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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妓女吸毒者-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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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决定立刻给自己注射毒品。我准备器具时,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我放了一点儿牛血在针管里,用它打进小猫的嘴里。小猫也不反抗。喂完小猫,我清洗了好一阵子针管。
  我注射了毒品,但效果不佳。我想死,可每次打针前,又怕得要命。也许是小猫的目光感动了我。人尚未充分生活就死去,太可惜了。
  我又看不见出路。自从我妈得知我又吸毒后,与我再也没有一句交流感情的话,我萎靡不振,她失望地看着我。警察也在监视我。我签过名的那纸证词足以把我提交少年法庭,我已经够判刑的了。再说,我可以感觉到,我被抛弃,我妈会很高兴。她明白她对我已经无能为力了。她不停地四处打电话,一会儿是社会服务机构,一会儿又是反吸毒中心。她越来越失望,因为她发现没有人能够也没有人愿意帮助她和我。她惟一的办法,就是威胁着要把我送到外婆家去,远离柏林。
  1977年5月的一天,我那简单的头脑终于意识到我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短期内用过量的毒品,要么是彻底戒毒。我必须作出选择。我不能再依靠戴特莱夫,再说我尤其不愿让他来左右我的决定。
  我来到克罗比小区。找到“团伙之家”,这是由一个牧师领导的年轻人活动中心,我吸毒就是从那儿开始的。俱乐部已经关闭:它因为吸毒泛滥而应付不下去,不得不改为反吸毒中心。反吸毒中心仅仅是为克罗比小区服务的,吸毒现象在这个小城才出现两年,海洛因就把该城毁得不像样子了。他们给我讲述我早已知道的事:我只希望得到一种好的治疗法。他们给了我吸毒调查处和“西那依”这两个机构的地址,因为只有那里反吸毒的工作开展得比较成功。
  我不大相信。据说那些治疗法非常痛苦。头几个月比在监狱里还难受。在“西那依”,他们先给你剃头。照他们看来,这是开始新生活的第一步。把我剃成一个光头,我才不于呢。我最珍惜我的头发。我可以用头发遮住脸部。如果剃掉我的头发,简直就等于杀了我。
  再说,向我提供地址的那个妇女说,我还可能进不去吸毒调查处或“西那依”,因为没有床位。而且他们接收条件又很苛刻:申请者必须身体状况好,并且要自觉自愿地保证有决心戒毒。
  那个妇女还说,我这个年龄——刚刚14岁,还是个孩子——很难做到他们所要求的,实际上,还没有对吸毒少年进行治疗的方法。
  我想去“那科隆”。这是一个宗教界办的科学治疗中心。我认识几个吸毒者,他们去过那儿,据他们说还不错。只要你先交钱,就可以进去。接受治疗者可以自己打针,可以把唱片,甚至小动物带进去。
  那位妇女劝我再好好考虑一下,为什么那么多吸毒者都说“那科隆”的治疗法轻松呢,因为他们同时又可以随意注射毒品。总之,她没看见一例被“那科隆”治疗法治好的吸毒者。
  但是怎么办呢?我不可能被其它机构接收。她只好给了我戒毒所的地址。
  我回到家里,又拿针管给小猫灌了一点牛血提取物。我妈下班回来时,我告诉她:“我要彻底戒毒。去戒毒所,大约需要一年或几个月时间,我就会成为一个改邪归正的人。”
  我妈似乎连一个字都没信。但是她还是去打了电话,了解戒毒所的情况。
  我彻底投入到治疗中心去。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再生了。那天下午,没有顾客,因此,我没有钱买毒品。我想在进戒毒所之前自己先戒毒。我不想重新尝试毒瘾发作的滋味。我想先戒掉毒,以便比其他新人戒毒所的人先走一步。我希望立即向他们表明我是坚决要戒毒的。
