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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领我去做透视。结果：是肺炎，而且已相当严重。如果再发现得晚些，会并发心肌炎和肾炎。
　　　　每当我劝他改一改急脾气的时候，他就会说：“要不是有这么个急脾气，这些庸医就把你的命给送了。”
　　　　他说得也对。再说，他的急脾气也的确改不掉——命书上这么写的。
　　　　你说算命这事儿，有时还真挺准。有一位很有名气的易经学家，曾经在几年前告诉他何时会遇到终生伴侣，何时会有第一个孩子，现在一一应验，你说神不神？那位大师还说他这一生天马行空，操劳忙碌。这也不假，一年三十万英里的飞行距离，明明白白地在他的航空帐户上。
　　　　“我再也不想独自旅行了。”婚后他这样对我说。可是，半年前，他又不得不独自登上了去香港的飞机：那时我已怀孕，又在上学。去机场送他的时候，他说：“我一定尽快回来。”当时我还不甚明白“尽快”指的是什么，心想：“去跟人家签合同，日程表上写的是三天，排得满满的，怎么个尽快法？”
　　　　没想到，才过了两天就接到他的电话，说是当晚回纽约。
　　　　“谈判不成功吗？”我问。
　　　　“不，合同已经签了，一切顺利。”话筒里传出他兴奋的声音。
　　　　他提前一天回家了。因为临时改换航班，不得不用头等舱的票子换了张经济舱的——人家肯定以为他神经搭错了。要知道，他个头大，在经济舱的座位上，只能缩着腿，二十个小时的连续飞行，真够他受的。而且，为了早回来一天，前两天他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时，根本没合眼。
　　　　“这下用不着倒时差了。我现在困极了。”他一脸倦容，眼皮都抬不起来了。
　　　　“干嘛把自己赶得这么紧？不要命了！”我给他盖上被子。
　　　　“一个人有什么意思？过去是没办法，现在有家了，还不赶着回来？再说，我是个急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说着，鼾声已经响起来了。
　　　　美国去年有一本畅销书，书名是《男人从火星来，女人从水星来》。其作者认为，男人和女人犹如来自不同的星球，即使生活在一起，也有完全不同的生活逻辑：女人永远都想把男人改造成她们心中完美的模样，而男人呢，则固执地认为自己已经够完美了，于是两下纠缠不休。
　　　　我们之间当然也有着急上火的时候。事后，他总开玩笑说：“物极必反，等我老了以后，肯定是世界上脾气最好的老头，你耐心等着吧。”有了这样的承诺，我还能说什么呢？于是干脆放弃了改造他的念头，接受了他的存在。
　　　　当然，这并不妨碍我时而畅想一下悠闲平和的老年生活。
　　　　而时下，我们正年轻，正天马行空。
　　　　我们一直在搬家。为了结婚，他把加里福尼亚的房子卖了，搬到了纽约；为了陪我一起回国定居，我们又把纽约的房子退了，搬到上海。
　　　　“哪儿是我们最后的家呀？”我问他。
　　　　“有你在的地方。”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永远忘不了他最初送我的那捧红玫瑰。每一朵都是那么完美。关了灯，月光从窗口透进来，那些丝绒般的花瓣折射出柔和的光泽。
　　　　真的，我们俩很知足：我们的相遇并不算太迟。爱情，在这个很多人听见就露出怀疑眼光的时代，我们俩相信。
　　　　有一位朋友曾提醒我们：”肯定会有人说闲话的，说你们一个有名，另一个又是做生意的。”其实，已有传闻说，杨澜嫁给一个又矮又丑的老华侨，还要神秘地加上一句：“不过，听说很有钱。”
　　　　我说：“这些人的想象力的确不太丰富。”
　　　　他说：“我们自己开心就行了。”
　　　　话虽这么说，毕竟还是凡人，有烦恼的时候。有人说我和他回国定居是因为在海外混不下去了，说他是想靠太太的名气赚钱。我真的愤怒了：做人怎么这么累呀！有人出国不回来吧，说人家不报效祖国；我们回来吧，又说风凉话，横竖把别人往环处想，只有这样心理才平衡吗？！
　　　　我知道他争强好胜惯了，凭自己的才干在美国创下一块天地，从来没受过这种气，真替他不平。他苦笑着说：“谁叫我娶了个有名的太太？说不定还有人会叫我‘杨先生’呢。嘴在别人脑袋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你可不许灰心，别没出息！”
