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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讲坛:道光皇帝-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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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道题谁也不解。连题都看不懂怎么作答？于是，道光皇帝怒斥翰林不学无术，又问曹振镛，你懂不懂？曹振镛仔细看了几遍，表示也不懂。实际上，他是装不懂，不愿得罪众翰林。
还有一次早朝结束后，道光皇帝偏偏把曹振镛留了下来，偷偷咨询他鸡蛋多少钱一个？皇帝怎么问起鸡蛋的价格来？曹振镛脑瓜一转，立即明白了，皇帝让御膳房给算计了，大概是算计得狠了点儿，以致他起了疑心，于是，曹振镛干脆地回答：“不知道，臣胃口不好，消化不良，从不吃鸡蛋。”他是不愿意因此与内务府的御膳房结怨，鬼知道他们把鸡蛋说成了多少钱一个！
曹振镛之所以被重用，能发现《遗诏》中的“错误”固然是一大功劳，更关键的原因还在于他的政治作风与道光皇帝极其合拍。一位谨小慎微的皇帝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位量身定做的搭档——战战兢兢、亦步亦趋的辅助者。
君臣之间互相影响，曹振镛首先向道光皇帝传授工作“经验”。
道光登上皇帝宝座几个月下来，颇感焦头烂额。每天面对堆积如山的奏折，看都看不完，更不用说还要裁决了。清朝的体制是各级官员直接对皇帝负责，皇帝事必躬亲，逐一过问，小到知县任命，死刑复核都得由皇上定夺。
譬如官员之间闹矛盾，皇帝得协调好；刑部审定死刑案发生分歧时，请皇帝裁决，你得能裁到点子上。这不，眼前就有一个案子：哥儿俩赶集，买了一口锅回家，走到半路，发现锅没了。哥俩互相推诿指责，以至发生争吵，然后哥儿俩就打起来了。最后，弟弟打死了哥哥，被判了死刑。
清朝死刑制度复杂，要秋后问斩，于是安徽省向刑部申请批准执行。刑部官员翻开案卷看了半小时，批了个“驳”，给扔回来了。安徽省不接受，刑部官员解释道这个案子有从轻情节：杀人犯没使用器械，是用拳头作的案，致死带有偶然###，不能执行。安徽省则强调此案有从重情节——弟弟打死哥哥——犯上，所以必须执行。双方争执不下，于是，刑部奏请道光皇帝圣裁。皇帝要是裁决执行秋后处决，刑部没意见；要是裁决不执行，安徽省也没意见，意思是，皇上您看着办。
道光皇帝这边还没裁决，把这个事摆平呢。轰然一声，黄河决口了，随即，河道总督将堵合决口的工程预算报了上来，面对数百万工程巨款，皇上要是同意，您就掏钱；皇上要是不同意，您说我哪儿报高了，得说出个所以然。当皇帝每天处理的多是各衙门处理不了的棘手事，可是又责无旁贷，真闹心。
【好好先生，升迁有道】
在这种情况下，曹振镛献上一计，他说：“作臣子者愿意不断上奏折发表自己看法，以显示工作态度的积极，更何况这些折子也不用自己动笔，他们都有师爷，可苦了皇上。然而，又无法禁止他们发表自己的看法。我想，现在天下太平，国家本来没那么多的事，这些奏折不用全看，找几篇奏折专挑细节上的错误，然后加以处分，让天下官员感到皇上明察秋毫，这样就不敢欺骗皇上了，这样官员们也不会随随便便上奏折，奏折或许也会少一些。”
什么是细节上的错误呢？
譬如，语法、笔画、格式上的错误。这个好找，总比做决策要容易得多，拿着放大镜看就是了。
此后，道光帝看奏折看得厌烦了，就挑剔奏折的细节，然后轻者“传旨申饬”，重者“交部议处”。当然，这些细节的错误毕竟不是多严重的事儿，可是，道光皇帝说你工作态度不认真，连个字都写不好，你还能承担什么重要的工作呢？这一下子后果就严重了，结果，被申饬的大臣上了好几道自我检讨的奏折，弄得天下皆知——当今道光皇帝可不是个善主，事必躬亲，明察秋毫。最后这才善罢甘休。
这样的例子接连发生，一些官员因此被降级、罚俸。
可这一闹剧的恶果也逐渐显现：
1、大臣们不敢轻易上书皇帝，而是“多磕头，少说话”；
2、文武百官逐渐养成了一种注重细节，注重形式的工作作风。官员们上折之前反复检查，地方督抚还好，毕竟有不少幕僚代劳，京官们只好自己检查推敲，很多人因此得了强迫症。