  我早早就睡了。猫病得越来越厉害。我把它放在我的枕头旁。我为自己感到很得意。我独自一人就能戒毒,而且是自觉自愿的。其他哪个吸毒者能做到这点?我把决心告诉我妈时,她只是怀疑地笑了笑。我戒毒时她来看我,已经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她再也不相信了。我完全是孤立的。
  第二天早上,毒瘾发作了。可以说比前几次更糟糕。但是我确信我能够顶住。当我难受得要炸了似的,我自言自语:“这只不过是毒品在冒出你的体外。你可以活下去,因为你从此再不吸毒了。”我昏睡过去时,没有做噩梦,我梦想着我治愈后的生活该是美好的。
  第三天,痛苦难忍,然而未来的图景却越来越具体:我在准备我的中学毕业会考,我有一套房子和一辆敞篷车,我几乎随时开着它。
  我的屋子位于一块绿草如茵的地方,在一幢老式房子里。但不是资产阶级住的那种屋顶“高耸入云”,到处是灰墁的房子。不要那种带有宽大门厅的客厅、楼梯铺有红地毯、大理石、穿衣镜。刻有你名字的烫金字门牌的房子。我不愿意住带豪华气的房子。因为财富在我看来是欺诈。吵闹和压抑的同义语。
  我的房子是工人居住的老房子中的一套。它包括二到三间屋子,不太大,屋顶矮矮的,窗户小小的。楼梯是稍有磨损的木阶梯,很窄,两人穿行时都要碰着,屋里总是飘荡着做饭的味道。邻居们常来问长问短。人人都辛勤劳动,大家都很幸福:彼此不嫉妒,人人和睦相处,谁也不贪婪。总之,与富人不一样,与克罗比小区的工人也不一样。我的屋子是一所宁静的屋子。
  在我的屋里,最大的一间是寝室。我的床很宽,靠着右墙放,床上铺着深色床单。床两边是床头柜——有一个是戴特莱夫的——和棕榈木罐。另外,屋里摆满了花木。墙上贴着张画:一片沙漠,巨大的沙丘,以及一片沙漠绿洲。棕搁树下,穿着白衣服的贝督因人围坐在一起喝茶,很轻松。多么宁静。左边,窗户角下有一个窝,是我的一隅。我像印度人或阿拉伯人那样坐着,矮圆桌旁放满了坐垫。我就在那儿过夜,安静极了。远离一切嘈杂,无忧无虑。
  我的客厅与寝室相仿。有花草,有地毯。中间放着的一张大木桌,上面有草毒,周围是藤椅。邀请朋友们聚餐时,我做饭。壁橱里放着书本。是一些很好的书,由一些得到安宁的人写的,他们很了解自然与动物。这些书架是我自己做的,其它大部分家具也是我做的。我不喜欢花里胡哨的东西,家具的主要作用是实用。我的房间里没有门,只有帘子——门会嘎嘎作响,发出声音。
  我有一条狗,两只猫。我把我汽车的后座垫取下来让狗睡着舒服。
  晚上,我做晚餐,我时间很充裕,不像我妈匆匆忙忙地做饭。门闩响了,戴特莱夫进来。狗扑到他脖子上。两只小猫在他腿上来回蹭。戴特莱夫抱吻我,然后坐在桌边准备吃午饭。
  我在做梦。但是我不知道我在做梦。以上图景对我似乎是近在眼前的现实。治愈吸毒后的现实。我想象不出会是另一番情景。以至于我戒毒的第三天夜晚,我竟对我妈说,等我治疗结束了,要搬回自己的房子里去。
  第四天,我感觉好多了,可以起床。我的牛仔裤兜里还有20马克,它使我心烦。20马克40马克的二分之一,如果我再有20马克,就够买一针毒品——进“那科隆”前的最后一针。
  我与小猫“谈话”。我对它说,它要单独呆上一、二个小时,没关系的,我又用针管给它灌了一点葡萄糖和洋甘菊剂——它吃不进别的食物——安慰它:“你也不会死的。”
  我很想在库丹姆大喊大叫并且逛个够。因为我一进了戒毒所就不可能再随便出来,尤其不可单独出来。我想最后注射一次毒品,如果在库丹姆没有海洛因,那就名不符实了。剩下的问题是那另外20马克。我必须拉一个客。但是我又不想去地铁动物园站。我不知道该怎样对戴特莱夫说:“你知道,我戒毒成功了。可是我还得去找一个顾客,因为我想买一针毒品还差20马克。”戴特莱夫肯定不明白,他又会挖苦我:“怎么样,你还是个吸毒者。”
