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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宋朝-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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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蔡确罢相,章惇罢知枢密院,分别出知州郡。四月,韩缜也罢相出朝。司马光与吕公著先后拜相,宰执大臣转入反变法派的掌握之中。
  司马光和高太后全面而彻底的废除新法,变法派竭力反对,反变法派也有不同的意见。范纯仁是范仲淹的儿子,与司马光又是姻亲,认为新法只要去掉那些太过份的,“徐徐经理,乃为得计”。
  三月,司马光要求各州县五日之内罢免役法,在江宁闲居的王安石听说,不禁惊愕失声道:“连这都要废除吗?”许久,又说:“这法终不可罢!我和先帝讨论了两年才实行的,连细节都考虑到的。”
  司马光同一阵营内对免役法行废的争论也十分激烈。同知枢密院事范纯仁认为,“此法熟议缓行则不扰,急行则疏略而扰,委非其人,其扰滋甚”。苏轼说得更在理:“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敛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利于农,而吏胥缘以为奸。”对免役法如何存利去害与司马光争得面红耳赤,但司马光固执己见,令苏轼私下里感慨大呼“司马牛,司马牛”。南宋吕中也以为:因其利而去其害,差役免役二法均是可行的。苏轼在这一问题上远比司马光通达。
  五天恢复差役法的期限,只有知开封府蔡京如期完成,他是一个典型风派,很快从变法派阵营倒向反变法派。司马光高兴地说:“如果每人都像你这样,有什么不能贯彻的?”范纯仁对司马光说:“你这是让人不要说话。这与那些新近迎合王安石邀求富贵有什么不同呢?”
  八月,范纯仁因国用支绌,建议仍行青苗法,很多人以为不妥。司马光正抱病在家,闻讯急忙入见高太后,追问是哪个奸人主张重新实行这个方法的,吓得范纯仁在旁不敢吱声。
  王安石是这年四月辞世的。司马光认为,安石文章节义过人处很多,变法是因为不晓事体而喜欢更张,现在矫其失、革其弊,有人百般诋毁,我们应该对他优加厚礼,拯救风气。五个月后,司马光也去世了,这时新法已废除殆尽。
  他俩曾是朋友,但大变法使他们成为政敌。尽管如此,他们所争的不是个人的权力,而只是治国方略的出处异同,对对方的人格才学仍抱着充分的尊重。在坚持自己政见上,他们都过份自信和固执,听不进不同意见,并以为自己这么做是忧国忧民。他们都是君子,但作为政治家,处理问题却过于绝对化,都或正或反的给当时的国计民生留下了种种问题。
  王夫之这样描述以司马光为首的元祐更化:“进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退也;退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进也;行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革也;革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兴也。”王安石已经听不进不同意见,容不得反对人士,司马光对新法缺乏分析,不分是非,全面否定,一切复旧,比安石走得更远,做得更绝。连朱熹都讥讽这种一切以熙丰划线的思路,是“闭着门说道理”,因而“矫熙丰更张之失,而不知堕入因循”。
  熙丰新法已经操之过急,元祐更化更是急于熙丰。南宋吕中指出:“去熙丰小人不可以不急,而变熙丰之法则不容以太急。”熙丰小人之说还值得商榷,但政局与制度的转圜承受不起这种大起落的折腾,还是说在点子上的。总的说来,司马光是一流的历史学家,却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
  对变法派的打击也在不断升级。紧随蔡确、章惇、韩缜之后,吕嘉问、邓绾、李定等也相继被贬。范纯仁建议说:“录人之过,不宜太深。”高太后下诏,与前朝变法有关者台谏不必再追究,但立即遭到台谏官义正言辞的驳斥。