总之，通过这次“遗诏风波”，道光皇帝成功改组军机处，选中了与自己政治风格合拍的新助手，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治政风格。
应该承认，道光选择曹振镛作为搭档是一大败笔。虽不能说曹振镛是个奸臣，但是，在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时刻，道光需要的是大智大勇、敢闯敢干的开创型人才。曹振镛却恰恰相反，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就给王朝的衰落雪上加霜。道光一朝这种因上而下的执政风格——目光短浅、谨小慎微、注重形式、挑剔细节、不负责任、报喜不报忧、多磕头、少说话、只求自保，缺乏开拓进取精神，对道光朝以及此后的晚清政治影响深远。
道光帝并没有就此罢手，他还想整饬吏治，为衰朽的国家机器注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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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吏治难清（1）
大清至道光一朝，国家机器已经运转一百七十余年，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一种力不从心的衰朽状态，官场因循懈怠、贪污腐化的程度达到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程度。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刚登大宝的道光皇帝踌躇满志，在初试牛刀——改组军机处、选择了最佳拍档之后，又将会如何治理朝政呢？而此时的大清王朝又是怎样的一种官场形象呢？终生勤于政务的道光皇帝，面对官场潜规则，是痛加惩处还是放任自流？
【国家衰败，吏治懈怠】
古语说“明主治吏不治民”，可见吏治的重要。道光眼瞅着这国家日益衰朽，官场懈怠、贪污腐化，他是怒不可遏。登基之后，立即着手改组军机处，待稍稍坐稳皇帝宝座，雄心勃勃且欲大展鸿图的道光，首先将整顿的矛头指向了吏治。
但是，道光帝所要面对的形势异常严峻。清政府这部国家机器经过一百七十多年的运转，此时已是百病丛生、千疮百孔，在吏治上主要出现两大问题：
首先是官员普遍因循懈怠，不负责任，国家机关运转不灵；
其次是官员贪污###严重。
这样一群官僚能够让道光省心吗？甚至有人说嘉庆皇帝就是被这班不争气的官员给活活气死的。嘉庆去世前两年就发生过这样三件怪事。
嘉庆二十四年（公历1819年）初夏的一个黄昏，紫禁城里内廷各门已经落锁。附带说一下，紫禁城内乾清门以北，神武门以南为皇帝生活区，成为内廷，按规定此时除了皇帝、皇子，内廷里不能再有别的男人（太监除外）。内廷关门之后，太监沿途巡查，主要是消防检查，边走边喊，提醒各宫小心灯烛。
话说这天，巡查太监走到景运门附近，突然发现门边蹲着一个衣衫褴褛、胡子拉碴的汉子。太监胆儿小，顿时大呼小叫，喊来了一群太监，大家硬着头皮盘问，原来是进京上访的普通百姓，要找皇帝告御状。常言道，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太监嘴快，立即告诉了嘉庆皇帝，嘉庆怒不可遏，倒不是因地方官治理无方，导致天下百姓越级上访，而是责怪紫禁城的守卫工作如此松懈，随随便便就可以进来，倘若此人是个刺客，后果何敢设想？
第二件荒唐事发生在嘉庆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公历的1819年12月8日。那天嘉庆皇帝亲临太和殿，举行传胪大典，为武进士发榜。武举是国家选拔军官的考试，与科举考试一样，一甲前三名也叫状元、榜眼、探花。传胪大典就是由皇帝宣布中第进士名次的隆重典礼。此时，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到场分班排列，乐队高奏《庆平之章》，其中状元、榜眼、探花在唱名后要出班就御道左跪，行三跪九叩礼。
