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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改变世界-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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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而痛苦的追赶
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当年的经验证明了经济学教科书的正确性。正如比较优势理论所言，这些国家从自己的低工资、低成本和低生产率中得到了好处，并开始起飞。他们向发达国家低价出售产品，买回技术和服务。这些技术和服务是他们的软肋，因为他们没有与发达国家同样好的生产条件。接着，他们开始富裕起来，工资提高了，社会保障的负担也增加了（需要向学校、医院、研究机关等投入更多的资金），生产效率也有所进步。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新的工业国家逐渐赶上了老的发达国家，其国民的生活和生产条件已经趋于一致。今天，东京或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即使不是更高，也几乎和芝加哥或慕尼黑持平。
可是在中央帝国，这个美好的模式却要冒失败的风险，至少进展的速度要慢得多。当然，今天在中国的沿海城市已出现了强大的提高工资的压力。但是就全国而言，这样的压力还很弱。在至少十年以来，广东省的工业生产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但工资却基本没动，而且在最近几年也不大可能提高。从卡尔·马克思所撰写的经济学著作里，人们会明白其中的道理。首先，他提出了“后备军”的概念，也就是这里的劳动力。这位曾经在很长时间里影响着北京领导人的伟大理论家在《资本论》里解释说，资本家会想尽办法维持一个失业者的“后备军”，这些大军急需为自己寻找生路，于是就会成为资本家们残酷压迫工人的筹码。由于无业人群的存在，资本家便能够把一些恶劣的劳动条件强加给员工（如低工资、无休止的工作时间、过快的工作节奏和极低的社会保障等），并有效地阻止预期利润率的下降。今天的中国，是否会成为马克思眼中那些资本家的天堂呢？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旁的大剧院推迟了建设工期。早到的寒流让户外工程不得不暂时冻结。但是，项目负责人并不过分担心。为了弥补几个星期的工期损失，在天气条件好转之后，他们将额外雇用几十个工人，日夜加班。一位工地领导说，“如果有用人需要，马上就会有好几百人报名”。在其他地方，例如深圳等南部沿海地区，台湾来的纺织企业已经不能像以前一样容易找到便宜的劳动力了。这些劳动力曾给他们带来巨额的财富，但随着电子工业的竞争，以及该地区员工培训水平的提高，工资也相应上涨了。不过没关系！如果劳动力不来找工业家，那么工业家就会去找劳动力。在各方面的慷慨的优惠条件吸引下，这些投资者把大量企业搬到内地省份。北京下令，到西部去。来自台湾的资本家们明白，他们在那里能找到听话和便宜的劳动力。于是，他们去了内地的教育中心城市（西安、成都、武汉等），在那里大力经营和投资。
离开农村的农民、被国营企业解雇的工人、刚走出学校的年轻人，这些人都是目前的工业革命在中国制造出的大量“劳动力后备军”。有几亿人在待命，准备接受任何报酬的工作，这个后备军的存在对工资的影响很大，对工作条件的影响也很大。在那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后备军已经逐渐被人口结构的变化消耗待尽。但是在中国，人们看到只有在十五年以后，人口的变动才能显示出实际的效果。资本家们早已懂得，为了使自己的产品得到购买者，就必须使职工获得足够的工资。这是汽车制造商亨利·福特在20世纪初的天才直觉。在社会压力的影响下，他们认识到那些经过培训、身体健康的职工要比粗俗而孱弱的职工更有价值。这也就是罗斯福和他的福利国家政策。发达国家甚至接受了组织工会的自由，承认他们的职工有通过集体组织来保卫自己利益的权利。
