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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由心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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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哪一天，窑洞才能成为建筑博物馆的珍藏，让人类永远告别穴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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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的琴童（1）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值得怀恋的时代。
处在一个社会变革时期，很容易产生各种“热”潮，引人注目的学琴热就是一个兴起在那一时期并且一直持续到如今依然风头不减的现象。
这个现象的直接结果便是为音乐院校提供了大量优质生源，为各类综合学校输送了大批特长生，提升了年轻一代对音乐、特别是古典音乐的接触程度，也为新闻媒介提供了持续近二十年的讨论不尽的话题。
目前；许多在国内外音乐院校就读或者已经毕业的学生，都是当年学琴热的第一代产物，他们中的一些佼佼者已经成为颇有名气的演奏家；比如郎朗、李云迪。
我的女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了学琴大军中的一个小小的琴童，并且经过曲折与艰难，走进了专业音乐学生的行列。
关于女儿学琴，我曾进行过无数次的反思，自己当时的决定究竟有多少跟风的成分？结果，我和丈夫都认为，在女儿学琴的问题上，我们似乎是一种慎重选择，而并非由于外界的诱惑，理由是，作为一个非艺术家庭，我们对音乐有着坚定而持久的热爱，这就足够了。
然而，这种选择，究竟是成就了女儿的前途还是制约了女儿的发展？我至今都没有得出一个圆满的答案。生活就是一条单行线，不能倒退，不能折返，永远没有对另一种选择进行检验的机会。
五岁半，女儿接受音乐启蒙，老师是音乐学院的一名大三学生，据说这位男生是该校第一个从事家教的学生，他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交响乐团工作。
学琴第二年，女儿考入音乐学院课余音乐小学，师从一位刚从美国学成回国的少壮派老师，女儿当时的年纪，老师说从事演奏专业已经太“老”了。
学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练琴之苦，不亲自实践的人是无法体会的。尽管我家琴童已经成为音乐专业的研究生赴海外留学，但是，作为曾经的琴童家长，当年过五关斩六将比赛、考学的情景历历在目。当女儿终于考上音乐学院附中、在选择上附中还是上重点中学的时候，先生出差未归，报到时间在即，经过连续三晚的失眠后，我把决定权交给了女儿，并在女儿的坚决要求下，作出了艰难的选择。
进入音乐院校的琴童相对于庞大的学琴大军，数量是很少的。根据其家庭背景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子承父业”的世家子弟，另一类来自没有音乐背景的普通家庭。较知名的青年乐手，胡坤、王晓东、吕思清等都出身于音乐世家；郎朗、李云迪等则出身于普通人家。中国历来有“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职业承袭现象，特别是技巧性职业，比如著名的杂技之乡吴桥，“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人人会两手”。由于环境、遗传等因素，世家子弟从事音乐专业更得天独厚一些，普通家庭则要困难得多，那种在焦虑与期待、失落与向往、苦闷与快慰的交织中度过的漫长岁月，造就了一代不屈不挠的中国琴童的父母们。