  针对有人主张除恶务尽,吕公著处理问题比较稳健持平,以为治道去其太甚者,应该让那些变法派改过自新,不能使他们自暴自弃。但这种正确意见往往被情绪化的反驳所淹没。
  吕惠卿早在神宗时就被贬出朝,那是变法派内讧的结果。现在,他遭到反变法派的清算,元祐元年,他被建州安置,一贬就是九年,其间他连冷水都不敢喝,唯恐喝了生病,被说成是对朝廷不满所致。
  蔡确罢相以后,次年再贬至安州(今湖北安陆),出游当地车盖亭时作诗十首。知汉阳军吴处厚与他有过节,元祐四年得到这诗后就捕风捉影的作了笺注,上书中书,指斥蔡确曲折用典以唐高宗传位武则天事影射高太后。台谏刘安世等劾论不断,高太后大为震怒,命宰执讨论处理方案。
  这时,吕公著刚去世,文彦博以平章军国重事提议贬至岭南。右相范纯仁对左相吕大防说:“贬至岭南这条路,自真宗乾兴以来荆棘近七十年,我辈一开,恐难自免。”但终于决定将蔡确安置新州(今广东新兴)。纯仁对高太后进谏道:“朝廷不能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贬黜大臣。不能开这种先例。”御史中丞李常、中书舍人彭汝砺和侍御史盛陶也都反对这种罗织之风,都被贬黜。
  宰相吕大防与执政刘挚向高太后建议为蔡确换一近地州郡,她在帘后厉声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不久,纯仁也被罢相,因为竟有台谏指责他与蔡确结党,意气情绪已使部分反变法派不分是非曲直了。
  蔡确一案牵连颇广,梁焘开出两张名单,一是所谓蔡确亲党,有章惇、蒲宗孟等四十七人,而是所谓王安石亲党,有吕惠卿、蔡确等三十人。蔡确最后死在贬所,朝野震动,新党就把这口怨气憋到绍圣绍述,吐还给了所谓的旧党,连开列名单的方式都为元祐党籍碑所效法。范纯仁等人的说法是深具眼光的,但当时的高太后与明清以后锻炼文字狱的独裁者并未从中得到警悟。
  元祐五年,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退了下来,吕大防独相,见熙丰新党反弹得厉害,便与门下侍郎刘挚打算引用一些新党,来点安抚,搞点“调停”。但遭到御史中丞苏辙的驳斥,他提醒高太后“勿使小人一进,后有噬脐之悔”。高太后以为说得在理,调停之说便断了下文。
  司马光是一个有号召力的人物,自他去世后,位居要津的反变法派失去了凝聚力,这一现象在吕公著死后日渐加剧。除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和范祖禹等独立自守,不少朝臣大致按籍贯划分为洛党、蜀党和朔党。洛党首领是程颐,其下有朱光庭、贾易等,不少人都是程门子弟。蜀党首领是苏轼,其下有苏辙、吕陶等。朔党领袖人物有刘挚、王岩叟、刘安世、梁焘,其下成员颇多。如果说,他们在熙宁时与新党争辩新法,还是出于关怀苍生黎民的公心,那么,他们在元祐间分朋立党,除了学风旨趣那么点差异,剩下的就只有党派的私利和意气了。
  元祐更化以后,程颐担任崇政殿说书,这是一个经筵官的差遣,为皇帝上课说经,他也真得以帝王师自居。人们对他说文彦博对皇帝还毕恭毕敬,他回答说:“他是三朝老臣,侍奉皇帝自应谨慎。我以布衣来为皇帝上课,不自重行吗?”这种酸味,与苏轼的风格格格不入。
  司马光死后数日,朝廷大享明堂,事后大家去司马光邸宅吊唁,程颐以为于理不合,因为某天如果悲哀当哭,就不应该欢乐而歌。苏轼当即嘲讽道:“这是汉代蒙冤被斩于市的叔孙通制订的礼。”大概就在这时或前后不久,苏轼还送过他一个绰号,叫作“鏖糟陂里叔孙通”。 鏖糟陂是开封城外的地名,用来借喻程颐不过是一个蹩脚的乡巴佬儒生,程颐这就结下了怨气。
  数月以后,苏轼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出题策试馆职,题目说:“今朝廷欲师仁宗之忠厚,惧百官有司不举其职而或至于偷(偷谓苟且);欲法神宗之励精,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而流入于刻(刻谓峻刻)。”苏轼自辩说试题着眼当前吏治,且经御笔批点。朔党的王岩叟以为苏轼出题失当,推卸责任更罪不可恕。
