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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他，秃头特务才攻击她，工程师才为她辩护。那么，这三个人都在预先安排的方案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目的是软化她，使她上钩！
　　她怎么能没想到这一点呢？那住宅是那么奇怪，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家呀！一个穿着华贵的工程师怎么会住在一个那样的破地方？他是工程师吗？如果是，他怎么可以在午后两点的时候下班？另外，有多少工程师读索福克勒斯的书？不！那不是工程师的图书馆！那地方总的来看更象是某个穷知识分子的住宅，是把他抓进监狱以后没收来的。十岁那年，她父亲被抓进了监狱，国家没收了他们的住宅和父亲所有的书，谁知道那房子后来作什么用了？
　　现在她明白了，为什么工程师不再来了：他完成了使命。什么使命呢？秘密特务喝醉时已经粗心地泄露出来了：“别忘了，卖淫也是犯法的。”现在，自称工程师的人可以证实她跟他睡了觉，还向他勒索了钱！他们将威胁她，将她的丑闻公之于众，除非她同意向他们报告在酒吧里喝酒人的情况。
　　“别着急，”大使安慰她，“你的事听起来没有什么危险。”“我想也是。”她用僵硬异样的声音说。然后带着卡列宁，朝布拉格的夜晚走去。25人们通常从灾难中逃向未来，用一条拟想的线截断时间的轨道，眼下的灾难在线的那一边将不复存在。但特丽莎在自己的未来里还看不到这样的线。只有往回看才能给她一些安慰。又是星期天了，他们坐上车，远离布拉格的束缚。
　　托马斯开车，特丽莎坐在旁边，卡列宁坐在后面，偶尔伸过头舔舔他们的耳朵。两小时后，他们来到一个以矿泉水出名的小镇上。六年前他们在这里住过几天。他们想在这里过夜。
　　他们开进广场，下了车，面对曾经住过的旅馆站着。这里没有什么变化，一棵老椴树还象以前一样挺立在旅馆前面。一座古老的木制柱廊往左边转去，最高处止于溪流之中。溪流把带有疗效的泉水溅落在大理石的盆内。人们都纷纷探身弯腰，手里持有相同的小玻璃杯。
　　托马斯再看那旅馆时，发现事实上有些东西还是变了。原来称为格兰特的旅馆现在更名为“贝加尔”。他看了看大楼转弯处的街名牌：莫斯科广场。随后，他们在熟悉的街道上走了一圈（没套皮带的卡列宁紧随其后），查看了所有的街名：斯大林格勒街，列宁格勒街，罗斯托夫街，诺沃西比斯克街，基辅街，熬德萨街；还有柴可夫斯基疗养院，托尔斯泰疗养院，柯萨科夫疗养院；还有苏沃洛夫旅馆，高尔基剧院，普西金酒吧。所有这一些名字都来自俄国的地理和俄国的历史。
　　特丽莎突然记起俄国入侵的那几天，每个城镇的人都把街道路牌拔掉了，住宅号牌也不见了。整个国家一夜之间成了无名的世界。俄国部队在乡下转了整整几天，不知自己来到了哪里。军官们搜寻并企图占领报社、电视台、电台，但没能找到它们。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问路，人们不是对他们耸耸肩，就是告诉他们错误的地名和方向。
　　现在看来，失去名字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相当危险的。那些街道和建筑再也不能恢复它们原来的名字了。结果，一个捷克小矿泉突然演变为一个虚构的袖珍俄罗斯，特丽莎寻找着的往昔已被人没收。他们不可能在这里过夜。
　　他们默默地走回汽车。她想着一切人与一切事看来都伪装起来了。一个古老的捷克城镇竞被众多俄国名字淹没。拍摄入侵照片的捷克人竞无意中为秘密警察效劳。送她去死的人脸上戴的面具竞象托马斯。一个特务扮演着工程师而一个工程师竞想扮演佩特林山上的人。还有他房里那本有象征意义的书，原来也只不过是蓄意引她走入迷途的赝品。
　　想到她在那里拿着那本书，她心里突然一亮，两颊都红了。事情经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当时工程师说他去取咖啡，她走向书架去取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随后工程师回来了，可没有什么咖啡呀！
