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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18期-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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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ㄒ瓿扇挝瘢岢忠钲诎咽杖菡镜娜嗽俗呋蚍抛摺Ｗ詈螅钲谑形邮∥拿罘湃恕＝峁�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听信谣传，误以为开放边境，纷纷涌向边境前沿，强冲边防，“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 由于深圳市委事前已动员一切力量做好围堵工作，结果深圳市20000多偷渡群众只跑出800多人。后经深圳市委和边防部队全力以赴劝阻教育，才将事态平息下来。不久，习仲勋在了解到边境实情后，觉得当时还未做好防范措施，就仓促做出统统放人的决定，和边境实情不大相符。他赞同方苞提出的做法，作了自我批评。
建特区：要解放思想，当孙悟空
广东毗邻港澳，两地人民生活差距大的现实，使习仲勋深刻地认识到，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能稳定人心，有效地刹住这股偷渡外逃风。在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就向中央建议，给予广东更多优惠政策，让广东能够优先发展，在对外开放中起到龙头作用。
习仲勋在向邓小平汇报时，提出在邻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这个提议点燃了邓小平的思路，他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王全国回忆说：“开始我发言是叫加工出口特区，以后我们写成出口特区，后来中央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
1979年9月21日，在省委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上，习仲勋在向与会者说明中央决定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的由来后说，这一政策一方面是省委向中央“要权”要来的，另一方面更是中央从搞好四个现代化建设出发，对体制改革所作出的一个重要决策。他说： “我们要全力以赴，一定要在如何把对外经济活动搞活和办好特区等方面闯出一条路子来，作为全国的参考。”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拼老命也要把广东这个体制改革的试点搞好。要下这样一个决心，即使是可能犯错误，也要干。我们是干革命的，现在搞四化就是革命，要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那股拼命精神。同志们要团结起来，振作起来，工作要抓紧抓细。一方面，要有闯劲，要当孙悟空，解放思想，敢于创新，敢于改革，只要不背离四项基本原则，就可以大胆试验，不要等。
9月22日，谷牧在广东对习仲勋等广东领导谈话时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宫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习仲勋当场就对吴南生说：“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随后，省委即决定由吴南生负责广东三个特区的规划和筹建工作。
1980年8月26日，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当年曾参与特区筹建工作的吴南生后来回忆说：“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 没过多久，有些偷渡到港澳去的人见家乡经济发展了，又成批成批地回来了。
1984年1月，邓小平第一次视察了深圳、珠海两个特区，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2月24日，他回到北京后发表谈话：“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
历史证明，习仲勋提出的反偷渡外逃，要治标治本并举，以治本为主的方针是正确和行之有效的。
抓捕姚文元准备了两套方案
作者：韩纲 字数：6713
解决“四人帮”的方式是如何确定的？以往人们都以为从一开始就确定了“隔离审查”的方式，近些年来披露的当事人的回忆显示事情并不完全如此。
“开会投票”还是“隔离审查”？
最高层的商议，当然是在华国锋和叶剑英之间。前引华国锋访谈称，9月21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但《叶剑英年谱》“9月21日”条目，未见有关此事的叙述，只有“9月25日”条目记载：“到北京城内华国锋住地，同华国锋长谈，分析‘四人帮’活动的动向和情况，研究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办法。”叶年谱不仅时间与华所说不一，而且没有明确说商定了“隔离审查”的办法。
不过，华国锋谈到的另一个情况，却被两位当事人印证。华回忆，9月26日，在国务院小礼堂看完电影，他就以“隔离审查”的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向李先念、吴德征求意见；李先念马上表示支持，吴德也表示支持。吴德的说法大致一样，略有不同。吴德口述，9月26日或27日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他，交换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吴德表示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的职务，他偏重于用开会的办法解决问题。李先念以为不妥，他提到当年赫鲁晓夫整肃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的历史事件。华、李、吴分析和估计了当时中央委员会成员的状况，感到“四人帮”在中共十大把许多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问题，会冒风险。三人最后都认为，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李先念还回忆，当时华国锋所说“正是我想说而未说的话”，“无论怎样先抓起来再说”。（李先念谈话记录，1988年7月29日。参见《李先念传》下）
