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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风陵渡口-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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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检视50年代历史，一个最重要的的特征就是在冷战格局下，新国家、新制度的创立。由此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中国出现了新的面貌：民族独立国家地位的新确立，工业化的展开，全社会的高度组织化，普通民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全社会共同意识、共同价值观的建立等等。
1，它的纲领确实符合近代化的主题：追求国家独立、社会公正和解放，推动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10〉（p。xi）
2，社会革命也有后遗症的问题。革命要求政治有能力全面进入社会和个人的一切领域，其结果是限制了个人自由和社会自主发展，这就是国家力量无所不在，社会自主性和个人自主性受到限制并最终完全消失，〈10〉（p。xii ）最后只剩下一个强大到无所不在的国家权力，即列宁说过的所谓“兵营式的社会主义”。
邹谠认为，20世纪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包含两个互相矛盾、冲突的方面：一方面，旧制度的全面崩溃空前地释放了无数个人的活力和创造力，产生了中国新型的知识精英、社会精英和自由个人及团体；但另一方面，旧制度的全面崩溃使得中国这些新型知识精英和社会精英恰恰痛感迫切需要尽快达成“国家制度重建”。在20世纪上半叶外来侵略的巨大压力下，“国家制度重建”的目标以“社会革命”为手段而强有力地达成，但同时却极大地牺牲了个人自由的目标。〈10〉（p。xii ）
正因为如此，国内外学术界普遍高度评介1978年后邓小平领导的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进程，认为改革的实质就是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治权力从社会经济领域逐渐退出，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大社会、小政府”。从国家主导方面来讲，这种进程实际已愈来愈深入，这就是改善领导方式、改善执政方式，用现代公共管理来取代过去的革命动员的方式，也就是从“革命”向“执政”转变，从“马上得天下”到“下马治天下”。
如何评价50年代？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近年来新左派在思想界颇为活跃，他们用以支持其观点的重要论据就是高度评价50年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在新左派的视野内，大跃进、人民公社乃至“文化大革命”皆有其重大的正面价值。〈1〉而有些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种全控主义的结构和体制。〈11〉（p。68…69）我认为，似不急于在理论上进行无穷的讨论，而应从基本史实研究开始，沉潜于地方和基层，在具体细密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再来讨论理论问题。我认为对这个历史阶段的研究，应充分考虑国际冷战格局对中国的影响，从中国的历史背景和从中国共产革命的历史背景出发，着眼于考察“新制度与新国家的创立及民众对此的反映和互动”，在史观和方法上，是一种开放式的、兼容并蓄的史观和注重多重材料平衡的新实证取向。它兼顾“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的合理成分，扬弃“宏大叙述”的教义化的逻辑演绎主义的空泛化，同时避免概念先行、忽视下层的缺失。具体而言，这是一种兼顾“宏观”与“微观”的“中观”视野，道理不言而喻，因为“宏大叙述”经常会遮蔽社会的真貌，而过细的微观也容易导致两种偏差：看不到同质社会的一般性；容易陷入“一地、一村、一概念，一理论”〈2〉和过分的琐碎。
历史是否可以重构？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是叙述者建构起来的。〈3〉还有人认为，有关“反右”、“大跃进”、“文革”的叙述就是占据话语霸权地位的右翼知识分子杜撰出来的。〈4〉但我相信，过往历史的物质和精神遗存是客观存在的，不管研究者用何种视角和态度叙述它们，基本的历史事实是无法改变的。
强调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与感受对我们认识过往历史的重要性也许不是多余的，研究者不仅要重视知识分子的感受和经验，还要注重普罗大众的生活经验和感受。我认为研究当代史应该高度重视普通人的叙述，而这个方面是我们的研究者所忽略的。当然对那个时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记忆和感受，也许永远不会有统一的看法，正是在这种差异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历史的复杂性，这也是历史学永恒魅力之所在。费尔巴哈说过：“经常受到世界史浪潮冲击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而绝不是那些高官显爵，因为他们高高在上，太显赫了。”〈12〉（序言p。1）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状态，应永远在我们研究者的关怀的视野之内。也许这样，我们才可能对过往的历史，比过去有一个新的角度，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因为他们组成我们社会的最大多数，他们所处的地位、环境更能我们了解到历史的多重面相。
注释：
〈1〉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重印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
〈2〉何干之主编。《中国现代革命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
〈3〉华岗。《中国大革命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4〉参见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
