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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灯微光里的梦-林徽因的一生-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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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本书著者为此专访了徐志摩、林徽因同时代的几位朋友。
经济学家陈岱孙说：“徐志摩与林徽因在伦敦恋爱也不可信，那时林徽因才十六、七岁。徐志摩这人很糊涂，有一次请客，只一桌人，客人都到了，他没想，到坐下一看全是女性。徐志摩与林徽因恋爱，林长民也不会同意。”（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日著者与散文家奚学瑶同访陈岱孙记录）陈叔通侄女、陈植之妹陈意女士，二十年代留学美国攻读家政系营养学，林徽因有时从费城到纽约，因陈植和梁思成的亲密关系，多借住陈意宿舍。陈问过她和徐的关系，林徽因明确否认“恋情”，并认为徐志摩不该抛弃张幼仪。林还说自己决不能做破坏别人婚姻的事，还说自己曾经劝说过徐志摩与张幼仪和好。（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二日著者访问陈意记录）
另有多篇公开发表的文字和陈岱荪、陈意看法一致。
文洁若和萧乾同去看望冰心，也问及林对徐有没有过恋情，冰心断然否认：“林徽因认识徐志摩的时候，她才十六岁，徐比她大十来岁，而且是个有妇之夫，像林徽因这样一位大家闺秀，是绝不会让他为自己的缘故打离婚的。”（文洁若文《才貌是可以双全的——林徽因侧影》）
林徽因莫逆之交费慰梅（WilmaFairbank）的话说得更详尽，她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曲莹璞、关超等译）中写道：
在多年以后听她（按，指林徽因）谈到徐志摩，我注意到她的记忆总是和文学大师们联系在一起——雪莱、基兹、拜伦、凯塞琳？曼斯菲尔德、弗吉尼亚？伍尔芙，以及其他人。在我看来，在他的挚爱中他可能承担了教师和指导者的角色，把她导入英国的诗歌和戏剧的世界，以及那些把他自己也同时迷住的新的美、新的理想、新的感受。就这样他可能为她对于他所热爱的书籍和喜欢的梦想的灵敏的反应而高兴。他可能编织出一些幻想来。
我有一个印象，她是被徐志摩的性格、他的追求和他对她的热烈感情所迷住了，然而她只有十六岁，并不是像有些人所想像的那样是一个有心计的女人。她不过是一个住在父亲家里的女学生。徐志摩对她的热情并没有在这个缺乏经验的女孩身上引起同等的反应。
费慰梅说得非常明确，尽管徐编织幻想，林却没有同样的反应！林徽因同辈人中唯有凌叔华晚年的说法略现偏差，她这样回忆：“他和林徽因、陆小曼等等恋爱也一点不隐藏的坦白告诉我多次了。”（见赵家璧《谈徐志摩遗文》，一九八三年第一期《新文学史料》季刊）所谓偏差，指凌的表述容易造成误解，似乎林徽因与徐志摩是相恋过。但仔细辨析这话，恋爱的主语是徐志摩，语意只是表达徐恋林，至于林是否恋徐，并未加以确认。再参阅华裔女作家木令耆记述凌叔华的有关谈话：“然后她（凌叔华）叙述了一下徐志摩生前死后的一些故事，尤其是关于徐志摩与梁思成、林徽音的友谊……徐志摩是这对夫妇的密友，为了林徽音在北京的一次演讲，徐志摩赶上飞机从上海飞去，不幸途中飞机失事。”（木令耆：《菊访》，载《海外华人作家散文选》）这里两次道及徐、林关系，凌叔华用词是“友谊”、“密友”，均无涉爱情。凌叔华与林徽因有过芥蒂，如果传闻纷纷的“恋情”确属于事实，凌叔华不会讳莫如深。再放开来看，所有徐、林同时代的知情人，除了否认的证言，没有一人证实过林徽因回应了徐志摩的热烈追求，这决非共谋的集体沉默。
