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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300年-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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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清吏奏报查获运河沿途官员向粮船索要陋规的账簿时说：江西山头帮旗丁棹上有南漕使用陋规账簿，合计簿中自领运起至抵通州之日，银两土宜，每帮费至四五百两。纳贿之地、受贿之人俱有册可据，有款可稽。由于船户装运粮食，要经过无数道税卡，有时运载的粮食还没运到目的地，运费就已经全部花光。所以，官府也承认：运丁恣行不法者，皆由官弁剥削所致，如开兑之时，粮道发给钱粮，任意克扣，而运丁之都司，监兑之通判，又多诛求；及至启行，沿途武弁借催趱为名百计需索。在这种情况下，漕运水手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建立自己的组织，同各级官员及运丁相对抗，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漕运劳动的集体性，更促成了水手们对互助和建立组织的需求。不仅驾船需要集体的力量，就是通过闸也需要水手、纤夫的通力合作。每一帮船抵闸口，唯有通力合作，才能迅速通过。
道光六年（1826），在山东临清附近运河中，遇到江西帮粮船在拑口坝搁浅。当时，七只粮船因搁浅而难以继续航行，于是各船上的舵工、水手共计70多人，抽出五六十人拉纤，把17只船一艘艘地拉过坝口。后来缆绳断了，粮船仍然无法行驶。水手们便又用驳船将大船上的粮米，装上小船，过闸之后再装上大船。水手们共同的经济利益，更加巩固了这种互助关系。如水手们携带朝廷允许的“土宜”和非法携带私货以及偷盗漕米等活动，皆需要集体进行。此外，各个船帮为了本帮的利益，常常互相格斗以至仇杀，这也需要本帮的成员团结一致，共同对付其他船帮。这些都是促成漕运水手行帮形成的基本原因。
（2）罗教与漕运水手行帮
罗教与漕运水手行帮有着密切关系。漕运是一项非常艰辛繁重和危险的劳动，在漫长的运河航行中，船只常常遇到逆行、搁浅、穿闸、过坝等情况，这时船夫只得用纤绳拖着粮船行进。当时的官员也说：船夫们蹈江涉河，经历寒暑，终年不得休息，而且还面临着翻船等危险。粮船水手因风涛不测，常有漂覆贻累之苦。雍正三年三月十二日，粮船行至江苏和州地方，大江之中忽遇暴风，粮船被漂没者，计有安庆帮五只，安福帮六只，赣州帮一只。乾隆五十一年，兴武帮59只粮船在山东境内陡遇风暴，多只粮船被刮断头扼，船身碰散，登时沉没。同年，各帮上闸时，内有浙江金衢所帮旗丁胡公安船一只，胡南头帮旗丁熊之都船一只，正在拉进金门之际，突然旋流汹涌，以致挣断头缆，摔碰闸墙，栈板齐裂，水涌入舱，两岸人夫奋力抢救，但水大力猛，将带缆之闸耳亦皆扳倒，船身登时倾覆，漕米、土宜、行李等物，均荡然无存。粮船在行进过程中，这类因风暴而翻船的事故经常发生。漕运水手每年重运和回空，要往返6000里的航程，途中屡经险恶之地，风涛起伏，长时间漂泊不定，生活艰辛，加上命运未卜，生死无定的前途，促使水手们渴望从精神上寻求到某种慰藉，这就给罗教在水手中的流传留下了空间。所以，水手们加入罗教，无非为了得到一些精神上的慰藉。罗教所宣扬的劫难将至，如果信奉该教，将可以得到“无生老母”的拯救，过上美好的生活等说教，对于苦难中的粮船水手来说自然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所以，在明代中叶罗教兴起后，漂泊在京杭大运河上的漕运水手们，便纷纷投入罗教的怀抱。
第一章 三大帮会溯源（15）
