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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俗电影-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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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但也未必就宣称自己前途不可限量。艺术活动需要的是专心致志和谦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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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尚未结束的故事（11）
虽然独立电影火箭把新生代中才华卓著的导演带上了运行的轨道，如果没有那些雄心勃勃、富有远见的企业家垂青那些谁都认为卖不出去的影片，这支火箭恐怕永远发射不出去。正如绿灯计划（Project Green Light）教导的，当预算较低而且拍摄周期不长的时候，幕后故事会跟幕前故事一样精彩。这样的故事往往跟金钱有关，在拍摄之前和投放到影院之后，都要为影片的资金着想。资深发行商雷·普赖斯（Ray Price）说：“签订一笔好合同需要比拍一部好电影更多的聪明才智。你也许会拍出全世界最优秀的影片，但可能会默默无闻地放在那里。但是一纸出色的合同却永远不会让你吃亏。”“拍一部电影只要有一个女孩和一杆枪就足矣。”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他也许还可以再加上一句：“如果你想让别人欣赏它，还需要一个发行商。”凯文·史密斯说：“独立制片电影要想破土而出，还取决于收购它们的发行公司销售人员的营销以及制作这部影片的人员的个性，但是个性远没有电影之外的活动重要。罗伯特·罗德里格斯的《杀手悲歌》以及比利·鲍伯·桑顿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1990年代的一切似乎都与幕后活动有关。”
给我们奉献幕后故事的人物就是发行商、营销人员。如果说1970年代是导演风光的10年，1990年代则是发行商风光的10年。从历史发展看，独立电影经营中营销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如果“偏门作品”不赚钱，它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许多发行公司的负责人都干过营销，比如先在新影公司、随后又在佳线电影公司工作的多伊奇曼；先在奥利安联美公司、最后又跳到索尼经典的伯纳德和巴克；十月公司的宾厄姆·雷和杰夫·利普斯基（Jeff Lipsky）等人。当然，早在1970年代后期，营销人员就对大制片厂有过强大的影响力，对什么作品可以或者不可以开绿灯拥有最后的发言权，这也导致部门间相互掣肘、恶言相加。分数统计专家们拥有生杀大权，负责掐灭那些倡导“理念高深”却很好消化的影片的人心中闪烁的创造性火焰。这些影片为那些预设的观众包装上易于辨认的外壳，往往在影响日益扩大的国家研究团体组织的试映中阵亡。
但是，独立电影与大制片厂电影的营销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大制片厂随意花钱做广告的地方，独立电影却得依靠免费的大众宣传。因此，大制片厂实行饱和预定制度，开展包括买断重要电视时段、报纸广告、广播、户外广告牌等在内的代价昂贵的宣传活动，目标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通常是在第一个星期，吸引更多的人去更多的影院。独立电影发行商的做法则恰恰相反。他们不是捞了钱就跑，他们很清楚，第一周可能会最不景气，他们依靠精彩评论以及好口碑，通过与少数几家影院签订长期放映合同等方式，来逐渐为影片赢得观众。（《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就卖出拷贝的最大数而言，放映场数顶多不超过150次，而新影公司为了让影片在纽约的巴黎影院连续放映一周年，谨慎地撤除了最早在《纽约时报》上刊登的整页广告。）大制片厂则遵循大数定律，怀着一种赌徒心理每年发行大量影片：总有一批影片会脱颖而出，虽然剩余的会被废掉。独立电影发行商发行的影片数量一般都不多，顶多两三部，不堪承受哪怕一部影片的失败，由是他们会对每部影片极尽关怀。
