮,靡有孑遗。这种镇压扩大化所涉及的地区不限于东南诸路,持续的年代也不限于南宋初年。
  统治者误以为这种镇压无所不能,意识不到是在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反而迫使异教信徒们协力同心,殊死反抗。实际上,方腊以后,吃菜事魔在东南民间一直禁而不止,一有气候,即生事端。南宋立国百余年间,与“魔教”有关的民众起义隔三差五的此伏彼起:建炎四年(1130年),“魔贼”王念经在江西贵溪聚众起义,信州、饶州数万民众纷起响应;绍兴三年(1133年),余五婆、缪罗在浙江遂安“传习魔法”,反抗官军,声震严、衢两州;绍兴十年,浙江东阳“魔贼”谷上元率众起事;绍兴十四年,安徽泾县“魔贼”俞一发动“事魔者”举义;绍兴二十年,贵溪黄曾继王念经之后,再次“以魔惑众”,揭竿而起。
  距方腊起义一个世纪后,绍定元年(1228年),陈三枪在赣州松梓山举义,声势波及三路十余州郡,起义持续了七年之久;从义军先后奉张魔王、小张魔王为领袖等迹象推断,显然与吃菜事魔有关。宋代与吃菜事魔相关的民众起义,见诸记载的以方腊始而以陈三枪终,以方腊领导的规模为最大,以陈三枪坚持的时间为最长,二者倒是首尾呼应、前后辉映的。

细说宋朝43:从辽圣宗到天祚帝
  辽圣宗亲政以后,在外交上,对宋执行坐收岁币、和平相处的方针,对西夏采取怀柔政策以牵制宋朝,从而促成宋、辽、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为辽朝持续发展争取到一个较为理想的外部环境。在内政上,继续推进承天太后开始的封建化改革,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辽朝进入了鼎盛期。《辽史》称赞道:“辽之诸帝,在位长久,令名无穷,其唯圣宗。”
  圣宗的皇后萧菩萨哥是承天太后的侄女,被册封为齐天皇后,生过两个儿子,却都早夭了。宫女萧耨斤为圣宗生下了耶律宗真,齐天皇后养为己子。齐天皇后在承天太后去世后渐参朝政,颇受圣宗宠信。太平十一年(1031年)六月,圣宗将死,立下遗诏,交待立齐天皇后为太后,元妃萧耨斤为太妃,并告诫耶律宗真:千万不要与生母杀害齐天皇后。
  圣宗还没咽气,萧耨斤就诅咒齐天皇后“受宠到头了”,命人将他挟持出宫。圣宗一死,耶律宗真即位,年仅十六岁,即辽兴宗。萧耨斤马上烧毁遗诏,自立为法天太后,临朝摄政。他立即诬指齐天太后与其弟北府宰相萧浞卜(一作萧鉏不里)、国舅萧匹敌等谋反,二萧赐死,齐天太后则被押往上京囚禁起来,兴宗苦苦哀求也无济于事。重熙元年(1032年),兴宗例行春捺钵,地近上京,萧耨斤唯恐他思念养育之恩,把齐天太后接回来,便派人胁迫齐天太后自杀。
  萧耨斤摄政期间,她与几个兄弟把大权抓在手里,专制国政,杀戮异己。她家毫无尺寸之功的四十名奴隶也都身居显职,出入宫廷,诋谩朝臣,卖官鬻爵,“当家作主”起来了。萧耨斤摄政四年,刑法废弛,朝政紊乱,圣宗法度,变更殆尽,史称“契丹亦困矣”。
  但萧耨斤对兴宗仍深为不满。重熙三年,她与诸弟策划废黜兴宗,另立他所生的次子耶律宗元(此据《契丹国志》。《辽史》误作重元,唯《圣宗纪》有皇子宗真、宗元、宗简、宗愿、宗伟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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