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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困惑-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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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是我们在北京时想都没有想到的。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三年自然灾害之二
死一般沉寂的村庄
街上竟然无人无声，死一般沉寂，只有北风呼啸吹起层层浮土。面对这种凄惨局面，我不禁毛骨悚然。
省、地、县领导提出社队的首要任务是“四保”（保人、保畜、保生产、保社会治安），现在这里只剩下一保了：牲畜没有了，生产谈不上，社会治安不用保，饿死也没有人造反，小偷小摸主要是偷吃的，家家空空如也，也没什么可偷的了。保人，最有效的办法是要有粮食、有吃的，可是最缺乏、最难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因为临近的四面八方都遭了灾，特别是鲁西北地区灾情最重，人们都自顾不暇。中央也有困难，连北京、天津等一些大城市，粮食供应都发生了困难，也都在搞代食品，哪里还有粮食给各地农村调拨？不要说没有，即使有，要运到这里来也十分困难，这里交通十分不便。以惠民地区为例，全区十多个县，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全是土路，一下雨几天不能走，一晴天尘土飞扬。当时乡下的主要交通工具是独轮车，装不了多少东西，一天也走不了几十里路。且不要说从乡下，就是从惠民县城到铁路沿线最近的德州、禹城，也都是100多公里左右，独轮车往返一次最少也得要四五天，再加上到农村还得要一两天，就是六七天。一车即使能装上百十斤，连人吃再加上路上损耗，到农民手中还能剩多少？
省五级干部大会期间，新到任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兼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听说山东灾情严重，他“打肿脸充胖子”，硬是要发扬风格，支援山东灾区。当时安徽灾情并不比山东轻，只是“盖子”没揭开，中央还没点他们的名，所以他要给山东灾区调些粮食的指示没起作用。因为安徽，特别是与山东相毗连的淮北地区，灾情也很严重，根本无粮可调。但曾书记大话讲出去了，不好收回，山东灾民在眼巴巴地等着呢。没有办法，他们只好给山东调来一批地瓜蔓，通过火车运到德州、禹城。省里分给惠民县一些，惠民县派不出人去运。因为运粮的人要补贴粮食，往返一个星期运回来一车地瓜蔓还不够补贴的粮食。可是又不敢说不要，所以县里就直接把指标分给各村，谁要谁去拉，谁拉归谁，公家不再给运粮补贴。
因为这是代食品，体积大，装不了多少，往返路又远，体力消耗大，又解决不了多少问题，所以没有多少人去运。据说，后来大部分都给铁路沿线附近的灾区农民了，指望安徽救灾这一希望落空了。
“保人”关键是解决吃的，没有粮食，只好搞代食品。可惠民一马平川无边无际的平原地区，境内既无山区，又无丘陵，甚至连块石头都找不到。由于盐碱化，有些地方不仅不长庄稼，甚至连草都不长。由于连年灾荒，一些地方树皮被扒光，草根被刨掉，任何代食品都很难找到。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我们下放干部和社队领导共同研究，用草籽作为代食品充饥，用以工代粮的办法（按搞到草籽数量发给部分粮食）。于是我就带领村里的一些社员到沙荒滩上去搂草籽。碱地草稀，有时一天也搞不到半斤草籽，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正在这时，地、县委号召吃老草（所谓“老草”就是地荒了时长出的草，到秋天割下来，准备给牲口吃的饲草），并且发来了地委组织部田部长关于如何把老草加工制作成代食品的经验介绍，号召各社队领导要带领群众搞老草面当作代食品。所谓“老草面”，就是把干草切碎，在锅里烘干，再用磨磨碎，然后再用箩筛把细面过下来，就是“老草面”。用它当代食品，和上地瓜面做成饼子、窝头来吃。
