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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全传-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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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一面将日本严重阻挠中国统一的情况电告蒋介石，一面派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刘哲出面向林权助疏通，双方达成了三个月内东三省不易帜，期满后日本不加干涉的谅解。林权助总算没有白跑一趟。
8月14日，林权助离奉回国。张学良在为他设宴送行时说：“林老先生，您替我想的事比我自己想的都还要周到，但有一件事，您没有替我想到。”林权助很惊讶，问道：“什么事？”张学良严肃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林权助听了哑口无言。
易帜之事虽再度搁浅，张学良切盼统一之心并未稍减。他明确表示，只要外交上有办法，东北易帜即可实行。这主要是希望南京方面能帮助解决日本对东北外交上的压力。
为此，南京政府于8月中旬宣布，只要日本政府对于东北不抱有任何领土要求，国民政府将承认它在这一地区的特殊地位。9月下旬，蒋介石又派张群以国民政府代表的身份访问日本，表示他愿意着手讨论中日之间的各种悬案，但前提是日本不干涉东北易帜和中国统一。此后，中日关系开始有所缓和。
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认为争取东北早日易帜的时机已经成熟。10月6日晚，蒋介石邀请张学良驻南京的代表邢士廉到他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进行了一次长谈，蒋并将他写的致张学良（杨宇霆的亲笔信交邢带回奉天转交。邢即于次日偕方本仁离开南京取道上海返回奉天。”
10月8日，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蒋介石力排众议，提名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获得通过。当天，蒋即电告张学良，说国民政府委员定于双十节（10月10日）在南京就职，希望张学良同时宣布就职。”10月9日，蒋又去电，希望张学良乘此时机，同时更换旗帜，宣布就职，以双十节（10月10日）为完成统一的纪念日。
张学良复电，说明东三省易帜，早具决心在前，实因某方之压迫，致生障碍；现正积极准备，事前秘不使知，筹备就绪，即行通电宣布，以三省同日实行，以免彼方又生狡计。
10月12日，蒋介石再复张学良指出：“易帜之事，全属我国内政，彼方本不能公然干涉，况目下党国形势，团结一致，彼尤无可借口，为从来所未有，此正其时。如尊处果能出此决心，中深信彼决不敢有所举动。故希毅然主持，三省同日宣布，愈速愈妙。
13日，张学良复电，仍表示因外交环境关系，不得不分别缓急，徐图解决，免滋意外纠纷。总期实践前约，昭示国人。
东北易帜的背后，反映了日本同英美在华利益（在华势力范围的矛盾和斗争。美国曾明确表示东北是中国的领土，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8月13日，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借故到朝鲜旅行，途经奉天，停留一天，力劝张学良早日实现东北易帜。美、英两国还先后通过与中国签订关税条约的形式，在事实上承认了南京国民政府，使日本在国际上处于孤立地位。
同时，日本国内的在野党派也猛烈抨击田中内阁的强硬对华政策。田中内阁内外交困，不得不开始谋求改善中日关系，从而放松了对东北易帜的阻挠。”
11月6日，日本裕仁天皇在京都举行加冕典礼，张学良特派莫德惠、王家桢为正副专使，携带贵重礼品前往祝贺。典礼结束后，田中义一首相邀请莫德惠、王家桢到他的官邸便餐并举行会谈，日方参加的还有内阁官房长官铃木少将。
顶住压力易帜（6）
因为莫德惠不懂日语，谈话主要在田中义一与王家桢之间进行，谈话从晚6时进行到10时30，到田中心脏病发作才不得不终止谈话。在长达4半小时的谈话中，田中谈话的中心意思就是千方百计劝诱王家桢帮助张学良搞独立王国，与日本合作，收回俄国夺取的中国领土，并涉及到吉会铁路交涉悬案等具体问题下面是会谈的一些具体内容：
田中说：“本在东北有许多既得权益，素以防共为重，如东北易帜，苏俄凭恃中东铁路，得寸进尺，因东北力量不足以应对苏俄一国之侵略，日本愿以全力协助，引为邦交友好应尽之义务。”
莫德惠答：“北对日本此项盛意，只好存之于心。惟东北绝不容赤化，与贵国防共之意相同，但东北一隅之力，抵抗苏俄，自有不逮，故有易帜之举。若中国全国统一，则苏俄野心自可戢止，因此必须易帜。”
田中说：“是中国内政问题。”
莫德惠顺势答道：“如君言，这的确是中国内政问题。”
田中的最后表示，实际上是默许东北易帜。
张学良这才放下心来，于11月初派邢士廉、王树翰去南京，与何成浚、张群等商谈东北易帜、军事善后、东北四省政府改组等一系列问题，经过商谈，达成了四项协议：（一）东北设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以张学良为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副之；（二）设立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人选须经中央同意；（三）东三省及热河省委员人选，由张学良推荐，中央明令任命；（四）易帜不迟于民国十八年（1929元旦）。
12月14日，东北保安委员会和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召开联席会议，一致决定：东北三省将于1929年1月1日易帜。蒋介石急不可待，认为当年事情应该当年完成，东北易帜不必等到1929年元旦，必须于1928年12月29日宣布东北易帜，定于1929年元旦庆祝，张学良表示同意。”
1929年12月29日，张学良向东北三省发出电报命令，决定于12月29日宣布易帜，东三省同时取下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悬挂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要求东北各省秘密赶制青天白日旗。
