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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心窃危之”了。
　　郑孝胥是在1931年9月30日（农历辛末年八月十九日）晚上8时被溥仪秘密召见的，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诣行在。召见郑孝胥、胡嗣瑗，陈淑妃事；既退，复召孝胥，令拟恢复大意。吉田来，请下午幸日本司令部，勿使人从……###电话，今夜八时入见。上语在司令部所见板垣参谋部来使及罗振玉，司令部请上乘日舰赴大连入奉天，罗振玉为熙洽、荣厚之代表，候乘舆至奉，吉林先宣布复辟。”
　　溥仪特赦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看到了这篇日记，又回忆历史细节，并写入《我的前半生》一书中。他说，那天下午，应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香椎浩平中将的邀请，单独前往海光寺日本兵营，与专程来接他赴东北的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的代表上角利一见面，罗振玉则带着东北保安副总司令张作相的参谋长、远支宗室熙洽盼望“皇上”立即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的信伴同而来。但溥仪没有马上表态，香椎遂亮出威胁的口吻，说天津的治安情形不好，希望考虑板垣大佐的意见，动身到东北去。
　　在历史即将拐弯的时候，溥仪慎之又慎，不敢轻易迈出“东行”的第一步，总括起来原因有三：一是日本军界的态度乃至日本最高当局的态度，尚未彻底明朗，可否凭借，能否得到地方行政实权，都须调查；二是日本政界持异议。据《郑孝胥日记》载，早在10月3日，日本驻津领事馆后藤副领事就曾“约郑垂往谈，谓东行宜慎重”，似乎上角与罗氏潜来天津的风声已漏。到10月14日日本驻津总领事桑岛主计来见溥仪时，还带了满铁总裁内田康哉的一句话来：“一切请上珍重，不可轻动，所事应看天心民心所向何多也，云云。”10月15日，日本领事馆又派人晋见溥仪，“劝帝勿急”。与此同时，日军司令部也向溥仪耳边吹风，“以为机至当行，不必告人”，明确流露出日本驻津领事馆与日军驻津司令部之间的矛盾；三是陈宝琛为首的一批遗老坚决“主拒”。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头一个表示反对的是陈宝琛，追随他的是胡嗣瑗、陈曾寿”，当溥仪提到熙洽的信“决不会说谎”时，陈宝琛沉痛地说：“天与人归，势属必然，光复故物，岂非小臣终身之愿？唯局势混沌不分，贸然从事，只怕去时容易回时难！”
　　第二天，徐良把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翻译官吉田忠太郎秘密拟订的关于溥仪出关的具体办法呈给溥仪过目，其中谈及由天津乘船“直趋营口”，“又云不得带从人，只可先以上角、徐良二人随去”。胡嗣瑗认为“足见其谋之诈妄”，并揭露说，金梁、徐良等“欲孤注我主人，成则专功，败则不顾”，乃“请上一切从缓”。
　　面对日本军阀挑起的侵华战争，国际社会中若干有势力的国家，如英、美、法等态度暧昧，他们一边观望，一边采取两面三刀的政策。对此，陈宝琛是很警惕的，以为其中必有阴谋，不受表面现象的迷惑。溥仪的感觉则不同，仅凭一两件事情就认定英国袒护日本了。他在自己的书中叙述了这样一件事：1931年10月初，英国驻津军队司令官牛湛德准将访问###，对溥仪因九一八事变而获得契机表示“私人的祝贺”，并说：“如果陛下能在伟大的满洲重新登极，陛下的仆人牛湛德，愿意充当龙旗下的一名士兵。”
　　有了这些分歧，溥仪在一些具体行动上也不那么顾忌陈宝琛了。在10月30日的《郑孝胥日记》中，出现了如下记载：“诣行在。召对，写谕旨十道，派张海鹏为满蒙独立军司令长官，马占山为北路总司令，贵福为西路总司令，宪原、宪基等人为大佐参谋，其东路总司令及预备军、前敌、保安诸总司令皆以空白谕旨备填写人名。”溥仪人未出关，却俨然已组建起关外的军队，可见他早把主意拿定了。

溥仪：在帝制崩溃后一再消长（13）
