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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海临风-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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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上却更接近东方，甚至是古典东方。她在一家剧院里做了几年舞台设计，挣了一笔钱就全部拿出来上学，她说这是最好的投资，再说年纪轻还不想攒钱，等钱用光了再挣也不迟。她的这种豁达自信的 态度在很多美国同学中都找得到。蒂姆就是其中之一。他放弃了收入颇丰的华尔街会计师工作，明知电影是个竞争激烈、稳定性差的圈子，却偏偏闯进来，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喜欢电影”。一次同学们在酒吧聚会，蒂姆坐在我身边。几杯过后，他悄悄跟我说他爱上了克里斯蒂。“为什么不跟她说？”
我好奇地问。“我怕被拒绝。她那么迷人，一定有男朋友了。”我大为惊异：原来还以为美国人在爱情上都是不顾一切的呢！现在看到蒂姆喝得脸红红的，却在为不能启齿言爱而深深烦恼，倒让我觉得他更可爱了。
其实，热烈的情人也有。英国小伙子杰斯就遇上这么一位。杰斯金发碧眼，气质出众，让班上的助教小姐动了芳心。每次遇到杰斯问问题，她总是回答得详详细细，而且态度温柔谦和，连眼神都变了。据说后来她向杰斯表示要做他的女朋友，却失望而归。但这并不减少她的热情。只要有机会，她就去“辅导”杰斯，而且每次都靠杰斯很近，几乎把杰斯逼到一见她就想逃的地步。
杰斯立志要当名导演。也许这个愿望太迫切了，所以工作起来，他总有一股“得听我的！”气势。一次我与他，还有法国的玛丽亚，墨西哥的尤利，瑞典的海娜分在一组，杰斯任导演，我担任摄像。在讨论分镜头剧本时，他非常独断，别人的意见总是被他不礼貌地打断。玛丽亚首先忍不住了，这个爱抽烟的女孩毫不掩饰自己的反感：“杰斯，我们为什么都要听你的？”
杰斯毫不示弱：“因为我是导演，而且我的意见是正确的。”
“你的一些意见明显有问题！”尤利是个大嗓门，然后转向我：“澜，是不是这样？”我表示同意说：“杰斯，比如你为什么非要去拍火车站附近的纽约市景呢？这与故事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这样可以让人知道这个故事发生在纽约。”
“可是通过其他镜头，观众已经知道这是纽约了。而且火车出现在镜头里，容易让人以为主人公是不是出门了或是回来了。”
“澜，你的这些想法逻辑性太强。电影讲的是感觉，你大概只看过好莱坞的情节片吧。你在中国看过欧洲的抽象电影吗？”杰斯几乎是在用居高临下的语气对我说话了。
我压着的火腾地冒了上来：“可是这个镜头容易让人误解你的感觉。故事本身是写实的。这样做是浪费胶片！”这时一直没吭气的海娜也冷冷地加上一句：“再说，澜和我们都不需要接受你的抽象电影教育。”（瞧，我的这些同学可没有一个是好惹的。）大家就这么不欢而散了。
晚上，我们几个都接到了杰斯的电话。他为白天的态度道歉，说离开了大家，他什么也做不成，并建议第二天碰头再议剧本。他的道歉坦率而真诚，我们也没有得理不让人。那次作业最后得到全班一致的赞赏。后来，我也没忘了向他请教抽象电影。
我的这些同学，有什么说什么，不高兴就吵，吵得不留余地，和好了又亲热得不得了，总之很少掩藏自己的情绪。也许是因为大家都是学生的缘故，才会这样单纯而无所顾忌吧。这也是我工作几年来一直眷恋着学校生活的理由之一。顺便提一句，我生日那天，收到同学们送的一束白玫瑰和一张写满了各式文字的贺卡。两边的面颊都快被亲破了。胡里奥大声建议说：“今晚为什么不开个舞会？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教授先生