　　她一遍又一遍回想那些场景；他去取咖啡去了多久？肯定至少有一分钟，也许有两分钟，甚至三分钟。那么他在那间小客厅里磨磨蹭蹭干了些什么？他上厕所了？她竭力回忆当时是否到了关门声或冲水声。没有，她肯定没有听到水声，要不然她会记得的。而且她几乎能肯定那门已经关了。那么他在那间客厅里干了些什么呢？
　　再清楚不过了：他们要让她上圈套，需要除工程师以外的更多确切铁证。在他不见了的那一段长长而可疑的时间内，他只可能是去那间屋里安放电影摄影机；或者有更大的可能，他把某个带有照相机的入放进来，让他从帘子后面给他们拍照。
　　仅仅几周前，她还嘲笑普罗恰兹卡不知道自己是生活在集中营里，不知道私人生活是不存在的。那么她自己呢？她天真过分，以为自己从母亲屋顶下逃脱出容，已成为自己私生活的主人。可是，不，母亲的屋顶延展着以至遮盖了整个世界，使她永远也当不了主人。特丽莎永远也逃脱不了她。
　　他们走下花草镶嵌的台阶，折回广场。托马斯问：“怎么啦？”她还没来得及答话，便听到有人跟托马斯打招呼。
　　是一个五十来岁的饱经风霜的男人，一位农场工。托马斯曾经给他动过手术。这人每年一次被送到矿泉来疗养。他邀请托马斯与特丽莎去与他喝一杯。考虑到法令不允许狗进入公共场所，特丽莎便把卡列宁送回汽车。她转来时，那人已在附近一个酒吧找了张桌子，正在说：“我们的生活平平静静的，两年前他们甚至还选我当了集体农庄主席呢。”“恭喜你。”托马斯说。
　　“你知道怎么着，人们死活都要往城里搬。头儿们，当然喜欢有人愿意留下。他们不可能开除我们。”“这是我们向往的。”特丽莎说“姑娘，你会闷得哭鼻子的。那里没什么可干的，什么也没有。”特丽莎注视着农场工晒得黑黝黝的脸庞，觉得他非常和善可亲。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有人和善可亲！她眼前浮现出一片乡村生活的幻景：有钟楼的村庄，田野，树林，顺着沟渠奔跑的小兔，以及戴着绿色帽子的猎手。她从未到农村住过，对乡下的想象都是听说来的，或许是从书中读到的，还或许是无意识地从古老祖先那里承袭下来的。这些幻景在她脑子里栩栩如生，如同家庭影集中老祖母的旧式照片，明白而清晰。
　　“你还有什么不舒服吗？”那人指着脖子后面脑神经与脊髓相连的部分：“这儿还是经常痛。”他仍然坐着，托马斯摸了摸那儿，简单地给这位从前的病人检查了一遍：“我再没权利开处方了。不过，去告诉现在给你看病的医生，就说你跟我谈过了，我建议你用这个药。”他从皮包里的便笺本上撕下一页，用大写字母写了那种药的药名。
　　他们动身回布拉格。
　　一路上，特丽莎郁郁沉思着工程师怀里的她那张裸体照片，努力想安慰自己，即使那张照片确实存在，托马斯也永远不会看见的。它对他们仅有的价值无非是讹诈她的资本。他们把它寄给托马斯的话，这一价值就随之消失了。
　　但是，如果那些警察不能利用她，他们会决定再干些什么呢？照片只会成为他们手中的玩物，可保不住他们也许仅仅为了开个玩笑，把它用个信封寄给托马斯。
　　托马斯收到这样一张照片又会怎么样？会把她赶走吗？也许不会，很可能不会的。但他们那易垮的爱情大厦必然会摇摇欲坠，因为大厦只有她忠诚的柱子作为唯一支撑，因为爱就象众多帝权：一旦他们建立的信念崩溃了，自己也就随之消亡。
　　现在，幻景又出现在她眼前：一只沿着沟渠奔跑的兔子，一个戴绿色帽子的猎手，以及乡村教堂的钟楼，高高地升起在树林之上。
　　她想告诉托马斯，他们应该离开布拉格，离开这些把乌鸦活活埋在地里的孩子，离开这些警察特务，离开这些用伞武装起来的妇女。她想告诉他，他们应该搬到乡下去，那是挽救他们的唯一出路。
　　她转向他，但托马斯没有反应，两眼直视前面的路。就这样，因为她未能逾越他们之间沉默的屏障，她失去了说话的勇气。她又一次体验了从佩特林山上下来时的感觉，胃在收缩，以为自己要生病了。对她来说，他太强壮，自己太柔弱。他发出那些她不能理解的命令，她努力奉命执行，却不知道为什么。
　　她想回到佩特林山上去，要求带枪人用眼罩蒙任她的双眼，让她靠在那棵栗树的树干上。她想死。
　　醒来时，她发现自己一个人在家。
