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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与笔-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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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议比130年前的石渠阁会议规模更大、时间更长。参加会议的著名学者有丁鸿、桓郁（桓荣的儿子）、刘羡、鲁恭、班固、李育、英逵、魏应、杨终等人。会上，由五官中郎将魏应提问，著名学者们分别回答，由侍中淳于恭平奏其议，皇帝刘炟“称制临决”。
对于皇帝确定的答案，由班固分类编为《白虎通议》，再由皇帝下诏颁行天下，即为钦定教科书。《白虎通议》不同于石渠阁钦定教材的地方就在于，它大量引用谶纬学说，使经学与神学混为一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神学经学。用现在的话来说，使迷信学说得以合法化。
刘炟召开此次会议的决心不仅是继承祖父刘秀、父亲刘庄发展儒学的遗志，而且是要与130年的那位汉刘祖宗接上脉续。他在决定开会的诏书中明确地表示了这点，似乎为显示自己年少好学所打下的学术功底，在诏书中他多次引用儒家文献以及孔夫子《论语》原文。其曰：
夏商周三代训导人民，以教育为本。我汉刘天下在暴秦之后，推崇儒术，设立了《五经》各专业，并置有相应的博士官位。而后呢，学者们精心研习，各有师承之称，实际上学说不一。孝宣帝认为那个时代的人们已经离圣人很远了，应当更为广博地学习有关儒家著作，就设立了《大小夏侯尚书》的博士，后来又设立了《京氏易》的博士。到世祖中兴，在建武年间又设立《严氏春秋》、《大小戴礼》的博士。以上二位祖先，都是为扶进微学、尊广道艺而努力的。
中元元年诏书称：《五经》章句烦多，讨论精减一些内容。到永平元年，当时的长水校尉上奏说：先帝弘扬儒学确是大业，但要根据时代特征而施行不同的学术策略。
我现在就本着这个意思，召集著名学者们共同讨论经义，以便有利于后来的学者们有自学教材。
孔夫子说过：“学之不讲，是吾忧也。”又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唉呀哈！大家与我共勉吧！
他这一声“唉呀哈”（原文为“于戏”的感叹词），使他成为东汉历史上最受人尊重的皇帝。他爹刘庄虽然也以儒学学术见长，但过于精细乃至于苛薄；而他刘炟呢，宽容的天性似乎与生俱来，所以，大约在又一个130年后，一位知名学者兼军事强人曹丕评价他们父子说：“明帝察察，章帝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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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抗 所以我存在
汉刘第二帝国经过前两代领导人的努力，建设文化超级大国所有硬件已经备好，第三代伊始将软件安装就绪，开始高速运行。但是，这个文化超级大国再强大，总会遇到反抗，并且这个反抗并不来自外部，而是来自于内部。
帝国内部的抵抗绝不是毫无意义的，相反，对整个帝国政治命运的影响非同一般。“我反抗，所以我存在”成了东汉的道德风向标，尽管那个时代人们并未如此哲学化总结。
在历史上留下“举案齐眉”成语故事的梁鸿就是一位坚定的反抗者。
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今陕西西安北）人。他的父亲梁让是王莽时代的既得利益者，被封为修远伯，奉祠远古少昊氏。但是，梁让很早就死了，幼年梁鸿就用一领席子卷了父亲的尸体，埋掉。由于是王莽封的远古贵族的后裔，梁鸿得入太学学习。虽然很穷，但能保持气节。他学习的方式与常人不同，勤于阅读而不拘泥于字面意思。学成后，没得官做，就到老家附近的上林苑中去放猪。