但是，到了1980年代末期，发行商开始走背运。没有一部取得较大成功的独立电影突破2500万美元的票房极限。显然，独立电影的观众已达到极限。看看曾经改变了独立电影格局的哈维和鲍勃·温斯坦的说法。哈维本人——谁也休想遮住他的风采——说：“如果没有我，他们也会发明出我来。我是唯一有趣的家伙。”也许吧。如果没有温斯坦兄弟，可能会有别人出现来充当他们的角色。但是，另一方面，也许并不见得会这样。1990年代也许更像1980年代，艺术片仍然是艺术世界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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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尚未结束的故事（12）
贾木许的《天堂陌影》很适合作为这本书的一个逻辑起点，因为这是一部黑白片，几乎没有情节可言，看上去太容易拍了，差不多是一部室内剧——只需要带一部摄像机对着几个朋友拍摄就可以了。跟约翰·卡萨维茨（John Cassavetes）1959年的《影子》（Shadows）相似，贾木许的这部影片属于那种“我也能拍”的电影，这种影片曾经启迪过一代独立导演，让他们相信自己也可以拍电影。但是，在狂热寻找下一部大片的压力下，美国电影的格局在迅速发生着变化。与独立电影的第二波浪潮相比，1980年代看上去似乎已经成为历史。同时，1980年代也许已成为一个沉寂的年代，贾木许就像是那个时代的格里菲斯（Griffith）一样，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在1990年代的前进浪潮中，那一代独立导演不仅对大制片厂而且也似乎对观众制定的游戏规则进行拒斥，这反而使他们显得既愚蠢又失败。当然，赞同这种观点的历史写法肯定是不称职的，而且对先锋派们而言是一种巨大的不公正。1990年代独立电影的突然涌现显得那么戏剧化和独特，值得写一本专门的书予以描述。如果这段历史中独立电影的经营跟影片本身以及独立导演同等重要的话，那么，最合适的叙述起点莫过于从几年以后开始，应该选择1989年，即《性、谎言和录像带》在圣丹斯电影节上参展的那一年作为当代独立电影运动大爆发的起点。《性、谎言和录像带》不仅标志着索德伯格的到来，他是独立制片导演星河中最耀眼的明星之一，而且也意味着圣丹斯电影节（当时正式名称仍然叫美国电影节［the ］）和米拉麦克斯的正式亮相，前者展映、后者发行了这部影片。在对待这部作品的态度上，雷德福随便处置，跟温斯坦兄弟判若两极——完全是经典与垃圾之争，作为母校，圣丹斯教给年轻导演如何为成功而包装，作为改造课堂，米拉麦克斯对作品反复加工、最后做得有模有样。圣丹斯和米拉麦克斯公司就像独立电影宇宙中的阴和阳、高端与终端、太阳与月亮、天行者卢克（Luke Skywalker）和达斯·维达（Darth Vader）。但是，他们的共通之处远大于最初的尴尬。圣丹斯永远无法脱离自己这个充满敌意的孪生兄弟，而且最终它会走向黑暗的彼岸。这是不是一件好事，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无论如何，那10年的历史原貌就是如此。
美国制造 1989（1）
罗伯特·雷德福孵化出自己的学院，但是却把他培养的小鸡们逼得发疯，最后，《性、谎言和录像带》挽救了一个他从来就不以为然的电影节，从而把米拉麦克斯推上了征服世界的旅程。
在1980年代，大制片厂可以预测哪些作品能否取得成功。1980年代的特征是：到处充满了似曾相识的影片。忽然，这种预测不再管用……当观众厌倦了中规中矩的东西、呼唤某种变化的时候，好莱坞开始出现了激动人心的事件。
——昆汀·塔伦蒂诺
1989年1月21日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当史蒂文·索德伯格从盐湖城国际机场走下飞机前往距离公园城东北部30公里处的地方参加美国电影节的时候，正是他刚刚过完26岁生日的第7天。他带着早晨刚从好莱坞的工作室里取出来的影片《性、谎言和录像带》的拷贝。天色有些阴沉，零星地飘着雪片，稀薄的山风犹如刀割，但是索德伯格心情不错。他的牙龈裂缝在极度痛苦的外科手术后现在终于愈合——日益加剧的疼痛迫使他动手术来矫正。这是索德伯格家族的遗传病。他从小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鲁日（Baton Rouge）那种极其炎热和沉闷的环境中长大，因而喜欢寒冷的气候。他急着想第一次在真正的观众面前放映自己的电影。
