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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西汉王朝败亡之谜:庸才当道-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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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轨迹总是在关键的时刻被某种极其偶然的因素所决定。
试想，如果元帝当初以一念之差，执意更立了太子，那么，便不会再有王氏家族的崛起，历史上或许便不会留下“王莽”这个名字。
果如此状，西汉帝国的历史必将会是另一番景象。
但是，历史只有结果，没有“如果”。
“好色”并非原则问题
其实元帝对刘骜也并非一直就没有好感。
这位太子在少年时看上去还是一棵做皇帝的“好苗子”。虽然《汉书》对他这段时期的表现，只用了短短的8个字来描述——“壮好经书，宽博谨慎”，但也足可窥见其冰山之一角。
儒家经学在当时本来便是官学，加上师傅们的循循善诱和耳濡目染，太子“好经书”应该是意料中的事情。所谓“宽”，大概应该是指对人的态度宽厚；所谓“博”，虽然很难分析准确的内涵，但至少可以证明他不是一个狭隘或神经质的人；而“谨慎”二字，恐怕不仅仅说明了他的小心翼翼，应该也能或多或少地折射出他在思维方面的严谨。
刘骜那时住在桂宫。
桂宫是皇帝的嫔妃们居住的地方，它的东面是北宫，正南面是未央宫。未央宫的东面是长乐宫。长乐宫原本是皇帝听政之所，自从惠帝以后便成了历代太后当然的寝宫。
在桂宫、北宫与未央宫之间，有一条皇帝专用的驰道。驰道在宫城的西端为直城门，出了直城门便是宫城以外了。
有一次，元帝急着召见太子刘骜。刘骜从桂宫出来，不敢直接穿过驰道去未央宫，而是沿着驰道一直向西，出了直城门再绕回来，从未央宫北侧门进去。
绕了这么一大圈，自然便迟到了。元帝问他迟到的原因，他如实以对。
元帝为此大加赞赏，下令授予他横穿驰道的特权。
但这棵“好苗子”没过多久便让元帝大失所望。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身体的发育，他开始对酒和女人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兴趣，成天以此为乐（幸酒，乐燕乐）。
刘骜的这种转变，让元帝开始怀疑他是否适合做储君。
当然，元帝的态度转变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或许他是想把皇位作为一个礼物赠予自己宠爱的傅昭仪，所以才挑太子的毛病。
在历代皇室的父子关系中，如果没有受宠的后宫女人作为支撑，皇子们与父皇之间的亲情纽带便会脆弱得经不起任何折腾。太子也不例外。
此时的傅昭仪早已彻底俘虏了元帝的花心，她的儿子刘康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父皇的最爱。
元帝更像是把太子的“幸酒，乐燕乐”当作了一个借口或把柄而已，因为刘康“多材艺，习知音声，上奇器之”。由此可见，元帝所称的储君之“能”，竟然是“多材艺，习知音声”。
况且，无论对太子还是对皇帝来说，对酒与色的偏好应该都不是一个“原则性问题”——几乎所有具备“雄才大略”之美名的卓越帝王，都在这方面有更加卓越的需要。远的不必说，单说刘氏皇族的先人们，从高祖到武帝，哪一个不是这样？
太子成天关在深宫中，不仅有高墙大宅的围困，还有苛严规矩的约束。他的生活内容中，除了读书写字，大概不会经常有其他的内容。如此单调而扭曲的生存环境，其实和坐牢没有什么区别。
在这种精心布置的“温室栽培”之下成长起来的太子，人生的阅历便有可能苍白到令人窒息的程度。如果没有基本的人生阅历为支撑，又如何能够对抽象枯燥的“圣贤书”（太子的主要阅读对象）有深刻的体会？更不用产生足够的兴趣来抵消生命的孤寂感。
在这种状况下，女人与酒大概便是太子唯一的出路。
另一方面，太子所能接触的人中，除了宦官和少量的正常男人（师傅、属官和亲戚）之外，便是大量的女人。
因此，除非是一个对“圣贤书”有特殊领悟力的天才，或者干脆就是一个生理发育不健全的人——天生就对异性没有能力或兴趣，任何一个正常男人置身这样的环境中，都不大可能不会“幸酒，乐燕乐”。