我们下放干部对用老草面做代食品半信半疑，但地县委指示要推广，我们不得不组织群众去搞。村干部和群众，特别是一些老年社员也都不相信，不想搞。有的说，什么“老草面”？就是些草末末，都是一些细糜子，轻飘飘的，怎么能咽得下去呀！他们不愿意干，做好了也不吃。当时我在日记里写下这么一段话：“县社领导来检查救灾情况时，队干部拿出一筐老草面和地瓜面混合一起做的窝头，一方面表示他们响应了地县领导的号召，一方面叫大家尝。他们故意捡了个大个的给了我。我咬了一小口，在嘴里嚼来嚼去，怎么也咽不下去，但又不好当众吐出来。有的社员故意问了我一句：‘怎么样？好吃吧！’我不得不违心的回答说：‘还行，还行！’看来在生产救灾问题上，地县领导也犯瞎指挥错误，实际上吃老草是行不通的。一是根本吃不下去，吃下去也拉不出来；二是老草少，成本高。老草要6分钱一斤，一斤老草面要8斤老草，每斤老草面不包括人工就是4角8分，可以买一斤多胡萝卜，可是地委竟然转发了组织部田部长的报告，硬要下边推广。结果不但没有解决问题，还造成浪费。下边的老草也很紧张，当然也就行不通。”
但我想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人吃老草（注：不是青草、嫩草）这是古今中外闻所未闻的奇事、怪事，可是被想出来了，而且竟然被地、县委当成“成功经验”去推广，我很荣幸地亲自尝了。实践证明，这条“经验”不被群众接受，行不通。但它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这里灾难严重，领导救灾心急，实在是找不出来其他可以吃的东西了，才在无奈之中想了这么个馊主意。我来这里之前，尽管对这里的灾情严重性有所准备，但没想到这里的条件如此之差，工作如此之难，最大难处是既无粮食，也找不到任何代食品。过去我曾到过一些灾区，粮食减产了，可以瓜菜代；实在困难还可以挖野菜、捋树叶、挖草根、剥树皮充饥。然而这里许多树木被砍倒、树皮被扒光。过去人们认为的最好的度荒食品榆树早已不见了。在找不到任何可以充饥的代食品情况下，才想出吃老草的“办法”。但人毕竟是有一个胃，而不是反刍动物，吃老草不但解决不了问题甚至会起反作用。这件事既反映了领导上的用心良苦，也提出了令人深思的问题……
我们下放干部已经把户口带到了当地，按照这里脱产干部每人每月粮食定量一律是17斤，比我在北京时每月减少定量14斤，而且这17斤几乎全是地瓜干，根本不够吃。我们和当地干部不同，家不在这里，不能互相调剂，也没有自留地和代食品补充，单靠17斤地瓜干是难以为继的。县里领导担心我们的身体健康，特地指示公社帮助调点棉籽饼作为代食品，补给我们所在的大队食堂。用棉籽饼面和地瓜干面混合起来做的窝头，是土黑颜色，很硬很重，虽不像老草面窝头那样咽不下去，但吃下去之后，一是胃很难受，二是大便困难。有时不得不用肥皂水灌肠，甚至用手抠。尽管如此，它比观音土、老草面都强。经我们请求，从大队食堂调出100斤棉籽饼支援了西马小队的一些特困户，他们非常高兴。我说我们宁可少吃点，也要救济一下特困户。这是我们在西马小队调查中做的一件实事、好事。
西马小队共有48户人家，我来之后都走访了一遍，了解到一些灾情。1月11日，根据县委指示，我们全体下放干部集中在北镇，参加惠民县四级干部会议。
西马虎村调查之后，我们下放干部工作组向县里提出要求，再找一个灾情严重的公社去作典型调查。县里领导说胡家集公社在全县具有代表性，要我们到那里一方面救灾，一方面搞些调查。
春节前我们来到胡家集公社。这个公社远离县城70华里，是个灾情很重的盐碱化地区。我被分配到这个公社灾情最重的李家大队皂户杨生产队。在我们到达胡家集公社第二天，我一个人带上行李去了距公社三里多路的皂户杨村。
