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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的另面-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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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黄道来电。奉谕敬悉。职道自海外奉调,始屡邀荐举,感念恩知,愧难报称。过鄂重亲训诲,冀有秉承。启行定期,容再续禀。遵宪谨禀。”

    “过鄂”,指黄遵宪因徐致靖保举,光绪帝命其入京预备召见,他将经武昌再拜见张。(后将详述)从“启行定期”等语来看,张之洞曾有邀请其过鄂相谈之电,黄对此表示同意。

    以上我用了极大的篇幅来说明张之洞与黄遵宪的关系,正是为了反衬此后张之洞与黄遵宪的决裂。
第54节,三、黄遵宪对《时务报》内部分歧的态度及张之洞幕中反应
    三、黄遵宪对《时务报》内部分歧的态度及张之洞幕中反应

    由前节的叙述可知,当康有为从南京到上海办理《强学报》时,黄遵宪已在上海与法国总领事谈判办理江南教案。康、黄虽为广东同乡,但两人的结识却由梁鼎芬介绍。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九《己亥杂诗》中有一首称:

    “怜君胆小累君惊,抄蔓何曾到友生,终识绝交非恶意,为曾代押党碑名。”

    该诗另有注文曰:

    “八月二十五日得一纸曰:□与□绝交。然乙未九月,余在上海,康有为往金陵谒南皮制府,欲开强学会。□力为周旋。是时,余未识康,会中十六人有余名,即□所代签也。又闻□与康至交,所赠诗有南阳卧龙之语。及康罪发,乃取文悌参劾之折,汇刊布市,盖亦出于无奈也。”

    此中的□,即为梁鼎芬。以“南阳卧龙”——即在野而尚未出山的诸葛亮——来比拟康有为,可见梁此时的评价之高。上海强学会名单中黄遵宪之名,亦是由梁代签。当康有为因上海《强学报》中用孔子纪年诸事遭张之洞强压时,黄遵宪曾致书梁鼎芬,欲从中调解关系。

    前节已述,《时务报》之创,张之洞已回武昌,黄遵宪仍在上海,是该报最主要的创始人之一。从今存《汪康年师友书札》来看,黄遵宪对该报初期事务甚为关注,有着许多指示;黄于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北上天津后,仍是书信不断。对于《时务报》内部的汪康年、梁启超之争,黄遵宪虽在北方,仍十分关注。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十日(1897年4月11日),黄致汪信称:

    “馆中仍请聘铁乔总司一切,多言龙积之堪任此事,铁乔不来,即访求此人何如?而以公与弟辈为董事。公仍住沪,照支薪水,其任在联络馆外之友,伺察馆中之事。”

    黄提出由汪的朋友吴樵或康的学生龙泽厚出任《时务报》经理,黄和汪仅任该报董事,汪的责任仅是“联络馆外之友”,实际是削汪之权。光绪二十三年七月,黄遵宪去湖南赴任途中路过上海,与汪康年、梁启超均有商谈,其削减汪《时务报》之权限一事并没有成功。前节已叙,在章太炎与康党矛盾中,汪与章一党,且为同乡;而在汪康年、梁启超的矛盾中,黄遵宪护梁责汪。黄又与康、梁同乡。此中又有浙、粤地域之见。

    《时务报》第40册梁启超《知耻学会叙》一文,引起了张之洞的反感。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五日(1897年10月10日),张之洞让其幕僚钱恂发电《时务报》馆:

    “《时务报》馆汪:四十报速电京缓发。恂。咸。”

    虽是短短数字,且未说明原委,然汪康年、梁启超十分谨慎,仍立即联名回电:

    “奉电谕,感切。惟报早分寄,容设法改正。康、超。咸。”

    即在电中表示了完全妥协的态度。然张之洞却未与梁启超细加计较,直接去交手,而是于九月十六日(10月11日)发电陈宝箴、黄遵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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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节,
    “《时务报》第四十册,梁卓如所作《知耻学会叙》,内有放巢流彘一语,太悖谬,阅者人人惊骇,恐遭大祸。陵寢蹂躏四字亦不实。第一段越惟无耻云云,语意亦有妨碍。若经言官指摘,恐有不测,《时务报》从此禁绝矣望速交湘省之人,此册千万勿送”