况且太子正处于青春期，一不小心沉迷于酒色，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但父皇的质疑和排斥，无疑加剧了刘骜的困惑与忧惧，使他更加义无反顾地逃向酒色的刺激，以求得短暂的解脱，直到渐渐发展成为顽固的心理依赖，从而彻底毁掉了这棵曾经的“好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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踌躇满志的青涩新君（1）
刘骜即位的时候已经21岁。
在当时看来，这样的年龄已经算不上是很年轻了，但一下子只身坠入虎窝狼穴一般的皇位，他依然显得力不从心，笨拙而又被动。
师傅张禹应该是刘骜一生最信任的人，但此时却远在东平国做内史。刘骜身边连一个商量的人也没有，只能转而依靠大舅王凤。
刘骜自小就与王凤及生母王皇后一起，在傅太后的排挤之下胆战心惊地“相依为命”。因此，他对王凤有一种特殊的依赖心理。这是一种常见的舅甥亲情。
作为册立多年的太子，刘骜在即位之前，应该对自己即位后的为政方略有过一些思考和准备，但却不会太多。因为父皇发出的强烈质疑和更立太子的信号，使他的生活基本上处于诚惶诚恐的状态，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思考如何确保自己的太子地位上来。作为一位天资平平的储君，他大概也不敢大张旗鼓地利用太子的特殊身份编织自己的党羽集团。因此对即位之后的为政方略，也不可能有充分思考和准备，更谈不上老辣和远见。
人事和权力的重新分配，是任何一位刚刚登基的皇帝都必须要思考的首要问题；同时也是刚刚就任首辅（大司马大将军）的王凤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新皇帝和新首辅之间，必定会存在着微妙的权力冲突。
元帝驾鹤西去后，留下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宦官石显把持着中央权柄；丞相匡衡和御史大夫张谭在石显面前唯唯诺诺；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虽然拥有元帝之舅及成帝岳父的双重身份，可谓位高权重，但似乎很难独当一面。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在西汉王朝并称“三公”，是分别主管行政、军事和监察的最高首脑。
按西汉初年的体制，太尉虽然是名义上的三军总司令，不能直接控制和指挥军队，实质上只是皇帝的首席军事顾问；但是，一旦遇到周勃这样的人物，便有可能从“徒有虚名”一跃而为“名副其实”。武帝对这个官职进行过颇具创造性的改革：改太尉为“大司马”，并在其后冠以“××将军”之号。他的动机大概是为了避免军权过于集中到一人手中，便想出这个好主意，让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二人共同担任“大司马”一职，分别称为“大司马大将军”和“大司马骠骑将军”。大司马是加官，本身并无印绶和府属，于是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非常设的官职，主要授予掌握辅政重权的外戚。
由于元帝生前做了许多年的“甩手掌柜”，使得石、匡、张三人完全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闭环”。既然元帝可以“甩手”，从理论上讲，他们也完全可以让新即位的成帝继续做“甩手”。果真是那样的话，恐怕成帝的结局便不会有元帝那么好，他最大的可能是成为一个“靠边站”的傀儡。
匡衡的后台是史高和史丹父子；张谭则是石显为了打击冯野王才临时推出的一个人选。他们二人与石显都没有很深的利益关系，只是出于畏惧才处处让着他。史高去世后，史丹一心拥佑太子；张谭任御史大夫之前是成帝当年的太子少傅，虽说算不上元帝铁杆的马前卒，但至少不会为了石显而与新君相对立。
另一方面，石显一党在朝中的“群众基础”极差，他的“黄金搭档”恭弘已经去世多年。石显的同盟中，稍微有点儿份量的只有少府五鹿充宗。石显本人也曾积极拥护太子继位。
成帝发现，自己只有打破原有的格局，重新分配朝廷的权力，才能真正把实权揽入手中。要打破这个格局的关键在于两点：一是处理石显；二是推出新的政治明星。
