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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宋朝-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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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晋人免于涂炭。”杨业这一建议,还是出于传统的夷夏之防与正统观念,没有必要把他现代化为爱国统一思想。他在北汉官至建雄军节度使。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灭北汉一战,杨业殊死守城,十分骁勇。刘继元已经投降了,他还举城苦战。宋太宗素知其威名,让刘继元派人去招降。杨业北面再拜,恸哭解甲,来见太宗。太宗一再抚慰,让他恢复原姓,名业,但宋人乃至辽人还有叫他杨继业的。
  杨业归宋以后,太宗因他习知边事,洞晓敌情,让他知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成为三交都部署潘美的部属。潘美在后周时就与宋太祖交谊颇厚,攻荆湖、讨南汉、灭南塘、征北汉,他都是统帅级的大将,他的女儿嫁给太宗之子赵恒(也就是后来的真宗),与太宗的关系非同寻常。杨业上任以来,深知代州的重要性在于雁门关,因而他加紧修筑了雁门、大石等十余座关寨,大大加强了防御力量。
  太平兴国五年,辽西京节度使萧多啰与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海率军十万侵犯雁门关,杨业率数百精骑,由小径绕至雁门北口,南向与潘美的大部队合击,大败辽军,杀萧多啰,俘李重海。七年,他与潘美再次在雁门关击破来犯的辽军,斩首三千,追击入辽境,破垒三十六,俘获老幼万人、牛马五万。
  雁门之捷以后,辽军一见杨业的旗帜,就胆战心惊,率兵退去,杨无敌的威名远播辽朝。《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到这一情况后有一段话:“主将戍边者多嫉之,或潜上谤书,斥言其短。上皆不问,封其书付(杨)业。”主将当然就是潘美,其用意一方面表示对杨业的亲近和信任,另一方面也暗示杨业你的动静自有人汇报上来,这是统治者一贯使用的互相牵制的手段。
  雍熙北伐中,潘杨分任西路军的正副统帅,攻克了寰、朔、应、云四州,宋方记载都把这一战绩归功于潘美名下。倒是《辽史》相关战将的传记都说“宋将杨继业陷山西城邑”,只有《辽史·圣宗纪》说“宋潘美陷云州”,可见西路军战功主要是杨业的贡献。
  七月,当东路军溃败、中路军撤退以后,西路军担负起掩护四州居民迁入内地的重任。形势对宋军相当不利,辽将耶律斜轸率领十余万大军正在寻机聚歼宋军主力。杨业认为,辽军势盛,不可正面接战,可以出大石路(今山西应县西南),事先派人密告云、朔守将配合,将民众迁徙到石碣谷,我们再派强弩手千人扼守谷口,用骑兵在中路声援,就能完成预定的任务。
  但监军王侁却指斥杨业怯懦,要他出雁门关正面迎敌。杨业告诉他这是必败之势,王侁讥刺他说:“君侯素号无敌,如今领精兵数万,却逗挠不前,不要是别有企图吧!”这时,主帅潘美在一旁不置可否,对王侁的主张表示默许。
  杨业只得出战,悲愤的说:“此去必定不利。我杨业是太原降将,理应当死,天子不杀而授以兵柄。我这不是纵敌不击,而是希望立尺寸之功,报效国恩。现在诸位责怪我杨业避敌,我就应先战死在敌阵之前!”但他还打算败中求胜,临行请求潘美在陈家谷口两侧埋伏强弩步兵接应,以夹击敌军。
  杨业出战以后,王侁派人登高瞭望,不见契丹队伍,误认为敌人败走,欲争战功,便领兵离开谷口,沿马邑川行进二十里,后听说杨业战败,干脆引兵撤退了。作为久经争战的主帅,潘美完全知道撤离防地的严重后果,却听之任之,不加阻拦,他确实有妒功嫉能、坐视其死的责任。
  杨业引兵南出朔州三十里,耶律斜轸见杨业前来,佯败退兵至狼牙村,辽将萧挞凛率伏兵从四处杀来,宋军大溃。这时杨业麾下还有百余人,他说:“你们都有父母妻子,与我一起死不值得,可以突围还报天子。”众人感动得流泪,却没有一人肯离去。
  杨业且战且退,从日中战至日暮,转战到陈家谷口,见空无一人,抚胸大哭。他身上已受伤数十处,仍率帐下勇士力战,手刃敌兵数百人,转入深林,被射中坐骑,坠马被俘。
  耶律斜轸责问:“你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日有何面目相见!”杨业叹息说:“主上期望我抗敌捍边,不料反为奸臣所迫,致使王师败绩,有何面目求活!”于是三日不食而死,首级被送往辽朝。他的儿子延玉也死于陈家谷之战中,将士无一生还。