历史上，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曾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福特、罗斯福，或英雄的工会主义者。正是由于大众消费的扩大、福利国家和自由工会的出现，才使得最年轻的国家有可能赶上最老牌的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逐渐趋同。中国无疑也将走上这条道路，但它还差得太远。考虑到它那庞大的劳动后备军和其他社会条件的制约，与当年的日本、新加坡或韩国相比，它需要用更多的时间，才能使工资和成本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美国中国：未来世界统治者的双人舞
美军的小伙子们并不知道，他们差一点儿就戴上了标有“中国制造”的黑色贝雷帽——侮辱性的标签！幸亏有曼祖罗议员的英雄行为，事情才不至于此。曼祖罗先生来自伊利诺伊州——一个深受产业外迁政策影响的工业州。美国国防部出于加强预算管理的考虑，本来已经决定购买中国出产的帽子：它们的报价是全世界最便宜的。不过在众议院担任小型企业委员会主席的曼祖罗获得批准，将对这笔交易进行延期审理。于是，两年前由广东某家工厂交付的614；999顶贝雷帽便滞留在了五角大楼的“小件”部门的仓库里，而第615；000顶帽子将长期保存在那位共和党议员的手提箱中。在他看来，这顶帽子标志着对来自中国的诸多“祸患”的胜利，而类似的战利品实在是太少了。
在这场美国对抗中央帝国的斗争中，曼祖罗并不是孤军奋战。他深知，在企业老板中，支持他的大有人在。不知多少工厂老板去过他的办公室，抱怨来自中国的不公正竞争。这些老板都认为，自己深受中国人所害。此外，他还得到了雇员工会的支持，每当一家工厂关闭，它们都认为中国要对此负责。这已经成为在大众中极为流行的观念。象曼祖罗这样的勇士，是美国的众多士兵中的一员，他们已经加入了战斗。在新世纪与他们对抗的，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帝国。在这场战争中，对曼祖罗和他的国会同事们而言，绝不能佩带一顶由敌国部队制造的贝雷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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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战，还是正规战
2003年12月，对胸罩设置配额限制；报纸和电视对剽窃、偷取工业产权之风大加挞伐；2004年3月，美国向世界贸易组织递交了一纸诉状，控诉中国对美国生产的“芯片”——英特尔公司的微处理器等——采取了不可接受的关税歧视；同年6月，美国对中国的木床和木制柜子行使特别关税权……面对敌手，美国加强了火力，上述几项案例就是明证。最近10年以来，华盛顿开展了一场针对中国盗版行为的真正的游击战，控告该国不守贸易游戏的规则。但连续几届政府，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政府，却一直小心翼翼，竭力避免使这场游击战扩大为真正的正规贸易战。一方面，这是因为中国拥有反击的武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两国的利益联系如此紧密，以致一损俱损。
面对美国的不断袭扰，中国从未歇手。例如，在胸罩战中，中国当局表现得似乎若无其事。这种“波特”牌胸罩在美国市场上的销售受到了华盛顿的限制，中国并未正式反击；然而，中国当局谨慎地通知美国，中国的农产品采购团将搁置访美，其借口是在美国库存的准备向中国出口的大豆中发现了几条令人作呕的蛆虫。这是一个间接的反击，但直中心脏：大豆是美国向中国出口的首要产品，合众国首府的农产品加工业院外游说集团闻此马上闹翻了天！
事实提醒人们，中国如今已经成为世界的第三大进口国，也是美国工业品的重要买主。而且自2001年以来，在国外的各种市场上，中国的进步都最为迅速。对一些企业巨头来说，中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航空业的波音公司，洗涤剂业的宝洁公司，碳酸饮料业的可口可乐公司以及电子业的摩托罗拉公司等。中国领导人深知，他们可以指望华盛顿那些大出口商的院外集团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使美国政府不会过分冒险地使用自己的炮舰。为避免可能出现的偏航，中国领导人有时也会毫不犹豫地将一些令美国人垂涎三尺的大合同交给它的竞争对手。
