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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三落三起-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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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这个不寻常的年份开始了,1月1日,周恩来就先后同李先念、邓小平谈话。3日、6日,主持有邓小平等4人参加的会议,研究十届二中全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及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指示要点等。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是于1月5日发出的。1月8日至10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除讨论了四届人大准备工作外,还追认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他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接着,1月13日至17日召开的全国四届人大,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12人为副总理。1月间,周恩来还数次主持有邓小平等出席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并于18日、27日两次同邓小平单独谈话。在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研究了国务院副总理分工问题。2月1日,周恩来嘱咐有关人员转告邓小平,请邓将各副总理分工列出,说:“他不好讲,由我讲”。同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12位副总理分工。会议确定,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周恩来在会上郑重地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次日,他致信毛泽东,汇报各副总理分工情况,毛泽东圈阅了此信。)他还在同日主持的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出席的会议上,重申了毛泽东关于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的评价,宣布国务院“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会上,邓小平也讲了话。此后,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就实际上由邓小平来主持了。几个月后即1975年9月,重病中的周恩来在他的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时,满怀信心地对外宣布:我现在病中,已经不能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我党的内外方针。此时的邓小平,集党政军重要职务于一身,运用党中央、毛泽东赋予的权力,在周恩来坚定、有力的支持下,凭着对党、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大刀阔斧地开始了对“文革”错误主导下的各行各业的全面整顿,从而也开始了粉碎“四人帮”以后进行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大胆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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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15)
11。相互支持激励,共唱国际悲歌。周恩来十分关切地注视着邓小平的工作,抽时间同邓小平谈话,了解情况,给予支持。2月16日、20日、26日,他同邓小平等谈话。对于邓小平的任命,“四人帮”极为不满,他们从3月1日开始,借反对经验主义之名,又向邓小平和周恩来发起了新的围攻。4月1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批判“经验主义”。第二天,周恩来与邓小平谈话。中旬,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再提反对经验主义问题,要求讨论,受到邓小平的抵制。周恩来很关心事态发展。于11日、14日两次同邓小平谈话。12日,也同江青谈了话。18日,邓小平在陪同毛泽东会见来访的金日成时,反映了月初以来江青等人大反经验主义问题,表示不同意。毛泽东表示同意邓小平意见。第二天,周恩来在同金日成会见后,同陪见的邓小平谈话。23日,毛泽东明确表示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并告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在4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等在发言中严词批评江青等。会后,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诬告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支持、纵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认为“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为了解这次会议情况,周恩来先后同邓小平等谈话。5月初由“四人帮”兴起的“反对经验主义”达到了一个高潮。