这样，经过长达半年的艰苦曲折的外交斗争，1929年12月29日凌晨，张学良领衔发表《东北易帜通电》，全文如下：
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主席暨各委员钧鉴，各院长、各部长、各委员会、政治分会、各省党部、省政府、各总司令、总指挥、各司令、各师旅长、各法团、各报馆均鉴：
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在癸亥甲子之际，先大元帅赞助最早，提携合作，海内共知。自###横施阴谋，流毒海内，不特中外皆为疾首，即中国国民党及总理之主义，亦几为之不彰。先大元帅发起讨赤之师，首先述明与中山先生合作历史，词旨恳切，专注###，本无黩武之意。五月佳日，又有息争通电，临终以力主和平，促成统一为嘱，苦心远虑，益复昭然。现在国府诸公，###清党，与此间宗旨相同，彼此使者往来，一切真相，更加明澈，自应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伏祈诸公不遗在远，时赐明教，无任祷盼。
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翟文选、常荫槐叩
在同一时刻，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各政府机关、团体、工厂、民居一律悬挂起青天白日旗，降下了代表北洋政府统治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
通电发表后，东北当局在奉天省政府礼堂举行易帜典礼。张学良在典礼上演说时阐明了易帜的理由：〃我们为什么易帜，实则是效法某先进国（指日本……笔者注）的做法。某方起初也是军阀操纵权力，妨害中央统治，国家因此积弱。其后军阀觉悟，奉还大政于中央，立致富强。我们今天也就是不想分中央权力，举政权还给中央，以谋真正统一。”
30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奉军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改称东北边防军；同时任命翟文选、张作相、常荫槐、汤玉麟分任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省政府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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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住压力易帜（7）
1929年1月2日，又组成以张学良为主任委员的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有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翟文选、常荫槐、张景惠、汤玉麟、王树翰、刘哲、方本仁、莫德惠、刘尚清、袁金铠13。除方本仁外，全是东北军政要员。
3月1日，奉天省改称辽宁省，省会改称沈阳市。
1929年1月4日，在奉天省政府大厅内外行就职宣誓典礼。除日本外，各国驻奉使节均应邀参加。张学良第一次身穿中山装，精神抖擞，在南京国民政府代表方本仁监誓下，正式宣誓就职：“余以至诚，实行三民主义，服从长官命令，捍卫国家，爱护人民，克尽军人天职，此誓。”
宣誓后，张学良即席发表演讲，说明易帜的目的，并表示今后惟有竭尽智能，效忠党国，务期边防巩固，中央少北顾之忧，内政修明，黎庶具春台之乐。
至此，中国南北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北洋军阀从此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这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
东北易帜，结束了新老军阀混战的局面，促成了国家的和平统一，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分离东北的野心，是一次爱国主义的伟大实践。张学良在易帜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反日爱国思想和高尚的民族气节，令人钦佩，值得赞扬。《大公报》后来评论说：张学良“数年来反对内战，促成统一成功，终有其不可湮没者在。其富于爱国思想，实旧军人所罕见者也。
当然，通过和平易帜，张学良保住了东北集团的地盘和军队，达到了分治合作的目的，并增强了他的权力基础，使他得以在此后将近三年的时间里平稳地掌握东北政权，按照他的理想建设东北。
日本侵略者是不会甘心失败的。对于东北易帜，中国实现统一，日本侵略者已是气急败坏。1928年12月31日，林久治郎拜见张学良，转达了田中首相30的电令：帝国政府对此颇感意外，今后在此新的情况下，万一无视与帝国之条约协定，或阻碍与东三省进行中的交涉，以及因东三省治安紊乱可能影响我方权益时，帝国政府为维护权益及维持治安，自当断然采取必要的措施。
果然，三年后，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兵谏部署（1）
12月9日，蒋介石在华清池轮流设宴招待东北军旅长以上的高级将领，多有嘉奖慰勉之词，并表示要钱给钱（要物给物，刻意加以笼络。蒋对他们说：“自从‘九一八’后，国人对你们东北军都很不原谅，现在‘剿共’战事仅剩最后五分钟了，我是给你们东北军一个主动的机会，你们要理解我的旨意，服从命令，努力‘剿共’，方是你们应持的态度。”这些接见和宴会，蒋介石都不让张学良参加，更加深了张学良的疑虑。
当天，蒋介石还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写了一个手谕：
力子主席兄勋鉴：
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发表为要！
蒋的这个手谕表明，蒋介石已经决定撇开张学良、杨虎城，准备由他的嫡系中央军将领来指挥对红军的最后决战。”