    上海的《时务报》刊文、在上海的梁启超作文,张之洞却发电湖南长沙,实际上是想用黄遵宪来约束梁启超。张当然听说了黄与梁的关系,可能也听说了湖南官绅已聘梁来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陈宝箴、黄遵宪对此立即回电。黄遵宪回电称:

    “既嘱将此册停派,并一面电卓如改换,或别作刊误,设法补救,如此不动声色,亦可消弭无形卓如此种悖谬之语,若在从前,诚如宪谕,恐招大祸。前过沪时,以报论过纵,诋毁者多,已请龙积之专管编辑,力设限制,惟梁作非龙所能约束。八月初旬此间官绅具聘延卓如来学堂总教,关聘到沪,而卓如来鄂,参差相左,现复电催从速来湘,所作报文,宪当随时检阅,以仰副宪台厚意。”

    “宪当随时检阅”一语,也承担其中的连带责任。十月初二日(10月27日),黄又发电:“四十号《时务报》抽撤两页,如常分派,即电报馆通行,鄂省可否照此办法?宪禀。”在此之后,康有为的学生徐勤在《时务报》上的文字,也得罪了张之洞。

    光绪二十三年秋,在黄遵宪等人的操办下,梁启超离开上海,到长沙主持时务学堂。在此前后,《时务报》馆中的康有为各弟子亦陆续离开。由此可见,汪康年、梁启超之争中的第一个回合,以汪胜梁败为结局。

    虽说在第一个回合的纷争中,张之洞在梁、汪两人之间稍偏于汪,但仍是很不明显的。张的这种态度,不仅是私人关系的远近,也有学术观念与政治立场间的差异。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汪康年到长沙,梁启超于十一日(1898年3月3日)致信汪康年称:

    “公等在上海歌筵舞座中,日日以排挤、侮弄、谣诼、挖酷南海先生为事。南海固不知有何仇于公等,而遭如此之形容刻画!然而弟犹靦然为君家生意出死力,是亦狗彘之不如矣。此等责弟,有意见诚不敢避也。要以此事一言以蔽之,非兄辞,则弟辞;非弟辞,则兄辞耳。弟此次到申,亦不能久留,请兄即与诸君子商定,下一断语,或愿辞,或不愿辞,于廿五前后与弟一电(梅福里梁云云便得),俾弟得自定主意。如兄愿辞,弟即接办。并非弟用私人阻挠,此间已千辛万苦,求人往接办,必不用康馆人也。如兄不愿辞,弟即告辞,再行设法另办此事。”

    梁启超此信是摊牌,以迫汪康年辞职。然汪至此仍不肯交出《时务报》,在其背后已有张之洞之撑腰。梁启超随后离开长沙进京参加会试,《时务报》完全由汪控制,另聘郑孝胥为主笔。汪又在武昌宣称:“梁卓如欲借《时务报》行康教”。这正是张之洞及其一派最为担心者。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清朝驻日公使裕庚致函总理衙门,称:“孙文久未离日本,在日本开中西大同学校,专与《时务报》馆诸人通。”而汪康年恰于光绪二十三年冬有日本东京一行。康有为、梁启超欲将此归咎于汪。黄遵宪出面发电让汪康年交出《时务报》,梁鼎芬则出头致电湖南与黄相抗。时在张之洞幕中的陈庆年,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日(1898年5月10日)日记称:

    “闻康长素弟子欲攘夺《时务报》馆,以倡康学。黄公度廉访复约多人,电逐汪穰卿,悍狠已极。梁节庵独出为鲁仲连,电达湘中,词气壮厉,其肝胆不可及也。”
第56节,
    四月初一日日记又称:

    “闻节庵说,黄公度复电,以路远不及商量为词,且诬汪入孙文叛党。其实公度欲匈挟湘人以行康学,汪始附终离,故群起攘臂”

    而在闰三月二十一日,陈庆年致信汪康年:

    “闻报馆之事,群起攘臂,殊堪骇异。梁公节庵独出为鲁仲连,电告湘中,词气壮厉,幸如所嘱,坚持无动,鬼神之情状,圣人知之,何足畏哉!”