  蜀党的吕陶上书辩护,挑明了苏轼与程颐的个人恩怨,特别提到了朱光庭的籍贯,希望朝廷不要助长朋党之争。但王岩叟、朱光庭却仍紧追不放,上书不止。范纯仁的见解比较公允,他认为苏轼“偶失周虑,本非有罪”,但“相互攻讦,流弊渐大”,不过朝廷也不必因此惩治上书言事的台谏官。但高太后在为苏轼开脱的同时,还是贬斥了有关的台谏官。
  通过这一事件,洛蜀朔党争正式公开化。元祐二年夏秋之际,哲宗因患疮疹不能听讲经书,程颐就指责高太后:“既然皇帝不能上殿,太皇太后怎能单独垂帘听政呢?”高太后受不了这种道貌岸然的批评,免去他经筵侍读的差遣。
  洛党不甘心自己在朝实力的削弱,贾易就上疏指斥吕陶党附二苏,背后有文彦博、范纯仁撑腰。对这种不负责任的牵扯,高太后大为不满,让宰相吕公著惩处。吕公著虽以为贾易恣意诋毁,但因是台谏官,责罚太重,不利于广开言路,只是免去言职,外放州郡。不料贾易外放以后,还是咬住不放,超越了职权范围,引起了普遍反感,被贬至广德军。
  元祐六年,贾易再次弹劾苏轼,这次翻的是旧帐。说是神宗去世时,苏轼在扬州赋诗道“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也欣然”,全国人民悲痛万分,他却“闻好语”、“也欣然”,岂不罪该万死。苏轼这诗是在游上方寺以后所写,与神宗之死了无关系。贾易继吴处厚以后,企图再制造一起文字狱,以打击蜀党。
  元祐六年二月,刘挚由执政升为右相。刘挚性格峭直激烈,元祐初任台谏官时嫉恶如仇,无意中开罪了不少人。投机分子邢恕曾与他同学与程颢门下。邢恕此人好钻营,奔走于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和蔡确之门,神宗逝世前,在拥立新帝上押宝,差点把自己赔进去。哲宗即位后,他又替高公绘出主意,建议尊崇哲宗生母朱太妃,以便在高太后死后留个后路。高太后见奏,直到侄子大字不识一个,问明了底细,把邢恕发落到永州做酒监。
  因有那么一层交易,刘挚在信里劝邢恕“为国自爱,以俟休复”。郑雍、杨畏一直想找刘挚的碴,辗转搞到了这封信,把“以俟休复”解释为“等太皇太后他日复辟”,还搜集到刘挚曾教过章惇之子功课的情报,一并呈送给高太后。
  与此相呼应,揭发刘挚与邢恕交通的奏疏,高太后一下子收到十八份。她原来对刘挚的好印象,立即大打折扣,认为他笼络章惇与邢恕,在为自己留退路。正直之士的劝谏,刘挚本人的辩白,在一边倒的舆论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十一月,刘挚罢相出朝。
  郑雍开列了一张刘挚同党的名单,计有王岩叟、刘安世、王觌、朱光庭、梁焘、贾易等三十人,其中固然多朔党,但洛党的朱光庭与贾易也在其间。开名单,划同党,已成一时风气。杨畏此人,人称“杨三变”,最先追随王安石与吕惠卿,元祐更化时向司马光献媚,而今又帮助左相吕大防挤走右相刘挚,他这种倾危反复的勾当在绍圣期间还有新表现。
  元祐八年秋天,高太后病重,问宰执自己垂帘九年有否施恩高氏的情况(她自觉裁抑外戚的表率,赢得了朝廷内外的敬佩。据说,有一年元宵节,她为高家外戚推恩,吩咐给年长的每人送两匹绢,给年幼的只分两个乳糖狮子)。她当着哲宗说:“先帝追悔往事,至于泣下,这事官家应该好好记着。老身殁后,必然有很多人来教唆官家,应该不要听。”在总结自己垂帘的政绩和更化的根据后,她向哲宗留下了政治遗言,撒手归天。
  高太后的去世,是元祐更化结束、绍圣绍述开始的标志。有记载说,“方其垂帘,每有号令,天下人谓之快活条贯”,甚至称颂她是“女中尧舜”,但这些恐怕都是反变法派的评价。高太后听政期间,以母改子,尽废新法,大有矫枉过正之处,整个元祐更化谈不上是政治改革,在经济政策上旧党也毫无积极的建树,只是一场情绪化的清算运动。如果说,熙丰变法还是旨在解决国家社会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好),但元祐更化反而使这些国家社会问题治丝而棼。
  更为关键的是,元祐更化虽然纠正了熙丰变法中的部分弊病,却在北宋后期政治上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这一期间的许多人事,新旧党之间的党同伐异,旧党内部洛蜀朔党的杯葛恩怨,高太后与宋哲宗祖孙之间的龃龉隔阂,到绍圣绍述时都搅成一股逆反的合力,以更大的势能喷发出来,影响到其后的政治局势与历史走向。