　　她走到外面，开始朝堤岸那边走去，想去看看瓦塔瓦河。她要站在它的岸边，久久地狠狠地看着河水。漫漫水流的壮景将会抚慰她的灵魂，平息她的心境。河水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不停地流淌，纷坛世事就在它的两岸一幕幕演出，演完了，明天就会被人忘却，而只有滔滔江河还在流淌。
　　她凭栏凝望河水。她是在布拉格的郊外，瓦塔瓦河已流过了市区，把光荣的城堡和那些教堂留在身后；就象一位演完下台的女伶，疲乏不堪，仍在恍惚沉思。它从肮脏的堤岸之间穿过，被墙垣和栅栏所束缚，而墙垣栅栏还约束着众多的工厂和遗弃了的运动场。
　　她凝望着河水——它显得更凄凉更暗淡——她突然看见河的中部漂着一个异物，红色的，对了——是一条板凳，一张带着铁支架的木板凳，布拉格的公园里多的是。木凳正往瓦特瓦下游流去，后面接着又是一张。一张又一张。特丽莎只能这样猜想，布拉格公园里所有的凳子都流入了这滔滔河水，远远地离开城市。好多好多的凳子，越来越多，象秋日的落时被流水从树林里洗刷出来，零落漂去——红的，黄的，蓝的。
　　她转过身，朝身后看去，象是要问路上行人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布拉格公园里的凳子都漂到河里去了？但每个擦身而过的人都很冷漠，对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流经他们短命之城的河流，毫不关心。
　　她再一次俯脚河水，心中悲伤如割，她知道自己看到的是一次告别。
　　大多数的板凳已经看不见了，只有几张后来的凳子隐隐浮现：几张黄色的，最后一张，是蓝色。
　　第五章　轻与重
　　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述，特丽莎出其不意来到布拉格那天，托马斯与她做爱。就在那一天，或者说就在那一刻，特丽莎突然发起烧来。他站在她床前，看着她躺在床上，不禁想到她是一个被置入草篮里的孩子，顺水漂到了他的面前。
　　这种弃儿的幻想总是使他感到亲切，而他常常思索着那些有关弃儿的古老神话。显然，正是这种思绪使他读了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译本。
　　俄狄浦斯的故事是众所周知的：他是一个被遗弃的婴孩，被波里布斯国王收养，长大成人。一天，他遇见一位显贵官员沿着山路骑马而来。一场口角，他竞把那人给杀了。后来，他成了伊俄卡斯达王后的丈夫，当了底比斯国的国王。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他在山里杀的人就是自己的父亲，而与他同床共枕的竟是他母亲。正在这时，命运之神降灾于他的臣民，瘟疫蔓延，人们痛苦不堪。俄狄浦斯得知自己正是灾祸之源，便自刺双目，离开底比斯流浪而去。
　　任何一个认为中欧某些共产党当局是一种罪恶特产的人，都看出了一个基本事实：罪恶的当局并非由犯罪分子们组成，而是由热情分子组成的。他们确认自己发现了通往天堂的唯一通道，如此英勇地捍卫这条通道，竞可以迫不得已地处死许多人。，后来的现实清楚表明，没有什么天堂，只是热情分子成了杀人凶手。
　　随后，人人都开始对追随当局者们叫嚷：你们应该对我们祖国的不幸负责（它已变得如此贫穷荒凉），你们应该对我们祖国的主权失落负责（它落入苏联之手），你们还应该对那些合法的谋杀负责！
　　被指控的人却回答：我们不知道！我们上当了！我们是真正的信奉者！我们内心深处天真无邪！
　　未了，这场争论归结为一个问题：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呢还是在遮入耳目？
　　托马斯（与他的一千万捷克同胞一样）密切关注着这场争论。他认为，肯定有那么一些人，并非不知道这种暴行的后果（他们不会对俄国革命后以及现在仍在继续的罪行视而不见），倒是有可能，大多数共产党人对这一切的确缺乏了解。
　　但他心里想，无论他们知道或不知道，这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是不是因为一个人不知道他就一身清白？难道坐在王位上的因为是个傻子，就可以对他的臣民完全不负责吗？