12月9日，是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的纪念日。事前，张学良得知西安学生要举行纪念活动，便同杨虎城（邵力子商量，设法制止。张学良提出几种方案：令学生在学校开纪念会，请邵力子召集，让学生用文字表示；实在不行，非游行不可，由他和杨、邵尽力劝阻，无论如何，不让到临潼去见蒋介石，以免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这天，西安万余名学生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会后，游行示威，先后到西北“剿总”、西安绥靖公署、陕西省政府请愿，要求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均未得满意的答复。游行途中，警察竟开枪打伤了一名小学生，激起众怒，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张学良闻讯，急忙驱车追赶，在灞桥与游行队伍相遇。当时，游行队伍与守桥的国民党宪兵队正处在对峙之中。宪兵队在桥上架设了机关枪，扬言有人再往前走就开枪。张学良拼命劝阻学生，让他们返回西安。他说：“我作为一名爱国军人，也想能够奔赴抗日前线，我非常同情你们的请愿行动。我可以代表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由我转达；我也可以代表蒋委员长，酌情考虑你们的要求。”
一部分学生仍坚持要向前走，高呼口号：“不到临潼，誓不罢休！……我们一定要见蒋委员长！”边喊边哭。张学良也含着泪水，悲愤地说：“请你们相信我张学良，我和你们是一样的心，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更迫切。你们的意见，我一定给你们转达到，你们请回去，我保证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回答大家。”学生们见张学良态度诚恳，同意返回西安，这才避免了一起流血事件。
将游行学生劝回去后，张学良赶到华清池，向蒋介石报告了白天的游行示威情形，并转达了学生们的要求，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处置办法只有和平劝导，使学生也可以说使一般民众看到满意的事实或答复。蒋介石大为不满，严厉指责说：一个人绝不能做两方面的代表而站在中间。并指责张学良没有武力镇压，甚至公开明说是他叫警察开枪，假如学生再向前走，他便下令用机关枪打！最后，蒋还恶狠狠地说道：“对于这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
这时的蒋、张关系，与几年前已大相径庭。过去，张学良手握大军，雄踞东北，兼有华北，居于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的高位，举足轻重，备受尊敬和礼遇。但“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实行不抵抗政策，不仅失去了东北三省的地盘，而且实力也大为削弱，张学良从此便开始走下坡路，尤其是1934年回国后，他拥护蒋介石，把东北军从华北调到华中，又从华中带到西北，参加“剿共”，人数日见减少，力量逐步削弱，在军饷、粮秣、弹药等方面处处仰赖于南京政府，渐渐丧失了独立的地位和发言的分量，甚至无法进言或不能畅所欲言。蒋介石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尊重、听取张学良的意见，对他的陈述或要求，往往难于满足，甚至不加考虑）并视他为自己的子弟，随意训斥。对于两人关系的这种变化，张学良一时半会还很难接受。他总认为凭借自己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可以说服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所以一次又一次地劝谏，用尽了心机，说得舌敝唇焦，声泪俱下，但屡谏屡败，不见成效。到现在，张学良才彻底绝望，被迫使出最后一招——兵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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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谏部署（2）
当时正在西安城内孙铭九处做统战工作的中###事领导人叶剑英感到，这次蒋介石到来后西安形势已经格外紧张，即按中央指示，准备悄然撤离西安。有一天晚上，张学良突然来到叶剑英的住处，问道：“蒋介石到达临潼，不听我多次苦谏，你说怎么办？”
叶剑英沉思了一下，反问张学良：“你说怎么办？”张学良连声说：“苦迭打！苦迭打！”（法语音译，即政变——编者注）
叶剑英立即将这个重要信息报告陕北的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来电要叶剑英迅速返回瓦窑堡汇报情况。
离开西安前，叶剑英去见张学良辞行，并对他说：“我们很困难，穷得要命呢！”
张学良立即慷慨借给红军10万块银元，要叶剑英带走。叶剑英十分感激，说：〃少帅，你真是雪中送炭啊。”
叶剑英带着10万银元乘坐大卡车直奔瓦窑堡而去。当他们一行到达城外时，远道来接的苏区中央财政部长林伯渠早已守候在那里，笑眯眯地迎上前来。叶见到他颇有风趣地说：“林老啊，你不是来接我的，你是来接这许多光洋的！”说罢，两人相视而笑。
张学良捉蒋的决心其实在几天前就已做出。并且已经物色好了指挥捉蒋的两位最佳人选——白凤翔、刘桂五。
白凤翔、刘桂五是东北军中两名出身绿林的高级将领。白凤翔是东北军骑兵第六师师长，刘桂五是骑六师第十八团团长。他们两人都有自己的绝技，可以手持双枪，百步穿杨。夜晚见亮不用瞄准，抬手即中。所以，张学良决定起用他们两人执行捉蒋的任务。”
1936年9月间，刘桂五在王曲军官训练团受训时，张学良接见过他，认为这个人老实勇敢，忠诚可靠，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很讲义气，张学良对他很满意。”12月8日下午，张学良召见刘桂五布置任务。见面时，张学良并不搭话，突然猛地拍了刘桂五肩膀一下，打得他一愣神，赶紧问：“怎么，副司令，我有什么错吗？……你不必着急，你没有错，我是想看看你遇事沉着不。”张学良笑着回答。接着又说：“现在有个重要任务，事关重大，我研究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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