  杨业所说的“为奸臣所迫”,所指为谁是不言而喻的。他与部下全部壮烈战死的消息传来,北宋朝野无不为之愤叹。迫于舆论,太宗将王侁除名配金州,而潘美“降三官”,所降的只是检校太师等虚衔。实际上,潘美、王侁之所以有恃无恐的诬陷乃至迫害杨业,正是太宗“行不测之威福以固天位”的统治政策的必然产物。
  然而,人民自有他们的好恶标准,杨业的威名和节操赢得了宋辽两国人民的崇敬。至迟在宋仁宗中期,辽朝在古北口为杨业建立了杨无敌庙。而关于杨家将的传说,仁宗时期也已经在民间流传开了。皇祐三年(1051年),欧阳修就说其“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
  杨业的儿子见诸史籍记载的有七人,戏曲小说中倒与此相符。七人之中,除延玉战死,其他六人依次为延朗、延浦、延训、延壤、延贵和延彬。《宋史·杨延昭传》说得明明白白,“延昭本名延朗”,这是真宗时为避所谓圣祖赵玄朗的讳。但后来的戏曲小说却误作两人,还以为延昭排行第四,延朗排行第六。尽管《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和《东都事略》都说契丹忌惮延朗,“目为杨六郎”,但据学者考证,他却不是杨业的第六子。因为在这些史书记载朝廷为杨业诸子加官时,都是延朗领头。按照当时赠官长幼有序的原则,又由于战死的延玉排行不清楚,不能排除延玉是长子的可能,但延朗不是杨业的长子就是次子。但为什么史书又称延朗为六郎呢?比较和情合理的说法认为,六郎是延朗在同一先祖的兄弟中的大排行,宋人以长称幼或平辈相称时,这一习惯颇为盛行,而契丹因屡为其败,便也以宋军盛传之称相呼,后人不察,遂以为他是杨业的第六子。
  杨业诸子,就数延朗的事迹最为详细,《宋史》有他的传。杨业生前认为“此儿类我”,每次大仗都带在身边。雍熙北伐时,他担任先锋攻打朔州和应州,流矢中臂仍奋战不止。真宗咸平二年(999年),他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驻兵遂城(今河北徐水西)。辽承天太后率大军南下猛攻,遂城危在旦夕。时当十月,北方已天寒地冻,他命令士兵汲水浇灌外侧城墙,一夜之间凝为冰城。契丹兵见滑溜溜的无法攻城,只得退兵。延朗乘机出击,截获许多武器。
  澶渊之盟时,他向真宗建议,趁契丹去国千里、人马俱乏之际,部署驻军,扼其要道,不仅屯驻在澶渊的敌军可以歼灭,幽、易诸州也可袭取。被契丹骑兵吓破胆的真宗不同意这一建议,延朗就自己率兵“抵辽境,破古城”,斩获颇多。真宗听说,立即派人前往监视他的行动,不许他闯下乱子。他终于英雄无用武之地,死在高阳关副都部署的任上,享年五十七岁。
  延朗的儿子杨文广,《宋史》也有传。小说戏曲里说文广是宗宝之子,在延朗与文广之间加了一代,与史无据,史书里也没有宗宝其人。文广曾任秦凤路副都总管,筑筚篥城,长期抗击过西夏。熙宁七年(1074年),辽朝遣使与宋争代州地界,文广献上了攻取幽燕的计划,但不久就去世了。在抗击契丹的问题上,他是继承祖、父遗志的。
  至于戏曲小说中所说杨业之妻是佘太君,文广之母是穆桂英,都与史无据。佘太君最早见于元代杂剧,到清代方志和笔记里,才出现杨业娶折德扆之女,而佘太君是折太君音讹的说法。宋初武将中却有折德扆其人,但这些方志和笔记颇有倒果为因的作派,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宋代史籍和碑刻还不能验证这一说法。
  杨业父子的事迹虽然在仁宗以后已流传在里儿野竖之口,但通过文艺方式广为传播似在宋室南渡以后。对杨家将故事进行全面考证的余嘉锡推断:“今流俗之所传说,比起于南渡之后。时经丧败,民不聊生,恨金人之侵扰,痛国耻之不复,追惟靖康之祸,始于徽宗之约金攻辽,开门揖盗。因念当太宗之时,国家强盛,倘能重用杨无敌以取燕云,则女真蕞尔小夷,远隔塞外,何敢侵凌上国。由是讴歌思慕,播在人口,而令公六郎父子之名,遂盛传于民间。”
  宋代市民文艺的兴起,也为杨家将传说的不胫而走提供了载体,在已知宋代话本中就有《杨令公》和《五郎为僧》等名目。宋元易代,又是中原国家输给了北方游牧国家,几乎是宋辽、宋金关系的翻版,于是杂剧扮演杨家将题材,也成为当时民族感情的一种寄托。不说已经亡佚的,现存元杂剧中,《谢金吾诈拆清风府》、《昊天塔孟良盗骨殖》和《八大王开诏救忠》都是演述杨家将故事的。《谢金吾》有一段唱词道:
  他他他也则为俺赵社稷,
  甘心儿撞倒在李陵碑,
  便死也不将他名节毁。
  他也曾斩将夺旗,耀武扬威,
  普天下哪一个不识得他是杨无敌!