5月3日,周恩来、邓小平出席了毛泽东生前出席并主持的最后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对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及其宗派活动进行了尖锐的批判。4日,周恩来即同邓小平谈话,之后又同王海容等谈话。他在起草的意见稿中,表示拥护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意见,此外,也“同意小平同志意见”,“愿自我批评的就说,说多少都可以,不说也可以,不要勉为其难”。5月18日,邓小平出访法国刚回国,周恩来即同他谈话。鉴于周恩来的病情,毛泽东即与周恩来商定,改由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5月27日、6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叶剑英等对“四人帮”进行了尖锐批评,迫使王洪文、江青作了检讨。5月28日,周恩来同邓小平长谈,了解会议情况。6月7日,又同邓小平等长谈。两人还要参加长谈的王海容等,将政治局上的发言情况报告毛泽东。之后,邓小平当面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再次肯定了政治局工作有成绩,支持邓小平“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向毛泽东表示自己有这个决心。6月15日、27日,周恩来同邓小平单独进行了两次谈话。30日,周恩来将江青的检讨信批给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建议送毛泽东批阅。邓小平等阅后均表示“同意总理的建议”。毛泽东也圈阅了此件。7月4日、16日,周恩来又单独两次同邓小平谈话,并两次主持有邓小平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毛泽东眼病治疗方案。25日,毛泽东在关于故事片《创业》问题的来信上批评江青等指责、扼杀此片,江青等一方面诬称毛泽东批示是邓小平“有意强加给主席的”,另一方面竭力否认搞了“十条罪名”。鉴于此,周恩来在医院里设法找来江青等人强加给《创业》的“十条意见”。8月1日至6日,周恩来先后同邓小平等谈话。15日,同邓小平谈话,次日,又同邓小平等谈话。30日,同邓小平谈话。9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讲话,江青在会上却大放厥词,毛泽东予以严厉斥责。17日,邓小平回到北京后,周恩来即同他谈话。10月,先后数次同邓小平等谈话。11月,周恩来病势沉重,2日同邓小平单独谈话,后来,只能同前来看望的邓小平等作简短谈话了。言谈之间,充满了对邓小平的信赖。
邓小平不负重托,不负众望,在1975年中主持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
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16)
这一切,周恩来看在眼里,喜在心上。1975年10月24日,周恩来不得不再次实施大手术治疗。进手术室前,他躺在平车上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邓小平即上前俯身问候。周恩来吃力地用手握住邓小平的双手,目光注视着相识五十多年,年小自己6岁的得力助手和亲密战友,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一字一句地对邓小平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对周恩来的病,邓小平一直十分关切。1974年5月12日,他与周恩来同外宾正式会谈前就首先建议:遵照医生的劝告,周恩来参加会谈的时间最好不超过一小时。后来的一些外事活动,邓小平都尽力照顾到周恩来的病况。正如1975年6月7日周恩来会见外宾时所说:现在会谈、宴会,都由邓小平副总理负责了,给我提供了休息的机会。8月7日,当周恩来在手术室里做治疗时,邓小平等在医院守候。9月20日,当医生再次为周恩来施行大手术治疗时,发现癌细胞已扩散至全身,无法医治了。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10月24日晚至次日晨,再次施行手术治疗,邓小平等在医院守候。12月,已身陷险境的邓小平曾3次前来医院探望周恩来。1976年1月5日凌晨,周恩来做最后一次治疗手术,邓小平等前来看望、守候。
周恩来、邓小平这两位亲密战友之间的深厚友情长达半个多世纪。彼此相互信赖,互相尊重,情深意切。周恩来病重,将重担托给邓小平。
含悲送知己,大海葬忠魂。周恩来和邓小平两位世纪伟人,为创建和建设新中国,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他们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不寻常友谊,感人至深,难以言表。尤其是邓小平主持追悼周恩来治丧活动,回忆起来更令人心灵震撼。
此时的邓小平,处境越来越困难。1975年11月15日,他向毛泽东提出不再代替主持中央工作,尽管毛泽东表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但11天后中共中央下发的毛泽东谈话要点,标志着使全国“再度陷入混乱”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始。所以,邓小平已经很难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了。周恩来患病住院后,邓小平经常前去探望。指示医疗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12月底,周恩来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邓小平等都赶到医院。被抢救过来的周恩来还告诉张春桥,要他和王洪文“多帮助小平同志工作”。周恩来逝世当天,中央政治局马上召开会议讨论治丧问题。20多年后,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回忆父亲当时心情:“父亲他不讲,但是他的悲痛是没有人能够代替的。父亲是非常冷静的人,他对自己的生死,对其他这些东西,看得非常开,但是总理的逝世对他的打击是非常大的。他知道,总理肯定早晚是要去世的。但是一旦他走了,他还是悲痛欲绝。”
8日傍晚,神情肃穆的邓小平坐在办公桌前给毛泽东写请示报告。他写道:主席,政治局专门讨论了恩来同志的丧事问题,拟定了:(一)请示报告;(二)讣告;(三)治丧委员会名单,现送请审批。由于心情悲痛,简短的报告写得很吃力。9日凌晨1时,年迈的毛泽东在审阅完这份报告后批示:“同意”。
声泪俱下话别兄长。邓小平主持周恩来的丧事,受到了“四人帮”的种种阻挠。他们利用舆论工具极力破坏首都和各地悼念活动,压缩删除人民群众悼念活动的报道,仅1月13日一天,姚文元就接连3次指令新华社,压缩悼念活动消息和宣传周恩来的文章。尤其令人愤慨的是,1月14日,各报在头版头条发表的《大辩论带来大变化》文章,竟然说:“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这种强奸民意的做法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同时,他们还在谁致悼词问题上大做文章。
本来,1月12日邓小平就将中共中央对周恩来悼词清样报送毛泽东审阅,并书面报告:悼词是由政治局会议审定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毛泽东圈阅并批示“同意”。据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在当日下午读报时间仔细听着工作人员念悼词清样时,泪如泉涌,失声痛哭。情绪长时间笼罩在悲痛之中。
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17)
