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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人道，〃不是吗？我说错了吗？〃＇80＇　
3、毛看到刘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不仅毛刘领袖像已并列，有关方面还在编辑〃马恩列斯毛刘论述〃，〃一国二公〃几成定局。毛加紧批转各类文件，以维持自己在党机关的领导权威和影响力，1961年，毛给李井泉写信，要求各省市第一书记〃发善心〃给他写信，他许诺自己一定给他们回信。＇81＇　
4、关心林彪健康，＇82＇扶持林彪抗衡刘少奇等。　
5、强调阶级斗争。毛从另一个角度来谈自己的缺失，即自己对阶级斗争抓的不紧…〃见事迟，抓的慢。〃＇83＇　
然而全党上下埋怨，批评的压力太大，毛泽东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讲了几句带自我批评的话，他甚至在讲话中称赞陈云搞经济内行（正式稿中删去）。七千人大会后，毛离京南下，对刘少奇等的不满已越积越深。　
毛泽东敏锐地发现，由刘少奇主持的纠偏已愈走愈远，不仅涉及经济、文教、外交、统战，甚至延伸到了公安领域，在这种大气候下，对毛不满的潜流已在全党上下广泛蔓延。　
毛泽东同意调整，但不容对三面红旗有任何涉及。毛长期以来就一直对刘少奇有怨气，1956年中国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删去〃毛泽东思想〃一词给毛造成〃极大不愉快〃，刘等从而〃得罪了老人家〃。＇84＇站在毛的立场，刘旧错未改，又添新错，且都是错在重大原则问题上。1961年7月17日，刘在沈阳说，〃三面红旗可以让人家怀疑几年〃。＇85＇7月19日，刘在哈尔滨又说〃有人怀疑三面红旗是可以理解的〃。＇86＇在当时的形势下，毛不得不同意退让，但对刘的不满已形之于色。1961年5月，毛就降低指标事讲话，他说，降就降，〃无非是外国人骂我们不行〃。＇87＇　
刘少奇等主持罢免浮夸干部一事，也给毛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1960年月11月28日，毛以中央名义表示，〃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88＇刘少奇当然知道投鼠忌器的道理，但为了整肃纲纪，还是罢免了几个毛的爱将的职务：吴芝圃先降为河南省长，继而转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的闲职；舒同也调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实际上在家赋闲。刘极注意分寸，1962年前对曾希圣毫无动作，李井泉、王任重也照做他们的原职，但还是引起了毛的不快。毛尽管同意惩处某些地、县级干部（柯庆施下令逮捕死人较多的江苏宝应县委书记），＇89＇但不愿对他们太动真格。1961年1月中央拟定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条文，原有〃保护人民安全，打人要法办，打死人要偿命〃、〃保护人民自由，随便罚人、抓人、关人、搜查要法办〃等内容，被毛批评为〃太复杂……有几条执行起来可能起反作用〃，结果被改成〃同劳动同食堂〃，〃办事公道〃等一团和气的文字。＇90＇　
使毛最不能容忍的是刘少奇讲话中流露出的那股〃算帐〃的意味。刘的许多话在毛听来，句句犹如赫鲁晓夫的〃黑报告〃。1962年3月，刘召见公安部长谢富治等谈话，要求公安部总结几年来打死人命，伤害无辜群众的教训。刘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91＇刘的这番话已涉及毛统治最敏感的部分，事后，刘觉得不妥，坚决不同意公安部党组印发他的这番讲话。他说〃将来会出毛病的〃。＇92＇1962年冬春刘少奇加大了对大跃进以来错误的批评，刘的态度有广泛的党内基础，七千人大会精神传达后，许多基层党组织成员对七千人大会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极为不满，江苏省参加省委扩大会议的一些代表甚至呼吁中央为彭德怀平反。＇93＇江苏省常务书记刘顺元也不同意所谓错误在于〃天灾〃和〃民主革命不彻底〃，他说：〃复辟那有这幺大的面，硬是五风严重，那里是什幺天灾，是什幺民主革命不彻底呀！〃＇94＇刘顺元放言：根本问题是出在〃君臣相见〃。＇95＇所有这些在毛眼里都被认为是〃尖锐的指向〃他个人的。　
刘少奇在1962年上半年不断谈形势的严重性，也使毛愈来愈相信，刘是心怀叵测。对于形势问题，早在1961年9月庐山会议上，毛就下过明确的判断，然而刘少奇却自说自话。庐山会议前，刘在5月3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第一次讲〃三分天灾，七分人祸〃。5月24日，刘试探性地提出〃现在，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号〃，＇96＇刘虽然迫于毛的压力，未能公开提出反〃左〃，但刘的语言愈来愈尖锐。1961年8月28日，刘在庐山会议上插话，提到〃整个国家要破产、垮台，国民经济要崩溃〃。＇97＇刘更谈到，〃如果搞不好，我们要跌下台〃一类的话。＇98＇从七千人大会到1962年上半年，刘几乎逢会必讲困难形势，在2月的西楼会议上，竟出言不慎，自称是〃非常时期大总统〃。＇99＇直到5月，还认为〃国民经济要崩溃〃。＇100＇尽管刘所述的困难皆是事实：1962年初，国内情况仍极其严峻，仅河南省6个专区统计，外流人口就达32万人。贵州省的断炊户达1万多户。＇101＇四川省直到1962年3月底，还有1千多高炉，占用9万多职工。＇102＇但以毛的敏感观之，则会得出另一种判断：〃非常大总统〃已不安于份，无非是以讲困难为由，逼毛彻底交权！　
毛泽东可以接受刘少奇〃形而下〃的纠偏，他本人在1960年下半年后也亲自做了一些调整政策的工作，但绝不容许纠偏涉及〃形而上〃，因为〃形而上〃已与毛水乳交融，稍一触及，就有可能导向对毛权威的怀疑。1962年上半年，刘主持的纠偏，已逼近〃形而上〃。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口头报告提到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陈云在七千人大会陕西代表团会上有关党内缺乏民主的讲话…陈云说，这几年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逢人口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103＇周恩来、陈毅3月在广州会议上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种种迹象表明，刘等已开始全面修正毛自1958年以来的路线。　
