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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与笔-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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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很傲慢,到了30岁尚未成婚。她父母说:“就你这条件,还等什么呢?”
  “我呀,等!一直等到有贤如梁伯鸾那样人,才嫁。”孟氏女公开了自己的理想,梁鸿一听,大合心志,就去求聘。孟氏女说:“不要什么聘礼,给身合体的布衣服、给双麻鞋就行,另外要有编筐织布的工具。”
  很明显,她是要过自力更生的平淡日子的。
  到了出嫁的那天,孟氏女却穿了一身非常不错的丝绸衣服。梁鸿以为她已失初志,七天也不搭理她。她就跪在床边请罪,说:“我羡慕先生你的义节,知道你曾拒绝数次提亲,我也是拒绝了数次提亲而等你这样的贤人呀!今天我有什么不对之处,请你指出,以便我改正。”
  梁鸿说:“我所追求的,是能穿短衣而和我一起隐居深山的女人。现在你嫁过来后,穿着上好衣服,还搽粉画眉,与我的志向不一呀!”
  “我是用这种办法测试一下你的志向,我当然也有归隐之志。”说完,即去更换旧日衣物。为纪念孟氏女的壮举,梁鸿还给她起了名字,叫孟光,字德曜。
  一对不合时宜即不与当世合作的夫妻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如同回家一样奔入山中,过上了男耕女织的生活。二人都是有文化的人,短不了共读一段《诗经》,也短不了弹琴唱和。然而,他们似乎并没有完全忘记世事,开始了危险的旅行。
  当他们东行到达汉刘第二帝国的首都洛阳时,被盛大的气派及繁忙的建设景象给震惊了。梁鸿就作了一首叫《五噫》的歌子,讽刺帝国为追求繁华与享乐而无节制使用民力:
  陟彼北芒兮,噫!
  顾览帝京兮,噫!
  宫室崔嵬兮,噫!
  人之劬劳兮,噫!
  辽辽未央兮,噫!
  这首简短有力的歌子很快从民间传到宫中,传进了帝国第三代领导人刘炟的耳朵里。刘炟大怒,下令抓捕梁鸿。孰料,梁鸿夫妇已经溜得无影无踪。梁鸿改了名字,叫运期,名耀,字侯光。究竟此名字有何含义,外人无法推知。夫妇俩半旅行、半流亡式地到了齐鲁大地(今山东地界)。住烦了,又去吴地(今江苏、浙江地界)。
  看来,名为隐士的梁鸿还忘不了对现实政治的“诽谤”,他出发去吴国之前,写了一首长诗,开头就显露出自己的社会批判锋芒,他说:辞别齐鲁旧邦,踏上征途,跋涉到那遥远的东南方去。心中有忧愁与哀伤,我的志向飘摇不定,忽升忽降。本想骑着飞奔的骏马,纵情天下,又担心引来俗世的毁谤。这个社会呀,让坏人来领导好人,读书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谄媚权势。我从来就没有可愧的行为,希望到异地见到尚贤的风俗。现在就以逍遥游的方式,来体验孔仲尼周游列国的滋味吧!
  在梁鸿的自我想象中,作为一个世所不遇的大才,他是庄子与孔子的组合体。
  以庄周的心态体验孔丘的流浪,真是一种空前绝后的奇想。但是,梁鸿在本质上还是一位坚定的反抗者,否则,他的文化生存就全然没了意义!
  到了吴地,他投靠了地方富豪皋伯通,居住在皋伯通大院外面厢房里。他的生计并不靠皋伯通接济,而是出去打工,给人舂米。
  这位来头奇特的打工者每次干活归来,孟光给他准备饭菜后,装到叫“案”的那种托盘之上,要将托盘举到齐眉之处,并不敢仰视他。这样的动作持之以恒,终为皋伯通察觉。“哇塞!哪有这么牛气的打工仔呀?”皋伯通由此判断该打工仔不是凡人,就恭敬地把他们夫妇接到大院里面去住了。梁鸿得到了一个稍好的居住环境,开始埋头著书,写了有十几篇。但其内容为何,后人无传。不久,他病死在了吴地,皋伯通佩服他是位不凡的人物,就把他埋在春秋时代吴国著名刺客要离墓边。孟光与孩子们则回到了扶风老家,至于孟氏如何度过余生,史无记载。一对志同道合的夫妻最终生死各居一方,也算是令人伤心的事情了。
  “举案齐眉”的故事转化成了成语,并演变夫妻相敬的典范,然而,短短的《五噫》之歌却成了少数人心灵反抗史的一段难以舍去的历史奏鸣曲!