演奏是一门实践艺术，熟能生巧，不勤学苦练绝对成不了气候，而若无点音乐天赋，即使再刻苦也无济于事。只有当技术娴熟到成为一种下意识的时候，才可能追求更高的音乐表现。琴童学习以进行音阶、练习曲等技术训练为主，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少则一两个小时，多则四五个小时，学了专业时间更长（考试或比赛前可练到十个小时），发烧也不休息，除非躺在床上起不来。一位朋友的儿子，脚被自行车夹伤（那时孩子多被父母驮在后座上去上课），打了石膏不能站立，学校的课可以不上，但琴课不能停。朋友把儿子背到琴房，让他靠墙根单腿立着，老师也不含糊，来了就得上课，一句怜惜的话都没有。便是练琴潦草的我家琴童，因生得单薄，玩这“体力活儿”有点力不从心，一年也只有年三十放一天假。“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点儿也不假。
由于专业学习必须开始的年龄，孩子还不懂事，根本不可能对自己进行未来“设计”，因此，他们学音乐基本上都是家长的意愿，这是一种职业的无奈。在所有的艺术门类中，演奏是最需要及早学习的行当之一，业余爱好可以大器晚成，若想搞专业（主要指演奏专业），绝等不到懂事了再学。我曾就此问过一些音乐学院学生，他们大都表示喜欢学音乐，有的还说：“幸亏小时候父母逼着学琴，否则就与音乐无缘了。”一位学工科、已工作了的女孩则遗憾地表示：“要是父母也喜欢音乐，让我从小学琴就好了，我现在特别羡慕搞音乐或者有音乐特长的人。”可她妈妈却说：“现在你说想学，当初真让你学你就不这么说了。”
长大的琴童（2）
几乎没有孩子喜欢练琴——上台表演除外。练琴不是演出，也不是自娱自乐，每天的功课，对儿童来说没有任何乐趣而言。如果在做作业和练琴之间作一个选择，绝大多数孩子宁愿做作业，甚至包括他们讨厌的作文。孩子练琴时，往往以喝水、上厕所等为借口，磨蹭、装病、自残，逃避枯燥无味的学习。一个学长号的男孩，他父亲要求他的练习时间以哈气在号管里的凝水达到杯子的某一个刻度为准。为了敷衍父亲，孩子常以自来水冒充，被父亲偶然发现，遭受皮肉之苦后，他便每每发誓：“爸，这回是‘真水’！”但奇怪的是，相当多的孩子，练琴时纵有一百个不乐意，但要说不学了，他们还不干。我见过一个学小提琴的女孩，每次她妈妈说“这么费劲，咱别学了”，她搂着琴像生离死别一样哭得异常伤心——最后又痛苦地学下去。还有一个孩子，小时候对父母千辛万苦攒钱买来的钢琴恨之入骨，勉强弹了几年，死活不肯再学。上了初中，偶见同门琴友已是身手不凡，顿时懊悔不已，抱怨父母没让她坚持下来。
孩子不爱练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无论怎样努力，都很难达到老师的要求，父母更是恨铁不成钢。没有成就感，自然难有兴趣，更谈不上热爱。孩子练琴时往往愁眉苦脸，像郎朗那样自觉苦练的琴童（据别人描述），我从未见过。一位母亲说，她就怕儿子因被逼练琴而痛恨音乐，为了让他对小提琴有兴趣，她不敢逼迫，不得不减少时间，儿子实在不想练就去干别的。保持了与音乐的缘分，代价也不言而喻，在儿子通过音乐学院附中入学考试后，经过若干个不眠之夜的思考，她最后还是选择了放弃，怕儿子“学不出来”——搞专业不能凭兴趣，儿子能始终保持学习热情吗？曾担任一所重点大学交响乐队首席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但这位彻头彻尾的爱乐者，始终为自己未能从事音乐专业而耿耿于怀。
家长让孩子学琴的动机可以说五花八门：有的从职业角度，希望孩子通过学习音乐将来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有的从“素质教育”的角度，希望提高孩子的艺术修养；有的因为自己爱好音乐，把陪孩子学琴当作一种乐趣；有的望子成龙，希望孩子将来成为天才的演奏家；还有的看别人的孩子学琴，担心自己的孩子将来会缺少竞争力。
于是，一批又一批的家长带着各种不同的目的，使自己的儿子或女儿变成琴童。
学琴能开发智力吗？学习音乐到底有什么好处？一位小提琴教授说“孩子能不能通过学琴而变聪明我不知道，但是不聪明的孩子绝对学不了琴这一点是肯定的”。我也有这种感觉，所接触过的琴童没有不聪明的（指能学到一定程度的孩子），他们文化课学起来都不吃力，差不多都是班干部、三好学生。不知他们是因为聪明而能学琴，还是因为学琴变得聪明的。八十年代中，我进修普通心理学专业时，曾参与对所在城市三所高校的一百多名学生进行人格因素测试，智力分数一项，得分最高的是音乐学院组，其次是理工科大学组，最后是医学院组。我的一位从事教育的朋友，曾用一种我不熟悉的评估方式，对艺术院校和非艺术院校的两组学生做过一个比较，认为艺术院校的学生更个性化、更具创造力，也就是说，他们的心灵更接近于自由，想象力更为丰富。由于样本小，结果也许不具必然性，但至少提示了教育环境对被教育者人格形成的影响：艺术教育可能比较注重个性，培养人格，益于智力开发。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重视艺术教育，可能也是基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考虑。