周恩来生前曾嘱咐葬仪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任何人,一定不要特殊化,不开追悼会。但邓小平讲,这个人民不答应。“四人帮”又摆出种种理由,说邓小平致悼词不合适,反对邓小平在追悼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叶剑英洞烛其奸,斩钉截铁地说: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合适的,小平同志是党中央副主席,在国务院代替总理主持工作,又有国际威望,理应由他来致悼词。很明显,叶剑英是努力使邓小平再次以主要领导人的身分出现在人民面前。后来,邓小平的子女又感慨万分地讲:由父亲致悼词,如果总理在天有灵,他是欣慰的,如果让总理选择,他一定会选择父亲,父亲也愿意为他做。
1月15日下午3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和首都各界代表500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邓小平一家除邓朴方(在医院也是痛哭不已)外,都参加了追悼大会。当走到周恩来遗像前鞠躬时,他们都抑制不住地失声痛哭。在如诉如泣的哀乐声中,邓小平臂戴黑纱,强忍哀痛,步履沉重地来到会场正中悬挂的周恩来遗像和安放的骨灰盒旁,站在毛泽东敬献的花圈旁,语调低沉开始致悼词。
性格刚强的邓小平,念稿子因悲伤念不下去的时候极为少见。在这篇不到3200字的悼词中,有几次他哽咽着念不下去了。特别是他讲到周恩来于何时“心脏停止了跳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时,他几乎停了下来。整个会场都是一片“呜呜……”的哭声。
接着,邓小平深情地回顾了周恩来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作出的巨大贡献和不朽的功绩,号召大家学习他的光辉业绩和思想风范。他坚定的语音回荡在大厅内,深深地感染着在场的人们:“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周恩来和我们永别了!”邓小平的话把人们的思绪又带到极其悲痛气氛中,有的人情不自禁地又哭了起来。最后,邓小平以“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结束了自己的讲话。致完悼词,邓小平和大家向周恩来遗像三鞠躬,当他和叶剑英走到邓颖超面前时,哀痛又涌上心头。他用力紧紧地握着邓颖超的手,久久不忍松开。
完成遗愿播撒骨灰。不保留骨灰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五十年代就共同商定的。周恩来得知自己的病已无法挽救时,又一再叮嘱邓颖超:一定遵守过去的约定,死后不保留骨灰而全部撒到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为此,邓颖超于1月12日派身边工作人员出去寻找撒骨灰地方,说最好撒在有水的地方。几个人先后去了玉泉山、京密引水渠等几个地方。皆因冬季结冰而未选中。根据邓小平指示,有关负责同志经与邓颖超商议,决定改用飞机播撒在江河土地上。考虑到邓颖超身体,建议她只送到机场,由工作人员登机播撒。
对商定的这个办法,邓小平认为比播撒在某一个固定地方好,表示同意,并委托有关负责人准备。14日,他把商定的办法转告叶剑英、李先念等,得到他们的赞同。并具体规定了播撒骨灰的飞机、时间、地点。
周恩来遗体移放在北京医院时,邓小平和叶剑英等在遗体前静默致哀。遗体火化时,火化工跺着脚嚎啕大哭,不忍心按动火化电钮。骨灰出来后,工人们都跪在地上收拣。
1月15日追悼大会上,邓小平敬献了花圈,表达对挚友的深切悼念。大会结束后,许多群众还站在西长安街至八宝山道路两旁,准备最后向总理告别。当晚8时,载着周恩来骨灰的安—2型飞机由北京东郊起飞,邓颖超来到机场向升入夜空的飞机挥手,与周恩来作最后的诀别。飞机在北京密云撒下第一包骨灰,尔后又在天津、黄河入海口撒下了最后一包骨灰。历时4个多小时的播撒骨灰结束了。16日各报纸报道:“遵照周恩来同志生前的遗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
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18)
邓小平感到十分欣慰的是,在自己第三次被打倒前,亲手组织了周恩来的治丧活动。他为周恩来致悼词,也是他第三次“落”前最后的一次公开露面。紧接着,他被确定为只管外事工作,4月上旬,他被撒销了一切领导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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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1)
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这个领导要取信于民,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
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我请你们把我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同志在北京逝世,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发布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认为:邓小平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的稳定,创造了充分的条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邓小平对建立第三代中央集体这个重大问题的思考由来已久,最初始于1977年第二次复出工作之后,以后又经过了两个总书记的职务变动,直至###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建立,以及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班完成,历时十余年,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1982年中共十二大前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开始考虑中央集体接班的问题。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倡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了不少年轻干部进入党中央领导机构。
特别是1979年10月,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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