〈3〉〈4〉姚大力。〈历史学失去魅力了吗？〉，载《学说中国》，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6〉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7〉宋云彬。《红尘冷眼》，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
〈8〉《陆定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
《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0〉甘阳。《编者前言》，载傤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
〈11〉萧功秦。《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12〉转引自萧功勤。《知识分子与观念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页下注：
p。57注1，美国柯伟林教授在《认识二十世纪中国》一文中将“疆域统一”，“统治中国”，“工业化”等视为20世纪中国的基本趋势。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纪》2001年10月号。
p。58注1，到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中共党员组成中，工人成分所占比重仍极小，以工人党员最多的东三省为例，在90万产业工人中，党员只有16508人，占工人的1。8％，到1949年12月，农民党员340万1千人，占党员比重75。8％，文盲共309万6千人，占全党党员比重的69％。赵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236、243。
p。60注1，参见韩德强：《50年，30年和20年〉载《士伯咨询网》网站；崔之元：《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载《读书》，1996年第3期；高默波：《书写历史：高家村》，载《读书》，2001年，第1期。
p。60注2，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熊景明教授语，她对社会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过份强调建构理论的现象多次提出坦率的批评。2001年4月，2003年3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有关农村问题研究的午餐讨论会。
p。60注3，沈松桥：《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和晚清的国族建构》，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12月；张世瑛：《太原五百完人：一段国共战争历史的想像与塑造》，载《1949年：中国的关键年代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2000年，第627…633页。
p。60注4，参见《中国大饥荒档案馆》网站，“异议论点集锦”。
18。阶级身份和差异：
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
高华
（原为单行本，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2004年出版。
现收入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高华文集） 2005年
前言
中国自古以来改朝换代都是血雨腥风，人头滚滚落地，进入20世纪，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引入了民主、自由等新因素，清朝退亡，民国肇立，新政权没有对前朝人物大开杀戒。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政变上台，建立党国体制，奉反共为基本国策，以武力镇压共产党，激起中共的长期武装反抗。毛泽东有名言：蒋介石拿起刀，我们也拿起了刀。从此国共两党，兵戎相见，即使在抗战阶段，双方为共御外侮，结成第二次合作，但彼此仍心存芥蒂，互不信任。1945年后又有三年内战，最后中共胜利，国民党败退台湾。在长达22年的时间里，国共长期武装对抗，无数百姓被卷入，造成生命的巨大牺牲。
自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东西方阵营对峙的冷战大格局下，中共开始了一个创设制度，重建国家和社会的过程。新制度和新秩序建立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对旧政权及其人员以及“敌对阶级的社会基础”的政治清算来展开的，其思想和实践的背景是：马列主义的“彻底砸碎旧的国家机器说”、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另一来源就是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共革命根据地实践的经验。
胜利者对旧政权及其成员，以及“阶级敌人”的政治清算和改造，是有计划有步骤的一个庞大的社会工程，其具体路径就是“划分阶级成份”。在近30年间，党和国家对于社会成员的阶级出身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将阶级出身作为检测普遍民众对新政权政治忠诚度的重要的识别标志，并通过此项检验，巩固和强化自己的政权基础。由此出发，执政者在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根据变化的形势对社会成员持续不断地进行政治身份类别的划分排列，有差别地给予社会成员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待遇。这种对阶级出身问题突出强调的思想意识和依此划分社会成员政治类别的原原则，在本文中被指称为“阶级出身论”。
执政党的这套思想和组织原则在50年代初开始在全国贯彻，但其历史渊源悠远。1928 年1月24日，毛泽东为江西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书写了这样一幅对联：“想当年，你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到今日，我宰杀土劣，怕不伯，刀上加刀”＇ ＇。50年代后的实践只是1949年之前中共根据地实践的延伸和发展。在建国后的17年里，“阶级出身论”随形势的发展，历经几次变化，在60年代初中期成为新政治文化中的强势意识，对国人的生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1966年“文革”爆发，毛泽东提出：文化大革命是国共长期斗争的继续，“阶级出身论”迅速转化为“阶级血统论”，从而造成一种广泛的社会歧视现象。1978年，党和国家终结了这项政策从而大大解放了社会，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也标志着新政权以严刑峻法奠定统治基础的历史阶段的结束，国家进入了和平建设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