放猪的少年梁鸿可谓时运不济。有一次，他不小心未灭尽烧饭的余火，烧了别人的临时居所（也是上林苑中的闲房子）。他不逃避责任，就问被烧居所的主人损失了什么东西，而后把自己的所有猪都抵给人家。人家嫌少，他就以身为仆役抵偿余价。梁鸿给主人干活非常勤奋，从不耍滑，主人家的几位年长的邻居猜知梁鸿不是一般人，就共同做主人的思想工作，让他把猪群还给梁鸿。正直的梁鸿坚决不要，起身返回乡里。由此，梁鸿名满长安一带。
在乡下，有些势力的人家羡慕他的名声，都想把女儿嫁给他，可是，梁鸿并不答应。倒是同县有个孟姓女子，身体肥大，又黑又丑，有一把蛮力气，还很傲慢，到了30岁尚未成婚。她父母说：“就你这条件，还等什么呢？”
“我呀，等！一直等到有贤如梁伯鸾那样人，才嫁。”孟氏女公开了自己的理想，梁鸿一听，大合心志，就去求聘。孟氏女说：“不要什么聘礼，给身合体的布衣服、给双麻鞋就行，另外要有编筐织布的工具。”
很明显，她是要过自力更生的平淡日子的。
到了出嫁的那天，孟氏女却穿了一身非常不错的丝绸衣服。梁鸿以为她已失初志，七天也不搭理她。她就跪在床边请罪，说：“我羡慕先生你的义节，知道你曾拒绝数次提亲，我也是拒绝了数次提亲而等你这样的贤人呀！今天我有什么不对之处，请你指出，以便我改正。”
梁鸿说：“我所追求的，是能穿短衣而和我一起隐居深山的女人。现在你嫁过来后，穿着上好衣服，还搽粉画眉，与我的志向不一呀！”
“我是用这种办法测试一下你的志向，我当然也有归隐之志。”说完，即去更换旧日衣物。为纪念孟氏女的壮举，梁鸿还给她起了名字，叫孟光，字德曜。
一对不合时宜即不与当世合作的夫妻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如同回家一样奔入山中，过上了男耕女织的生活。二人都是有文化的人，短不了共读一段《诗经》，也短不了弹琴唱和。然而，他们似乎并没有完全忘记世事，开始了危险的旅行。
当他们东行到达汉刘第二帝国的首都洛阳时，被盛大的气派及繁忙的建设景象给震惊了。梁鸿就作了一首叫《五噫》的歌子，讽刺帝国为追求繁华与享乐而无节制使用民力：
陟彼北芒兮，噫！
顾览帝京兮，噫！
宫室崔嵬兮，噫！
人之劬劳兮，噫！
辽辽未央兮，噫！
这首简短有力的歌子很快从民间传到宫中，传进了帝国第三代领导人刘炟的耳朵里。刘炟大怒，下令抓捕梁鸿。孰料，梁鸿夫妇已经溜得无影无踪。梁鸿改了名字，叫运期，名耀，字侯光。究竟此名字有何含义，外人无法推知。夫妇俩半旅行、半流亡式地到了齐鲁大地（今山东地界）。住烦了，又去吴地（今江苏、浙江地界）。
看来，名为隐士的梁鸿还忘不了对现实政治的“诽谤”，他出发去吴国之前，写了一首长诗，开头就显露出自己的社会批判锋芒，他说：辞别齐鲁旧邦，踏上征途，跋涉到那遥远的东南方去。心中有忧愁与哀伤，我的志向飘摇不定，忽升忽降。本想骑着飞奔的骏马，纵情天下，又担心引来俗世的毁谤。这个社会呀，让坏人来领导好人，读书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谄媚权势。我从来就没有可愧的行为，希望到异地见到尚贤的风俗。现在就以逍遥游的方式，来体验孔仲尼周游列国的滋味吧！
在梁鸿的自我想象中，作为一个世所不遇的大才，他是庄子与孔子的组合体。
以庄周的心态体验孔丘的流浪，真是一种空前绝后的奇想。但是，梁鸿在本质上还是一位坚定的反抗者，否则，他的文化生存就全然没了意义！
到了吴地，他投靠了地方富豪皋伯通，居住在皋伯通大院外面厢房里。他的生计并不靠皋伯通接济，而是出去打工，给人舂米。
这位来头奇特的打工者每次干活归来，孟光给他准备饭菜后，装到叫“案”的那种托盘之上，要将托盘举到齐眉之处，并不敢仰视他。这样的动作持之以恒，终为皋伯通察觉。“哇塞！哪有这么牛气的打工仔呀？”皋伯通由此判断该打工仔不是凡人，就恭敬地把他们夫妇接到大院里面去住了。梁鸿得到了一个稍好的居住环境，开始埋头著书，写了有十几篇。但其内容为何，后人无传。不久，他病死在了吴地，皋伯通佩服他是位不凡的人物，就把他埋在春秋时代吴国著名刺客要离墓边。孟光与孩子们则回到了扶风老家，至于孟氏如何度过余生，史无记载。一对志同道合的夫妻最终生死各居一方，也算是令人伤心的事情了。
“举案齐眉”的故事转化成了成语，并演变夫妻相敬的典范，然而，短短的《五噫》之歌却成了少数人心灵反抗史的一段难以舍去的历史奏鸣曲！