看来，林徽因之子梁从诫下面的话，未必如某些文章所质疑，是为其母避讳：
在我和姐姐长大后，母亲曾经断断续续地同我们讲过他们的往事。……当徐志摩以西方式诗人的热情突然对母亲表示倾心的时候，母亲无论在精神上、思想上、还是生活体验上都处在与他完全不能对等的地位上，因此也就不可能产生相应的感情。母亲后来说过，那时，像他这么一个在旧伦理教育熏陶下长大的姑娘，竟会像有人传说地那样去同一个比自己大八、九岁的已婚男子谈恋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
同样，梁思成对费慰梅说的话也未必是替妻子避讳。他说，不管徐志摩向林徽因求婚这段插曲造成过什么其他的困扰，但这些年徽因和她伤心透顶的母亲住在一起，使她想起离婚就恼火。在这起离婚事件中，一个失去爱情的妻子被抛弃，而她自己却要去代替她的位置。（见费慰梅著《梁思成与林徽因》）更为直接的材料，是林徽因本人抗战期间给沈从文信中的话，她这样回忆伦敦岁月：
……差不多二十年前，我独自坐在一间顶大的书房里看雨，那是英国的不断的雨。我爸爸到瑞士国联开会去，我能在楼上嗅到顶下层楼下厨房里炸牛腰子同洋咸肉，到晚上又是在顶大的饭厅里（点着一盏顶暗的灯）独自坐着，垂着两条不着地的腿同刚刚垂肩的发辫，一个人吃饭一面咬着手指头哭——闷到实在不能不哭！理想的我老希望着生活有点浪漫的发生，或是有个人叩下门走进来坐在我对面同我谈话，或是同我同坐在楼上炉边给我讲故事，最要紧的还是有个人要来爱我。我做着所有女孩做的梦。而实际上却只是天天落雨又落雨，我从不认识一个男朋友，从没有一个浪漫的人走来同我玩——实际生活所认识的人从没有一个像我所想像的浪漫人物，却还加上一大堆人事上的纷纠。
这大概是仅存的林徽因对她旅居伦敦生活的记述。十六岁女孩热切地期盼爱情；所以期盼，因为爱情还没有发生，她“从不认识一个男朋友”（可作有情人解），包括经常登门经常来信的徐志摩在内，“从没有一个像我所想像的浪漫人物”，也包括徐志摩。这话把排除与徐恋情说得再明白不过。
徐志摩触山而亡，林徽因回顾与徐的十年多过从，在致胡适信中作了个小结：
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
这话是可信的，她没有必要，也无法对了然一切的胡适言不由衷。当事人这么多直接相关的言语，竟有一些坚信林徽因爱过徐志摩的学者置若罔闻。
世人津津乐道于徐、林相恋，或者是“好心人”将愿望当成事实；或者以为林徽因这样的新派女性岂能对诗人的追求无动于衷。他们忽略了，当初徐志摩和林徽因其实并不般配，一个是官宦世家的千金，已名满京城，一个充其量属偏于一隅的富家子弟，尚未是后人眼中的倜傥诗人。他们同样忽略，初出国门的林徽因，仍满怀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难以新派到毫无顾忌地爱上比她大七八岁且有了家室的男子。直至徐志摩死后，林徽因还有的放矢说：“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成什么新的人来。”（一九三二年元月一日致胡适信）以后两人日益加深的交往和相知，以及社会上捕风捉影的飞短流长，特别是林徽因有些易为常人误解的举动，即把徐志摩罹难飞机残骸的碎片挂于卧室，致使外界越来越深信传闻。残骸碎片，持中国常情的人看它几乎是林徽因“恋徐”铁证，然而，具有君子之风的当事人则另是肚腹，它无非表达林徽因、梁思成夫妇对逝者情感之深的怀念方式——林徽因异母弟林恒驾机抗战捐躯，她也置其残骸碎片于内室——而且是绅士式的坦荡。倘若珍藏残骸碎片真含有异样情愫的话，那么此举将置同居一室的梁思成于何地？容忍爱妻这般怀念恋人（如果是恋人），在以中国常情度人者这又匪夷所思了。