  谁听了都会热血沸腾、胆气贲张的,不过撞到李陵碑只是艺术夸张,于史也是无据的。

细说宋朝16:太平兴国
  中国皇帝的年号是大有讲究的,这里难以细说,但宋代许多年号,实际上可以看成是这个皇帝在这一时期的施政纲领。宋太宗即位当年,就迫不及待的把太祖开宝年号改为太平兴国,就有发表施政演说的味道。完成统一,收复燕云,是太平兴国的武功方面,可谓是成败参半,这里再说说其文治的内容。
  先说科举取士。科举制度创始于隋唐,宋承唐制,但也有不少完善和改革。太宗在这一方面的重要举措,就是大开科举之门。他说是“欲博求俊乂”,“为政治之具”,也夹杂着迫不及待的培养“天子门生”的私心。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是太宗即位以后的第一次开科,即所谓的龙飞榜,共取进士一百零九人,诸科二百零七人,特奏名一百九十一人。这一榜的进士受到特别的礼遇,据说是因为张齐贤的缘故。有记载说,太祖晚年去洛阳,洛阳人张齐贤献下北汉、富民等十策,太祖召见他,称赞他有四策不错,他坚持说十策都可行,太祖一怒之下命卫士将其拽出。回来后对其弟光义说:“我这次到西京,只得到一个张齐贤,留给你取他自辅吧。”而此时张齐贤虽中了龙飞榜,排名却在数十名以后,为了起用齐贤,太宗干脆大部分录用了。这个故事旨在说明太祖在生前就决定传位给太宗,即便不是子虚乌有,也很可能经过太宗的加工和改造。
  太平兴国五年进士有龙虎榜之称,李沆、王旦、寇准和张咏都是这榜取中的,都是北宋前期第一流人才。这榜值得一提的是,现任官也有举进士赴殿试的,说明科举的市场价与含金量在攀升,好比现在做了处长还要拿博士一样。从太平兴国八年开始,及第进士赐宴琼林苑成为一种定制,这也是为了提高进士的身价和地位。
  雍熙二年(985年)的礼部贡举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首次实行试官亲戚别试制度,即另设考场,另派考官,这一回避法后来也推广到乡试中。二是进士唱名赐第制度由这科开始,这也是曾强进士自豪感的有力手段,以至后来韩琦敢对名将狄青蔑视地说:“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尹洙更是说:即便是统兵数十万,恢复幽燕,奏凯太庙,也比不上状元及第那么荣耀。
  端拱元年(988年)贡举确立了贡院制度,以后省试都基本遵行。制度规定:省试前,由御史台派一名官员监门,在都堂帘外设立桌案,唱名给每个应试士子印试纸。阅卷合格,录进士试卷供皇帝审阅,诸科则只录姓名。皇帝御定以后,先各书姓名分散报捷,次日再放榜唱名。向皇帝谢恩以后赴国子监谒见孔子像,接着在琼林苑举行两天闻喜宴,首日宴进士,次日宴诸科,都算是皇帝赐宴。宴罢及第者题名刻石于贡院,再由状元牵头,召集同科举人择日聚会,称为期集,列叙姓名、乡贯、三代,叙同年关系。然后登科之人赴吏部试判三道,称为关试,作为吏部选官时的参考。
  淳化三年(992年)是太宗朝最后一次开科,也有两点值得一说。一是对主考官实行锁院制度,即考官在奉诏知贡举时当场就入贡院,与外界隔绝往来,使其不能预先接受请托贿赂。二是殿试时首次实行糊名考校法,即把举子的姓名籍贯糊去,防止徇私舞弊,这一制度后来也推广到科举制的各种考试中(真宗朝还实行试卷誊录,只把试卷的抄件交考官评阅,使其无法辨认考生字迹)。