  与梁鸿彻底飘游于体制外不同,稍晚的另一位反抗者却是位体制内人士。他叫杨伦,字仲理,陈留郡人。他的老师是在刘炟时代就已大名鼎鼎的丁鸿,丁鸿兼通《欧阳尚书》与《古文尚书》,杨伦学的是后者。
  杨伦的反抗是纯体制内的,他与梁鸿对社会的制度性否定不同,他坚持反对腐败。因为腐败问题虽然是一个大的社会问题,其实更是知识分子阶层的一个大问题,比方说《欧阳尚书》家学大师欧阳歙在身为太守之时,竟贪污了上千万的钱财。
  他杨伦与欧阳歙及《欧阳尚书》也是能扯上关系的,因为他的老师丁鸿是学习《欧阳尚书》出身,而老师的老师即桓荣老先生也是学习《欧阳尚书》出身。到了他杨伦呢,他就兼学《古文尚书》,并终以此立业。
  《古文尚书》作为一种新的学术版本,当然把《欧阳尚书》包括在内,但毕竟已是与《欧阳尚书》大不相同的新学问。他是否以改立《古文尚书》为业来表示与有腐败嫌疑或气息的《欧阳尚书》划清界线,史无可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反腐败的心态到了“发疯”的地步。
  杨伦是位正直的学者,起初学成时,极力推辞公府征召,而是专心致志地教学生。他讲学,不在繁华都市,也不在秀丽山庄,而是选在大泽中。就是选在大泽中,仍然有千余弟子跟从,可见影响力非凡。后来,不得已应召,以博士身份给刘炟的儿子清河王刘庆(也是安帝刘祜的父亲)当师傅。就在他刚任清河王傅的这一年,延光四年(公元125年),32岁的刘祜死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杨伦对刘祜的感情要比对自己服务的对象深得多,他扔下该干的差事,到洛阳去奔丧,并在宫殿外高声哀嚎。安帝的太太之一、阎太后得知杨伦“专擅去职”,大为恼怒,就下令给杨伦判刑即“坐抵罪”。很快,顺帝刘保登上皇位,借国家的丧后之喜,赦免杨伦的罪过,并让他在安帝的葬所恭陵守孝。守孝期满,升职为侍中。
  从隐士到博士,从博士到王傅,再由王傅到罪犯,而后升职中为中央高级官员,对一个本来心理素质良好的学者来说,等于又增加了重要阅历。由此,对付一宗牵涉面极广的腐败案件的责任,非他杨伦莫属。当时没人愿去触动那件大案子,因为案主任嘉的关系网极为庞大,与百余位将相大臣“牵染”。不仅小小的县令任嘉手眼通天,而且借着这种能量,他“带病上岗”,由邵陵县令升职为武威太守。
  杨伦决定拿掉贪贿千万、不降反升的任嘉,他很认真地写了一封告状信,信上说:
  “臣下我学习《春秋》,知道诛恶及本的道理,也就是说诛本而后恶消。这好比人抖落裘服一样,要拽着领子抖,领子持得正,裘服上的毛就顺了。现在,任嘉这个人犯了重罪,不但没有受惩处,反而以不干净的身子去到大郡做太守。不通过他这个案件查处保举他升官的人,就无法杜绝高官在国家政治中的奸行。以往,国家杀了湖陆令张叠、萧县令驷贤、徐州刺史刘福等几个大贪官,但为什么豺狼般的贪官于今不绝呢?就是没追究保举人的责任的原因!
  “历史上,齐桓公是位霸主,他的国内政治作为就是:杀了五个奸臣,而且追究保举他们的人的责任。如此,无论官员还是百姓就不非议朝政了。现在绝不能当断不断,继续纵容犯罪。凡是圣明的君主,听到仆役童子及一般妇女的进言,都把他们当作加给泰山的微尘,当作集于淮海的雾气,这微尘、这雾气虽然未必有益于泰山之势、淮海之气,但总是没有害处的。皇帝呀,您好好想想吧!”