徐志摩在他的短诗《你去》称林徽因是“永远照彻我的心底”的“那颗不夜的明珠”。他哪里禁得住璀璨明珠的吸引，纵然一时追求不见成效，哪里能稍许收敛，后来愈加狂热。他对恋爱的态度是：“须知真爱不是罪（就怕爱不真，做到真的绝对义才做到爱字），在必要时我们得以身殉，与烈士们爱国，宗教家殉道，同是一个意思。”（《志摩日记》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日）据说，林长民、林徽因离英归国，为了免生是非没有向徐志摩辞别。一年后徐志摩也回到北京，继续他不懈的追求，哪怕林徽因已经与梁思成公开了恋爱关系。当这对恋人在松坡图书馆小屋幽会，徐志摩竟然不知趣地常来打扰，忠厚如梁思成也不得不贴一张字条在门上：“Loverswanttobeleftalone（情人不愿受干扰）”徐志摩虽如此受挫，泱泱而去，但仍未罢干休。经过一年多无奈的等待，直到泰戈尔访问中国，徐志摩和林徽因（其实还有梁思成）一起接待，一起演戏，徐误以为曙光已经出现，再度加紧追求，甚至搬出了泰戈尔说项。最终的结果依旧是徒劳，他陪泰戈尔离京去太原的一刻，禁不住望着车站上送别人群中的林徽因，泪眼盈盈，写下了伤情的话：
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话，我已经好几次提起笔来想写，但是每次总是写不成篇。这两日我的头脑只是昏沉沉的，开着眼闭着眼都只见大前晚模糊的凄清的月色，照着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迟迟地向荒野里退缩。离别！怎么的能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徐志摩全集》）
同行的恩厚之见徐志摩过于伤感，随手夺下信纸，因而它只是一封残简。凭此残简，可以推断两天前徐志摩和林徽因有过一次认真的约见，徐志摩这面十分的情意绵绵。但若将其想象成古诗古剧中长亭外恋人的分手，则未必合乎实情。要是林徽因果真和徐志摩一样情意绵绵，月色不会凄清，两天后徐志摩何至于这样悲戚。合乎情理的想象应该是，林徽因再次宣告了徐志摩这些日子的期盼仍是个泡影。有可能，林徽因在凄清的月下告诉他，自己已决定七月份与梁思成双双赴美留学。信中说的“离别”，并非眼前的挥手，乃是几月后将相距万里迢迢，是长达数年的天各一方。
徐志摩彻底绝望，在第二年与陆小曼的热恋中，还对新恋人倾诉：
我倒想起去年五月间那晚我离京向西时的情景：那时更凄怆些，简直的悲，我站在车尾巴上，大半个黄澄澄的月亮。在东南角上升起，车轮阁的阁的响着，W还大声的叫“徐志摩哭了”（不确）；但我那时虽则不曾失声，眼泪可是有的。怪不得我，你知道我那时怎样的心理，仿佛一个在俄国吃了大败仗往后退的拿破仑，天茫茫，地茫茫，叫我不掉眼泪怎么着？
（《爱眉小扎》）
林徽因留学回来已成梁家媳妇，徐志摩也与陆小曼终成眷属。两人重逢，或坎坎坷坷，或几经沧桑，彼此都已成熟，真正成了知己。尽管外界时有流言蜚语，他们的交往却十分坦然，相知越来越深。徐志摩的突然罹难，格外使林徽因感到失去知音的无限痛惜。徐志摩匆匆由南方赶飞北平，正是为参加当晚她为外国驻华使节作的中国建筑艺术讲座。说徐志摩为林徽因而死固然不妥，但她心含歉疚该在情理，当然不胜哀痛：
突然的，他闯出我们这共同的世界，沉入永远的静寂，不给我们一点预告，一点准备，或是一个最后希望的余地。这种几乎近于忍心的决绝，那一天不知震麻了多少朋友的心。现在那不能否认的事实，仍然无情地挡住我们前面。任凭我们多苦楚的哀悼他的惨死，多迫切的希冀能够仍然接触到他原来的音容，事实是不会为体贴我们这悲念而有些须更改；而他也再不会为不忍我们这伤悼而有些须活动的可能！这难堪的永远静寂和消沉便是死的最残酷处。”
（《悼志摩》）
梁思成前往撞机的济南附近收尸，带去了林徽因亲手制作的希腊式铁树叶小花圈。北平的追悼会也是林徽因、梁思成夫妇和余上沅布置的。有文章说，林徽因主持了追悼会，“全身穿孝，左右两名健妇搀扶这希腊雕刻型美妇人，哭得成了个泪人儿，直往地下倒去，乱碰乱撞，恨不得立刻死了就好的。”（）纯属粗鄙的谣传。