嘉庆已经到场，不料状元和探花双双缺席，典礼无法举行。道光询问有关官员，官员面面相觑，不知所以。一会儿报称状元和探花今天来到西华门，拟从此进宫，但西华门不开，现在正绕道紧急赶往东华门。
大家知道，西华门是紫禁城的西门，对着中南海；东华门是紫禁城的东门，对着王府井。要是今天绕行，只能走天安门广场，但清朝的时候天安门没有广场，是禁地，南起正阳门，北到景山后门，都是禁地，不许居民横穿，这两位状元和探花等于从西城赶往东城，还得出城门绕行。礼部官员躲不过去，硬着头皮表示虽然昨天临时调整了进宫路线，但您看这不基本上都来了吗？武状元和探花来自小地方，进京后不辨东西，也在所难免，请皇帝耐心等待。负责紫禁城守卫的官员也上前喋喋不休，说这回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严把宫门，就怕放进来上访的，所以，也休怪我们。嘉庆皇帝真不知该怪谁，气得说不出话来，只好宣布取消典礼，拂袖而去，临走下令革去两名倒霉蛋儿的状元、探花头衔（这可能是史上最背运、最冤枉的进士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三、吏治难清（2）
第三件事更离奇。嘉庆二十五年（公历1820年）是嘉庆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四月某日，兵部官员哭丧着脸报告大印（银质）找不到了，据分析可能失窃。这真是闻所未闻的奇案，要说别的衙门少东丢西似乎还情有可原，差不多相当于“国防部”的国家最高军事管理机关——兵部也被盗贼洗劫，而且拿走了大印，真是天下奇闻。这个大印每当军官升降，军需发放时都要用，必须严查。
一经清查此案，嘉庆帝才发现兵部的日常管理极其松懈，娶媳妇的花轿竟敢穿堂而过，各级在职官员熟视无睹，从不禁止。嘉庆皇帝命刑部和步军统领衙门多方缉拿，可最终仍然是毫无线索，只好由兵部官员分摊了重铸大印的费用结案。
天子眼皮底下尚且如此，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吏治就更加不堪。可见，国家机器已经因循废弛到了极点。嘉庆皇帝有时甚至破口大骂，直斥寡廉鲜耻，丧尽天良。但官员们无动于衷，没格调的就成天研究车马、服饰，互相攀比一下；格调高点儿的就练练书法，写写诗词而已。一旦出事，各级官员是能瞒就瞒，能推就推，瞒不过去，推脱不掉，就干脆作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官员无法，欲壑难填】
吏治方面更严重的是贪污###问题。
当时官僚的待遇应该说还是较为优厚的，虽然俸禄低一些，但从雍正朝起给官员发养廉银，也就是廉政补贴，一品大员每年能拿一至二万两白银（清朝养廉银标准按官员任职地区物价指数浮动，同一级别的官因任职地区不同而拿不一样的养廉银），就是一个七品芝麻官每年也能拿到一千两白银。虽然养廉银不能都入个人腰包，要拿出一部分作为衙门的办公经费，但剩余的部分也很可观。
另外，清朝官员只要不贪国家的钱，也就是皇帝的钱，适当搜刮点儿民脂民膏，上面基本上是放任不管的。当然，搜刮民财，也要坚守底线，最好别逼得百姓进京上访，尤其是不能官逼民反。
当时有一句话：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清朝地方官是三年一个任期，一个知府一个任期就能搜刮十万两白银，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啊。当然了，欲壑难填，清廉的官员能有几个？所以那些贪财成###的官员搂起钱来毫无顾忌，不管哪些是老百姓的钱，哪些是皇帝的钱，照单全收，绝不放过。
嘉庆年间，安徽省发生了一起震惊朝野、为侵吞国家赈灾款而最终导致官杀官的大案。那年，安徽省暴雨如注，洪泽湖水位暴涨，百姓家园被毁无数，很多人葬身鱼腹，即使活下来也是流离失所、生活无着。清政府一面组织泄洪，一面着手救济灾民。其中，山阳县知县王伸汉贪污赈灾银两万三千两，自入腰包一万三千两，另外一万两归衙役等人平分。不久，政府派查赈委员李毓昌来到山阳，检查赈灾款的发放情况。最初，王伸汉并未太重视，因为这种例行公事司空见惯，查赈委员开始都是横挑鼻子竖挑眼，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待奉上大笔银两孝敬，自然轻松过关。不料，查赈委员李毓昌刚中进士，一副书呆子脾气，初出茅庐，一心报效皇家，可以说是软硬不吃。王伸汉无可奈何，竟然下毒毒死了李毓昌，然后由县“公安局”出具验尸报告，称其自缢身亡。
