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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公不语对枯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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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借神机营衙署办公打采。才到四点,已是薄暮暝暝。我和作家钱钢在踏访清末“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旧址的过程中,无意间来到了贤良寺。
清代北京寺庙之多,令人惊讶。据《北京文物胜迹大全》统计,仅东城区,有名称有地址的祠寺宫观,就有二百五十个。如今,绝大多数都已湮没、拆除,或是改作他用。贤良寺也不例外,残破的山门上挂着“校尉小学”的牌子。进校一看,天王殿、大雄宝殿和藏经楼全被改作教室了,厢房则是教师办公室。雍正、乾隆题写的御碑、钟鼓楼不见踪影。打听下来,原来毁于“破四旧”的浪潮。寺庙的另一部分,是街道纸盒工厂和区教育局机关。
天很冷。黄昏的乌鸦在“哇、哇”地啼号着,给人肃杀的感觉。在用山门改建的传达室里,一位老校工边给火炉添煤,边絮絮叨叨地告诉我们,当年赛金花就是在这里,劝说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不要杀戮无辜平民。在我的记忆中,瓦德西的总部设在中南海仪銮殿(今居仁堂),赛二爷咋会跑到贤良寺与他会面呢?看来,北京的每栋房子,都有自己的故事和传说。我向他打听李鸿章的故居,得知就在旁边的西跨院,只是早已与小学校园堵死了通道。
从前,西跨院在冰盏胡同也开有大门,现今关着。住户们都从校尉胡同院墙上凿出的小门进出,门牌是4号。进得院来,发现这是座四合院的最后一进,已与前院分开。院子气派很大,与我曾见过的某些王公贝勒府差不多规模。由于长期失修,梁柱上的油漆剥落殆尽,只留下朽木的枯黄颜色。北京人对住房挨庙是有讲究的,民谚曰:“宁住庙前,不住庙后。宁住庙左,不住庙右。”李鸿章是外来户,大概不在乎这类规矩。不过他住在庙右,可真是倒了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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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生名节(2)
我在院子里询问谁是老住户,人们便把我们指向东屋。东屋果然住着一位84岁的老人,叫王懋章,是唐山铁道学院的退休教师,曾在比利时列日大学留学。他的父亲王稼成(号寿琪),据说是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的第一班学生,被清政府派往比国留学,授过工科进士,当过京汉铁路的总工程师。老人听说我们来访古,很热情地把我们招呼进屋里。
据老人说,西跨院是李鸿章出钱盖的。李鸿章生前曾在北房居住,后来也殁于这里。又说《辛丑条约》在这里草签。李鸿章和贤良寺方丈甚为投契,许多人通过方丈走李的门路,带携得方丈也显赫一时。李死后,院子送给庙里,算作庙产。李鸿章用过的绿呢大轿,还一直存放在贤良寺的藏经楼。民国初年,烟酒公卖局局长张小松娶了曾经是赵秉钧内阁国务秘书洪述祖(即谋杀宋教仁案主凶)的下堂姨太太做老婆,搬到这里住过。老人的父亲是从1916年搬进这里的,当初,院子美轮美奂,如今则彻底败落。而他家,“文化大革命”中从北屋被撵出,和侄子分住东西屋,“至今没有落实政策”。
我环顾四周,见屋内杂乱一片,毫无高级知识分子住所的优雅。只有门边的墙上,挂着一堆德国制造的温度计、湿度计、气压表,和老人额上的皱纹一样苍老。老人笑笑说,这东西在欧洲很普遍,他已养成习惯,从不相信电台播送的气象预报。每当出门去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和其他退休老人闲侃的时候,就从这些仪器中自己判断是否要带雨伞。
我请老人带我们看看院子。他打开房门,用一句好听的吴侬软语说道:“耐走好!”我才知道他原是姑苏人氏。屋外已是一片漆黑了,天上的星星也很寥落。我仔细观察了联结北屋和东西厢房的短廊,不由想起李鸿章幕僚吴永所写的关于李在贤良寺生活的一段回忆,说李:
早间六七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更服铁水一盅。即脱去长袍,短衣负手,出廊下散步,非严寒冰雪不御长衣。予即于屋内伺之,看其沿廊下从彼端到此端,往复约数十次。一家人伺门外,大声报曰:“够矣!”即牵帘而入,瞑坐皮椅上,更进铁酒一盅,一伺者为之扑捏两腿……凡历数十百日,皆一无更变。
如今,短廊里堆满了蜂窝煤、大白菜和各种垃圾杂物,一只积满灰尘的日本“东芝”牌电冰箱的包装纸盒昂然耸立着,主人还不舍得将它扔掉,大约是要找个好点的价钱卖给收破烂的。廊外装了个露天自来水龙头,停了五六辆自行车。真是“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旧屋尚在,人事全非了。