理查德教授被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开除了。原因是有学生告他。罪名之一：上课内容不充实；罪名之二：从不留课外作业。
带头写信的学生是一位名叫凯特的姑娘。她理直气壮地公开说：“我们是付了哥伦比亚的高昂学费（每年两万美元）来听课的，学不到东西当然要请他（指理查德）走路。”
理查德教的是电视新闻课。在此以前，他已经在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ABC（美国广播公司）做了三十多年的新闻制片人，现任ABC晚间新闻部副主任，在美国电视圈里颇有声望。这一次被几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砸了饭碗，心中一定不怎么好受。
学生炒老师鱿鱼的事，我这还是第一次碰到。在国内上学时只听到学生们埋怨功课太多，从来没有因哪个老师留的作业少而发难的。看来自己掏钱交学费感觉的确不一样。
美国学生的不依不饶让我领教了不止一次。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二个学期，我选修了电视纪录片这门课。赫弗教授是我们的指导老师。他为人谦和，有问必答，使我们觉得他很好说话。期末将至，每个学生都忙于完成一个二十分钟的纪录片，在电视机房里通宵达旦地做后期编辑。正在此时，一个同学跑进来说，他偶尔在学校的电脑系统里查询成绩，发现赫弗教授在没有看过期末作品的情况下，已打了分数，输入了学校电脑系统，而且据他说，给的分数很低。熬得两眼通红的同学们立刻群情激愤，纷纷查询自己的分数，果真低于常规，竟有一些人得C（美国大学以A、B、C、D、E排列分数等级）。
近年美国高校的成绩有“通货膨胀”的趋势，老师很少给B…以下的分数。对于不少只有靠争取奖学金才能完成学业的学生们来说，得一个C无异于前途被断送。第二天，赫弗教授的日子可真不好过。学生们一个个走进他的办公室，要求解释。可怜的教授只好承认他只根据平时印象打了分，而且对其他教授的评分“行情”毫无所知。他答应在看过个人的纪录片作业后再酌情加分，这场风波才算过去。
说起来，美国大学里的教授，日子过得也挺不容易的。除了个别知名学者之外，大多数教授一年只挣四五万美金，在中产阶层中混个中下游。近年来全美各高校经费紧张，很少给教师长工资，教授们的实际收入因此反而逐年下降。眼见自己的学生毕业后即能找到差不多工资水平的工作，教授们颇有怨言。若不是看在一年四个月假期的份儿上，真会有不少人辞职不干呢。
年轻的教授们生活更拮据些。教我“微观经济学”的恩格尔教授三十多岁就谢了顶。他在课堂上开玩笑说，这全是营养不良，常年操劳的结果。他的未婚妻也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经济学。两人结婚时给亲朋好友散发的邀请信上，赫然画着经济学中常用的“消费曲线”，标明：“如果您将送我们结婚礼物的话，最好还是送现钞。因为这样我们就有更多的消费选择，从而可以达到更高的消费满意曲线。”恩格尔教授在讲到“消费选择”这节课时，特别举了这个例子，现身说法，结果给我们极深的印象，以至于在年级统考中，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班上的同学极少有答错的。
当然，尽管教授们收入不丰，尽管他们有时还要受到学生的“挟制”，但他们毕竟是堂堂名校的老师，肚子里装着学问，简历里写着成就，你不服气还不行。
麦特劳克教授做了一辈子外交官，曾任美国驻前苏联大使。由他来教“现代外交”课，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中大多数人穿便装上 课，而麦特劳克教授却从来西服革履，在着装上一丝不苟，说起话来也是字斟句酌，一副职业外交官的派头，让讲台下穿牛仔裤、T恤衫，习惯把脚放在桌面上的学生们在他的课上收敛不少，不敢造次。一次，在谈到文化差异与外交事务时，他谈起了个人经历，“作为外交官，我一直穿西服，戴领带。