然而，李毓昌的家属感觉事情过于蹊跷，便跑到北京督察院喊冤。最后，嘉庆皇帝传令下去，将山阳县知县王伸汉押解来京审讯，究出实情，嘉庆帝怒不可遏，叹为“天下第一奇案”，在严惩各犯之后，甚至将仅负领导责任的两江总督铁保发配新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三、吏治难清（3）
【朝野上下，潜规盛行】
道光皇帝继位初年，立即决定整顿吏治。皇帝既然有此心，大臣自然极力配合。经过苦思冥想，一个叫英和的军机大臣想出了个办法——建议道光皇帝清查整顿陋规。
什么是陋规？
拿今天的话说，就是官场的潜规则。但是，我感觉陋规这个词比“潜规则”更妙。所谓“陋”，就是拿不到桌面上、见不得阳光的东西；所谓“规”，是指你不遵循不行的规则。
中国古代的官员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直接治理百姓的官，叫“亲民之官”，俗称父母官、州县官，这部分官员人少；多的是第二部分官员——管理官员的官。州县官吃老百姓，管理州县官的官员就吃州县官。官吃民，官吃官，靠的就是陋规。
先说几个地方上的陋规：
浮收——拿今天话说叫摊派、滥收费。
勒折——清朝流通制钱（又称大钱、铜钱）和白银两种货币，这样一来，银与钱之间就有个比价问题，地方官在征收赋税时利用这个比价来做手脚。原本征收赋税时交白银，现在我要制钱，一两银子本可换一千到一千二百文制钱，但我规定换两千文制钱，勒令百姓接受这一折换比率。实际上，一两白银折两千文制钱还是低的，一般要翻一两倍。
签子钱——百姓告状，提交诉状的同时必须向衙役交钱。本来，按照清朝法律规定，清朝的老百姓打官司是不收诉讼费的。你不交签子钱也行，但官司基本上不予受理，交多少呢？一般是三四两银子起价，视诉讼标的浮动，可以讨价还价。
富户节礼——地方管辖区内的富人按季度向官员送钱，动辄上万。
棚费——科举考试，地方官向百姓敛钱，送给考官。可能有人会问，我家没有考生也要交吗？清朝官员手里拎着皮鞭子呢，不交？皮鞭扬起！
以上是官民之间的陋规，官员之间的陋规名目就更多了。下级对上级，地方官对京官，有业务联系的衙门之间，都要送礼。譬如：
节寿礼——当时有个词“三节两寿”：新年、端午、中秋是三节；长官及其老婆的生日是两寿，这时下级都要送礼。这样一来，一年四季官员都在送礼收礼。送多少？这也有行情，多了送不起，少了拿不出手。道光年间陕西省的行情是巡抚的下级每年给巡抚送节寿礼五千二百两。再加上前面提到的俸禄和养廉银，数目就非常大了。
程仪——官员过境不仅要招待，临行还要送红包，叫程仪。
各种部费——地方官到中央各部办事，要送钱，否则上报的公文肯定不合格，要办的事肯定拖延不决。地方官事务繁杂，难以在京久候，但中央各部也忙，凭什么要优先给你办，于是就得送钱。
别敬——地方官到京觐见皇帝或办事，临别送给京官的贿赂###礼物，主要是现金。道光年间，陕西布政使（相当于今天的副省长）张集馨两年上一次北京，他留下了一份记录，记载着他每次进京的送礼开支，最多的一次一万七千两，最少的一次一万一千两。送给谁了，不外乎掌管他命运的各级官员。当然，还得烧烧冷灶，什么是烧冷灶呢？就是长远投资，像那些无权无势的翰林院的穷翰林们每人也得给上个十两二十两，不知哪天用到谁了，现用佛现烧香就晚了。
此外，还有炭敬，拿今天的话说就是取暖费；冰敬，就是降温费，天热了，给领导几个买冷饮的钱；妆敬，送给长官眷属的钱，用来买化妆品的，我不会买，干脆，您自己买，我还省事儿了；文敬，送给长官孩子的奖学金，今年考得不错，叔叔奖励你，好好努力，将来比你父亲还有前途，等等。太多了，陋规之多，说也说不完。
三、吏治难清（4）
大家可能会问，陋规大行其道，国家肯定不会不加禁止。官员之间送来送去，不会有第三者在场，国家还可以拿没有证据来推诿，不加查办；但州县官直接向百姓强征陋规，那就是###裸地伸手要钱了，国家还能装聋作哑吗？
这个问题问得好，但既然无法禁止官员之间送来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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