1931年11月2日在溥仪的《召见簿》上出现了日本驻辽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的名字。他是专门来劝溥仪“到东北去主持一切”的，并表示日本将“尊重领土主权”和他的“自主”。就在溥仪准备答应的时候，正在北京的陈宝琛看到报纸上有“土肥原欲携溥仪组织明光帝国”一类新闻，匆忙返津，下车直奔郑孝胥家“询近状”，继而又往###晋见溥仪，溥仪这才把会见土肥原的详情告诉他，并答应再与身边老臣商量一下。于是就有了在###召开的“御前会议”，以及陈宝琛与郑孝胥那一场著名的辩论。
　　陈宝琛反对出关北上，郑孝胥则主张速赴东北，两人大战若干回合。针对郑孝胥的“时机莫可错过”的论调，陈宝琛指出：当前东北政局未定，且日本内阁与军部态度不一，“轻举妄动有损无益”，更无需担心日本人先把“恭亲王”溥伟扶上去，占了溥仪的“皇帝宝座”。辩论发生在11月6日，据《郑孝胥日记》载：“诣行在。召对，咨东行大意。对曰：‘毋失日本之热心，速应国人之欢心。此英雄之事，非官吏、文士所能解也。’”这段话实实在在透露了那场辩论的内容和气氛。溥仪对两人的辩论并不表态，但心里认为陈宝琛是“忠心可嘉，迂腐不堪”。
　　11月8日以后溥仪不再召见陈宝琛了，直到11月10日，由日本人组织的汉奸便衣队大肆骚扰华界的“天津事件”，终于把溥仪送上从白河码头开往辽宁营口的日本轮船。那天日本“租界”全日戒严，溥仪又故意不给陈宝琛、胡嗣瑗、陈曾寿等送通行证，使他们根本不能进入“租界”，更到不了###，也就不能知晓“皇帝起驾”的计划，无从拦阻溥仪的行动了。所以，在陈曾寿之弟陈曾植11月11日的日记中，才有“虽陈■老亦不知也”这句感叹的话。连溥仪的临别留言也是在营口登陆后的11月13日才公布的，此谕曰：“园内一切事宜归陈曾寿全权办理，所有当差人等禀承咨训可也。”
　　溥仪在营口一上岸，便感到上了土肥原的当，先被关东军的代表控制在汤岗子温泉旅馆，继而又送到旅顺封锁在大和旅馆内，直到1932年1月15日，才准许他迁入肃亲王府，两天后溥仪的“密谕”传到天津###：“谕陈师傅、胡嗣瑗、陈曾寿仍维持驻津办事处，一切便宜行事。陈、胡安心，甚妥勿虑，定期即召来，勿萌退志。”“密谕”中还用了“梦寐之间，思见卿等”及“相见匪遥”等词语，以表达他对陈宝琛等老臣的思念之情，陈乃决定“赴旅顺请安”。
　　1932年1月24日，八十五岁高龄的陈宝琛由其子陈懋复（几士）和外甥刘骧业（午原）陪同，乘济通丸在北方最严寒的季节里抵大连，暂憩星浦大和旅馆，当即约郑孝胥和郑垂父子来见并共进午餐。据《郑孝胥日记》载，“■殊健”，还谈及“南京开‘国难会议’，邀载涛、达寿、宝熙、衡钧、段祺瑞、王揖唐、陈三立等，林綮赴南京未回”等情。陈宝琛当天就要赴旅顺见驾，郑孝胥则怪他未先电告，“言仓促赴旅，恐难入见”，陈宝琛答以“此来只尽己之心，若不得见，亦无可如何”。遂于当天“日斜”时刻，径往旅顺肃亲王府。据陈曾植日记载，“门卫日人闻■老来颇表敬意，立为传达召见”。当天晚上住在旅顺大和旅馆。
　　1月28日，郑孝胥和罗振玉作为溥仪的代表，与板垣征四郎在旅顺大和旅馆1号房间，就“联合三省为满蒙自由国”问题举行会谈。板垣提出“推举宣统帝为大总统，军民分治，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满、蒙、汉、日本、朝鲜人民无分畛域，合为一体”。罗振玉对“不称皇帝”提出异议，郑孝胥也表示：“皇帝总统之名，须加讨论。若权归皇帝而聘用日本名人为最高顾问，必可成中日合作之效。”对此，溥仪的态度也是坚决的，“谓共和制不适于亚洲，若举总统，则不能就”。
　　1月29日下午郑孝胥返回大连以后，曾往朋友家与陈宝琛晤谈，郑孝胥并未详谈实情，所谓“■询昨事，告以辞总统而已”。1月30日，溥仪派人“召■老复入见”，告以与板垣会谈的情景，“言拟建满蒙共和国，请上为总统，上未允”，“上述拒板垣事甚详”。陈宝琛亦“痛陈其不可，请上坚持”。罗振玉之四子罗福葆（君羽）当时在场，后来曾在亲属间讲述过当时的情景，他说陈师傅见到皇帝就放声大哭，跪在地上撞头说：“皇上，这件事千万答应不得，答应了，要受千秋万世的骂名。”皇帝看到这个样子，也流下眼泪，什么话都说不出来。陈宝琛怀着沉痛的心情向溥仪告别说：“臣风烛余年，恐未能再来；即来，亦恐未必能见。愿上珍重。”言毕，凄然而行。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溥仪：在帝制崩溃后一再消长（14）