依据上述史料判断，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方式，一开始，华、叶之间考虑“隔离审查”。出于慎重，华国锋随后向李先念、吴德征求意见；吴德曾建议用召开会议的办法解决，但最终华、李、吴还是就“隔离审查”的方式达成共识。
华叶商议的详情仍不清楚；华向李、吴征求意见后，是否再向叶剑英作过反馈，也不得而知。直接当事人都已不在，只能期待知情者披露史实。
行动方案的拟定与汪东兴的作用
如何拟定解决“四人帮”具体行动方案的？原来更加模糊不清。吴德口述和武健华的文章披露了不少细节；尤其是武健华新近发表的文章，提供了许多亲历亲闻的情况。这是近年来在弄清史实方面比较突出的一个进展。
汪东兴是制订具体行动方案的组织者，是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汪的作用被有意淡化，与事实不符。吴德口述一个值得注意的看法，就是比较肯定汪在行动中的作用。按吴的评价，汪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出了大力，功不在李之下。他说，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具体研究了解决“四人帮”的办法，整个行动班子分为准备文件的写作班子和实施抓捕的行动班子，前者由李鑫负责，后者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行动班子的人员是汪亲自挑选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吴德的评价有道理。汪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且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掌控了中南海和高层领导人的安全警卫大权。这个行动若无他的参与和支持，很可能费尽周折甚至流产；相反，汪的参与和支持大大增加了行动的成功系数，其作用远非一般政治局成员所能比拟。
关于汪东兴与华国锋商议具体行动方案的情况，数武健华的文章最为详细。武说，10月2日下午，叶剑英直接去中南海汪东兴的办公处，与汪第三次密谈。叶提出加速对“四人帮”采取果断措施，要求汪当晚去找华国锋商量具体问题，自己则先去华家谈。当晚汪去了华家。华表示，叶汪的意见和他想的原则上一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具体化。华要汪提出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然后再议定。武健华回忆，汪去华家之前召集张耀祠、李鑫、武健华三人开会，布置他们琢磨一个行动方案。10月3日上午，李鑫、武健华向汪东兴汇报了行动方案的初步意见，汪同他们再次作了研究。当晚，汪东兴第二次去华国锋家，汇报行动方案。华肯定方案可行，也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再缩短时间，争取提前解决；二是再约叶帅谈谈。10月4日下午，叶剑英再次到汪的办公室，与汪第四次密谈，听取了关于行动方案的汇报。叶肯定“这个计划比较成熟，安排也相当周全”，还说“照这个实施方案执行，必会成功”。5日深夜两点，汪再次到华的住处，汇报行动前的准备工作落实情况，同时请示八三四一部队与北京卫戍区部队的分工和协同问题。华把刚刚离开的吴德找回来一道商量。（武健华《粉碎“四人帮”的策划、实施过程》）这是华、汪、吴唯一的一次碰头会。
但按吴德口述，他是10月4日下午被华国锋找去，再一次讨论行动细节的；下午五点多钟才离开，刚到家，华再来电话找他去，汪也在华家，三人共同议定了中南海内外相互配合行动的措施。吴德强调，“这是粉碎‘四人帮’前的最后一次汇报”。这里的时间，与武健华回忆不同：一个说是10月4日的下午五点多钟，一个说是10月5日的深夜两点，相差几个小时。
关于中南海外面行动方案的制订情况，吴德口述比较具体。吴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革委会主任，作为直接当事人，其叙述比较具体也相对权威。按吴德所说，10月2日，华国锋去了吴德住处，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进一步商议。抓捕迟、谢、金是吴德的提议。华问吴，“四人帮”在北京还有什么爪牙。吴认为，迟群、谢静宜、金祖敏也该隔离。10月3日或4日，吴又去了华家，提醒华注意张春桥之弟张秋桥常去北京昌平的北京军区坦克六师活动。正是这次谈话，商定了动用北京卫戍区部队实施中南海外面的行动，包括保护市内安全，控制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飞机场、邮电局等。随后，吴德即找吴忠谈话，谈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考虑和决心。吴忠明确表态，北京的卫戍部队有能力保卫首都的安全；同时告知部队调动有严格规定，希望吴德解决向上级请示调动部队的问题。吴德又向华国锋做了汇报。华要求吴与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联系，取得调动北京卫戍区部队的权力。华还告诉吴，他曾四次与陈锡联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吴德随即找了陈锡联，陈即向吴忠交代：北京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指挥。吴德与吴忠再次在家中商量了中南海外的具体行动方案。据吴德说，华还亲自找吴忠谈过一次话。
陈锡联回忆，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曾几次和他谈过“四人帮”的事情。10月5日下午他在唐山慰问抢险救灾部队，接到华的电话，立刻飞回北京，直接去了东交民巷华的住所。华告诉了陈解决“四人帮”行动的具体时间，陈表示坚决支持，说部队没有问题。华告诉他，吴德、吴忠会找他。吴德、吴忠先后到了陈家，陈当面授权他们可视情况采取行动，不必逐级请示。当天晚上，华又到陈家，同陈详细商谈了对“四人帮”采取行动的具体部署。（《陈锡联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