那时的公园城还是个正在苦苦挣扎，附属于阿斯彭（Aspen）之下的滑雪胜地，一堆由高档分户式公寓围成的单调的大楼分布在四周白雪覆盖的群山之下。几个世纪前这里还是一个产矿的小镇，现在正迅速成为一个主题公园。大街两边建筑物的木质正面仿造“狂野西部”风格，象牙齿一般交错在一起。酒店上都叫“Grubstake”、“Eating Establishment”之类的名字，附有淘金潮时代的图标：勾勒出头戴礼帽、留着一字须的男人阴沉的脸，从门前伸出来的木檐上俯视着。这里更像沃尔特·迪斯尼（Walt Disney）而不是罗伯特·阿尔特曼（Robert Altman）执导的《麦克科比和米勒太太》（McCabe and Mrs。 Miller）中的背景。这个小城最耀眼的皇冠明珠应该是位于大街最顶端的埃及剧院，它也是电影节的备选影片观摩地。影院建于1926年，风格显然是模仿帕萨迪纳（Pasadena）的老华纳埃及影院。年轻的索德伯格所到之处碰到的都是一些趾高气扬、不修边幅的电影制作者，似乎人人都像抨击电影的面团宝宝（Pillsbury Poughboy）。
第1章美国制造 19891985年，圣丹斯接管萎靡不振的美国电影节，虽然雷德福公开反对各种电影节——电影节有太多华而不实的东西，而且竞争也太过激烈。最终他还是得承认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迄今为止学院仅仅发挥了电影创作方程式中的开发性功能。由于不重视营销、发行和映展，学院实际上是在自贬身价。“真正可怕的是，大家认为圣丹斯是藏之深山的乌托邦式的东西，对美国独立电影的创作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圣丹斯前常务院长斯特林·范瓦根伦（Sterling Van Wagenen）说。导演悉尼·波拉克也感到不解：“如果森林中有一棵树倒下去，没有人听到声音，它算是发出声音了吗？如果一部影片没有人来观看，它同样会无声无息的。”
索德伯格穿了好几层羊毛开衫、牛仔服，还裹着一双皮靴，一件破旧不堪的黑色棉风衣底边长及脚踝，他小心地走在结着冰、到处堆积着污雪的大街上。他的头发很长，那双显眼的耳朵藏在跟络腮胡相连的褐色小鬈发中，他的脸就像一圈棉花糖。索德伯格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像一副马鞍那样架在薄薄的嘴唇上方隆起的鹰钩鼻梁上。他身材高大，约有六英尺高，看上去很瘦削，四肢修长，显得很难看。他长得就像一个记者挖苦的那样：“像一只红头发的鹳。”他从来就觉得自己没什么魅力。有一次他看着自己影片里的一个场景，拿手摸着脸，捣鼓着脸颊说：“瞧瞧吉米·斯派德（Jimmy Spader）和安迪·麦克道威尔（Andie MacDowell），我是说，他们的脸棱角分明，而我的脸你都可以拿来刨门板了。”虽然他身体各部分很不谐调，但整体效果还不至于叫人不舒服。他的眼睛里散发着某种聪慧的光泽，笑起来既活泼又坦率，有一种自嘲式的冷幽默感。
美国制造 1989（2）
当时电影节是为数不多专为美国独立电影服务设的活动，除了一部分虔诚的热心者，几乎没有人关注。那是令人昏昏欲睡的聚会，对导演来说暂时还算不上举足轻重的事件，但它很快就会变得重要起来。电影节上放过的影片没有几部能发行出去，甚至通过电影工作室写出的剧本也没有几部能投拍的。如果某个剧本侥幸能够投拍，也不大引起强烈反响。几乎没有经纪人出席，出版商也极少露面，媒体更是寥寥无几。这也谈不上是什么原因。除了少数几部，绝大部分影片很快就被遗忘。甚至连那些像例行探访病友般光临每一届电影节的评论家也完全失去耐心。经常在《电影评论》上撰写影评的约翰·鲍尔斯（John Powers）把1987年度的圣丹斯电影节贬为“对滑雪和聚会的兴趣远重于电影”，并批评独立电影“已经堕落得安于自满和平庸，其信奉的公理是‘安全通过放映’”。
索德伯格的这部影片投资120万美元，当时对独立制作的剧情片来说这个预算已经相当之高，向电影节贩卖时费了很大劲。事实上，除了在巴吞鲁日拍摄，也许理所当然具有地方色彩外，它很不好归类。由于设计以及未能兑现承诺，尚有1960年代余风的圣丹斯已经开始跟渐趋稀释的平民主义相结合，如果没有说错，这种平民主义催生了《北方之光》和《心灵大地》这些作品。政治上正确、具有地域色彩的美国性悄然流进这种“格兰诺拉麦片式电影”的静脉。圣丹斯的保留作品，比如Gal Young，UN、《北方》以及The Ballad of Gregorio Cortez，这些影片被节目调度洛里·史密斯（Lory Smith）钦佩地描述为“感觉好，具有社会责任心”。这些影片以内容而非导演至上，关怀的一般是谈不上多么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很像给成年人看的《绿色山墙的安妮》（Anne of Green Gables），主演往往是科琳·杜赫斯特（Colleen Dewhurst）、理查德·法恩斯沃思（Richard Farnsworth）、威尔福德·布里梅（Wilford Brimey），或者其他类似的演员。有时，如果某个导演运气好的话，也许可以得到一个历经沧桑的萨姆·谢泼德（Sam Shepard），眯缝着眼睛望着太阳，从那口歪歪扭扭的牙齿里吐出烟屁股，用他的靴子把牛奶馅饼对着镜头踢过来。