  我坐在地铁里忽然想到一个主意:我可以去勾引一个汽车司机。我这么想完全是为了那20马克,那样做是合算的。施特拉和巴普西经常这么干,但是我一向讨厌那么做。因为你不可能仔细观察朝你开过来的驾车人,只能随便上一辆车。
  最糟糕的是,有时落到拉皮条的人手里。他们常常装扮成顾客。一旦上了车,你就毫无办法。并非他们愿意拉女吸毒者,他们对此不感兴趣,女吸毒者花在毒品上的钱太多了。他们是想把她们驱逐出选帝候街,因为她们把整个毒品市场的价格抬得太高了。
  巴普西有一次就上了一个靠卖淫为生的人的汽车,那人把她关了三天。他玩弄够了以后,又把她转给其他男人,外国佬、醉汉,什么人都有。在这期间,巴普西当然毒瘾发作了。她那三天简直就跟在地狱里一样。但是她最终还是回到了选帝侯街。因为她是那儿的皇后,她有漂亮的脸蛋,平线条,没有胸,也没有臀部。
  职业妓女几乎与靠卖淫业为生的老板一样危险。波茨坦街,一般是下层妓女的聚集区,距离吸毒女子拉客的选帝侯街只有200米。她们时常驱赶吸毒的女子。如果抓住一个吸毒女子,她们就打她耳光,甚至用开水毁容。
  我走出选帝侯街地铁站。我怕得要命。我想起巴普西和施特拉的建议:“避开那些开赛车或庞大美国车的年轻人——这号人说不定就是靠妓女为生的人”那些上了年纪的人,打着领带稍有点发福的,就可以,尤其是如果他们戴着一顶帽子就更好。然而最理想的,是那些车后座上带着儿童坐椅的人:家庭里的模范父亲,出来正是寻找一点新鲜玩意儿,只是他们比我们更害怕。
  我走在通向“音响舞厅”方向的路上,没有沿人行道走,而是贴着墙边走,避免显出拉客的样子。但是,有个家伙立刻向我招手。我发觉他很奇怪,一副挑衅的样子。这大概是由于他的胡子的缘故。我不理睬他,继续往前走。
  他看不见别的女子。因为还不到中午。我知道——巴普西和施特拉曾告诉过我——这会使他们急得发疯,这些家伙只有半小时的空闲,可又找不到女人。有时候,在选帝侯街上,顾客比妓女还多。已经有好几辆车在我身边停下,我装着没看见。
  我盯着家俱店的橱窗看。我又幻想了:我梦想有自己的房子。但是我对自己说:“克丽斯蒂娜,你一定要镇定。20马克,必须赶快弄到手。快,全力以赴。”这个时候,我必须要精力集中,不能胡思乱想。
  一辆白色轿车停在我身旁。后座上没有儿童坐椅,但是那家伙看上去不像邪门歪道的人。我没有多考虑,就上了车。我们讲好价,35马克。
  我们去阿斯尼广场,那儿有一个改作它用的老车站。很快就到了。那家伙很客气,我甚至忘了这是一个顾客。他说他很想再见到我,但是他三天后就要与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去挪威度假,我问他是否能把我捎到科技大学——在那儿,早上可以找到可卡因。他欣然同意。
  1975年5月18日,天气晴朗。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我15岁生日的前两天。我一边闲逛,与两、三个小伙子聊天,一边逗一只狗。真不错,我居然不着急注射毒品,我可以等到真想打针时再打。因为我还未达到身体上必须依赖毒品的程度。
  不一会儿,走过来一个家伙问我们要不要毒品。我说要,我用40马克向他购买。我在东路透大街的女厕所里打针——那里比较干净。我只把一半的毒品倒进针管里,因为开始戒毒后,量就不应该用的太大。我带着庄严的神情注射毒品,心里默默地说,这是最后一针了。
  我两小时后才醒来,后半身还坐在马桶上,针头插在膀子上。我的东西撒了一地。但是我感到还可以保持住平衡。如此看来,我选择戒毒正是时候,还来得及。我在库丹姆游荡的日子结束了。我在餐厅花二块五马克吃了些土豆泥和大葱,但是几分钟后我全吐了。我拖着身子走到地铁动物园站去向戴特莱夫告别,但没有找到他。我必须回家了,我的小猫需要我。
  可怜的小东西没有动弹,依然睡在我枕头边上。我清洗针管,又给它灌了一点儿葡萄糖和洋甘菊剂。这并不是我想象中的我的吸毒史的最后一天。假如我又去吸一天毒呢?