学琴需要环境。单枪匹马的学习和在一种氛围中学习，效果可能大不一样。据说郎朗年幼时在一个筒子楼走廊两边好几家的孩子都在学琴，你追我赶竞争十分激烈，成效显而易见。我原先所在一个几百人的小单位，职工适龄子女学音乐的居然有十几个（好像是同事间互相影响的），家属院里每日弹棉花锯木头的乐声不绝，大部分坚持下来了，每年都有考上音乐院校的，计有七八人选择了音乐专业，目前已有3位留学美国，以至于那个小单位的许多人以为学音乐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西安有一所普通中学，由于一位音乐学院老师的介入，使这所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中学在前些年名声大噪——学校有一支出色的管乐队，学生从初一起学习演奏，音乐素养较高，她的学生后来被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清华、北航、北方交大和中央音乐学院，一时间，家长纷纷把孩子送到学校的音乐班，那位老师也被学生和家长所推崇。
长大的琴童（3）
我认识的琴童，算起来数量也不少——从小和家童一起拜师的琴友，以及亲友同事的孩子，无论学键盘、弦乐、管乐还是民乐，目前多已长大，他们的走向大致分两类：第一类为音乐专业，这里边又有分类，有的学演奏（或演唱）专业，尽管可以或者有可能成为演奏（唱）家的凤毛鳞角，但依然是众多琴童和他们家长的梦想；有的学理论——作曲、指挥、音乐学或音乐教育等，这类专业对演奏（唱）技能要求相对低一些，但对综合音乐及文化素质要求较高（有人认为音乐学院文化课、特别是理工科课程太少，是有道理的，主要是与专业课程时间安排相矛盾）。第二类为非音乐专业，也有两种情况，有的作为特长生成为学校乐队成员，或经常演练的超级乐迷；有的（多为半途而废的琴童）则不再摆弄乐器，或尚保留爱乐，或与常人无异，或走向极端——对音乐持抵触态度。
总之，父母对音乐的热爱与持之以恒、拜一位德艺双馨的好老师以及创造一个适宜的学习氛围应该是学习的基本条件。
其实音乐领域也像围城，里边的想出来，外边的想进来。这种现象在其他行业也存在，有报道说，马晓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从来没有热爱过围棋。”据说是因为从小看父亲哥哥下棋，学会后很快出了名，糊里糊涂成了专业棋手。国外一位著名网球运动员也有类似观点，大意是：“一项运动，一旦成为职业，成为谋生的手段，就无论如何不可能像初始时那样热爱了。”
有媒体报道，北京目前的琴童超过十万，这个数字大概不包括长大的琴童，他们应该也有数万人，无论是否从事音乐专业，无论在读、工作还是出国，对于大多数曾经有过刻骨铭心学琴经历的人来说，他们是当代爱乐人的中坚分子，音乐将陪伴他们一生。同时，新的琴童队伍也以稳定增长的趋势不断生成，随着学生课业负担的减轻，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行，学习音乐会越来越受到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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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巢
女儿去美国读研究生，家里顿时空旷起来，三口之家变成二人世界，屋里空荡荡的，心里空落落的，真正成了空巢。
不知社会学家怎样看待空巢现象。
一对留守爹娘，饱尝每天大眼瞪小眼的寂寞，一下子好像很难适应。女儿从小到大，离家时间最长的一次是十五天——十六岁时随学校的少年交响乐团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巡回演出。此外无论小时候在幼儿园全托、还是上学后夏令营或者军训，包括大学期间住校，以及工作后出差，离家最多也就是一两周，我自己也没有出过半个月以上的长差。因此，习惯了和女儿厮守。女儿在家的日子，忙碌和快乐充满家里的每一寸空间。