　　　　“杨澜，你多幸福埃我真有点儿妒嫉你。”我的正被感情困扰着的女友这样对我说。
　　　　当我把这话传达给他时，他大大咧咧地说：“我本来就不错嘛！”不瞒你说，我欣赏他的这种自信。
　　　　正是凭着这种自信，他十九岁时只身去法国求学，兜里只揣着四十美金；又是凭着这种自信，生活无着的他没日没夜地在餐厅里打工，挣学费、生活费。一天，又饿又累的他在切菜时险些把手指切断。老板立刻甩过来一句话：”我可不负责医疗保险。”为了保住这份工作，他粗粗地裹了一下伤口，又干了起来。他对我说过，当时他脑子里想起了韩信。
　　　　我坚信，一个胸怀大志却又能忍受艰苦和屈辱的男人，是最了不起的，他也是最值得信赖的，因为他懂得珍惜世间真情，懂得体谅人情冷暖。
　　　　每次去纽约的中餐馆吃饭，他都给服务员不少小费，特别是那些从大陆来的。
　　　　“看见那位专为客人倒冰水、收盘子的四十来岁的人吗？一看他的手势，就知道是新手。这是餐厅服务员里干活最累，小费最少的活儿，刚进来的人才被分配做这份工。负责点菜的服务员把所收小费的10％给他，他每晚干五六个小时，连工资顶多得二十几块美元，同是中国人，还经常被资格老一点儿的人欺负。”说起餐馆里的事，他样样在行。
　　　　吃完饭，他特意给那位中年人小费，那人谢个不停。大家聊了几句才知道原来那人在国内是机关里的干部，陪读来到美国，刚到一个月。“唉，有点儿吃不消。看来出国前精神准备还是不够。”那人苦笑着对我们说。“上帝对我们俩儿真是眷顾，”出门时他感慨起来，“你看人家四十多岁了，还要从底层做起，不容易埃”街边有个中国老汉，看样子六七十岁了，正在卖肉包子。当时正刮着大风，行人匆匆而过，没有人注意到这老汉失望的眼神。风把老汉的皱纹吹得更深了。
　　　　他走上前去，一口气买了二十个包子。
　　　　“够我们吃一阵子的。”我挽着他的手臂往家走。
　　　　“这么大年纪还不能呆在家里享享清福。”他自言自语道。
　　　　我认真地建议说：“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又穷，也出来卖肉包子吧。
　　　　到时候，我们就叱喝说：‘吴记肉包子，又鲜又香喽！’”命运无常，谁也不可能一直走上坡路，甚至刻苦努力也不一定保证成功，只不过人们往往只看到成功的一面罢了，就像赌场里传出的永远是头彩的消息，至于那些不赔不赚或输得精光的人，大家尽量不去注意。今天的名与利是我们的劳动所得，问心无愧；明天即使名利淡去，也还有脚下一块坚实的土地；那就是我们的爱情和家庭。我很奇怪为什么记者们每次采访我都要问一句：“事业和家庭，哪样对你更重要？”这还有什么疑问吗，当然是家庭更重要：事业的成败往往取决于他人的评价，而感情上的得失却完完全全是自己真实的感受，谁也无法代替，谁也掠夺不去。这样想的时候，我和他靠得很近，天地也因此更显辽阔。
　　　　工作累的时候，我们喜欢畅想。“干脆明天就退休吧。”我们常这么开玩笑。
　　　　我曾知道这样一则故事：一个城里人一直怀着一个梦想，那就是攒够了钱去大海边买一幢房子，安享晚年。为了这个梦想，他拚命地工作了几十年，熬白了头发，累弯了腰，终于在退休的时候凑够了钱，在海边买到了称心的别墅。黄昏，他独自来到夕阳下的大海边，望着万顷波涛，回想起自己的一生，感慨不已。这时，他遇到了一位渔翁，两人攀谈起来。他对渔翁说：“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现在可以朝夕与我热爱的大海为伴，与天地共呼吸，再不必为上司的脸色患得患失。为此我奋斗了一生，得来真是不容易啊！”
　　　　渔翁诧异地问：“为什么要费这么多的周折呢？你看我，不是早就得到了这一切了吗？”
　　　　当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时，他说：“其实，即使守着同一片海洋，老渔翁的体验与这个城里人的肯定不同：一个与生俱来地拥有，一个千辛万苦地拚搏而得，感叹的内容不一样，珍惜的程度也不一样。我倒是觉得那个城里人经历了两个世界，感悟或许还高于渔翁呢。再说，他不必为明天的鱼价担心。”
　　　　“看来，目前我们还是要做城里人了，天天忙碌，脑袋里装着个关于大海的梦。”
