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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里的中国-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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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众与选择——农民的生育策略（4）
如果我们把目光绕到这件事情的背后，就可以发现：由于传统乡村社会从夫居的习俗，已婚的女儿要搬至丈夫的居处与其同住，并生子为夫家传嗣，因此女儿出嫁后在身份上有所转变，不再属于原生家庭的一分子，父母也认为应与儿子及媳妇同住，并由儿子与媳妇负担起生前奉养、死后祭祀的责任。由此，父母基于女儿与儿子的家庭成员身份不同之因素，在人力资本的投资上，可能较愿意长期投资在儿子身上，对于女儿的人力资本投资，则往往只愿意投资到女儿有足够能力回馈父母时即停止。至于在非人力资本的投资上，父母或许便是因为这种代间契约的互惠关系，较愿意将多数或全部财产分配给儿子，而较不愿分给将来会或已经嫁入别人家的女儿。
简单地说， 对于和孙老太一样的许许多多的农村女人来说，她们一生的任务和使命就是为了能够生养儿子。她们的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与我国农村地区盛行的性别偏好之间是有着某种契合的。这种契合正是性别偏好赖以传承的“营养基”，有了“营养基”，性别偏好这种社会文化现象才能“经久不衰”。也可以说，农村妇女个体和代际之间的生命历程相似性和稳定性是性别偏好生成的根本原因。
（二）乡村生育的理想子女数
从理论上来说，生育子女的数量是依据妇女生育期的长短及生育能力的高低来决定的，它有着一定的自然价值。但是在实际上，很少有妇女能够最大数量地生育。即使在乡村社会，妇女们也并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生育越多的人越光荣。比如，孙老太就从来没有为自己强大的生育能力自豪过，甚至有人认为她多少都有点自卑，从她有意地隐瞒和歪曲两个女儿生日的举动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农村人们在行为上更多地追求的是一种从众，即别人怎么样，我也大概怎么样。这反映到生育行为上，同样有效。人们的生育行为，尤其是生育次数和生育能力都不是追求无限多，而理想的模式应该是与大家差不多。这个从众的心理在现在的农村生育活动中，依然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譬如有的地区大家都生育一个孩子，那些想多生育的人就会感到压力而自发地控制自己的生育次数，而如果一个地区人们的生育次数都比较多，那么想少生育的人也会感到压力，就会千方百计地增加自己的怀孕次数。在孙老太的故事中，孙老太正是因为自己的生育次数大大超过了村里周围人的平均数，而且还不可思议地在一年内生育了两次，感到很丢人。
传统中乡村社会生育的基本价值在于传宗接代，这个传宗接代的观念即使在变迁的社会中亦不容易改变，因此会有尽管理想子女数已随社会变迁而变少，但对男孩的偏好仍然不变的情形。受制于传宗接代的要求，身为妻子，就需要为夫家生下子嗣，最好是生男孩。能够生育男孩是女性为人媳妇分内应做的事，因此女性较男性承受更多家族传承的责任和压力。若没有替夫家生一儿半女，女性在夫家中的地位便不受重视。中国自古以来，不孕、无子常被看做是妇女的过失，光是这个问题，就足以让女子被丈夫休掉，逐出夫家。到了现代，已无休妻的制度，但女性若未尽到生育责任，仍有可能被夫家嫌弃，或被他人奚落。为了符合社会规范，摆脱不孕、不生男的污名，传统媳妇遂有可能选择实践生育的行为，但不见得是依据自我意愿而生孩子，尤其是无法自主选择一生生育几个孩子。 。。
从众与选择——农民的生育策略（5）