走出胡家集极目远望，依然是一望无际的平坦耕地变成了白茫茫的盐碱滩。这里地处黄河沿岸，是大跃进时期新修的水利工程——引黄灌区。本来是想引黄河水灌溉，增加农业生产，没有想到这段黄河是“悬河”，水位高，引进的黄河水有进无排，蒸发之后出现盐碱化，大量耕地不仅长不了庄稼，甚至成了连草都不长的盐碱滩。兴修水利本来是件好事，但在这里却是劳民伤财，成了一大祸害。
皂户杨村周围原来是一片树林，现在有的被扒光了树皮，有的残留着一棵棵白色伐根。走进村里，到处蒿草丛生，许多房屋已经倒塌，一片寂静，不见人影。我一进村就想找这个村党支部书记杨庆吉，可我进一家是个空院子，屋内院外到处是粪便；又进去一家又是个空院子，走了几家都是空的。想打听一下，不见人影。街上竟然无人无声，死一般寂静，只有北风呼啸吹起层层浮土。面对这种凄惨局面，我不禁毛骨悚然。我想一个二三十户的村庄，人总不会都死绝了吧。于是我挑比较完整的房子往前走，走了一家又一家，走过好几家，好不容易才到了一家。一位30多岁的妇女走出门来，只见她满面污垢，披头散发，上身的棉袄已经黑的发出亮光，下身的破棉裤挂满了“灯笼花”，赤着脚趿拉着一双破鞋，面容憔悴，毫无表情。我问她：“村干部家在哪里？”她似懂非懂地摇摇头。接着我又问了一声：“支书杨庆吉家在哪儿？”她又呜噜呜噜地不知说了句什么，我也没听懂。最后她向西指了指，意思是要我到西边去找。就这样，我好不容易才算找到了村支部书记杨庆吉。
杨庆吉向我如实反映了这个村的严重灾情。他说；灾难的最主要的原因是1958年修了引黄灌溉工程后，渠高田低水放进来，排不出去，蒸发下渗之后，留下大量盐碱，使土地盐碱化。全村600多亩耕地，有500多亩已经盐碱化，逮不住苗，现在只有100多亩可种。连续几年来农业歉收，粮食严重减产，生活十分困难。全村原有168人，一年多的时间死去20多人，50多人外逃不知去向。
现在死亡还没有停止，入冬以来在急剧增加。全村现有危重病号50多人，妇女全部闭经，两年来没生一个孩子。我问：到现在究竟全村死了多少人，外逃多少人，还剩多少人？杨庆吉掰着手指头数了几遍，也数不出个准确的数字来。后来我了解到，这并非他有意的，而是这些数字统计起来确实有困难。有的家里人明明死了人也瞒着不报，目的是为了让活人吃死人的口粮；外逃的人数更是弄不大清楚，外逃找饭吃，口粮省下来可以给留在家里的人吃。这些似乎成了一条群众的自救途径。
按照县四级干部会议精神，到灾区的首要任务是保人，于是抢救皂户杨村50多名危重病人就成了我的中心任务，我进村后逐户进行访问，逐个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社员杨俊明20多岁，是个憨厚老实的庄稼汉，全家3口人，两口子和一个孩子。劳力强，人口少，按说应该是个生活不成问题的家庭，但事实上他们不仅成了贫困户，而且全家3口人竟然全是病号。杨俊明由于长时间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看上去好像长得胖胖的，但是脸上、腿上、胳膊上，凡是有肉的地方，手指一摁就是一个坑，好久好久弹不起来。他的妻子很年轻，但病情很重，已由浮肿转为干瘦，而且还患了子宫脱垂病。他3岁的孩子大脑袋、大眼睛、小细脖，一直躺在炕上不起来。我打开被子一看好吓人，骨瘦如柴，一根根肋骨在胸前隆起，好像是块搓衣板。往下一摸连屎带尿一被窝，臭气熏人。同不久前我在西马村看到的房东那个孩子几乎完全一样。会计告诉我说，本来他们是个温暖、和睦的家庭，可是从去年以来，由于吃不饱饭，家庭内部矛盾越来越大。男的说定量不够吃，吃不饱饭；女的说男的不按定量吃，吃了她和孩子的口粮。全家一个月的定量吃不到20天就没有了，剩下十来天没的吃，饿肚皮，日子难熬！从去年冬天以来，他们就分家了，他妻子带着孩子过，各吃各的定量。吃食堂时，粮食（窝头票）按每人定量发到个人；食堂解散了以后，按每个人定量每个月发放一次。口粮他们双方各领各的份，分着做，分着吃，不够自己想办法。据说这样做可以解决“寅吃卯粮”、饥饱不均的问题，可以细水长流，不至于断炊，于是似乎这成了一条经验。尽管这个30多户人家的小村，每户平均现有人口不到3人，像杨俊明这样明着、暗着分开吃饭的，约有十来户。这些都是因为口粮不够吃出现的问题，这是我过去没想到的。杨俊明的妻子已经从浮肿转为干瘦，不仅没有力量照顾孩子，自己行动也困难了，看样子这母子情况很危险。县里四级干部会议决定拿出一点救济粮，救济特困户。为了使这点儿有限的救济粮充分发挥作用，把其中一部分发到公社、大队，成立疗养院，专门接收那些不能自理或无人照顾的危重病人，集中治疗。于是我给杨俊明的妻子和孩子开了封介绍信，按规定把她们娘俩送到大队疗养院。