但是，新推出来的政治明星不能只是某一人或某一党。这样的话，便会“送走一个强盗迎来一个土匪”——必须让两个以上的势力共同分享新的权力。唯其如此，成帝才能居间权衡，掌握主动。这是基本的政治常识。
但成帝的困难在于，除了大舅王凤之外他几乎没有可用之人。
史丹倒是具备足够的份量，但也有两个问题：一是他对后房妻妾的兴趣远远甚于朝中繁重的政务；二是他已经与王氏集团结成死党，如果同时重用他和王凤，无异于重新形成一个新的“闭环”，再一次把皇帝边缘化。
在王凤与史丹之间，成帝只能选一人。王凤身为帝舅，并且身居首辅，名正言顺（西汉王朝有外戚辅助的传统），更重要的是王凤在朝中还远远没有形成气候，不像史丹那么坚若磐石。况且，如果王凤不出场，太后王政君那儿也通不过。
踌躇满志的青涩新君（2）
推出王凤，但又要避免王凤成为第二个石显，可行的办法是再推出一个人来和他并驾齐驱。成帝只有张禹这么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于是，张禹便成为肩负成帝期望来制衡王凤的最佳人选。
成帝即位后，一方面以首辅王凤领尚书事；另一方面，也把张禹从东平国召回来，以帝师的身份赐爵关内侯，拜诸吏（加官）、光禄大夫、给事中、领尚书事。“尚书”是皇帝秘书班子的统称。所谓“领尚书事”，便是不直接兼尚书令（秘书长）之职，但却分管尚书部门的工作。
王凤、张禹二人共同“领尚书事”，便等于共同主持帝国中央的日常事务。
从级别上讲，二人悬殊较大。王凤位居三公之首，而张禹只是一个“准九卿”的级别。“光禄大夫”的职权，可以就朝内外大小事宜发表意见，同时兼任皇帝的顾问，是一个可大可小、可虚可实的职位。作为光禄大夫，张禹在名义上还要接受九卿之一的“光禄勋”的领导，但是，由于有成帝的信赖，专门给了他一个“给事中”的加官，使他可以直接听命于皇帝的指挥，随时出入禁中，为皇帝提供顾问应对，必要时还可以以皇帝“特派员”的身份出现，因此应该是一个“位低言重”的角色。
完成关键的人事布局之后，成帝接下来便可以放心地处理石显了。
他先是把石显来了个“明升暗降”，升他为“长信中太仆”。这个官职虽然相当于九卿的级别，但却与朝政中枢无缘，只能掌管长信太后（邛成王太后）的车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那时最有权势的是“长乐太后”王政君；而“长信太后”是元帝的养母，虽然论辈份是王政君的婆婆，但实权却远逊之。
石显去伺候邛成王太后，自然远不如伺候王政君那么有影响力。他原来在“中书令”（皇帝办公室主任）任内包揽的朝政机要大权，全部由王凤、张禹二人共同接管。
石显失权之后，最受震动的便是昔日对他唯唯诺诺的匡衡和张谭二人。
他们意识到必须马上划清界限，否则日后便可能一毁俱毁。于是，仅仅数个月后，二人便多次上书，弹劾石显及其党羽，条陈其旧恶。成帝顺水推舟，把石显连同其妻子（应为宫刑前所娶）及养子遣送回原籍。
石显在回乡途中因忧懑不食而病死。成帝还把他的同党、少府五鹿充宗和御史中丞伊嘉分别贬为玄菟太守和雁门都尉，其他党羽也悉数非免即罢。
成帝原本以为处理石显之后，顺理成章地加重了王凤和张禹二人的权威，形成二人共同辅政的局面，自己这个皇帝当起来就会从容得多。但他显然还是太欠火候，在对二人的判断上存在严重的失误，以至于局势的发展完全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
首先是高看了张禹。
张禹与王凤“共领尚书事”后，不但无所作为，反而被后者日渐强势的作风吓得寝食难安，竟然好几次以生病为由提出退休，弄得成帝非常被动。
成帝一方面推心置腹地和他说心里话，坦陈自己面临的困难以及对他的倚重与期待；另一方面又软硬兼施地“加赐黄金百斤、养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医视疾，使者临问”，逼着他收回辞呈，安心工作。
在西汉王朝，皇帝赏赐中有两样东西意味深长：一是酒，一是牛。通常来说，如果有功之臣受到这样的赏赐是一种褒奖；但无功而赏此二物，则有可能是暗示赐对方自尽。
张禹接到这两样东西后，惶恐不堪，只得硬着头皮继续留任。于是被赶鸭子上架，于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六月任丞相。
成帝安排这样一个窝囊废和王凤搭档，是否失策且不论，但或多或少也是无奈之举。识人用人本来就不是成帝的强项，而且他也无人可用。但无论如何，这样的人事安排，实际上为王凤日后的“专权”铺平了道路。