L村的女性普遍生存在传宗接代的压力下，能够生儿子是很光荣的事情，如果头胎是男孩，可以减轻不少舆论纷扰，如果头胎是女孩，通常会受到众人的关切，只得继续生育，直到生出儿子为止。除非本身喜爱女孩，不然，女性对生男或生女的期望多少都受到传统的重男轻女价值观所影响。L村女性在孩子数量的期望上，以两男一女或两男两女最为普遍，这一样受着传宗接代观念的束缚。生两个男孩比较“保险”，一个出了事情还有另一个可以传承姓氏。生女孩则是因为早晚要嫁人，不要生太多，一个女孩就够了，要不然就是有男有女刚好两对不会有人落单。另外有少数女性，大约三十岁以下，包含已婚和未婚的女性，对于理想的儿女数量则明显少于前述妇女的期望。她们有人以为子女一对，有男又有女的家庭结构是很完美的，两个孩子可以一起长大，不会孤单。也有人满足于只生一个孩子。更有少数女性因为庞大的经济支出与社会治安恶化而不愿生孩子，直接挑战传统思维。
（三）农民生育的责任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在孙老太的生活世界中，结婚的目的就是为了生育，能否生育、有没有男孩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生理上的事情了，它关系到自己的人生意义，已经融入了她的血液中，是她人生幸福感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她可以贫穷，但不能不生育，尤其不能不生男孩。在孙老太这样的农村妇女的生命周期中，没有其他的成就（例如，科学技术上的、艺术上的、政治权力上的目标和成就），其成就感遂沉积在养活自己和养活后代这两件事上面。
人类学的大量研究也表明，生育不单是富于社会性的行为，它往往关联着各自文化的价值体系，甚至连带着个体的人生意义。中国数千年来，将传宗接代确定为最大的人生任务，传宗接代构成了一般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基础。每个人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还要子子孙孙传下去，从而香火不断，生命不息。有限的生命因为可以融入子子孙孙向下传递的无限事业中，而具有了永恒的意义。无论现世生活多么艰难，只要可以延续子孙，就会有光宗耀祖的希望，就值得忍耐和坚守。
在农村，大多数农民的观念里，生育一个男孩直接关联着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他们生命逻辑里不可或缺的环节。在这个故事里，孙老太已经在她的生命历程中把生儿育女当作了一条不可逆转的轨迹，将生育儿子视为自己为人妻、甚至为女人的本分。在她看来，生育儿子成为一种肯定自己为女人的方式，借母亲这个角色找到自己的定位，并从中证明自己是一个正常的女人，而不是有缺陷的或不正常的。
在L村，生儿育女至今仍被村民认为是家庭最重要的事情。妇女自当新娘的那一天起，无论是从迎亲、闹洞房的习俗中，还是从婆婆、丈夫及周围亲属的眼神言语中，都可以看到对孩子的期盼。一个新婚半年的妻子，如果还没有一点怀孕的迹象，肯定要受到婆婆旁敲侧击的盘问。若时间再长仍没有妊娠的征兆，婆婆和娘家妈便开始焦急不安，怀疑她有病。这时婆婆就会动员丈夫带妻子去看病或做检查了。
生育被家庭如此重视，是出自对传宗接代的需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视生育为婚姻主要目的的传统观念在相当一部分农民中仍然存在。为保证祭祀祖先的香火不断，生育男性子嗣成为夫妇的最大义务。这也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一书中提到生育的意义，不只是生理上的生产、抚育，还有社会知识的传承，生育制度也就是这样一代传一代的“社会继替”。
从众与选择——农民的生育策略（6）
对某些L村的女性而言，生孩子的意义与目的并不需多加思考，即可获得答案，亦即繁衍后代，为夫家传承子嗣。表面上说来，只为生孩子而生孩子的生物性行为是没有太大意义的。若我们回归到传统文化强调“多子多孙多福气”、“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特质来探讨，则这些女性的看法就具有文化上的意义，生育子嗣实际包含了社会认知的传承。中国自周代以后实施父系宗法制度，由家族中的男性传承家系，再加上传统社会农业生产活动多由男性负责，因此形成了“多子多福”、“重男轻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生育价值观，大部分的人都会将传宗接代的生育大事放在人生规划中。