武健华的文章也涉及中南海外面的行动方案拟定。那天（10月5日）华、汪、吴商量中南海内外行动协调问题，汪的意见：一是首都安全，由北京卫戍区负责，八三四一部队负责原有的防务；二是八三四一部队负责解决“四人帮”和毛远新，其他人由北京卫戍区负责解决；三是姚文元住在西城区按院胡同，其住地警卫是北京卫戍区担负，不属八三四一部队管辖，如果姚接电话后去中南海，问题就解决了，如果姚借故不去，八三四一部队要去他家行动，为免误会，建议卫戍区有一同志到中南海一同行动。吴德决定，就由吴忠去中南海。（武健华《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看来，抓捕姚文元准备了两套方案。
具体实施：中南海内外联动
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是如何准备的？过去流传不少绘声绘色的说法，大都未经证实甚至系任意编造。近些年，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资料逐渐相对全面和清晰地复原了历史。这也是厘清史实一个比较突出的进展。
综合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中南海内抓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时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毛泽东逝世前一年为毛指定的联络员）的行动，主要由张耀祠、武健华率八三四一部队（即中央警卫团）执行；中南海外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的行动，由吴德负责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执行；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行动，由耿飚、邱巍高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执行。张耀祠、耿飚的回忆录，香港凤凰卫视对武健华、周启才、杨正泉（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保育钧（时任《人民日报》编辑）等人的访谈，还有邬吉成的文章，尤其是武健华的文章，都具体叙述了10月6日晚间在中南海怀仁堂抓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201号楼内抓捕江青，在丰泽园“监护”毛远新，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10月7日接管人民日报社的经过。
据武健华、邬吉成回忆，10月6日晚八点，华国锋、叶剑英坐镇中南海怀仁堂，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抓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邬吉成《我参与抓捕“四人帮”的细节回顾》，《中华儿女》2001年第3期）王洪文晚七点五十五分到怀仁堂，当即被捕；张春桥晚七点五十八分到，亦随即被捕。随后，张耀祠、武健华带人在丰泽园菊香书屋，对毛远新实施“监护”；然后，张、武带人去201号楼，抓捕了江青。晚八点二十五分，应召去开会的姚文元也在怀仁堂被捕。八点三十分中南海内的行动全部结束。（武健华《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张耀祠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
行动的一些细节，当事人的回忆也有出入。关于行动组，张耀祠在回忆录里的说法，是从中央警卫局抽调了二十几名干部，组成四个小组；而吴德的说法是五十多人，武健华的说法有五个行动小组。关于抓捕江青和“监护”毛远新，按邬吉成的回忆，是张耀祠带人执行的；而张耀祠和武健华的回忆，都说是他们两人一起带人执行的。关于行动结束的时间，武健华确定是当晚八点三十分；但张耀祠在回忆录里说，他和武健华晚八点三十分才带人到江青所住的201号楼，以这个时间判断，结束行动不会是晚八点三十分。准确的情况，有待进一步弄清。
中南海外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的经过，人们过去完全不知情，吴德口述第一次作了披露。吴德说，抓捕行动是北京卫戍区部队执行的，迟群是参加以吴德名义通知到市委开会时被捕的，谢静宜是在北京医院被捕的，金祖敏则是晚些时间才被找到抓捕的。不过，吴德的叙述仍显笼统；更详细的情况，还有待亲历者和知情者进一步披露。
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经过，耿飚忆述比较详细。据耿飚回忆，10月2日，华国锋已经向他打招呼，说近日有事要找他。第二天，华就约耿到家中谈话，告诉他有一项任务交给他完成。华还告诉耿，是叶帅提名的。10月6日晚上八点来钟，华电话召见耿，明确告诉他已决定对王张江姚隔离审查，交代他和邱巍高带领北京卫戍区部队，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华还写了一纸手令给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要求广播、电视接受耿、邱的领导。当晚近十点钟，耿、邱和卫戍区警备一师副师长王甫带少数战士到中央广播事业局，请邓岗召开核心小组会议，宣布了华的手令。（《耿飚回忆录》）
关于耿飚等人进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时间，说法不一。如前述，《耿飚回忆录》说的是当晚近十点；但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的杨正泉、时任中央广播事业局总编室副主任的杨兆麟，都说是当晚七点左右。（杨正泉《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台》，见杨正泉著《我与广播》，沈阳出版社1996年版；杨兆麟《关于耿飚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史实》，《文史精华》2005年第7期）杨正泉注意到了这个差异，他援引了耿飚当年在新华社的报告，耿当时说的就是10月6日晚七点多钟不到八点钟到的广播电台，杨当时做了记录。此外，杨还引述了邓岗10月7日在会上的讲话：“昨天晚上八点三十分左右，耿飚同志、邱巍高同志来局，带来了华国锋总理亲笔写给我的一封信。”（参见杨正泉《关于粉碎“四人帮”时耿飚进驻中央广播局几个疑点的考证》，《文史精华》2007年第9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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