与梁鸿彻底飘游于体制外不同，稍晚的另一位反抗者却是位体制内人士。他叫杨伦，字仲理，陈留郡人。他的老师是在刘炟时代就已大名鼎鼎的丁鸿，丁鸿兼通《欧阳尚书》与《古文尚书》，杨伦学的是后者。
杨伦的反抗是纯体制内的，他与梁鸿对社会的制度性否定不同，他坚持反对腐败。因为腐败问题虽然是一个大的社会问题，其实更是知识分子阶层的一个大问题，比方说《欧阳尚书》家学大师欧阳歙在身为太守之时，竟贪污了上千万的钱财。
他杨伦与欧阳歙及《欧阳尚书》也是能扯上关系的，因为他的老师丁鸿是学习《欧阳尚书》出身，而老师的老师即桓荣老先生也是学习《欧阳尚书》出身。到了他杨伦呢，他就兼学《古文尚书》，并终以此立业。
《古文尚书》作为一种新的学术版本，当然把《欧阳尚书》包括在内，但毕竟已是与《欧阳尚书》大不相同的新学问。他是否以改立《古文尚书》为业来表示与有腐败嫌疑或气息的《欧阳尚书》划清界线，史无可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反腐败的心态到了“发疯”的地步。
杨伦是位正直的学者，起初学成时，极力推辞公府征召，而是专心致志地教学生。他讲学，不在繁华都市，也不在秀丽山庄，而是选在大泽中。就是选在大泽中，仍然有千余弟子跟从，可见影响力非凡。后来，不得已应召，以博士身份给刘炟的儿子清河王刘庆（也是安帝刘祜的父亲）当师傅。就在他刚任清河王傅的这一年，延光四年（公元125年），32岁的刘祜死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杨伦对刘祜的感情要比对自己服务的对象深得多，他扔下该干的差事，到洛阳去奔丧，并在宫殿外高声哀嚎。安帝的太太之一、阎太后得知杨伦“专擅去职”，大为恼怒，就下令给杨伦判刑即“坐抵罪”。很快，顺帝刘保登上皇位，借国家的丧后之喜，赦免杨伦的罪过，并让他在安帝的葬所恭陵守孝。守孝期满，升职为侍中。
从隐士到博士，从博士到王傅，再由王傅到罪犯，而后升职中为中央高级官员，对一个本来心理素质良好的学者来说，等于又增加了重要阅历。由此，对付一宗牵涉面极广的腐败案件的责任，非他杨伦莫属。当时没人愿去触动那件大案子，因为案主任嘉的关系网极为庞大，与百余位将相大臣“牵染”。不仅小小的县令任嘉手眼通天，而且借着这种能量，他“带病上岗”，由邵陵县令升职为武威太守。
杨伦决定拿掉贪贿千万、不降反升的任嘉，他很认真地写了一封告状信，信上说：
“臣下我学习《春秋》，知道诛恶及本的道理，也就是说诛本而后恶消。这好比人抖落裘服一样，要拽着领子抖，领子持得正，裘服上的毛就顺了。现在，任嘉这个人犯了重罪，不但没有受惩处，反而以不干净的身子去到大郡做太守。不通过他这个案件查处保举他升官的人，就无法杜绝高官在国家政治中的奸行。以往，国家杀了湖陆令张叠、萧县令驷贤、徐州刺史刘福等几个大贪官，但为什么豺狼般的贪官于今不绝呢？就是没追究保举人的责任的原因！
“历史上，齐桓公是位霸主，他的国内政治作为就是：杀了五个奸臣，而且追究保举他们的人的责任。如此，无论官员还是百姓就不非议朝政了。现在绝不能当断不断，继续纵容犯罪。凡是圣明的君主，听到仆役童子及一般妇女的进言，都把他们当作加给泰山的微尘，当作集于淮海的雾气，这微尘、这雾气虽然未必有益于泰山之势、淮海之气，但总是没有害处的。皇帝呀，您好好想想吧！”
顺帝看罢告状信倒没说什么，反而是朝中大臣们大为不快，因为如果查处任嘉的案件或许会涉及自己的利益，至少也会得罪一批人，所以就指责杨伦言辞不逊即不知道尊重皇帝。紧接着又有朝中的低级官员说，杨伦知道了一些不该知道的事情，非法获取国家枚何娜送馄莼鹿俚娜嵌氛旱队氡省∽髡撸呼胙宄�
自序 由司马光东汉风俗论说起
众所周知，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典籍中，国史上品是《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成书晚于《三国志》），此为“前四史”。而前四史之外，最好的国史作品非《资治通鉴》莫属。