1月31日，郑孝胥“至南方旅社视陈■庵”，两人围绕溥仪的前途问题再度争论起来。在筹建“满蒙新国家”问题上，郑孝胥虽然也表示坚持帝制，反对共和，但他认为更根本的问题是所谓“门户开放”，首先是向日本开放，这却是陈宝琛所反对的。
　　就在陈宝琛离开大连的当天，陈曾寿应溥仪电召，携婿周君适抵达大连。他成了陈宝琛继续关注溥仪与板垣谈判的眼睛和耳朵，成了陈宝琛继续与郑孝胥争辩的嘴巴。
　　据周君适回忆，陈曾寿离津时特撰《留别■老》七律一首，以赠陈宝琛：“贪天已罪况居奇，辛苦弥缝敢息机。肝胆何缘分楚越，云龙自古赖凭依。食笾卧席从捐弃，奇计常谈孰是非。傅德保身念年事，临歧郑重更沾衣。”
　　周君适作为当事人深悉内情，他说这首诗的起句“贪天已罪况居奇”即指郑孝胥，全诗则是对陈、郑论战的评价。陈宝琛很快就和了一首，题为《次韵仁先将之大连留别并示惜仲》：“眩人作剧太离奇，囊底贪天失镜机。岂有同舟心胆异，故应接壤辅车依。触蛮抵死犹争战，尧桀平情孰是非。中寿何知臣服罪，事成早办遂初衣。”
　　十天的旅顺之行虽然短暂，却使陈宝琛看清了溥仪作为日本关东军笼中之鸟的处境，他感到溥仪已经失去了主动，恢复大清帝国的最后的希望随之而十分渺茫了，但他从感情上又很不愿意也不能够摆脱与他的皇帝学生的关系，乃寄希望于求神问卜，并于隆冬季节亲往津郊关帝庙求得一签：“祖宗积德几多年，源远流长庆自然。但使勤修无倦己，天须还汝旧青毡。”
　　陈宝琛似乎又得到了安慰，向家人解释说：“沈阳是本朝的丰镐旧都，‘旧青毡’这个签很不坏！”联想陈曾寿最近来信中介绍的旅顺最新动态，似乎已初见应验：“今日到旅顺见上，说话甚多。总统一节，苏厂（郑孝胥）极力主张，且兴高采烈，以为指日上任矣。经板垣到旅见面劝驾两次，上严词拒绝。板心犹未死，大约尚有第三次。好在上意坚决，当不至落其圈套，而苏厂又扫兴矣。”
　　然而，终归还是落入圈套，占卜帮不了陈宝琛。到2月19日报上登出消息，说奉、吉、黑三省“长官”张景惠、熙洽、臧式毅等，与板垣征四郎在沈阳会商“建国”事，结果确定“新国家”的名号为“满洲国”，元首称“执政”，为终身职，并发表宣言称“诸族共和，期自由自治精神之达成”。2月24日陈曾寿电告天津，证实了这一消息，在电文中隐称伪满“共和国”为“公司”。
　　落套既定，对陈宝琛来说郑孝胥已经取得胜利，然而陈宝琛是很不情愿接受这一事实的，当即与在津的胡嗣瑗商讨对策，并急电探询溥仪的态度，电文自然仍以隐语：“公司定货允否？盼复。”2月27日，陈曾寿的复信到了，并无好消息，所谓“新国家为一非驴非马之形式，然处于不得不允之地”。他在致胡嗣瑗并转陈宝琛的信中详述了溥仪等在谈判中的处境，这封信也是受命而写：“自提出大总统后，上极力拒绝。旋派罗、郑、上角赴奉晤板垣，面尽一切。乃郑一味敷衍，不传本意，毫无结果。昨日板自来，改为‘执政’名目，避去‘共和’字样。势在必行，加以威胁。寿与郑父子不免冲突。上不得已，乃允其暂行执政。俟议会议定国体，或为君主，再加审慎，度德量力，以定去就。若民主，则立即辞退。属其将此意宣言之，渠亦允诺。唯此局面，明是骗局，但不允则危机立见。其错在离天津，此后乃必至之果。叔言（罗振玉）此时颇持正论，而已无及，但顿首自咎而已。上属以经过情形转告，属勿过懊恼。请即转告太傅（陈宝琛）。”
　　尽管溥仪仍表示对陈宝琛、陈曾寿、胡嗣瑗等信从和依赖，而对郑孝胥等颇有怨恨，甚至大骂郑孝胥“非人类”，最后还是走上了郑氏父子鼓吹的道路，基本放弃了“正统系”的十二个条件，同意“暂任执政一年”，一年之内，宪法成立，国体决定，再定去就。
　　1932年3月9日，溥仪在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其后电召陈老师、朱师傅，他俩以年老体弱“不耐东北严寒”为词而力辞不就职。他们不但不满于溥仪的偷渡之举，更不满于当时围绕在溥仪身边的郑孝胥父子等人，为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依仗外势专为身谋，不恤大体，不顾恩义，不谙掌故，一切以意为之。眼前必闹笑话，异日必多流弊，听之不可，争之不得”，因此是绝不可以与之同流合污的。1934年3月1日溥仪在“新京”（长春）举行“第三次登极”大典仪式，身份是满洲国康德皇帝，北京的王公旧臣纷纷前往朝贺。。　最好的txt下载网