  正在这时,我妈回来了,问我下午在哪儿呆着。我说:“在库丹姆大街。”她不高兴:“你说过你要去戒毒所接受治疗。
  我勃然大怒,吼叫道:“让我安静会儿!我没有时间了。你懂吗?”她也大叫道:“捆上你的东西,立刻滚到戒毒所去!你自由了,没人管你了。”
  我刚做好了一盘排骨和土豆泥。我端着盘子到卫生间,把门关上在里面吃。这就是我与我妈呆在一起的最后一夜。我与她吵架,因为我烦。于是她明白我又注射毒品了。
  我往我的大皮箱里塞了些衣服。我把注射器。勺子和剩下的可卡因藏在我的三角裤里。我们到了戒毒所。那里的人什么也没有问我。果真他们什么人都接收。他们那儿甚至有掮客——在吸毒圈里溜达的人。
  但是,他们问了我妈一些问题。接收我之前,他们想把付钱的事先讲清楚:第一个月先付1500马克。我妈自然拿不出这笔钱。她答应第二天早上凑足了这笔钱交来,她只有向银行借——肯定能借到。她请求他们先收下我。
  我要求上厕所。他们答应了,这里他们不搜查你。不像别的地方,假如从你身上搜出吸毒的工具,就不要你了。我很快给自己注射了一针毒品。我回来时。他们看出我神情恍惚,但是没有说什么。我把注射器和剩下的一点毒品交给他们。那人先是一愣,立刻向我表示鼓励。
  他们把我领到一间隔离室。里面有三个人。其中一人第二天一早就走了。
  他们发给我关于教堂的科学治疗法的理论书。这是个怪诞的教派。关于它的理论,你可信可不信。可我此时此刻的确需要信点什么。
  两天之后,我被允许离开隔离室。我与克里斯塔同住一屋。她挨了一顿痛打,他们不再给她治疗,因为她不停地讽刺治疗法和负责治疗的人。她不住地翻地板缝,说是可能有人把可卡因藏在里面。她领我到了顶楼:“只要在这儿放几块垫子,就可以变成安乐窝,再有点儿酒。大麻,等等。”这个女人让我感到厌倦。我到戒毒所来是为了摆脱困境,是为了戒毒,可是她却不停地谈论吸毒,毁坏戒毒所的名声。
  第二天,我妈打来电话。她告诉我小猫死了。说完这个,她紧接着向我祝贺我的生日。这些对她来说很平常。我却趴在床上哭了一上午。
  那些家伙见我这个样子,说我需要来一场治疗。他们把我与一个家伙关在一个房间里——一个曾经吸过毒的人——他命令我做各种离奇古怪的动作。我不得不照着去做。
  他对我说:“看这面墙。靠近墙,摸这面墙。”然后又重复这个动作,一连好几个钟头。我触摸四周的墙。不一会儿,我就烦了:“瞧,这该有多么蠢。你疯了怎么的?让我安静一会儿,够了,受够了。”他不停地笑,劝我继续坚持。后来他又让我摸其它的东西。直到我精疲力尽,我扑在地上大哭。
  他笑了。当我稍稍平静一点几时,他又让我从头开始。我变得麻木了。甚至在下达口令之前,我就机械地去摸墙。我惟一的念头就是:“这一切赶快结束吧。”
  五小时之后,他说:“行了,今天就到这为止。”我感觉很好。他把我带进另一间屋子,里面有一个奇怪的仪器,是手工做的。一个用白铁做的吊在两个盒子之间的挂钟。那家伙命令我把手放在那儿,又问我:“你感到好受吗?”
  “是的。现在我能感觉到我周围的一切。”
  那家伙看了看挂钟:“它没有动。这么说你没有说谎,一切正常。”
  原来那个奇怪的东西是测谎器。它是这个教派最崇拜的一件物品。总之,我很高兴挂钟没有晃动。对于我来说,这表明我感觉很好。为了摆脱海洛因,我准备好了什么都做,什么都信。
  那里尽是些意想不到的事。例如,同一天晚上,克里斯塔发烧了:他们让她摸蜡烛,问她那是热的还是凉的。一小时之后,她的烧就退了。
  这一切使我非常震惊,以至第二天早上,我跑到办公室要求再次进行训练。整整一个星期,我完全陷入了该教派的幻觉中。我确实相信了这种治疗法。全天都安排满了:练习、做杂事。做饭。这些事使我们一直忙到夜晚十点钟。没有一分钟思考的时间。
  惟一使我紧张的事,就是饮食。我并不太挑剔,但是我很难咽下那里的饭莱。按我们付给的钱,伙食是能够搞好一点儿的。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支出。指挥训练的人几乎都是从前的吸毒者,对于他们来说,这项工作也是他们治疗的一部分;他们可以得到一点零用钱。戒毒所的老板们在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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