在农村人们眼中，生育已经不是个人的选择。不育，即使是自愿的也不能是一种生活方式，生育已经成为一个人生命中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一个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是一个人成熟或者说完全独立的标志。所以，许多人认为一个人不可能自愿选择或者放弃使自己完整、使自己成熟的机会。在他们眼里，不生育者更多是实践或者说体现着许多人心中都十分认可的一句民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其实这也怪不得他们，在一个变化缓慢或者说一成不变的农村社会中，或许只有孩子诞生之类的事情才能够激起人们一种对生命、对生活的新希望，使他们体会到一丝变化。
在农村，结完了婚就等于进入待生育状态。在他们的生活轨迹中，结婚、生育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除非是生理的原因，否则结婚后不生育是不能被理解的。这种生育的精神动机，在广大的中国农村是具有普遍性的。他们的全部就是为了挣那一份养活自己及家人的生活必需品，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创造性的工作可做。于是，他们把生育子女一方面当作养活自己的生活手段，另一方面也当成生活中唯一可做成的事业。因此可以说，农民的生活目标就是生活本身，他们生下来，活着，然后死去；后代又生下来，活着，然后死去。人生全部的活动，目标和成就都在这个范围之中。
（四）人生责任还是养儿防老？
子女价值是具有社会意义的价值系统，不同文化和社会制度、不同个人条件的影响下，子女价值的内容有很大的差异，且子女价值观念随着社会结构的演变，随着个人生命成长的变化也时时在嬗变。例如，经过时代变迁，养儿防老与传宗接代的观念已不如以前强烈，妇女更关心子女带来的个人心理上的愉悦感受。
由于村民彼此都有宗亲和邻居的双重身份，这些属于家庭内的私事常常成为闲聊中的话题，在言语之中，村中传统的婚姻、生育观念不断被强化。村民的价值取向亦赋予舆论强大的力量，直接影响了女性对子女价值的态度。
传统上，L村的大部分女性抱着养儿防老的观念来看待生育孩子之事，她们预期生养儿子长大就一定能够得到回馈，是个不会亏本的投资。如果将养育孩子长大、供给孩子需求的金钱和精神比喻为本金的话，那么父母年老时，孩子的反哺和照顾起居便是投资的收获。养儿防老的理想也许在单纯、朴实的传统农业社会中能够被实行。即便如此，每对老夫妻也不是百分之百的都有孝顺的儿女奉养。在L村也有几个倾其所有，把最好的全都给了孩子，最后孩子弃养老人，令人不胜欷殻У睦印５牵诖车南绱迳缁嶂校栽谌松母鞲鼋锥沃斜簧缁峁嗍湟晌哪盖祝攀浅浦暗南备尽Ｗ魑桓雠裕ㄓ谐晌桓瞿盖缀螅庞兴嬖诘募壑岛偷匚弧Ｒ虼怂侨衔⒆拥淖钪找庖寰驮谟诖诮哟⒆邮谴匙谧迳缁崤缘谋鼐贰Ｊ榘⊥ ！∠肟词槔�
从众与选择——农民的生育策略（7）
在现在的L村，越来越多年轻的女性则少有人认为生孩子的意义在于繁衍后代的人生责任或养儿防老。年轻的女性们认为孩子是夫妻两人爱情的结晶，并且可以滋润、调剂夫妻关系。有了孩子之后，夫妻感情会更融洽，孩子成为他们共同关注的目标。夫妻两人不会因为过了热恋期，而显得无趣。原来的两人世界因为有新成员的加入，生活更热闹、更多姿多彩。有了孩子，才有家的感觉，家庭生活才更完整、更有生气。如果没有孩子，一个家总是有缺憾，夫妻两人每天面对面生活，久了也可能索然无味。现代的乡村生育不再仅仅是家庭或家族的需要，更加成为个人的人生追求，是一种追求现实幸福的体现。这从孙老太小女儿的例子中就可以看得出来，自愿放弃多生育子女的念头，专心抚养一个孩子，在现代的乡村社会中已经不是特例或个案了。
三、故事的文化人类学解读