老人认真地执着我和钱钢的手说:“听说明年这片房子都要拆了。你们能不能向有关方面反映一下,这里可是文物啊!”我默然。对于北京市的市政建设,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三
李鸿章的晚景过得很忧郁。
闲居贤良寺的时候,他曾感慨地说过:“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这自然是为自己开脱。中日甲午战争,决非无端发生,中国的失败,也与李鸿章对整个事态的判断及对政治、外交、军事战略战术的运用失误有着直接的联系。但他的另一番解释,却是很令人回肠荡气、扼腕三叹: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是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言语间,李鸿章透出了一缕回天无力的悲凉。
李鸿章很早就看出日本的崛起对中国生存的威胁。1874年底,他在一份奏折中指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为了防御日本侵略,他疾呼重视海防,组建北洋海军,并十分明确地把日本作为假设敌:“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从1874年至1894年间,中日两国的军事对峙或冲突共有四次:1874年日本藉口琉球船民被台湾土著居民杀害出兵台湾,清政府以支付50万两白银的代价换取日本退兵;1879年日本废琉球国改设冲绳县,清政府虽多次谈判交涉,最终却是不了了之。这两次事件促使清政府重视海防,发愤建设海军,并使中国在中日海军发展竞赛中超出日本。在1882年朝鲜“壬午事变”中,由于中国海军迅速运兵入朝,扼制了日本介入的企图;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北洋海军再次入朝,使得日本拟趁机侵略朝鲜和中国的企图无法实现。此外,北洋海军的主力舰只还在1886、1891年两次访问日本,向日本展示中国铁甲舰的威力。
李鸿章发展海军的计划,从一开始就遇到诸多磨难,历经坎坷。其间,又饱受朝廷派系倾轧之苦。
半生名节(3)
1891年6月,北洋海军成军未久,李鸿章奏请在胶州(今青岛)、烟台添筑炮台,方获上谕允准,户部尚书翁同就以户部名义,奏准暂停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二年。李鸿章大为愤懑,在写给云贵总督王文韶的信中抱怨说:“枢密方议增兵,三司已云节饷,军国大事岂真如此各行其是而不相谋!”台湾巡抚刘铭传也顿足叹道:“人方我,我乃自决其藩,亡无日矣!”正是在这几年中,中国对日本海军原先保持的领先地位被倒置了。
中日朝鲜冲突方起之时,翁同积极主战,获得时誉的好评。而直接掌管军事力量的李鸿章,主张依靠外国调解来消弭战端,却因事机未成,被后人扣上“投降卖国”的大帽子。据一位当事人王伯恭回忆,中日冲突方起时,他曾向翁同提出中日军力相差甚远,中国不宜开战。翁说:“合肥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 又说:“吾正欲试其良,以为整顿地也。”那年9月30日,中日黄海大战之后,翁同奉旨前往天津,与李鸿章会商战况。问及北洋军舰时,李“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旋慢慢调头说:“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
翁同辩称:“计臣以樽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
李鸿章愤愤反问:“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休,今日尚有李鸿章乎?”
翁同为之语塞。
在民族危机面前,能否以国家社稷为重,敢不敢与侵略者战斗,是区分历史人物民族气节的主要标志。但在生死存亡关头,京中大老的主要精力,仍在党同伐异,权衡官场得失,这才是最可痛心的。
李鸿章的幕僚周馥曾如此描绘双方的斗争:
部臣惜费,局外造谣,余益知时事难为矣。一日余密告相国(按,指李鸿章)曰:“北洋用海军费已千余万,军实不能再添。照外国海军例,不成一队也。倘一旦有事,安能与之敌?朝官皆书生出身,少见多怪,若请扩充海军,必谓劳费无功。迨至势穷力绌,必归过北洋,彼时有口难诉。不如趁此闲时,痛陈海军宜扩充,经费不可省,时事不可料,各国交谊不可恃。请饬部枢统筹速办。言之而行,此乃国家大计幸事也。万一不行,我亦可站地步。否则人反谓我误国事矣。”相国曰:“此大政,须朝廷决行,我力止此。今奏上,必交部议,仍不能行,奈何?”……后中日事起,我军屡败,兵舰尽毁,人皆谓北洋所误。逾数年,……太后问及前败军之故,余将户部费、言者掣肘各事和盘托出,并将前密告李相国之言亦奏及。且谓李鸿章明知北洋一隅,不敌日本一国之力,且一切皆未预备,何能出师?第彼时非北洋所能主持。李鸿章若言不能战,则众唾交集矣。任事之难如此。太后、皇上长叹曰:“不料某(按,指翁同)在户部竟如此!”
这里,是在争是非,还是在斗心机呢?