张禹的自私和胆小，对成帝朝产生了极其深远的负面影响。数年以后，已经从丞相高位上退休的张禹和王凤的弟弟王根结怨。因为担心王氏报复，他竟然主动替人家的说好话，使成帝彻底放弃了对王氏的警惕。
其次是小看了王凤。
在成帝即位之前，王凤在朝中还算不上是个大角色。因此，成帝自以为对他的重用，不会使之在短时间内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但成帝并不知道，自己的这位亲舅舅有一个令他个皇帝外甥望尘莫及的本领：对人才的识别、作用和激发能力。这恰恰是作为全国“一把手”的成帝最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但却偏偏是他的软肋。本书后文还会谈到，正是这个软肋，才让他被自己的表弟淳于长狠狠地调戏了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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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权之路（一）：自固营盘，钳制对手（1）
王凤就任首辅后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四处网络人才以自助。
他很幸运地把一位当世“高人”纳入幕府，成为自己的核心智囊。此人便是宣帝朝御史大夫杜延年的儿子杜钦。
杜钦是一位才子，在京师“衣冠”（当时对士大夫及贵游子弟的统称）圈子里的知名度非常高。长安当时还有另一位同样知名的人物，叫杜邺。二人的字都是“子夏”。杜钦有一只眼睛失明，“衣冠”们便称他为“瞎子杜子夏”，以区别于杜邺。
杜钦对这个称呼非常反感，便琢磨出一个办法，把自己头上的冠戴做得出奇的小，宽、高只有两寸，看上去非常另类。于是大家便心领神会，便称他为“小冠杜子夏”，杜邺为“大冠杜子夏”。
杜钦此人“少好经书”，“为人深博有谋”，算是那种把书读得通透而生智慧的人，不是个普通的儒生。
杜钦的兄长杜缓时任太常，位居九卿之首，曾与王凤的父亲王禁私交甚笃。有了这层关系，二人的合作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王凤知道杜钦因为眼睛的缘故不喜欢做官，便在自己分管的系统内为他谋了个 “大将军军武库令”的闲差，后来索性直接把他安排到自己的大将军幕布府里去，“国家政谋，（王）凤常与（杜）钦虑之”。
王凤的第二个重要举措是收编谷永。
谷永也是一位饱读经书的儒生，曾于建昭年间（公元前38年—前34年）因御史大夫繁延寿（即李延寿）的举荐任太常丞。
此人是元、成二朝有名的言官，特别喜欢上书议论朝政及评价皇帝的得失。虽然他在上书时常有不敬或冒犯之语而令天子怏怏不快，但他的文章写得非常好，正好元、成二帝均好文辞，便也没有太多和他计较。
建始四年 （公元前29年） 夏，刚刚就任丞相的王商（宣帝舅族的代表人物）策动了一场针对王凤的大讨论（后文详述）。
在这场大讨论中，数十名应对者都把矛头齐刷刷地指向王凤。只有谷永把矛头指向许皇后，杜钦随后跟进。二人成功为王凤解了围。
这是谷永欲与王凤结盟的一个明显信号，于是王凤便把他擢升为“光禄大夫”。谷永趁机投怀送抱，专门给王凤写信，表达感谢和效忠的决心。其时张禹也是光禄大夫，但有多项加官，实际地位远在谷永之上。
王凤对谷永的“收编”，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深藏玄机。其妙有三：
其一，王凤虽然身为首辅，位极人臣，但在朝中还远未形成“我言一出便鸦雀无声”的绝对强势局面；甚至时常有不同的，甚至是直白的反对声音出现。
西汉王朝有一个传统，国家的重大决策要事前提交公卿大夫们公开讨论。在这样的公开讨论过程中，如果没有能人站出来策应，王凤便很难施展得开拳脚。
即便是非公开的讨论（通常是一对一地向皇帝上书）的情形之下，也有可能被政敌占了上峰。
在这种情况下，王凤便需要一位“超级枪手”来与自己互为犄角。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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