面对进攻，北京也能发起反击。在“反倾销”诉讼上，中国就选择过反击。美国曾控告中国人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销售其产品（用行话讲，叫“倾销政策”），这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国际贸易规则。这是巨人美国在对付一些欠发达国家时经常弹奏的老调。华盛顿在2004年的几个月里就针对58种中国产品抛出了反倾销诉讼，使“中央帝国”成为该领域的第一大靶子。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北京则以同样性质的诉讼，如控告美国康宁公司在光纤电缆上的销售行为。
中国人很现实，如有必要，他们会主动采取迂迴战术。在无线电话的技术标准方面，他们就是这样干的。而在芯片战中，他们的做法则更具代表性。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于2004年3月第一次受到来自美国的控诉。华盛顿指责北京打算对外国的微处理器征收17％的增值税，而对在当地制造的芯片的税率则只有3％。7月，美国总统特别贸易代表罗伯特·佐立克很有把握地宣布，中国已经放弃这项歧视性计划，有鉴于此，美国也撤回了诉讼。中国对“美国制造”的半导体的需求量确实很大，它自己目前尚无力制造这种半导体。在美国对华出口中，半导体位居第3（每年超过20亿美元）。两位巨人迅速悟出了各自的利益所在，芯片之战很快结束了。
通过这几个例证，人们可以看到，两国经济现在已经高度相互依赖，如果在政治游戏之外再加上贸易摩擦，如果将这种贸易游击战升级为真正的正规战争，那将是十分危险的。目前这些战斗暂时壮大了律师队伍，尚不需要动用将军。但导致局面失控的风险还是存在的。当然，美国白宫和国会的精英们始终都把自由贸易的主张奉为金科玉律，尽管保护主义者的声音有时比较高，但至少在50年以来，他们的行动还是与自由贸易论基本吻合。相反，在人民中间，对自由贸易则从来没有好感。社会上的压力对保护主义有利，这种压力甚至曾使世界加速坠入1929年爆发的危机。目前，压力的增加使自由主义精英们的抵抗显得益发脆弱。中国的冲击在美国深处引发了一系列新的、更大规模的失衡。某些投资人的利益得到了保护，消费者也获得了更多的利益，但部分成本则需要由生产者来承担。这给了那些在历次战斗中已经被严重削弱的企业主们重重一击。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冲击可能导致形成一股新的反抗力量。在美国国内，所有这些因素也有可能促成一种同盟——工薪阶层、老板和部分国会议员等结成的敌对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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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老鼠的成本
旺达（Wanda），一只迷人的小老鼠——它其实是一种计算机鼠标。这种鼠标在美国所有正规的信息产品商店均有售，售价40美元。小巧、漂亮、无线控制，小小的旺达取得了疯狂的成功，成为真正的明星。它的制造者——罗技国际公司、一家美国和瑞士的合资公司——位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罗技公司很为自己的产品感到自豪，其年销售额已经达到2；000万美元，并且前景看好，在市场上总是充满活力。为了响应美国顾客对计算机外置设备的要求，保证最低价，公司决定在中央帝国的苏州进行制造。这样便有了旺达——这一“中国制造”的鼠标，就是上文所描写的那种。不过，它真的是在中国“制造”的吗？
在苏州工业园区，有一座七层的普通建筑。4；000名工人在那里干活，8；000只手昼夜不停地组装。杂陈的零件一一就位，在生产线的尽头，就产生了成批的鼠标。于是，旺达成了“中国制造”。参观一下那里的工厂原材料仓库，你就什么都明白了。在那里，供工厂进行“制造”的零部件还堆放在原包装里。从摩托罗拉的“芯片”，到安捷伦科技公司的光学系统，全部或几乎全部都是美国制造。《华尔街日报》刊登的会计资料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小小的“中国鼠标”的血管中流动着许多美国的血液，在顾客支付的40美元中，只有3美元流向中国。构成一只“鼠标”的各种零件主要是由美国制造的，成本约为14美元，批发商和零售商拿去了15美元，“鼠标”的父母——它的设计者、罗技国际公司——拿走8美元，其中一部分交了市场营业税，其余的则要养活在加利福尼亚弗莱蒙厂子里干活的300名美国人。这300人所需的工资远远超过了苏州的4；000名中国工人。中国拿到的3美元还不全是支付工人工资，还要支付电费、仓储费、运输费和其他许多附加成本。