  纵观太宗朝的科举,有两大特点,即取士多,提升快。取士多当然是与太祖朝相比。太祖朝几乎年年开科,共取士十五榜,取进士最多一榜是开宝八年的三十一人,最少一榜是乾德四年仅六人;十五榜共取进士一百八十八人,平均每榜仅取十三人不到;倘把诸科和特奏名的二百六十七人也计算在内,每榜也仅取三十人略强。太宗朝开科八次,取进士最多一榜是淳化三年达三百五十三人,最少一榜是太平兴国三年也有七十四人;八榜共取进士一千四百七十八人,平均每榜竟达约一百八十六人,是太祖朝的十四倍;倘把诸科和特奏名的四千四百零六人也计算在内,每榜取士多达七百三十五人,将近太祖朝的二十四倍。太祖开科从开国到去世共计十七年,平均每年取士约十七人,其中进士十一人。太宗从即位次年开科取士,淳化三年以后就不再开科场,年代跨度为十六年,平均每年取士约达三百六十八人,其中进士九十二人,分别是太祖时代的二十一倍和八倍。太宗朝人才当然不会一下子比太祖朝十倍二十倍的涌现出来,这完全是太宗政策导向的结果。
  再看提升快。唐代进士往往并不立即兑现官职,而宋代只要一举进士就直接授以京官。在以后升迁中,宋代特别讲究所谓资格出身,中过进士的称为“有出身”,出自荫补的叫做“无出身”,科举、荫补以外途径入仕的则是“杂出身”,而进士出身是最受优待的。太宗即位次年开科取中的进士,七年以后吕蒙正和张齐贤已位至执政,十二年后吕蒙正已担任宰相。据统计,太宗朝的进士中,有十八人在本朝已位居宰执。难怪宋人有“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的说法,凤凰池指宰相府。也就是说,到太宗后期,太宗通过大开科举之门,已经使由自己录取的士人,占据了从中枢机构到州县幕职的大小官位,从而宣告了宋朝文官统治的真正确立。
  接着来说文官统治。太宗对文官统治是倾力扶植的,在雍熙北伐失败以后,更是片面强调文治,走向另一极端。除了通过扩大科举,培育文官人选外,太宗还采取了相关措施。
  其一,身为表率,好书重文。他曾指出:“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政。”他自称每天退朝,“不废观书”。他请国子博士李觉张幕设座,为自己与中央大员讲解《周易》,听后大说“足为鉴戒”。太宗还力劝武臣读书,命左右取《军戒》三篇,对枢密使王显说:“今掌枢机,无暇读书,读此可免面墙。”在他的影响下,不仅文臣向学,武将也读起书来。一天辞朝,不识一字的党进忽然对太宗说:“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左右莫名其妙,他说:“我见措大们掉书袋,我也掉一两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读书来。”
  其二,文臣统兵,以文制武。太祖虽用文臣知州,但边境州郡一般仍用武将。太宗以为武臣不知政事,开始兼用文臣。他让进士出身的柳开出知宁边军(治今河北蠡县),并历长边州;同时把一批文臣调到军中任职,以致宋人后来把文臣领兵管辖边郡称为“至道故事”。淳化五年,又名文臣、参知政事赵昌言为川陕招安行营马步军都部署,其后文臣出任安抚使、经略安抚使或兼任驻泊一方的马步军都总管督帅武将渐成惯例。宿将曹翰曾在太宗面前赋诗道:“曾因国难披金甲,耻为家贫卖宝刀”,家贫卖刀只是说说而已,却表达了武将对权力地位日渐下降的满腹牢骚。
  其三,官职差遣,成为制度。太宗先后设立了差遣院、三班院等专门任命差遣的机构,标志着宋初以来官、职、差遣分离现象渐成制度。宋代的“官”只表示官位和俸禄的高低,也称寄禄官;“差遣”才是实职,也称职事官,往往带有知、直、判、权、提点、提举等前置动词;“职”指馆职和贴职,馆职即馆阁之职,贴职指职事官不任馆阁实务而监领馆阁之职,只是一种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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