细说宋朝38:绍圣绍述
  高太后是元祐更化的核心人物,元祐旧臣都仰承她的鼻息,没把小皇帝放在眼里,甚至连他说话都爱理不理。在高太后的阴影下,宋哲宗活得很压抑,对高太后和元祐诸臣积聚着深深的怨愤。有一次,高太后问他:“那些大臣奏事,你怎么想的,为什么不说?”他回答道:“娘娘已处分,还让我说什么?”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他在追述高太后垂帘时,好几次都说“朕只见臀背”,发泄对高太后的强烈不满。许多朝臣窥测到这种逆反心理,开始大讲高太后坏话。知枢密院韩忠彦希望哲宗能像仁宗禁止群臣议论刘太后那样,下诏禁止。
  十二月,宰相吕大防护送高太后灵柩去皇陵落葬,杨畏就上疏希望哲宗继承先帝之政。哲宗问他先朝哪些人可以复用,杨畏列举了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润甫、李清臣等人。元祐九年二月,李清臣为中书侍郎,邓润甫为尚书左丞。
  李清臣在殿试发策时直接否定元祐政治,令绍述之意呼之欲出。绍述是绍圣年间使用频率最高的政治术语,其原意就是继承前人的做法,按既定方针办,而对哲宗而言,就是继承其父神宗的意志与事业。
  执政苏辙列举了汉昭帝罢去武帝晚年苛政等例子,对李清臣的策论题表示不同意见。哲宗对苏辙将神宗比武帝勃然大怒,范纯仁从容劝谏道:“苏辙的比喻并没有谤意,对大臣不能像呵斥奴仆一样。”但苏辙终于出知州郡。接着,吕大防与范纯仁也先后罢相,但这还是较温和的宰执替换。
  四月,谏官张商英因元祐时没能受到重用而积怨在心,开始猛烈抨击司马光、文彦博误国,甚至把高太后比为吕后与武则天。她挑动哲宗,希望他无忘元祐时。当时,翰林学士承旨曾布建议恢复神宗事业,改元顺应天意,于是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
  章惇在元祐元年罢政出朝,至此入朝拜相。他在哲宗在位期间,始终独居相位。在新党干将中,吕惠卿因与王安石交恶而大失人望,在绍述中没能得到哲宗的青睐;曾布虽也力主绍述,但在不少问题上,并不一味盲从新党某些过激的做法,哲宗对他的信任和器重明显不及章惇。
  章惇入相时就声称:“司马光奸邪,所当急办!”他是抱着党同伐异秋后算账的宗旨来推行绍圣政治的。有人对他说:“熙宁未必全是,元祐未必全非”,他根本听不进去。章惇主持绍述的做法也很简单,那就是元祐年间废除的新法全部恢复,元祐诸臣全部予以放逐和打击。他首先引用了蔡卞、林希、张商英、黄履等,占据了重要职位,准备对元祐群臣进行大规模报复。
  林希任中书舍人,贬逐元祐大臣的制词多出其手,他甚至敢斥高太后为“老奸擅国”,以至有一次草制完毕,掷笔长叹:“坏了名节!”那个善变的杨畏无耻的向章惇表白:自己前不久利用吕大防驱逐刘挚,完全是“迹在元祐,心在熙宁”,人们都说杨畏当初巴结吕相公,与现在巴结章相公一模一样。蔡京也同样,当朝廷对免役法与差役法议而不决时,他建议章惇直接推行熙宁成法,何必议论?于是,他又成为免役法的主张者。
  五月,章惇开列了元祐年间将西北米脂等四寨放弃给西夏的大臣,共计有司马光、文彦博、赵禼、范纯仁等十一人,分别安上“挟奸妄上”等罪名。反变法派处理这件事情,确实过分怯懦,以当时实力而论,宋方如若希望和平,是完全不必以弃地为条件的。不过,现在章惇说他们“挟奸妄上”,也太言过其实。
  六月,贬死蔡确的事被重新提起,吕大防与刘挚被视为罪魁祸首,再次贬官。其实,他俩对重贬蔡确并不以为然,现在反正也不分青红皂白了。元祐群臣被点名的越来越多,活着的被越贬越远,官职越贬越小,死了的被追夺赠官和美谥。
  司马光和吕公著不仅追夺赠官和谥号,连哲宗当年亲笔为他俩题写的碑额和奉敕撰写的碑文也被追毁。章惇与蔡卞等三省官员还要求将他俩“掘墓劈棺”,有人认为发墓不是圣德之事,哲宗也以为无益公家,这才罢手。
  这年岁末,蔡卞进呈重修《神宗实录》,并指责原《神宗实录》诋毁熙宁法令。哲宗对这时修撰《实录》的史官吕大防、范祖禹、赵彦若和黄庭坚都给予安置的严重处分。早在元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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