　　　　还好，海离我们并不远。假期的时候，他便牵了我的手，走进细细软软的沙滩，漫步着，看潮起潮落，日出日落。
　　　　我们曾在海边联过一首诗。
　　　　“我是万古的波涛
　　　　，
　　　　我是千年的海岸
　　　　。
　　　　　。
　　　　　。
　　　　　。。
　　　　”
　　　　波涛撞击到海岸，才结束了漫长的流浪；海岸拥抱了波涛，才焕发出酝酿的激情。
　　　　携手而行，是爱情电影中的俗套，却是我和他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每一天。
　　　　今夜，我们为彼此准备了结婚周年的礼物，直到现在，还互相保守着秘密。
　　　　但是，玫瑰花已经盛开在窗前。在它的幽香里我写下这本书的最后一行字。
　　　　
　　　　后记
　　　　我的第一本书即将出版了，它是我几年来断断续续写成的一些随感的汇集，记述的是我平凡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思想谈不上深邃，文笔也欠功力，本来是不敢拿出来贻笑大方的。特别是治学严谨的父亲向来认为“白纸黑字的事不能有半点马虎”，社会上又有对“名人”出书的不同反响，我何必赶这个时髦呢？所以，当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黄惠民先生向我征稿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以后再说吧”。
　　　　但黄先生却很执著。他看过我写的文章，认为写得不错，并说“若是追求完美与不朽，恐怕没人敢下笔写一个字了。文章贵在真实。”我的先生吴征被他的诚恳打动，也劝我“别偷懒，多动笔才能写得好。重要的是展示一段成长的过程。”
　　　　与许多我的同龄人一样，我出生在“文革”当中。那时的家境并不宽裕，但父母营造的爱巢给了我一个安全、健康的童年；我的青少年时代几乎完全被笼罩在升学的压力中，结果是一张张优秀的成绩单和一副近视眼镜；大学毕业后，我神差鬼使般地走上了电视，开始了令许多人羡慕的荧屏生涯。我爱上了电视这一行，为此我不敢偷懒，也不愿停步。或许还算有点天分，运气也不错，在最初的几年中就干出了些声色。值得庆幸的是，我始终清醒地知道所谓的知名度与真正的成功之间的巨大差距。我还年轻，我还浅薄，我还需要多看看世界，多体验人生。
　　　　在旁人眼里一直很“顺”的我，也经历过事业的波动和情感的挫折。我相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只要用功去“谋”就问心无愧了，至于“成”不成，那不是在我掌握中的事——写作或许也通此理？
　　　　英国剑桥名人录编辑部给我的父亲寄了表格，请他填写，作了三十五年教书匠的父亲却没有在上面落字。他说：“我这辈子最大的成绩就是教了些学生，我并不需要什么‘名分’。”
　　　　我赶不上父亲的清高，却也明白：认认真真地做事，实实在在地做人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可靠的原则。
　　　　比如这书，是我不长的人生经历中真实的点滴，记述下来，留给将来的自己，似乎也未尝不可，不必强求众人的赞许。
　　　　于是我整理了过去写成的一些文章，又加写了不少，不求面面俱到，洋洋洒洒，但求朴素和真实。爬格子并不轻松，又值我怀孕期间，还要完成硕士学业，拍摄《杨澜视线》，日子过得辛苦但很充实。在这里我要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江曾培社长、郏宗培先生及黄惠民先生的一再鼓励和支持；感谢袁银昌先生对本书的装帧设计；感谢刘昱、镇霞、周莉三位小姐帮助我打印文稿。
　　　　当然，不能忘了我先生吴征的功劳。所以，干脆拉他下水，让他作序。
　　　　还有我的将要出生的孩子，没有他的“配合”，我怕是也没有精力完成这本书了。为此，我把我的第一本书送给我的第一个孩子，让他长大后看看，了解他的妈妈曾经是怎样的。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日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