当年，在我还没有准备好做母亲时，女儿就降生了。出生时她只有五斤多，重量还不及丈夫买来的一个西葫芦。抱着小小的女儿，我心里发誓，今生今世一定要好好疼她、爱她，多苦多累也要让她幸福、快乐。就这样心肝宝贝地养育了二十多年。
比起那些小留学生，女儿已经长大成人；在她这般年纪，我在外边闯荡好几年了。对于女儿的独立生活能力，我应该是放心的；对于女儿的学业，我应该是欣慰的。所谓“儿行千里母担忧”，其实更是一种牵肠挂肚的情感体验。我的一位也已空巢的朋友曾说：“你要明白，现在不是孩子需要你，而是你需要孩子。”
朋友说得对，在孩子长大以后，是我们更需要他们。因此，要尽快习惯空巢生活，趁着我们还不算太老。
空巢的日子其实也有好处。需要做家务的时间少了，不用早早起来预备早餐，睡懒觉的感觉很好。下班不用急急忙忙往家赶，我和先生一日两餐吃在单位，遵照营养学家晚餐少食的建议，厨房里的工作变得很简单。由于女儿有奖学金保证，我们也没有什么经济压力。
少了后顾之忧，我和先生成了真正的公家人，不知不觉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工作上，占用业余时间加个班之类的成了常事。想到如今很多用人单位，对三十五岁以上应聘者不予考虑，实在是失策。雇用空巢阶段的中年人，没有恋爱结婚的干扰，没有养育子女的拖累，没有繁重的家务负担；思想成熟，经验丰富，责任心强，吃苦耐劳，珍惜岗位，一个顶一个半，实在是很划算的。如果我掌管人事大权，一定要使员工年龄多元化，三比四比三的比例最好，三十岁以下三成，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四成，四十岁以上三成，特别青睐空巢女性。
空巢阶段时间可以再分配，业余看书上网时间增加，看望老人时间增加，出门旅行时间增加，整个人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变化！
想得乐观一点，空巢也许是我们的第二个春天。
聆听
如果不是音乐学院黄圣音老师的一个电话，恐怕就真和罗斯特洛波维奇大师错过了，小泽征尔虽然来过，但两位合作，实属难逢。我想，总不至于到剧院门口守株待兔，任黄牛宰割吧？
那天中午12点半，昏昏欲睡的午后，电话铃声突然大作。黄老师响亮的声音从话筒里传出：“明天下午你有空吗？”一激灵反应过来，忙问：“您有票？”答是明天的排练。不知道怎样千恩万谢地放下电话，一心等待明天。
第二天中午乘公交、转地铁、换出租，千辛万苦前往世纪剧院。拿到票一看，差点乐晕：楼下5排12座，我在“世纪”剧院还从未享用过这个等级的位置！待入坐后立即后悔不迭：没带照相机！由于是排练，因此允许拍照。旁边是记者席，摄象机、照相机，早有十来架口径不同的炮筒瞄准舞台——真该浑水摸鱼一把！
场内，音乐学院“青交”那些满脸稚气的乐手已经在台上就位，他们各顾各地吹、拉、弹拨着自己的乐器，各种声音杂乱交织，响成一片，直到排练开始。
小泽征尔在全场观众的注目下快步走上舞台。再睹大师风采，第一个感觉是他显老了，头发更加灰白，皱纹也更加深刻，脖子上挂的老花镜度数没准又长了，隔着单薄的上衣，甚至可以看到他微弯的脊梁和突出的胸椎。但他还是那样的精力充沛，他的并不强壮的身体充满活力，令台上台下为之一振。
当小泽张开手臂，点出《爱格蒙特》的第一个音符的时候，一种干净、和谐的声音立即旋荡在耳边，那些往常难免带着几分浮躁、优越和漫不经心的年轻乐手，居然表现出相当虔诚、真挚的情绪，连平日总是游移的目光也变得格外传神、动人。那一刻我竟有些瞠目结舌。听这样的《爱格蒙特》序曲，不难想象，大师花费了怎样的心血梳理了“青交”。
接下去的排练，小泽似乎对音响效果不太满意，于是向前移动了乐队的位置。令人感动的是，他十分关心楼上的观众，直到证实乐队位置的移动不影响观众才放心。听小泽的音乐会，不能不被他的身体语言感染。整场排练，至少有两次他先是单膝，然后双膝跪在指挥台上。他的两臂随身体而起伏，动作极有气势，全身心地诠释着前辈大师的音乐。坐在大师身后的两位女翻译，随时把他的要求传达给每一位乐手。尽管听不清说什么，但小泽不时用语言和手势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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