    陈庆年的话,表明了张之洞一派的集体态度。他们此时与康有为一派不仅是学说上的分离,而且已在政治上对立,汪康年又一次度过了危机。梁鼎芬之所以能“出为鲁仲连”与黄遵宪对抗,是其背后站着张之洞。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1898年7月13日),即《时务报》改官报风波之前夜,张之洞发电汪康年:《时务报》“六十五期尊撰必至之势论,精确悚切,有功世道人心,海内自有报馆以来第一篇文字。敬佩。”这是张的公开表态。θ米θ花θ书θ库θ ;http://www。7mihua。com

    还需说明的是,尽管张之洞对康有为意见极大,但对梁启超却仍存有“爱护”之心。梁启超曾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1898年2月17日)发电张之洞:“患疟经旬,惫甚。刻难行。届时奉闻。超叩。”这是梁对张邀请其来武昌的回电,张的原电我尚未见。而到了光绪二十四年春保荐经济特科人选时,张之洞保举了杨锐,也保举了梁启超

    四、《时务报》改官报与汪康年、张之洞等人的对策

    梁启超与汪康年在《时务报》之争,以梁退出而告终,但康、梁对此并不甘心。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1898年7月17日),在京风头正健的康有为,以御史宋伯鲁出面上奏由其代拟的“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折”,称言:

    “臣窃见广东举人梁启超,尝在上海设一《时务报》局,一依西报体例,议论明达,翻译详博两年以来,民间风气大开,通达时务之才渐渐间出,惟《时务报》之功为最多,此天下之公言也。闻自去岁九月,该举人应陈宝箴之聘为湖南学堂总教习,未遑兼顾,局中办事人办理不善,致经费不继,主笔告退,将就废歇,良可惋惜。臣恭读邸抄,该举人既蒙皇上破格召见,并著办理译书局事务,准其来往京沪,臣以为译书、译报事本一贯,其关系之重,二者不容偏畸,其措办之力,一身似可兼任。拟请明降谕旨,将上海《时务报》改为《时务官报》,责成该举人督同向来主笔人等实力办理,无得诿卸苟且塞责。”

    先是梁启超于五月十五日召见后,光绪帝旨命以六品衔办理上海译书官局及大学堂编译局。对于这一安排,康、梁并不满意。此时让梁执掌《时务官报》,康亦有意以此来掌控全国的舆情。光绪帝收到该折后,当日将之交给其师傅孙家鼐,“酌核妥议奏明办理。”

    自翁同龢被罢斥之后,孙家鼐是光绪帝最为信任的大臣之一,此时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光绪帝时常将重要事件交其议复。而孙在政治上、学术上又与康有为甚不相合。六月初八日(7月26日),孙家鼐上奏“遵议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折”,称言:
第5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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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御史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进呈御览,拟请准如所奏。该御史请以梁启超督同向来主笔人等实力办理,查梁启超奉旨办理译书事务,现在学堂既开,急待译书,以供士子讲习。若兼办官报,恐分译书功课,可否以康有为督办官报之处,恭请圣裁。”

    孙家鼐由此改变了事情的性质:原是康党要求夺回《时务报》,并以此控制全国的报刊舆论,孙却顺势将康有为请出北京,政治手段运用得相当圆滑老辣。光绪帝当日明发谕旨,同意孙家鼐的提议,“著照所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

    汪康年本是消息灵通人士,五月二十九日谕旨一发,他就十分注意孙家鼐的动作。他的堂哥汪大燮正在北京张荫桓幕中,随时与他通消息。六月初八日晚上,汪康年刚得到一简单的消息,立即发电武昌:

    “报馆事,奉谕归官办。此事于大局有关,应如何办法,乞为主持。康。”

    然在“张之洞档案”中,该电及汪康年此期发往武昌的电报,大多没有收电人的名字,很可能是张之洞,或是张幕中的重要幕僚如梁鼎芬、王秉恩、钱恂、梁敦彦等人,只能根据内容进行推测。汪该电初十日(7月28日)午间到达武昌,张之洞当日夜间发急电给汪康年:

    “上海赵竹君转交汪穰卿。急。电悉。闻派康管上海官报局,大局坏矣。此事甚难维持,惟有速请节庵为总理,即日刊布。则康虽来,必有以敌之。此是急著要策,先办此节,然后可徐思补救。此外更无他法,万勿游移。康是否特派,抑系总署奏派,系何字样、章程?速详示。须加急字,不可吝电费。即复。壶。蒸。亥。”

    由此可知,张收到汪电,立即作出对策,以梁鼎芬出面与康有为对抗。同时也可以看出,张在京另有情报来源,但内容过于简单,他要求汪报告其中的详情。汪康年得电后,于十一日(7月29日)发电武昌:

    “急。蒸电敬悉。顷奉电谕,知竟归康办。章程三条未详。现拟将《时务报》三字空名归官,而另行出报,改名《时务杂志》,与从前《时务报》一气贯注,并请节庵为总理,已电焦山。谨候电复。康。真。”

    汪康年刚到得到六月初八日的上谕,方知《时务报》交给康有为办;但他却以极快的速度提出了对策,即仅“将《时务报》三字空名归官”,另行出版《时务杂志》。此即后来汪、张所采用之计。汪在此电中还同意梁鼎芬出为总理。六月十三日(7月31日),汪康年发电钱恂:

    “督署,钱念劬:报拟改《时务杂志》,请节庵为总理。时报即归官。一、不背旨;二、有以对捐款、代派诸人;三、大局不致掣动。恳告帅及节庵。即电复。康。覃。”

    汪康年要求钱恂此中帮忙做工作。他还同时发电张之洞:

    “前电言改名出报,似非奏明不可。钧意若何?候电示遵行。康。覃。”

    “前电”似指六月十一日汪康年之电,要求张之洞设法上奏,请光绪帝旨准。六月十七日(8月4日),汪康年再发电武昌:

    “谏电敬悉。报从七月朔起遵即改名《时事新报》,并请节庵为总理,声明报首。《农报》事,容会商再复。敬诒极愿相助,必留。康。霰。”
第58节,
    “谏电”指武昌方面六月十六日的复电,但由于档案保管等因,我在“张之洞档案”中,尚未找到该电及武昌方面此期的其他回电;而时在武昌的叶澜在给汪康年的信中,却透露出张之洞及其幕中的内情。叶澜在六月十六日(8月3日)的信中写道:

    “昨日由念劬交来密电,已照译送梁。弟又亲至星海处打探。星海目疾未愈,晤社耆云:星海以前次兄请其为总理,后又不说起,心颇不悦。此番笑兄急来抱佛脚云,欲其为总理,尚须斟酌。惟社兄言其心中未始不愿帮兄,而社特不好进言。故弟又至念劬处,恳其至星海家竭力劝驾。念劬已经允许。又据念云:兄前日电请帅出奏,帅以馆在上海,不涉两湖之事,恐难越俎代庖。惟兄所言将报改名《时务杂志》,捐款一概清出。帅意甚以为然,云:不过让《时务报》空名与康,而馆中经费由绅商乐捐,毫无官款,犹之电报、招商等局不能入公家也。且官报开办另有经费,此种捐款概出绅商,虽有上谕,断无强之捐入官报之理。特飞告兄知。”

    由此可见,汪康年六月十三日给钱恂之电,钱将之交梁鼎芬,并劝梁出面向张之洞进言。张之洞对汪求其“出奏”即上专折一事,未能同意;但同意汪的“改名”方案,称“不过让《时务报》空名与康”,并称捐款“不能入公家”。此中提到的汪康年前次请梁鼎芬为《时务报》总理一事,很可能发生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即黄遵宪发电驱汪之时,张之洞六月初十日电稿中删去的“从前屡谏,未蒙采纳”字样,也可能即指此事;然汪恐梁夺其权,后不再提起。由此又可见,梁对汪虽有意气,但为了共同对付康有为,梁仍同意出山。

    除对上海的汪康年进行部署外,张之洞另向京师打探消息,于六月十七日发电其子张权:

    “急。京。张君立:宋伯鲁请将《时务报》改官报折及孙燮相请派康办折,大意如何?馆中款项须归康否?言明汪康年办理不善否?速摘要电告。即复。壶。洽。”

    他要求将宋伯鲁、孙家鼐奏折摘要电告,以便其下一步的行动。第二天,六月十八日,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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