由此可见，小小的旺达真的是“中国制造”吗？不如在它的机壳上印上“中国组装”更为准确。它就是在中国组装，而不是制造出来的。旺达绝非个别现象，它是中美两国工业目前工作方式的一般写照。在许多行业里，中央帝国充当了美国企业的装配车间，一条装配线而已，往往还是装配线的尾段，出成品的那一段。美国公司负责设计、制造或外购零部件，把这些零部件交给中国人去组装，然后再由美国公司进行市场推广和销售。
这种劳动分工的要诀在于，美国企业希望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利。于是只将生产线上对技能要求最低、而又对劳动力密集程度要求最高的一段转移给中央帝国。根据产业的不同，外包给中国人的部分有多有少，在旺达这个产品上，占其整个产值的近8％。其余流程仍掌控在美国人手中，以免过快地在当地出现复制品，同时也为了保证美国市场要求的质量和标准。
这样的劳动分工受到了北京的积极支持。他们从中看到了进入世界大生产链的机会，同时可以在里面学到了许多东西，因此他们不计较单纯充当经济强国的转包商。与日本相反，人们看到中国人大开国门、广吸外资。这正是邓小平战略的基本精神。美国企业并不是最后一批冲进中国的。当然，他们中的不少企业曾经在中国灼伤过翅膀。那些在20世纪80年代投入第一笔资金的企业曾遭遇失望。乔·斯塔威尔，一位美国记者，他在自己的《中国梦》一书中常常以令人失望而又略带调侃的笔触，描写了美国那些大老板们坚持不懈地追求全球最大处女市场的长篇史诗。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是他们遥不可及的一个梦。而今，这些梦想才变得越来越实际了。
对一些人来说，中国的确是个大市场。哈兰·桑德士上校就曾梦想能够在天安门广场开设第一家肯德基快餐店，那也许还是在1989年的风波之前。但很快，肯德基的奠基人就已经成为在中国最著名的商业形象。这家企业已在全中国开设了一千多家快餐店，钱可没少赚。另一家快餐店巨擘麦当劳则来得稍晚，但也在中国有了密集的快餐网，包罗了560家店。他们希望不久也达到1；000家。1；000家，这同样是其他许多人的梦想！必胜客已经有110家餐厅，星巴克达到了第70家。中国对外国产品的胃口使所有这些美国企业垂涎欲滴。但是，中国既是一个市场，更是美国企业的生产车间。中国与这些企业组织形成了一体化，对美国来说，这建立起了一种新的工业上的相互依赖，同时也是货币和金融上的依赖。
结论
“提出‘两强’的说法还为时过早。就是说，如果想建立中美之间的特殊伙伴关系，以此来左右世界，时机还远未成熟。但是，有这种想法的领导人如果认为，有必要在某一天把它说出来，那也并非无稽之谈。”发表这个论点的人是杰夫里·加登先生，他是前任总统克林顿的国际事务顾问，目前担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院长，这是一所全美最著名的商学院。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商界，他都是位有影响力的人物。他的这一论点在美国上层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关注。明日的世界经济将围绕两强来组织，那就是美国和中国。美国依旧占据着广泛的统治地位，它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告诉其新的合作伙伴及未来的竞争对手应当跳什么舞，以这种方式来规定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历史昭示人们，世界经济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共和，最终总是一个帝国赶走另外一个。美国人对此并未忘记。
在北京，人们也基本上同意这一诊断。共产党领导人深信，如果未来有一个国家可以在经济上与美国展开竞争，那就是中国。中国人可能还不具备赫鲁晓夫那样的自信，这位上个世纪50年代的苏联领导人曾经许愿，从70年代开始就能超越美国。但是，中共领导人的雄心其实也不小。他们深信，中国将在世界经济中打上越来越深的印记。邓小平的继任者###曾经说，中国现在别无选择，只能“与狼共舞”，要了解美国，接受它的规则。然而这支舞不会跳个没完没了。
即使“两强说”尚未成为现实，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和中国肯定是新世纪世界经济中两个活力最强的国家。高盛亚洲公司的负责人胡祖六先生发表的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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