  顺帝看罢告状信倒没说什么,反而是朝中大臣们大为不快,因为如果查处任嘉的案件或许会涉及自己的利益,至少也会得罪一批人,所以就指责杨伦言辞不逊即不知道尊重皇帝。紧接着又有朝中的低级官员说,杨伦知道了一些不该知道的事情,非法获取国家秘密以求正直名声。最后,罪名归结到对皇帝的不尊敬方面上来,杨伦被第二次判刑,不过判得比较轻,“结鬼薪”即给公家砍柴顶抵罪行。
  腐败集团还是比较客气的,要在“不敬”二字前头给加个“大”字,非要了杨伦的命不可。皇帝知道杨伦是“好心办错事”才被判刑,可他也没办法,就从中抹稀泥,下诏免予刑事处罚,送归老家种地。
  反腐败的壮举虽然折戟沉沙,但通过这次行动却再一次证明了学者群体中极少数精英的价值。
  反抗,在体制内反抗,也成了杨伦的价值尺度。在家闲居了不几年,汉刘第二帝国迎来了梁氏外戚专政的时代,杨伦被征为太中大夫,转而为大将军梁商的长史。长史是负责日常事务处理的最重要助手,但由于他不是事事服从主人且多对主人有批评,被开革出朝,到常山王那里去当师傅。
  杨伦坚决不服从任命,说自己有病在身,无法上任。抗拒朝命当然是对皇帝不敬,又有人捣鼓着要给他判刑。这回杨伦豁出去了,给皇帝写了一封口气强硬的短函:“有留死一尺,无北行一寸。刎颈不易,九裂不恨。匹夫所执,强于三军,固敢有辞。”
  皇帝读信后十分气愤,就下诏训斥他:“(杨)伦出幽升高,宠以藩傅,稽留王命,擅止道路,托疾自从,苟肆狷志。”于是,杨伦再遭逮捕并交由国家最高法官即廷尉审理。后来,皇帝也觉得没趣,就再次下诏免罪。杨伦这次回了家,说什么也不出仕了,“闭门讲授,自绝人事”。
  再听到公车到来的消息,他扔下学生,就从后门溜走,像做了贼似的。看来,他的体制内反抗已经转换成了体制外不合作。
  在不合作的心态支持下,杨老先生走完了生命的历程,终老于家。
  他比梁鸿好多了,尸骨埋于桑梓地;梁鸿呢,虽与春秋名人要离葬身为伴,但他心爱的孟光在死后,魂魄还要不远千里由陕西往浙江飘移,去重温举案齐眉的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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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与宦官的夹击
家党逼死了郅寿与乐恢却栽在丁鸿手中。丁鸿的资历与成就绝非郅乐二人可比:首先他是开国功臣丁的后代,丁地位虽不能与邓禹、马成、吴汉等人相比,但名声绝不亚于32名将之外的任何人;其次,丁鸿本人因学术功底深厚,解答明帝刘庄的学术疑难问题①而得巨大荣宠,“禀食公车,与博士同礼”;再有,丁鸿历事两代,荣宠愈重,汉刘第二帝国的第三代领导人刘炟不但给了他乡侯的爵位,而且在制定官方统一儒学教材的“白虎观会议”上,“鸿以才高,论难最明,诸儒称之,帝数嗟美焉”。
  这三项硬资本是任何一个想压制丁鸿言论或对他施加人身迫害的人,不得不细细考虑的。丁鸿拥有这三大官方资本,还有民间的不可估量的道德影响力即他个人道德水准所赢得的声誉。当年,他父亲丁随同刘秀东征西讨,丁鸿就与弟弟丁盛在家共过寒苦的日子,用心抚养小弟。后来,他父亲功成名就,有了爵位,死时当传给他。他就给皇帝写信,要求让丁盛袭封,皇帝不答应。等父亲的丧事办完,他就将孝服脱下来挂到守墓的冢庐之上,给丁盛留下书信,自己远走。
  丁鸿在信上说:“哥我贪恋经书,不曾顾及父亲的大恩与兄弟间的大义,少年时代我就拜师求学,对父亲的生死都没尽到做长子的责任。这样,就受到皇天和我丁氏祖先的双重惩罚,身体有难治的大病,无法承担父亲爵位的继承与传递。此前,我也向朝廷上书,要求把父爵转给你,可是朝廷不答应,我不得不暂时承袭。现在,我正式放弃父爵,寻找良医治病。如果治不好,那我只有死在外边了!”丁鸿下决心将爵位让给弟弟,自己从颖川远逃到东海,相当于现在从河南南部逃到山东。就是遇见过去的同学,他也假装不认识。他的同学鲍骏知道他是“阳狂”即故意避见旧人,就教训他说:“《春秋》之义,不以家事废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绝父亲不灭之基,可谓智乎?”