正是因为青帮的形成同罗教有着密切关系，所以帮内便把罗教创始人罗清即罗梦鸿尊为该教的“祖师”之一。不过，罗清并非青帮秘籍里所说“甘肃兰州府渭源县罗家庄”人，而是山东省即墨县人。。电子书下载他也并未中过举人，更未当过“户部侍郎”。他自幼父母双亡，由叔婶抚养成人。因为他家“隶军籍”，所以成年后便应征入伍，成为一名运粮军人，退役后倡立了罗教。罗梦鸿本人是运粮军人出身，深知运粮军人的艰辛痛苦和精神上的需求，所以，明代罗教就在漕运水手中流传，在清代依然如此。雍正七年，嘉兴帮水手刘把式的师傅罗道（相传是罗祖后代）供称：他家“自罗祖至今有八辈了”。被青帮尊为前三祖的翁、钱、潘三人与罗教的关系，在清代档案里也有明确记载：明季时有密云人钱姓、翁姓、松江人潘姓三人，流寓杭州，共兴罗教，即于该地各建一庵，供奉佛像，吃素念经。于是有钱庵、翁庵、潘庵之名。因该处逼近粮船水次，有水手等借居其中，以致日久相率皈依，该庵遂为水手己业。他们在杭州北新关拱宸桥一带修建的许多罗教的庵堂，成为年老无依、残疾或穷苦水手们的驻足之处。水手们在此不仅可以住宿，而且可以得到庵堂垫给的饭食，等到来年重运得有“雇价”时再行归还。水手年老病故之后，还可以埋葬在庵堂附近的义冢。漕运水手俱来自北方山东、北直各处，回空之时，无处住歇。疾病身死，亦无处掩埋，故创设各庵，俾生者可以托足，死者有地掩埋。这些庵堂各置余地，以资守庵人日用，并为水手身故义冢。在这种情况下，漕运水手年老有病，遂各进庵看守，耕种余地以资湖口。由于庵堂为水手提供了这些帮助，以致日久相率归教，因水手众多，庵堂陆续又增加到70余处。每年粮船回空，那些找不到工作的水手们便寄寓各庵，罗教庵堂也就成了水手们回空后的栖息场所。久而久之，罗教庵堂就了漕运水手们的互助中心，水手们为了得到帮助，于是纷纷加入罗教。由于水手们加入罗教主要是为了互助，从而使水手中罗教组织的教门色彩逐渐淡化，许多水手回空后尽管还偶尔念经，但也仅仅是为了求平安。
清朝官员看到罗教庵堂已经成为水手们的聚集中心，虽然承认庵堂“别无夜聚晓散及煽惑民人之事”，仍担心久而久之会滋生事端，遂于雍正五年对罗教庵堂进行查禁。为了避免罗教庵堂被查禁后水手们无处栖止而滋生事端，关闭了40多所庵堂，没收了庵堂所藏的罗经、罗像，把其余的30多处庵堂改为水手居住的“公所”，不许再信奉罗教。江苏巡抚陈时夏在接到刑部有关查禁罗教的咨文后，也对本省罗教庵堂进行清理。发现这些庵堂房屋不过数间，供三世佛，诵经做会，非僧非道，每与漕运水手同教往来。粮船来南，多以米粮资其食用，或粮船水手有疾病流落者，各庵之人亦资其盘费。陈时夏在苏州共查出大乘教（罗教变名）庵堂12处。经过雍正五年的查禁，漕运水手中信奉罗教者并未减少，而且各庵内仍藏罗经、罗像，居住在公所里的水手不久便又故态复萌，继续信奉罗教。乾隆三十三年清廷再次查禁罗教，乾隆皇帝吸取了雍正年间的教训，当浙江巡抚永德奏请仍然沿用雍正年间成例，把罗教庵堂仍改为公所时指出：从前虽经李卫查毁经像，而房屋尚存，以致故态复萌，各庵内仍藏罗经、罗像，是其恶习难返，非彻底毁禁，不能禁绝根株。如果沿用前法，则数年之后，查禁稍疏，伊等势必又将公所变为庵堂。至于回空水手的栖息一事，则不必官为筹办，由水手们自行解决。遂把罗教和大乘教庵堂彻底摧毁，拆下之木料与地基，也估价后留充地方公用。
第一章 三大帮会溯源（16）
（3）漕运水手行帮向青帮的演化
罗教庵堂被毁后，其活动中心已经不复存在，栖息于此的年老无依水手也失去了生存的依靠，于是把活动中心从陆地转移到船上，建立了“老堂船”。每帮有老堂船一只，悬挂罗祖画像，分派一人专管香火及全帮水手用钱的账目，称为“老管（老官）”。老堂船便成了漕运水手行帮的议事场所，由帮中辈分最高、资格最老的“老管”组成一个管理机构。这个管理机构比起以前的庵堂，在组织上更为严密，权力更大，领导也更为有力。以往的庵堂管理人，多为年老无依的水手，他们与在庵堂内栖息的水手之间，并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仅仅靠为水手服务以赚取微利，借以勉强维持生活。而老船堂里的“老管”，则是对水手享有领导权的首领，甚至对入帮的水手握有生杀予夺的特权。而由“老管”所组成的领导集团，则是具有控制全帮的权力机构。经过如此演化，漕运水手行帮也就从以前十分松散的劳动和互助组织，逐步转化为严密的帮会组织。这个转化过程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其完成的标志，便是青帮的形成。