在当驻苏大使时，有一次，我应邀去一个农场参观。为了显示平易随和，我特地换上了布衣布裤，没想到，这一换装反倒惹恼了那些农民。他们认为我穿着过于随便，是对他们的一种轻视。这次经历让我记忆犹深。别小看穿衣戴帽这样的小事，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对于外交官来说，不拘小节或忽视当地的文化传统，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这番话说得我们这些学生纷纷点头，明白教授先生平日为人师表，的确用心良苦。当然，有时麦特劳克教授也要为此付出代价。一次，教室里的空调失灵，又正值天热，身体早已发福的他，只得不停地掏出手帕擦拭额头的汗水，尽管如此，他也只脱下西服上装而已，决不解开衬衫的领子或袖口，领带也未尝松动，依旧紧紧地箍住脖子。我不禁大为感动起来。那天他讲课的主要内容是“外交官的纪律性”。
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两年中，给我帮助最大的是约翰逊教授。他是我所在的国际传媒系主任，又是我的个人指导老师。他本人是报纸记者出身，文字功夫很到家，曾在美国的最大报纸《纽约时报》担任了二十年的高级编辑。今年他已六十五岁，一头雪白的鬈发，眼睛里既有为师的慈祥，又有记者的锐利，爱穿高领套头衫、粗呢西装和牛仔裤，非常干练，好像随时都准备出门采访似的。
约翰逊教授常说：“记者最忌一个‘懒’字，落在纸上的东西一定要亲自核实，切不可照搬道所途说。”每周，他都要求我们交一篇两千字左右的专题报道。遇上有的学生为图省事，连续几篇都写些在学校里发生的事，他就不客气地说：“如果有一天你做了记者，是不是只报道发生在报馆或电视台内部的事呢？这样你倒是适合去某个机关报干干。”
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我岂敢掉以轻心？于是力争每篇报道都在内容上有所不同：既有对代表前卫艺术的外百老汇剧的采访，又有对公立小学教育经费问题的调查；既写市中心的高档咖啡馆，也写街边的流浪汉。一次，为了了解黑人社区对州长竞选的态度，我只身深入治安不佳的哈雷姆区，采访黑人教堂、社团及商贩，取得了第一手资料。结果，那篇文章很得约翰逊教授的赞赏，并作为范文印发全班人手一册。当然，他在文章结尾处的评语也就被公诸于众了：“我很欣赏你对不同题材的尝试，并认为这是一篇构架完整，文字流畅的好文章。作为一名母语不是英语的外国学生，做到这点尤为不易，但是我必须提醒你：哈雷姆区是很不安全的地段，以后最好不要单独前往。”我回想起那天采访归来，天色已暗，路边潦倒的醉汉向我投来的审视目光，心中也不禁后怕起来。而约翰逊教授的评语中所表露的关怀，在我心头留下了一份暖意。
临毕业的时候，《纽约时报》采访了我，接着《新闻周刊》也登出了醒目的专访。那些记者在提问时请我谈谈对美国传媒的一些看法。我坦率地说：“美国主要新闻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往往集中在某些敏感话题上。且不论这些报道本身的准确性如何，单是与其他现实题材的比例失调，就违反了你们所信奉的‘新闻原则’，给读者留下有失偏颇的总体印象。如果我是一名驻美记者，而我发回给中国的报道无一例外都是关于美国毒品问题的，那么中国 人头脑中的美国将会是如何呢？作为美国人，你们是不是也会感到不公平呢？”这番话中有关新闻准确性所包含的比例概念，正是我在约翰逊教授的新闻课上学来的。
当我把这些讲给约翰逊教授听时，老头儿一拍大腿，哈哈大笑起来：“妙极了，不愧我给你的那个‘A’。我为你感到骄傲。美国的媒体习惯于标榜自己的公正与准确，依我看，是到了反省的时候了。”
离别时，我问他何时有机会去中国看看，也去看看我做的电视节目。他怅然地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去。只是，我年纪大了，不知什么时候能有这个机会。”
我说：“如果没有机会，我就用摄像机把中国拍下来，带到美国来给您看，教授先生。”
二泉映月