毛泽东已看到经济形势全面趋向好转，他心中有数，虽然还有〃非正常死亡〃，但最危急的时期已经过去。蒋介石在1962年夏叫嚷反攻大陆，但蒋的底线毛完全掌握，毛、周急电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方代表王炳南飞京，再返华沙向美国大使摸底，知肯尼迪政府反对蒋介石反攻大陆，所以当陈云以对付蒋反攻为由，要求毛批准分田到户（刘、周、邓均同意陈云的意见），毛根本不能接受。＇104＇　
因此，1962年上半年，毛开始将其态度逐渐明朗化。1、毛不同意周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即使周多次请毛表态，他就是不答复。毛得到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支持，陆虽然私下对大跃进有异议，但在人民公社和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上与毛基本一致。＇105＇2、毛不同意实行包产到户，虽然刘、周、邓、陈都倾向于支持邓子恢的意见，但陶铸、胡耀邦等党内许多高干都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意见，甚至连彭德怀也反对。3、在毛的影响下，党内刊物大量刊载歌颂斯大林的文字。1962年上半年，毛基本住在南方，密切注视着刘等的一举一动，他守住底线，准备反击。　
1961－62年，刘少奇因力主实事求是，正视困难，其个人威望得到大幅提高，尽管刘具事实正确，却因毛独享〃解释权〃，而不具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刘在1962年春之后，同意〃三自一包〃，但只是私下流露而未有自己的解释，刘只能默认地方悄悄干，不是〃光明正大〃。毛却师出有名，名正言顺，因为从1961年以来，党内的主流意见一直是批判三自一包，刘自己长期也是持这种观点。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其议题之一即是批评〃三自一包〃，会后中央明令安徽省委取消〃单干〃。2月，新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在省常委会议讲话，转达刘少奇对安徽责任田的意见，刘认为责任田〃要走回头路，这是很明确的〃。＇106＇3月，北京已在内部批评湖南5县〃刮分田黑风〃。＇107＇刘少奇已将自己置放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刘主持对过往政策的全面调整，但八届九中全会要求，〃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对刘有着很大的约束力。1961－62年，虽然刘主要抓经济调整，但党内也一直在讲〃民主革命不彻底〃，刘少奇已被毛和自己双重封住嘴。　
1962年8月1日，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再版，他试图在毛思想的大框架下，搞出自己的新解释，但是马上遭到毛的还击。8月6日，毛开始谈〃阶级、矛盾、形势〃，一旦毛反击，刘除了接受毛，别无其它选择。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刘少奇言语不多（姚依林称〃刘一言不发〃，周恩来则被攻击严重），＇108＇毛既已开口，刘、周、邓、陈还能说什幺呢？除非顺着毛的话说，刘平静地接受毛大搞阶级斗争的决策，仅向毛进言，搞阶级斗争勿影响经济调整，得到毛的同意。　
八届十中全会后，形势逆转，只有最具敏感的人才知道应激流勇退。1962年8月，陈云告病休息，1963年胡乔木称病，开始长期休养。同年，曾被毛钦定的〃老右倾〃，江苏省委常务书记刘顺元经其老友，中央委员郑位三的点拨也主动隐退，＇109＇以后他们皆渡过文革劫难。　
1962年10月后，各省都已调整好姿态，纷纷按照毛泽东的新调门，向北京提供各地阶级斗争尖锐，资本主义严重复辟的材料，四川、山东甚至已将困难时期出现的〃反动儿歌〃的资料搜集完毕，＇110＇下一步就是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初，湖南零陵地委〃大揭阶级斗争盖子〃的经验问世，4月，河北邢台经验上报…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平地掀起，是为〃四清运动〃，其主调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民主革命不彻底〃，其方法就是〃扎根串联〃，只是距毛首先提出这些口号已推迟了两年。　

＇1＇1959年部分省区就有饿死人的报告。1959年初，南京远郊的句容县宝华公社两个大队就有饿死人现象，高淳县在1959年饿死1529人。见丁群：《刘顺元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页312。江苏宝应县从1959年冬到1960年4月，共死亡35391人，绝大部分为缺粮而死。1960年春，中央粮食部门和江苏省委曾分别派工作组前往该县调查。见《70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页448。　
［2］［3］［6］［7］［8］［9］［10］［11］［12］［13］［14］［16］［17］［18］［20］［21］［22］［23］［24］［25］＇28＇［29］［31］［32］［33］［34］［35］［36］［37］［46］［59］［75］［77］［78］［79］［80］［81］［82］［83］［88］［90］［10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71；98；40；64－65注释1；100－101注释2、3；59注释1；58；72、74－75注释3；44、45注释2；68；69、71；161；207－208注释1；207；326；327；349－50、352－53；349；215；364－65；364、366注释2、368－69注释1；页334－35注释1；356及注释4；374；384；14、262、264；402、419－20及注释1；406－407；408－409注释3；页555注释1；页129注释1；页458；425；517；619注释1；440－41；484；487；465；364；418－19；436注释4。　
［4］［15］［27］［30］［40］［41］［42］［43］［45］［101］［107］［110］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所藏当代中国史史料。　
［5］李树杰：《谈〃中宁事件〃》，载《宁夏文史资料》，第21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页110。　
［19］徐明：《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载《二十一世纪》，总48期，页45－46。　
［26］［74］［89］［93］［94］［95］［109］《刘顺元传》，页329；315；321；343；335；344；352。　