随着罗教庵堂转移到老船堂上，漕运水手行帮的性质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信仰色彩逐渐淡化，而帮会的互助性却更加明显。他们以“帮丧助婚，济困扶危”相号召，对水手所得雇值（工资），按名提出若干，收存生息。遇水手患病医药或身故买棺，老管即于此项内酌量资助。水手们“利其缓急有恃，乐于从事”，纷纷加入其中。水手行帮的组织也变得更加严密，所供奉的“罗祖”，也从教门祖师转变为水手行帮的行业祖师。在行帮内部实行严格的家长制统治，帮中辈分较高的“老管”、师父，对徒弟严加控制，水手滋事，必送“老管”处治，轻则责罚，重则立毙，沉入河中。帮内辈分最高的“老管”不仅控制了全帮的经济大权，而且在帮内制定严厉的帮规、家法以震慑、钳制帮众，维护自己的家长制统治。各帮酷刑甚多，诸如棍打、烧炙、截耳、割筋等，不一而足，对违反者，轻则罚以棍棒，重则沉毙水中，名之曰“替代祖法”，俨然是一个独立的地下王国。
道光年间，罗教继续在漕运水手中流传。不过，其传播情况不仅不似雍正、乾隆年间兴旺，而且，漕运水手中的行帮组织的教门色彩已日益淡化，越来越带有帮会的色彩。除奉罗祖为教主外，还尊奉翁、钱、潘三人为祖师，翁、钱共为老安，潘为新安。凡新入漕运的水手，必拜一人为师，排列辈分，彼此照应，各分党羽以自强。其辈分之排列，共有24个字，即：清静道德，稳［文］诚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元明兴礼，大通文学［悟觉］。水手拜师之后，师傅要授以三规五戒，并诵习泰山、金刚等经。无论老安还是新安，均分为若干分支。道光初年浙江嘉白帮中，钱安分为钱安、陆安、王安、刘安、鲜安、严安六支，翁安一支，总名老安，每安立会首一名，称为七老会。新安也分为四支。钱安以李明秀为首，陆安以任兆林为首，王安以贾胜九为首，刘安以文得为首，八鲜安以黄第五为首，严安以席明为首，翁安以王松年为首，潘安以韩赞逵、杨万和、颜第三、王同承等为首。潘安与老安素不和睦，常常互相打斗。漕运水手帮更重要的功能，是维护水手自身的利益。道光年间的漕运水手，据统计不下四五万人，加上沿途纤夫，其数量更大。水手雇值（工资）向例不过一两二钱，往往挟制旗丁，每名索二三十钱不等，为了索要工钱，常常于途中突然停泊，“老管”传出一纸，名曰“溜子”，索添价值，旗丁不敢不从。由于漕运水手行帮，在性质上日益向帮会方面转化，罗教的影响逐渐淡化，漕运水手的行帮组织，逐渐演化成了青帮。
第二章 生存的武器：拉帮结伙（1）
清代帮会不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建立的，而是由少数人发起，采取我国传统的歃血结盟或师徒传承的方式建立起来的。
天地会是按照异姓结拜的方式结成的帮会，其结盟仪式比较简单。
哥老会也是采用异性结拜的方式组成，其结盟仪式比天地会更完备，包括“开山堂”和“开香堂”。
青帮是采取师徒传承的方式结成，对于要求入帮的弟子，师傅要对之进行严格的考查，并且经过四步手续，才能正式拜师成为青帮成员，其组织的建立称为开大香堂、小香堂。
社会学认为，弱势群体为了同主流社会相抗衡以求得生存，最好的武器就是形成一个社会组织，而帮会就是这样的组织。清代帮会同现代的社会组织相比较，尚较为原始和落后。不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建立的，而是由少数人发起，采用我国传统的歃血结盟或师徒传承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总的来看，清代帮会分为异姓结拜而成的“会”和师徒传承结成的“帮”，其中天地会与哥老会属于前者，青帮属于后者。
一 天地会：歃血结盟