在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中，总会有一些事件，影响了当事人的发展。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发现这些事件及其影响，那么我们就不仅能够解释某类人的人生轨迹，而且可以从中发现个人的价值取向和行动逻辑。总而言之，对于生活事件分析来说，最关键的还不仅仅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发生之后，当事人产生了何种体验，又对它作出了什么样的解释。因为，对于什么是人生中的事件，其实并没有一个客观的衡量标准。即使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只要当事人很看重它，那么它就是这个人所经历过的事件。反之，即使是天塌地陷，如果当事人自己熟视无睹，那么也不能算作事件。
在我们的故事中，孙老太对计划生育的认识正好反映了这一点。孙老太是第一批主动响应国家政策而实施绝育手术的，她意志坚定地拥护计划生育，可是作为她的同辈群体，这却是一件不容易接受的事情，其中的原因，也许生命历程理论的解释最有说服力。在生命历程理论的视角下，生育可被视为不定项选择的空间，生育策略为社会成员标出了待选项目，但没有给定最终选项，个人可进行多种搭配选择，不同的人会出现不同的结果——一些人选择性别偏好和性别选择，一些人不选择性别偏好和性别选择。在这些结果中，一方面可以体现出选择者的意志，即个体的创造性；另一方面可体现出生育文化制度的框架要求和限制。就是说虽然人们的生育态度、愿望和行为的特征是在他们那种特定的生命事件中形成的，但不是所有在同一种生育文化中生活的人都会采取同样的生育态度、愿望和行为，即使是他们最终表现出同样的生育态度、愿望和行为，他们所依据的生活事件也不见得会相同。因此，我们在研究出生性别选择的过程中就不仅要记录行为者所处的社会结构的内容，比如，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以及宗族势力和村落文化等，而且要特别注意对个人成长环境、生活史等生命历程的考察。
记忆与想象——男孩偏好的生成“逻辑”（1）
一、故事
周大哥是L村一个普通的农民，今年已经五十多岁了。一辈子没读过几年书，主要依靠种植业为生。在L村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叫作：跟着老八（周大哥兄弟排行第八），种吗收吗。就是说你看周大哥今年种什么，你就跟着种什么，准能够丰收而且能够卖个好价钱。因为周大哥总能把握住市场经济的脉搏，所以在附近十里八乡都很出名。这些年来，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们更是传言他有先知先觉的能力。对此，我们专门问过周大哥是不是“开了天目”？他憨憨地一笑：“没什么啦，你看今年黄豆价格低，明年种的肯定少，明年种的少了，价格不就上去了吗？”多么朴素的逻辑，多么智慧的逻辑，就是这套既朴素又智慧的逻辑给周大哥在Ｌ村留下了一段更耐人寻味的逸事。
这个故事其实是发生在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周大哥还是三十出头的小伙子。听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经常说，当时的周大哥家庭生活幸福，周大哥夫妻恩爱的样子在村里是很少见的。但是令周大哥和周嫂一直很遗憾的就是他们没有能够有个儿子，反而一口气连生了五个闺女。每次周嫂怀孕，周大哥都怀着巨大希望盼望着自己第一个儿子的出生；每次周嫂生产，周大哥又总是感到巨大的失望得知他们又多了一个女儿。对于周大哥来说，他有着强烈的男孩偏好，不然像他这样常常有着自己冷静而独特判断能力的人不会在这件事情上被人们轻易地觉察到他很喜欢男孩。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周大哥在很多情况下都能保持冷静，都能有自己的判断，比如他对种什么不种什么，向来是不随大流的，为什么唯独在男孩偏好这件事情上表现出这么强烈的从众倾向呢？
对这个问题，我们问过周大哥本人，也问过同村的周围人，他们的回答大都是同义反复，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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