暑假，哥伦比亚大学最忙的图书馆是东亚图书馆。台湾、香港的学生大多出外旅游或回家探亲去了。大陆的学生望望那条飞越半个地球的航线，盘算着下学期的学费、生活费，琢磨着该把分别已久的妻子、丈夫“办”出来，就断了回家的念头。四个月的暑假是打工挣钱的黄金时段。寂寞了，想家了，便会不由自主地来到东亚图书馆：在这里你翻到的是中国的书，看到的是中国人的脸，听到的是中国的语言。念了一年的专业，整天泡在英语的世界里，只有这时才能真正地放松。读读林语堂，也读读金庸。有一把那么结实厚重的大木椅，看上几小时那么古典优美的文字，真是享受。出国之前怎么只顾看GRE和TOEFL了呢？
校园绿地上常见五六十岁的中国老人（其实不该算老），素不相识，却只凭一句”请问，您也是大陆来的吧？”就可以聊上一天。“您也是陪读吧？
孩子读什么专业？出来几年了？在纽约真呆不惯，房租那么贵！在国内哪知道孩子在美国这么不容易。写给家里的信只捡好事说，一来才知道。。”六月份，哥伦比亚大学出了一桩有关中国留学生孩子抚养权的案子。这也就成了近来大家的话题。一对中国留学生夫妇在美国生了两个孩子，大的两岁，小的只有两个月。母亲在市外找到一份工作，白天照顾孩子的重任就落到了正准备参加研究生考试的父亲身上。这可难为了他。就拿给孩子洗澡来说吧，这么娇嫩的小东西托在手上，擦过肥皂，滑溜溜的，揉也揉不得，搓也搓不得。搬动一下小胳膊小腿也会担心弄断了什么，实在让一个大男人出了一身汗。百密一疏，孩子落在浴缸里。手忙脚乱地捞起来，孩子一挣扎，又掉下水去。情急之下，父亲一把揪住孩子，不敢有一点放松。孩子总算没有危险，但手臂上磕出一块乌青，身上也留下几道淡淡的血樱父亲又是歉疚又是心疼，看孩子哭个不停，就抱去学校医院检查。医生对那块乌青和几道血印大皱眉头。斜眼打量了一下魂不附体的年轻父亲，一言不发，打电话到当地儿童福利局，报告了这一起“虐待儿童案”。调查员说到就到，根本不理会孩子父母的解释，坚持说孩子是被殴打致伤的，并认为当时没有工作的父亲，闲在家里，极有可能因此产生心理不平衡甚至压抑症，从而拿孩子出气。另外，做母亲的为什么在孩子出生不久就出去工作？这分明是毫无抚养孩子的诚意。（至于如果这位母亲不工作，一家大小拿什么吃饭的问题，调查员就不屑考虑了。）孩子已是美国公民，怎能任凭两个中国人虐待？！
不久，法院寄来传票，开庭当天就把两个孩子送到福利机构监护。大孩子又哭又闹，不愿离开爸爸、妈妈，却被当场强行抱走。为了重新领回孩子，妻子不得不表示与丈夫“划”清界线。夫妻分居，父亲只能每周在第三者监视下探望孩子一小时，同时接受心理检查。至今，此案还未了结，而每小时三百美元的律师费已使小夫妻俩债台高筑。
我们都为这对留学生夫妇鸣不平，但是儿童福利局的官员也振振有词：“美国每年有大批幼儿是被自己的亲生父母虐待致死的，这些父母往往是失业者，经济条件差。我们怎么能保证你们这对中国父母就是例外？既然你们生活在美国的地盘上，就得按美国的法律办事。”
如果说这桩案子叫人哭笑不得，那么另一起则是触目惊心了。七月，费城发生一起谋杀案，涉及三个留学生。其中A（男）与B是一对夫妻。他俩在国内众多羡慕的眼光中双双赴美留学。在美期间，两人情感出现不和。不 久，B与另一位中国留学生C同居，向A提出离婚，A一直不同意。一天A却突然通知B回家取行李，并说同意离婚。
B
于是携
C
及
C
为之打工的餐厅
老板一同前往。
A
先是客气地招呼三人进屋，接着走进厨房，端出茶水；第二次走进厨房，出来时手里便有了一把枪。
C
面部首先被击中，应声倒地。
餐厅老板在莫名其妙中也被打中；但他随身竟也有枪，立即掏枪还击，打伤了A。此时。惊慌失措的B欲夺门而逃，已经受伤的A不肯放过她，向自己的妻子开了枪，然后开枪自杀。
B
挨的这一枪没有致命，
C
虽破了相，但也活
了下来。原本毫无牵连的餐厅老板却与
A
一同命赴黄泉。听着像电影吧？却
是真人真事。联想到两年前依阿华大学的一名中国同学，因为教授把奖学金颁给另外一名中国留学生而他气愤难当，竟拧枪闯入教授办公室，枪杀数人，人们不禁会问：如果当初他们留在中国会出现这样的惨剧吗？这仅仅是夫妻离异和一笔没有得到的奖学金所引发的吗？社会原本就有许多不公正，人生原本就有许多磨难，他们在心理上有应变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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