天地会是按照异姓结拜弟兄的方式结成的帮会，因其形成较早，所以其结盟仪式比较简单，而且是逐渐发展、演变而成的，不似青帮、哥老会形成早期就有一套完备的范式。
乾隆年间天地会刚刚兴起时的结盟仪式比较简单，主要是歃血、饮酒、钻刀。乾隆五十二年，福建天地会结会时，要在桌子上供设香炉，地上插两把剑，或者由仪式主持人双手持刀或剑，斜架作叉，令入会者由剑下钻过，然后发誓：若触破事机，死在刀剑之下。有的拜会时，要在神像前宰鸡、歃血、钻刀，对天立誓：一人有难，大家帮助。如若负盟，刀下亡身。誓毕，将誓章在神像前焚化，并吃血酒。会内之人相见，用左手伸三指朝天做暗号。誓章内容多为：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一人有难，大家帮助。若是不救及走漏消息，全家灭亡。
嘉庆、道光年间，随着组织在各地的发展，天地会的结盟仪式不断被官府所侦知，作为应对措施，天地会的结盟仪式也不断改变，各省亦略有不同。
嘉庆年间，结盟仪式已较前复杂，如用布搭在两个椅子背上作为“桥”，令入会者从“桥”下钻过。口念：“有忠有义桥下过，无忠无义剑下亡”，并用刀宰鸡取血滴入酒内同饮。或在供桌上供设米斗一个，并将刀、尺、镜、线等插入米斗之内，令众人向米斗行礼。主盟人宰下鸡头，取血滴酒，与入会者同饮，立誓：各人有事若不相帮，既如鸡头一样。道光年间，有的用红纸写“五祖”（即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李色开）之位，贴于墙上作为牌位。又用五色纸旗五面，并剪刀、裁尺、戥子各一件，插入米斗之内，供桌上备有香烛鸡酒。供桌旁设一竹圈，圈上缚木柄刀两把。主盟人立于上首，令众人先向牌位跪拜，再从圈内钻过，然后立誓：入会后如有异心，死于刀下。众人拜首倡者为师，主盟人将各人姓名开单焚化，宰鸡取血滴入酒内，又把每人左手食指刺破，滴血入鸡血酒内，每人各饮一口。
在广西，结盟仪式更为复杂。有的用竹篾扎成拱门三层，于每层拱门左右各站立一人，手执顺刀、铁尺，门前放水一盆。为首者燃香三炷，令入会者俯伏跪地，再将香投入水盆之内，领众盟誓：“有忠有义桌下过，无忠无义刀下亡”，并传授“手诀”即“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如有人不下跪、不盟誓，则用铁尺打击其背，用刀架其项上，示以欲杀之状。二层、三层亦如此，名为“过三关”。结会之大堂内，还架桌三张，上安置米斗一个，插五色小旗五面，另用红纸书写：“日月光照，忠心报国”贴于桌面。一人立于桌上，称为“大哥”，一人旁立执笔，头扎红巾，名曰“先生”；另有一人带领入会者跪伏下面。先生问新入会者：“你自来还是父母令你来？”即须回答：“自来。”又问：“心愿不愿？”则要答以：“心愿。”又问：“上坐者可做大哥否？”必须回答：“做得。”又云：“大哥到旨，要汝等攻劫剽掠，一一遵依。”问毕，由新入会者自报姓名，开列于红纸单内，各刺中指出血，滴入酒内分饮。还有一人名为教师，即称“千里马”者，各授以新草鞋一双，扇子一柄。
第二章 生存的武器：拉帮结伙（2）
贵州天地会结会时也用竹扎“关门”三层，每关有两人各执长尖刀，立于两旁，将刀架于中间。又于“关门”内搭一高台，所置器具如木斗、小旗等物与广西等省区相同，唯结拜时首领分别站立三关旁，披发仗剑，令入会者将发辫拆开，用红布包头，然后歃血盟誓。并把入会者姓名开列盟单焚化，令众人均从火坑上跳过去，以表示“同赴水火，俱不畏惧”。有的结会时，又用红纸条写：“红旗飘飘，英雄尽招，海外天子，来付（复）明朝。”并于桌后烧火一盆，在过三关及歃血、盟誓后，再从火上跳过，并饮一口水，名为“三河水”，并念诵：“三河河水出高溪，阳春庙里有诗题，你今吃了三河水，保佑五祖早登基。”然后一同叩头结拜。有的还在各关置放草人一个，众人于过关时，各将草人用刀砍一下，表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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