对于“阶级出身”问题和文革的关系，除了遇罗克在文革初期的语境下发表的《出身论》一文，在上世纪80年代，大陆思想学术界对此问题也曾有所论及，但是对此议题出反思并没有延伸到“阶级出身论”在50…60年代的表现形态，更没有将这个问题置放于20世纪中国共产革命的历程背景下予以系统考察，90年代后期及近年来，在中国出现了有关这一议题的零星叙述和民闻回忆录，对于了解“阶级出身论”在50…70年代的表现形式，以及其对民众生活的广泛影响，特别对于观察当年中国社会的另一广大人群及其家属、子女的生存和生活状态，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叙述极为零散，多数是未刊的文字。
本文试图将“阶级出身论”置放于20世纪中国共产革命的脉络中进行考察，从历史的角度来梳理这一重大问题，之所以选择1949…1965年为论述的中心，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这一阶段的“阶级出身论”现象一向为研究者所忽略，研究者相对较关注于“文革”期间的“血统论”问题，而了解“阶级出身论”的社会历史根源，特别是剖析建国后十七年的“阶级出身论”现象，则是了解文革“血统论”的入门，因为后一问题是前者的必然发展和内在逻辑的延伸。
本文以综合论述的方式探讨“阶级出身论”的历史背景和建国后十七年的表现，所依据的材组为四类：中共历史文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所藏当代中国史资料，前苏联有关中苏关系的部分档案资料，以及有关当事人的回忆资料，笔者认为从学术的角度对这个议题进行客观研究是有意义的，并希望能通过这项研究引致后来的研究者继续关注和探讨这个重要的议题。
一、“阶级出身论”的社会和历史根源
中共以“阶级出身论”作为一项重要的思想和组织原则始于1927年秋苏维埃运动初兴之际，它是中共对国民党镇压政策的一个激烈反应。1927年国共分裂，中共被国民党镇压，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思想全面进入中共，与之相随，“阶级出身论”在中共党内迅速兴起。“阶级出身论”的要义为：明确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依此逻辑，支持国民党反共的阶级、阶层为“敌人”；支持、拥护中共的则为“自己人”；“自己人”的最重要部分为工农阶级及其子弟。
中共是依照俄共经验，在第三国际指导下成立的列宁主义政党，在1921…1927年这一阶段虽然在建立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革命同盟军的组识方面已经初步显示出唯阶级出身的倾向，但是在这个阶段，中共又宣布现阶段中国革命为资产阶级民权性质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其针对目标是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军阀，故而中共对其它阶级的态度还比较温和，更说不上对本党党员采取“阶级出身论”的立场。中共的组织构成中，知识份子党员也占了较大的比重。据陈独秀在1927年4…5月召开的中共五大所作报告称，至1927年4月，知识份子党员占全党党员人数的19．1％，其它工人占50．8％，农民占18．7％＇ ＇。在1924…1927年大革命中，中共组织获得迅猛发展并初步在工农运动中争取到了领导优势，但中共的阶级意识还未充分成熟，即便在农运较为展开的湖南、江西、湖北，农民阶级反抗农村旧势力的行动只限于给土豪劣绅“戴高帽”、“游乡”，还未发展到对地主阶级施行肉体消灭。蒋介石对中共的暴力镇压和国民党大规模的“清共”，迫使中共也“拿起了刀”开始了对国民党的长期武装反抗。
“阶级出身论”的兴起与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组织构成的最新变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1927后，随着中共逐渐开辟农村各革命根据地，农民党员在党的构成中的比重大大上升，与此同时，知识份子党员在中共的危难关头大批退党，带来了全党上下，尤其是党的领导层对知识份子的深刻的负面认识。这就是，在严酷的白色恐怖和战争环境下，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共产党员极易动摇叛变，而促使他们动摇叛变的原因即是其所受的敌对阶级思想影响，以及他们与旧阶级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中共唯一可以依靠的只能是从未受到敌对阶级思想影响，且在政治和经济利益上与地主资产阶级存在根本冲突的工农阶级。1927年国民党清党后，茅盾（沈雁冰）创作《蚀》三部曲，被中共认为：“这是用小说写他的思想”，“当时党认为这就是他的退党宣言”，“从此以后，他不找党，党也不找他”＇ ＇。
“阶级出身论”兴起的国际背景是斯大林的“清党”经验对中共的影响。1927年后，中共中央选派大批工人和知识份子党员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和其它军政学校学习，此时正值苏共开展清洗托洛茨基派的党内斗争，中国留学生也全部卷入。在苏共“清党”中，实行以阶级出身鉴别党员的严格的政策，凡工农出身的党员可以重新登记拿到党证，但非工农阶级出身的党员则一般降为候补党员，此种做法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也被照搬，对党员的思想影响极大＇ ＇。随着在苏学习的党员陆续返国并被派往各根据地，苏共的这种唯阶级出身的思想和组织方法迅即传播开来，并与根据地内已经出现的“阶级出身论”完全汇合。
从20年代末开始，中共党内的“阶级出身论”已渗透到党的思想和组织工作的广泛领域。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上首次提出提拨工人干部的主张。在1928年中共六大后，提拨、重用工人阶级出身的干部成为一种新的流行现象，一大批工人出身的党员被任命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这批人中有：向忠发（中共六大政治局主席）、罗登贤（中共六大政治局候补委员）、卢福坦（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陈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任命的政治局委员）、张金保（中共六大中央委员）、陈云（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任命的中央委员，临时政治局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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