　　我们承认，五十年代初期，某个制造冤案处死无事的检查宫，是被俄国秘密警察和他自己的政府给骗了。可现在，我们都知道那些宣判荒诞不经，被处死者冤屈清白，这位检查宫先生怎么还可以捶胸顿足大声疾呼地为自己的心灵纯洁辩护呢？我的良心是好的！我不知道！我是个信奉者！难道不正是他的“我不知道”，“我是个信奉者”造成了无可弥补的罪孽么？
　　由于这种联想，托马斯回顾了俄狄浦斯的故事：俄狄浦斯不知道他娶的是自己的母亲。他知道事实真相后，不认为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他无法忍受这种“不知道”造成的惨景。他刺瞎了双眼，从底比斯出走流浪。
　　当托马斯听到追随当局者为自己的内心纯洁辩护时，他想，由于你们的“不知道”，这个国家失去了自由，也许几百年都将失去自由，你们还能叫叫嚷嚷不感到内疚吗？你们能正视你们所造成的一切？你们怎么不感到恐惧呢？你们有眼睛看吗？如果有的话，你们该把眼睛刺掉，远离底比斯流浪去！
　　这种类比使他如此高兴，跟朋友交谈时也时常引用，而且表达得越来越准确，越来越风趣。
　　他和当时所有的知识分子们一样，常读一种印数达三十万份的捷克作家联盟的周报。这家周报从当局那里获得了相当的自主权，而且还涉及一些犯禁的问题。正是这家报纸提出了这个问题：当局执政初期记录在案的政治审判及其杀人事件，谁来承担罪责。
　　即便是这家作家报纸，也只是重复同一个问题：他们知道还是不知道？托马斯认为这个问题是次要的，于是自己坐下来写了那篇有关俄狄浦斯的感想，把它送给了周报。一个月后，他得到了回答，让他去报社编辑室。简短的寒暄之后，编辑便开门见山直入本题。他建议托马斯把一个句子的语序改一改。很快，这篇文章在倒数第二版见报了，登在“读者来信”栏目内。
　　托马斯根本谈不上高兴。他们为了改变一个句子的语序，不惜叫他务必去编辑室跑一趟，而大删大砍他的文章却不请他。这一来，削弱了他的基本论点（使文章变得太图解化，太过分），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这篇文章。
　　这一切都发生在1968年春天。亚历山大。杜布切克还在当政，他与他那共产主义者们一起感到了内疚，并愿意为此而做点什么。但另一些共产党人，老叫喊自己清白的那些人，害怕愤怒的民族将把他们送交法庭审判。他们天天到俄国大使馆去诉苦，力图取得支持。托马斯的信一见报，他们便嚷开了：看看都会出些什么事吧！他们现在公开告诉我们，要挖我们的眼睛啦！
　　两三个月之后，俄国人决定在他们的管辖区内取消言论自由，而且在一夜之间用武力攻占了托马斯的祖国。
　　托马斯从苏黎世回布拉格以后，继续在他原来的医院工作。一天，主治医生把他叫去。
　　“我不说你也知道，”他说，“你既不是作家、新闻记者，也不是这个民族的救星。你是个医生，一个科学工作者。失去你我会非常难过的。我将竭尽全力把你留在这里。但你不得不收回那篇关于俄狄浦新的文章，这件事对于你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么？”托马斯想起他们把那篇文章删掉了足足三分之一：“跟你说实话，没有比这更不重要的了。”“你知道这件事关系到什么？”主治医生说。
　　他是知道的。面前有两样东西得权衡一下：一样是他的声誉（取决于他是否拒绝收回自己说过的话），另一样便是他称为生命意义的东西（他的医务工作与科学研究）。
　　主治医生继续说：“迫使人公开收回过去的声明——有点象过时的搞法。把你说出去的话'收回'来，究竟是什么意思？谁能明确地宣布他以前的一个想法不再有效了？在现代，是的，一种观念可以被驳倒，但不可以被收回。那么，既然收回一种观念是不可能的，仅仅是口头上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巫术，我看你没有理由不照他们希望的去做。一个靠恐吓专政的社会里，什么样的声明也不必认真。它们都是强迫的产物，任何一个诚实的人都有责任不去理会它们。最后我得说的是，从我个人的利益和你的病人的利益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