四
李鸿章对于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心中其实比谁都更苦涩。他的朋友吴汝纶回忆说:“平壤之败,李相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
到了1895年初,前方战事完全绝望,朝廷只得议和,又想起李鸿章,命他作全权代表,东渡扶桑,在敌人的炮口下换取和平。都是读书人,都熟读过历史,知道此行的结局,必是谈判者个人声誉的毁灭,但李鸿章没有逃避责任。进京请训时,他邀翁同同赴日本。翁立即闪避了:“若余曾办过洋务,此行正不辞。今以生手办重事,胡可哉?”李鸿章说:“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枢臣皆知此时日本非迫中国割地,否则不接待议和代表,故相对默默,唯有翁依然空谈宁赔款而不割地。聪明的慈禧亦不愿对割地表态,借口肝气发作,不接见李鸿章,让皇帝自行决定。光绪帝在无可奈何之中,只得授予李鸿章商让土地之权。
历史的这一页是多么地沉重。历史学家杨国强说:
炮口勒逼之下的委曲求和既是难事,又是污名。但面对“日人方图远略,举倾国之师,逼我和款,所索即奢,且不愿遽和”的局面,却没有一个人愿为天下作计,分担难事和污名。“诸人相对默默”正写出了当初一腔义愤与如今一腔和心的对比。若以这些人作为反衬的景观,李鸿章白发远行的零丁身形确乎显出了挺拔和刚毅。
当时也有人是把李、翁一块儿骂的。有副著名的对联说:
宰相合肥天下瘦;
司农常熟世间荒。
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大学士通常被人称作宰相。翁同是江苏常熟人,户部尚书往往被人称作大司农。《小奢摩馆脞录》说这联“嵌官名地名而意主双关,真匪夷所思”,构思确实绝妙。
李鸿章在马关议和时,遭日本人小山丰太郎开枪刺杀,弹中颧骨,幸未致命。强忍伤痛,签署和约。回到天津后,称病不入京,派随员杨福同携条约文本送至总理衙门。自然,他遭到朝野内外的一致唾骂。甚至有人参奏说:“今道路传言,云有见李鸿章者,谈笑自如,依然故态,面上并无一点伤痕。然则非真中枪也,恐人议与倭通,故假捏之耳。”
不久,朝廷调王文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失去军权,在贤良寺闲住。因俄国在《马关条约》签订后联络法、德二国逼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造成李鸿章对俄国的轻信和提出“联俄制日”的外交构想。但俄国利用了中国的信赖,却在打中国的主意,通过《###》获得西伯利亚铁路通过中国东北连接海参崴的筑路权;又借德国强占胶州湾之机,迫使清政府租让旅顺口。黄遵宪批评李鸿章是“老来失计亲豺虎”,真是一语中的。不过当时亲俄的,也不仅是李鸿章一人。比如湖广总督张之洞,便建议总理衙门“急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酬之”。更有后来名满天下的谭嗣同先生,开出了出卖国土、筹款变法的价码:
半生名节(4)
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按,指西藏与英国殖民地印度接壤),久为二国垂涎。一旦来争,度我之力终不能守,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犹可结其欢心,坐获厚利。……计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不下二千万方里,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
可见联俄心情之迫切。唯独李鸿章的真正污点,却是在谈判租借旅顺口时,拿了俄国外交官璞科第送去的五十万两银子的贿赂。
拿回扣、收门包,送冰敬、炭敬、节敬,是清末官场的陋习。恐怕没有一个官僚能够免俗。是以历来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谚。但李鸿章在对俄谈判时拿俄国人的贿赂,却显示出其品行中贪弊的一面,既损人格国格,也为外人所蔑视。不过话又说回来,李鸿章在离开直隶总督之任时,将其带兵数十年截旷扣建所存之“小金库”八百余万两白银全部移交给后任王文韶,又可看出他性格的另一面。据说这笔巨款,后来落入袁世凯之手,作为他内外行贿,交通王侯的特别经费,这就是李鸿章万万料想不到的了。
李鸿章依然关心时事,默默地看着甲午之后的新生代接过他在三十年前就亮出的变法旗帜。他向强学会捐款三千两,要求入会,被拒绝,老脸上很是难堪。但当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之时,他却敢于坦露自己对维###人的同情。某次他和幕僚亲信闲谈,讲到奉懿旨捕拿康梁,如能获此二人,功甚大,超过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我还能进爵位,说毕大笑。李指着侄婿孙仲愚说:“你是康党吗?”孙答:“是康党。”他问: “不怕抓吗?”孙答:“不怕。中堂擒康党,可先抓我。”李鸿章说:“我哪能抓你,我也是康党。”李鸿章还说太后将别人的弹章拿给他看:“有人谗尔为康党!”他当即回答:
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
满朝衮衮诸公,恐怕没有这份耿直。
五
从1895年到1899年,李鸿章投闲京师,在贤良寺住了漫漫的五年。此时,门生故吏,纷纷叛离。他韬光养晦,看尽世态炎凉。而翁同的权势正
好如日中天。但翁也有不满之处,他不是大学士,不能被人称作“丞相”。虽有帝师之尊,可以影响皇帝,只是难成相业,心中不免耿耿。
他自然看上了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的位置。
有一天,袁世凯赴贤良寺拜谒李鸿章。他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说道:
“中堂是再造元勋,功高汗马。现在朝廷待您如此凉薄,以首辅空名,随班朝请,未免过于不合。您不如暂时告归,养望林下,俟朝廷一旦有事,闻鼙鼓而思将帅,不能不倚重老臣。届时羽檄征驰,安车就道,方足见您的身份呢。”
李鸿章一眼看穿这位昔日部下的来意,厉声喝斥:“慰廷,你来替翁叔平作说客吗?他汲汲想得协办大学士,我开了缺,以次推升,腾出个协办,他即可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不干我事。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诸葛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还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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