＇38］［49］［72］［73］［87］［103］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192；232；224；224；219；233。　［39］［68］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页107－108；121。　
［44］［48］［50］［51］［52］［85］［86］［91］［92］［96］［97］［98］［100］中国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510；488；525；489；509；530；531；551；552；524；538；530；555。以下简称《刘年谱》。　
［47］《刘年谱》，下卷，页458。另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页15；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页103、105。　
［53］［54］［55］［56］［102］中国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269；299；377；296；468。　
［57］《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页454－56。　
［58］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4册，页1537。　［60］顾复生：《红旗十月满天飞》，孙颔序，载《江苏文史资料》，第100辑，（南京，《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7），页5。　
［61］《邓子恢传》编辑委员会：《邓子恢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页535。　
［62］［63］朱敏：《我的父亲朱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页304、401－402。　［6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国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页1026。　
［65］［70］［71］惠浴宇口述，俞黑子记录整理：《朋友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页215－16；213；212－13。　
［66］姚锦：《姚依林百夕谈》，（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页160。另见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313。　
［67］《刘源、何家栋谈刘少奇与四清运动》，见《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　
［69］陶驷驹主编：《徐子荣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页253。　
［76］《刘源、何家栋谈刘少奇与四清运动》，见《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邓立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页133。　
［84］［104］［108］姚锦：《姚依林百夕谈》，页153；165－67；167。　
［99］姚锦：《姚依林百夕谈》，页165；另见《刘年谱》，下卷，页549。　
［106］刘以顺：《毛泽东在安徽推广责任田的前前后后》，载中国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党史资料》，第54辑，（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5），页117。　


（原载《二十一世纪》第60期）
13。高华：北京政争与地方——释读《江渭清回忆录》
//。aisixiang。/data/11254。html
最近，曾在50…60　年代长期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出版了《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一书，该书约一半篇幅叙述作者在1949年后的经历。其中有关反右运动、1959年反右倾运动和文革前夕他卷入毛泽东与刘少奇争执的相关叙述，是最有价值的部分，为研究者探讨这些重大事件、研究50…60　年代北京与地方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一　

50…60　年代，华东地区的几个省委第一书记在全国一直比较活跃，江渭清是知名度较高的一个。对于省一级「第一把手」的任用，在毛泽东的「领导学」中始终占据中心地位。毛依据对干部个人历史和政治忠诚的观察和了解，特别是他本人与干部接触的经历，来决定他对干部的取舍和任用。由于华东地区在全国处于最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对于华东地区大员的任用，相比于其它地区显得更为重视。　
毛泽东与华东地区的几位省委第一书记早在红军时期均已相识，与主政浙江的江华等相比，江渭清虽与毛泽东渊源较浅，但是江与毛的老部下谭震林关系密切。谭震林与毛泽东有极深的历史渊源，数十年深受毛的信任。1952…1954　年，谭震林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日常工作，是华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江渭清作为谭震林的部属，也相应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1953年江苏建省，次年江渭清就成了江苏第一号人物，一直到1966年。　
50年代初、中期，中共党内除了发生「高饶事件」外，总的情况相对平静，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模式已基本形成，毛泽东等以各种文件、电报、批示具体指导地方工作，地方则以相应的文件、电报向北京请示、汇报。中央领导人还通过对各地方的视察，对地方工作加以监督和检查。　
毛泽东一向偏爱华东，50…60　年代几乎每年都来江浙。在毛泽东视察江苏期间，江渭清与毛接触频繁，得到毛的赏识。江渭清主政江苏，一向以稳健为原则，然而做事谨慎的他，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却差一点栽了下来。　
1957年7　月上旬，毛泽东不辞酷暑，来到以「火炉」闻名的南京，亲自为抓右派找部分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