溥仪：在帝制崩溃后一再消长（15）
成为封面人物的溥仪
　　就在溥仪登极后不几天，“康德皇帝”溥仪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时代》周刊是由出生于中国的美国人亨利·卢斯和布里顿·哈登筹资万美元，于1923年创办的。该刊的宗旨是要使“忙人”能够充分了解世界大事。其观点代表并影响着人们，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受众对新闻事件的看法。此前中国人出现在《时代》上的封面人物寥寥无几，但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如吴佩孚、曹锟、蒋介石等。然而，这些人，溥仪只闻其名，未见其人。
　　然而，有个人却是例外，那是在他之后上榜的汪精卫。他不但耳有所闻，也目有所见。当时，汪精卫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年届52岁，已是暮年。《时代》封面选用了汪精卫近期的一幅肖像素描，脸上虽透出干练，但神情略显疲惫。曾以风度翩翩而著称的汪精卫，传奇的丰采不复存在。
　　汪精卫与1934年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溥仪有一种特殊联系。1910年，参加孙中山同盟会的汪精卫来到北京，图谋刺杀溥仪的父亲、清王朝摄政王载沣，以表现革命者勇气，唤醒民众。当年，27岁的汪精卫英姿勃发，虽然因暗杀失利而身陷大狱，却因此天下闻名。“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在狱中的这一曲引吭高歌，其浩然正气令很多人为之钦佩，为之仰望。这一年是宣统二年，皇帝溥仪刚刚4岁，不知是否有人在他面前提到过“汪精卫”或“汪兆铭”（汪精卫的本名）。
　　然而，1940年，在日本的扶植下，汪精卫在南京宣布成立另一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他就任政府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行政院院长，拥有自己的行政系统、军队、外交等，一方面与移都重庆的国民政府及老对手蒋介石分庭抗礼，另一方面与东北的“大满洲帝国”遥相呼应。之后，汪精卫甚至还亲自到长春访问，在日本军队的刀光剑影中与溥仪握手言欢，而蒋介石则与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毛泽东联系合作抗日。
　　溥仪当伪满洲皇帝13年，也是中国深受日本践踏、屠戮的13年。1945年8月的一天，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进殿见溥仪，通知他苏联已正式对日宣战，“政府”即日迁至通化。山田乙三还向溥仪吹嘘了一通，说通化山连山，山套山，关东军在那里修了多少地下工事，掏空了多少大山，那里是地下长城，固若金汤。请“陛下”完全可以放心，将来一旦美军在日本本土登陆，日本天皇也将到这里来。
　　溥仪的作息时间表全乱了。那天一清早，他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在“内廷”的小圈圈里，东一头，西一头，漫无目的地看这看那。据说，溥仪这个时候最害怕的反而不是大兵压境的苏联军队，而是与他朝夕相处的日本关东军。他害怕日本人在倒台之前的最后一夜，会把他杀掉，杀人灭口。过去是叫什么“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就担心日本把他消灭，特别害怕这个。
　　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不想走也得走，只有请求宽限两天，收拾行李和安排随行人员。当天就开始慌慌乱乱地收拾行李，还夹着要钻几回防空洞。其实苏联飞机一颗炸弹没有扔，只是扔了一些照明弹。而且在紧张地收拾行装时，还受了两场虚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