我逐户走访了皂杨村的每一户人家，并对危重病人立即采取措施。类似杨家情况的还有马先珍母子也是危重病人，也送到大队疗养院。对杨庆中、孙白荣、瞎子杨等一些自己还能够勉强自理生活的重病号，我把补助粮和代食品送到每家，口粮不足6两的一律给补足6两，口粮每天平均已经达到6两、但生活仍有困难的，酌情给补助一些棉籽饼、地瓜蔓等代食品。春节前每人还补助2斤面粉，让春节时家家都吃上饺子。群众非常高兴，非常欢迎我们，他们说感谢党中央、感谢毛主席！
经过10多天的逐户访问救灾，情况好多了，春节期间没有死人。但是，这次上边给的救济粮和代食品已经全部用完。春节过后未来的两三个月内，将是最难熬的时候，人们急切盼望春天早日来临。因为春天会给万物带来生机，给人们带来希望。人们曾经用过多少美丽的词句来描述可爱的春天。这里的人也盼望春天，可他们盼的不是桃红柳绿、梨花盛开的美景，而是盼望大地快些苏醒，万物复苏能给他们带来可以充饥的食物。
3月下旬，我们离开了胡家集公社，来到大于公社调查。大于公社属惠城区一个比较小的公社，5000多口人，5个大队，5个自然村：朱老虎、大孙家、李中条、吕家台、大于。公社的名字叫大于公社，所在地却是朱老虎村，因为它的位置是在公社的中心。这是个城郊公社，离惠民县城的大队只有3公里左右。按说城郊经济情况应当比较好些，可这是贫困落后的重灾县，虽然地理位置比较优越，但在平均主义思想指导下，贫困也是共同贫困，同其他公社基本上没有多大差别。所谓好一点，主要是离城比较近的几个村，可以到县城的机关和工厂去讨要，可以到机关食堂和饭馆里捞泔水、拾菜帮子来充饥。所以有两个村死人少一些，其余3个村基本都还是重灾区的重灾队，其中以朱老虎、大孙家两个村最为严重。我们新华社下放干部有4个人被分配到这个公社蹲点包队。领头的是国际部的于中干，他已被任命为惠城区委副书记，他有时和我住在朱老虎，、大于村，对外部的黄龙和国内部的周淑琴两人在大孙家村。
朱老虎的灾情出乎我意料，十分严重。我来那天，公社书记崔起峰同我见面之后，表示欢迎，没有多说什么。他让公社的张社长先领我去村里走走看看，然后找个住的地方。张社长是个50岁出头、农民出身的农村干部，是此地人，情况非常熟悉。我们边走边谈，个把钟头就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浏览了整个村庄外貌。
这个百十户人家的村庄，和其他重灾村一样，到处残垣断壁的泥巴房子，看不到一块砖瓦石头。上百栋房子，如果说“十室九空”可能有些夸张了，但说“十室五空”并不过分。张社长边走边指着一处房子对我说：这是个独门独院，一家五口，逃的逃，死的死，已经没有人了。走了没几步，又是一个院，这是个破落的院子，没有大门，我们信步而进，只见东西厢房，已经全部没上盖、没门没窗了。张社长指着这些剩下的一堵堵残断的土墙说：“所有能当柴烧的木料都烧了。”三间正房还算完好，但屋子里空空如也。兜了一圈之后，张社长说，住的地方不成问题，这些房子随便住哪里都行。不过这些空屋子都是很久没有人住了，现在天气还冷，你若住，必须生火，还得收拾收拾。今天来不及了，我看如果你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可以先住在我那里。那是乡公所的房子，我可以回家去住，那里还有个方便条件，你需要什么可以找公社干部。
朱老虎村是个重灾村。全村原有人口288人，仅1959、1960两年，就死去58人（不包括1961年以来死亡的），占全村原来人口总数的20％。全村现有230人，几乎全是浮肿、干瘦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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