通鉴作为中国编年史巨著，其用笔精当、品评得体，时至今日亦无出其右者。这并不是厚古薄今之论，因通鉴在当时的主要作用是为“资治”之用，即为皇帝治理国家而将此前的历史事件按序写清，其必以简而不陋、当而不杂为不易的标准。主编者司马光的学识也为一代之冠，学风扎实且寄托深远。
对于东汉这段历史，司马光可以说是情有独钟，而他的“东汉风俗论”也成为史评绝品。在《资治通鉴？汉纪》最后，他说：“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若有东汉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贵戚擅权，嬖倖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混淆，是非颠倒可谓乱矣。”面对国家政治的败坏，知识分子们不甘随波逐流，乃奋起抗争，在政治高层有杨震、李固、陈蕃等人“用公义扶其危”，在民间有以范滂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立私论救其败”。这些人特受司马光之尊重，在通鉴“东汉风俗论”中他继续写道：“至有冒斧钺，僵仆于前，而忠义奋发，继起于后，随踵就戮，视死如归。”
司马光坚决认为，这些人的道德抗争是东汉初三朝道德教化的远期收益。为了说明东汉风俗也即知识分子主流意识的道德性，司马光还举了曹操不敢明确代汉的事例，加以说明，他写道：“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
从一个侧面讲，东汉一代是中国知识分子道德品质的黄金时期，甚至可以说范晔的《后汉书》就是一部东汉知识分子的道德抗争史。
中国历史以汉唐为荣耀，但是唐实不如汉，因为唐继隋而精化科举，知识分子的生产基本流水线化，其道德担当大大减低。所以，有近代史学家如夏曾佑称科举开启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进入了“无耻时代”。即便是两汉之间，东汉亦胜于西汉。比较王莽与曹操两个篡权者的操作方式便可明了：西汉末王莽之篡，有四十多万知识分子为其歌功颂德，称为文人之耻；东汉末，曹操虽极力拉拢士人，称为唯才是举，但如司马光之论，“犹畏名义”。
作为知识分子道德品质的黄金时代，彰显其品质的是道德败坏集团的无耻行径。东汉继西汉有外戚之弊，而无以革除，知识分子们就以捍卫皇权即传统为己任，与外戚集团进行不懈的斗争。这一斗争以丁鸿与袁安对东汉最盛外戚窦氏家族及其政治小集团（称为“窦党”或“窦家党”）的反击为始，直到梁冀集团的覆亡。
宦官作为一个特别针对外戚集团的特定阶层，他们在以“身份关系”分享皇权之时，一直是外戚的竞争对手。因此，在除掉窦家党方面起主要作用即实际发动政变的则是宦官集团。宦官把持朝政，根本不可能注重政治道德的重建与维护，相反，他们皆以败坏吏治、毒化社会风尚为能事，所以文人集团要把原来反对外戚的力量，投放到反对宦官集团上面来。桓灵二帝时代，著名的党锢之祸，就是知识分子与宦官集团斗争失败的结果。
同时呢，在针对宦官的斗争中，知识分子集团又与外戚结成同盟，使原来的三角斗争转化成了“两大阵营”的冲突。
夏曾佑先生在其民国时代成书的《中国古代史》（上）一书中，用了不小的篇幅论述东汉的宦官外戚冲突，其曰：“前汉之世，外戚与宦官常相结；而后汉之世，外戚与宦官常相诛。相结之极，王氏盗汉；相诛之极，天下土崩。”这种斗争的结果大大影响了中国以后的政治文化，“二千载以还，遂与中国相终始”。换言之，以皇权（及其变种）为表现的集权政治制度，不可避免地要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高层权力内斗中去。
用比较流行的现代政治观点来论，这该叫非民主政治的成本。
夏老先生仍以史为据，评论道：“读史者每叹古人之愚，然平心论之，殆非愚也。此盖出于家天下之极端。人主一家之安危，与天下之利害相连，而每遇皇家变动之时，外廷尚不及知，仓猝之间，其权必归于外戚、宦官之争，而影响遂及天下焉。而天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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