  听得同学深劝,丁鸿有所感悟,“垂涕叹息,乃还就国,开门教授”。由逃富贵的隐士变成开门授徒的大师,他的影响力很快延及民间。与此同时,鲍骏也将丁鸿的学问与行节上报给了刘庄,刘庄大为感动,称赞丁鸿是天下的大贤。这也为日后的征召打下了基础,更成为反对窦家党的最大软实力。一项软实力、三大硬资本,好像就是为猖狂的窦家党准备的。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司徒袁安去世,丁鸿由太仆之位升职,接任司徒。
  袁安是窦家党对外政策方面的敌手,窦宪想置袁安于死地而不得,就自行权力,不让袁安过问①。袁安对付不了窦家党,每与公卿大臣议事,动不动就“噫呜流涕”。表面看来,这是软弱的表现,实际上呢,也是争取人心的策略。丁鸿当时任九卿之一的太仆职位,当然明白朝廷内外对窦家党的厌恶,所以,他从接任司徒之职那一天开始就打定处理窦家党的腹稿。
  春天的稿子在夏天里念了出来。
  永元四年(公元92年)夏天,农历六月一日,天空出现日食。而后,全国又有不少地方发生了地震,同时久旱无雨,蝗虫成灾。两汉是讲究天人感应的时代,灾难与异象很快就被学者们与现实政治联系起来。于是,丁鸿上书,发起了对窦家党的反击战,他长长的揭发信要点有三:
  第一,臣下骄横导致异象与政变,是有历史教训的。《诗》曰:“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春秋》日食三十六,弑君三十二。
  《春秋》所记比较容易理解,《诗经》原文呢,是为《十月之交》一首的开头两句,意思是说:“十月反常,日月相交,本月初一是辛卯日。表示灾异的日食现象出现,这代表着有重大恶行要发生。”
  日食发生在六月初一,与《诗经》上指的十月初一还相差4个月呢,但是这并不妨碍现象类比,特别是作者要导出怎样的结果。有该首诗第一部分就足够了,因为第一段接着说道:“那月亮昏暗无光,这太阳蒙上阴影。如今不幸的下民们,有无比的哀伤在心头。”①
  第二,则说窦家党已经有失臣节,即:“背王室,向私门,此乃上威损,下权盛也。……此臣骄溢背君,专功独行也。”
  这是不争的事实,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丁鸿已经拿历史说事并引了两大历史文献为证。为了加强道德攻势,在以道德亏欠揭露为主的该部分,他再引《诗经》上的话说:“敬天之怒,不敢戏豫。”是呀,老天爷对窦家都发怒,还有人敢闹着玩儿吗?
  第三,则把窦家党政治道德败坏的社会反映给摆到桌面上,即:“部署之吏无所畏惮,纵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内贪猾,竟为奸吏,小民吁嗟,怨气满腹。”
  设使这怨气终有一天压不住了,那就不仅仅是窦家党本身的危险,而是要导致整个汉刘第二帝国的倾覆。事关重大,就不能不拿窦家党开刀,用现在的话来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其实,对于窦氏兄弟这么高级的官员,根本不用杀,只要把他们的权力剥夺,也就成了章帝刘炟所说的“孤雏”与“腐鼠”。
  接到这件长长的上奏,14岁的和帝刘肇决心冒险解决窦家党问题。或者说,丁鸿的上书使他坚定了除去窦家党的决心,因为少年皇帝早有暗中打算,只是窦宪手握重兵在凉州,他没法一网打尽而已。
  在丁鸿这样的核心级官员明确表示除掉窦家党之外,还有暗中运作的关键人物,这个人是宦官郑众。郑众虽然身为宦官,但也已身历三朝:在刘庄时代,他是太子家的小官;在刘炟时代,他任小黄门(少府杂官,秩六百石),而后升为中常侍(秩千石),成了皇帝的顾问人员之一;刘肇即位,又给了他钩盾令(秩六百石)的兼职。
  郑众是一个深有心机的人,而钩盾令的职务又非常要紧,因为手下有一批杂员散布在宫外,如他们负责的鸿池在洛阳东二十里,又如直里园在洛阳城西南角。这个特殊的系统不只负责看守池泽、收种水果,更主要的是一个情报系统。可以肯定地说,郑众手下在鸿池和直里园收集起来社情民意,通过郑众整理,汇报到皇帝那里,正好与后来的丁鸿上奏中所说的“小民吁嗟,怨气满腹”相印证。
  至于窦家党阴谋造反、企图杀害和帝刘肇的筹划,是否有可靠证据,换言之,是否道听途说而来,史无详证。分析而论,职任射声校尉的窦宪女婿郭举及职任长乐少府职务的郭举之父郭璜,与邓叠等窦家党的异常活动引起了郑众的高度警觉。尤其郭举,代替了当年的刘畅,成了窦太后的情人,实在令人气愤。此前,窦太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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