头两年忌日，林徽因都哽咽着嗓子，用鲜花围住逝者照片，和朋友们默默相对。以后她不满意这悼念的通常形式，认为近于伤感，又不够庄严，除点明阴阳两界的阻隔外，实在没有什么纪念意义。第三个周年，林徽因恰好在浙江考察古建筑。那天火车驶过海宁硖石，她站在车门外，凝望故人家乡，身处幽暗的站台，又一次泪水溢出了眼眶。尽管她仍不满意自己的伤感，但伤感与否哪里能由自己把握。她想起徐志摩的诗，依旧是伤感的诗句：
火车禽（擒）住轨，在黑夜里奔：
过山，过谁，过陈死人的坟；
………………………………
就凭那精窄的两道，算是轨，
驮着这份重，梦一般的累坠。
四年后林徽因终于挣脱出这份伤感，她告白徐志摩：“你应当相信我不会向悲哀投降，什么时候我都相信倔强的忠于生的。”林徽因理智地认识到，“他人格里最精华的却是他对人的同情，和蔼，和优容”。在她的心里，徐志摩的信仰正伴随着她前行：
虽然四年了你脱离去我们这共同活动的世界，本身停掉参加牵引事体变迁的主力，可是谁也不能否认，你仍立在我们烟涛渺茫的背景里，间接地是一种力量，尤其是在文艺创造的努力和信仰方面。间接地你任凭自然的音韵，颜色，不时的风轻月白，人的无定律的一切情感，悠断悠续仍然在我们中间继续着生，仍然与我们共同交织着这生的纠纷，继续着生的理想。你并不离我们太远。你的身影永远挂在这里那里，同你生前一样的飘忽，爱在人家不经意时莅止，带来勇气的笑声也知识那么嘹亮。还有，还有经过你热情或焦心苦吟的那些诗，一首一首仍串着许多人的心旋转。
（《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
悼念徐志摩的文章不少，而写过两篇悼文的作者，唯郁达夫、沈从文及林徽因。郁达夫和徐志摩同窗，沈从文受过徐志摩提携，两人都写得情文并茂，但又都不及林徽因的浓烈、深沉。
才子追佳人未能终成眷属的故事并不少见。少见的倒是，虽不能成眷属，却一直保持着友谊。尤其是林徽因，不拘陋习，仍与志摩坦然大度地保持往来，乃至引为知己，堪称女性中的超凡脱俗之辈。后人与其捕风捉影，乐道于虚妄的恋情，不如正视史实，咀嚼他们的作为，发扬其所显示的美好人品。
林徽因的才华首次展示于社会是在泰戈尔访问北京的那些日子，一九二四年四、五月间。那时泰戈尔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久，诗翁由北京讲学社请到中国，讲学社的主持者是梁启超、林长民他们。徐志摩担当翻译，也算跑腿的，事先具体联络，后又全程陪同。自四月十二日至五月三十日，长达五十来天，泰戈尔到了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汉口等许多城市，足迹遍及半个中国。他的到来成为当时文化界一大盛事。
四月二十三日，泰戈尔一到北京，林徽因就往车站参加了欢迎、接待。
二十五日，她与梁启超、林长民、胡适等一起陪同泰戈尔游览北海，参观松坡图书馆，又赴静心斋茶会。
二十六日，又与徐志摩、陈西滢等陪同泰戈尔游览京郊法源寺，观赏丁香花。
二十七日，林徽因陪同泰戈尔游览故宫御花园，并拜会溥仪，兼作翻译。晚上陪同参加北京文学界欢迎请泰戈尔宴会。
二十八日，她与梁思成等陪同泰戈尔往天坛同北京学生见面。徐志摩担任翻译。
二十九日，再与胡适、徐志摩、王统照、颜惠庆等人陪同泰戈尔，午前参加北京画界在贵州会馆的欢迎会。下午参加庄士墩的招待。
下旬，她还与丁西林、胡适等人陪同参加了凌叔华在私宅举办的欢迎泰戈尔家庭茶会。
许多天来，林徽因的陪同日程总是满满的。
泰戈尔同北京学生见面的场面，在吴咏的《天坛史话》中有生动的描写：“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徐志摩的翻译，用了中国语汇中最美的修辞，以硖石官话出之，便是一首首的小诗，飞瀑流泉，淙淙可听。”因其记述的生动，这段文字流传甚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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