评审团大奖极少评给最佳影片，而是评给最富价值的影片，因而被认为是死神之吻。1987年的戏剧奖评给了吉尔·戈德米劳（Jill Godmilow）那部呆板生硬的《等待月亮》（Waiting for the Moon），第二年评给了罗伯·尼尔森（Rob Nilsson）的《热力与阳光》（Heat and Sunlight）。那一年电影节的平庸甚至在其整个平庸的历史上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登峰造极的程度，安排放映的影片需要配一副高倍眼镜才能看明白情节，比如《雷切尔河》）（Rachel River）、《贝瑟尼的静寂》（The Silence at Bethany）等，该片以孟诺教派活动为背景，该教派介入一场星期日送牛奶事件引发的危机。许多发行商认为这届电影节就像一种毒药。比如，如果新影公司或者萨缪尔·高德温公司的某部影片有可能获奖，他们就会从圣丹斯撤下，以免被污蔑为“艺术片”。（这是一种象征，即使在1989年之前，一部电影被冠之以“艺术”之名就已无异于接受了死神之吻。索德伯格被告知要把《性、谎言和录像带》称为“偏门”［specialty］电影）
但是《性、谎言和录像带》中的人物可从来不会穿着bib overalls（美国的一种工装，此处意即该片人物不是劳动阶层——中文版编者注）。相反，这部影片以巴吞鲁日（Baton Rouge）的城市雅皮士生活为背景，在拍摄过程中得到斯库拉斯影业公司（Skouras Pictures）采购部主管马乔丽·斯库拉斯（Marjorie Skouras）的资助，这家公司曾在1985年成功发行过拉塞·哈尔斯特罗姆的《狗脸的岁月》（My Life as a Dog）并大赚910万美元。在1980年代，很少的几家像新影这样的独立发行公司直接投资影片生产最后都走向了破产，别的公司主要购买他们在电影节上看到、其他人投资的电影的版权。购片是一项悠闲的绅士的事业，那些资深从业人士回忆起那个年代时都备感亲切。斯库拉斯非常热爱她的工作。她回忆道：“大家为某种正当的理由充满激情地工作着。这项事业是跟艺术、导演打交道，而且还有一种参加某个团体的激动感。我们用很低廉的价格购到那些很有意思的影片。我从事这项事业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赚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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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造 1989（3）
斯库拉斯是这届电影节评委会的成员。南希·特南鲍姆（Nancy Tenenbaum），朋友兼《性、谎言和录像带》的制片人，请她看看这部影片。当时这部影片还处于样片状态，而且也没有一个足可炫耀的知名演员。斯库拉斯没有抱很大期望。她在某天晚上临睡前把录像带放进录像机，影片没有让她失望。影片几乎没有多少情节和动作，也谈不上有什么性。虽然片名很刺激，却只不过是几个人坐在一起谈论性而已。她要不要呢？
特南鲍姆很明白。她第一次浏览剧本的时候心里就已经拒绝了。“读着好像很粗糙，”她说，“漫长的谈话、大量的独白。”但是，后来索德伯格打电话给她，说服她见见他。她记得索德伯格长得很像埃尔维斯·卡斯特罗（Elvis Costello），穿着一件纽扣一直系到脖根的衬衣，如果客气点说，样子显得很过时。他嘴唇上翻，因为动过牙科手术，样子显得很谦恭。他说话的时候几乎是在咬牙切齿。他似乎还过着独身生活，吃着罐头食品，比如Dinty Moore、franks & beans之类的东西。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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