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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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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龃蠊耐獬せ嵛睿蹦晗奶炀傩辛擞《�###会议。接着，1955年与奥地利签署条约，占领军撤出其领土。此后，阿登纳访问了莫斯科，苏联与联邦德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德国战俘回国…… 。 想看书来
在北京（1）
蒋介石政府的顾问鲍罗廷亲口向我介绍了“西安事变”的秘闻，以及有关周恩来的个人情况。 由于我采访的名单将周恩来列在第一位，他只能用“巧遇”的方式在剧院里会见我。 我记录中国之行的书用中俄两种文字出版。 回到莫斯科，一位惊人美丽的姑娘打破了我对女人的特殊原则。 筹办《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的外文版，是从寻找高水平翻译开始的。莫斯科有两个机构里的翻译人才较多：后来改名为《进步》的外国文学出版社和《莫斯科新闻报》的编辑部。这家报纸的俄文版仅出几份，为的是中央宣传部的领导能够对文章的内容进行监督。很少有人知道有俄文版的存在。一般人说起来就是——《MoscowNews》——以为它只有英文版。该报的主编是鲍罗廷——我正是找他咨询。 我刚开始对定期出版物的特殊性一无所知。鲍罗廷和他的员工们态度友善，随时准备帮助我弄清新事物的奥妙之处，结果我实际上在《MoscowNews》实习了几周。对我来说，这是非常方便的，因为报纸的编辑部和我住的房子都在莫斯科维街的同一栋楼里。 我跟鲍罗廷成了好朋友。对我而言，与他交往特别有教益，有意义，尤其是当我得知他就是那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名字经常出现在各国报纸上的鲍罗廷。当时，他是我们驻中国蒋介石政府的顾问，在调解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冲突，以及组织他们协力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当日军占领了中国大部分领土，政府搬到重庆之后，鲍罗廷也到了那里。他的官邸紧挨着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代表处。 鲍罗廷向我讲述了许多关于周恩来的情况，认为这是一个富有才华的政治家，儒雅的领导者，理性、平和，同时又坚定，顽强。从鲍罗廷那里，我得知了当时轰动一时的“西安事变”的详细情况。那时中国的两位军阀——张学良和杨虎城，邀请蒋介石到自己的司令部谈判，逮捕了他并打算枪毙他。中共领导明白，国民党的内讧将会弱化抗日斗争，所以，虽然共产党人受国民党之害不少，但认为不能除掉公认的国家领导人。这件微妙的事情交给了周恩来。 蒋介石被关在隔壁房间里，这边，周恩来与二位将军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试图说服他们不要实施自己的意图，为了中国的前途释放这个囚徒。最终，将军们同意了释放蒋介石。 鲍罗廷讲述的关于中国的各种事情，培养了我对这个从未去过的国家的兴趣。但我们的交往却突然中断。有一次，当我来到《MoscowNews》之后，却没有见到鲍罗廷。有人对我说，他已经好几天没来上班了，可能是病了。一周之后，才知道鲍罗廷被捕了。他被宣布为日本特务，后来就失踪了。 多年之后，我因为记者的事务到了中国。除了其他城市，我还去了重庆。那里就像博物馆一样，保存着周恩来和鲍罗廷的总部。墙上挂着许多照片，桌上和架子上是他们曾经使用过的各种日用物品。这里还有鲍罗廷身穿制服、镶在铁框里的一张照片——脸上表情勇毅，眯缝着眼睛，面带微笑。我记住的他就是这个形象——一个忠诚的战士，遭到斯大林刽子手毒害的许多人当中的一个。 我还去过西安。蒋介石的事件本身并没有发生在城里，而是在离城四十公里的一个名叫华清池、有温泉的小地方。一千多年以前，在唐朝的时候，在骊山脚下，有一个异国情调的花园，而在池边耸立着明皇的宫殿，住着他的妃子杨贵妃——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至今保存完好的贵妃亭旁边有一排房子，蒋介石就住在那儿。夜里，将军们决定逮捕他。蒋的卫队进行了抵抗，开始了对射。听到枪响之后，蒋介石跳出窗户。他企图爬上山崖，却卡在了石缝当中，就在那儿被抓住了。 1957年初，作为《新时代》的记者从莫斯科飞抵北京之后，我立即请外交部帮我安排采访某个中国领导人。当然，我没有指望会见到毛泽东，所以在自己的信中提到了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元帅。信发出去之后，我便出发去旅行。参观完重庆之后，突然想起了与鲍罗廷的谈话，非常想见周恩来。可是，回到北京之后才知道，对我的要求没有任何答复。在出发去满洲里之前，我决定在首都再呆几天，并且在饭店订了两张（我自己和翻译）看京剧的戏票。 剧场与平常一样是爆满的。开演之前，几个穿着白大褂的检票员从一个巨大的茶壶里给观众沏茶。我们的座位是右边起第五排。但是，我发现自己右手边一个座位空着。灯熄了，剧场里只有舞台脚灯微弱的灯光。这时，一个中国人坐在了我旁边。我只能看清，这人跟剧场里的观众一样，身穿类似军服一样的中山装，同样的帽子和布鞋。大幕升起，照亮了观众的脸。我斜眼看见，旁边这个人非常像周恩来。我想，这是不可能的，否则剧场里会惊动起来的。人们会开始鼓掌、呼喊。何况他如何能够就这样随随便便到剧院来——没有警卫，没有特设的包厢，坐在普通观众之间？但我还是弯腰问身旁的翻译，坐在旁边的是何许人也。他立即答道：“这是周恩来。” 我感到震惊。观众们紧张地关注着舞台上的跌宕起伏。他们一点也没有因年轻的共和国著名而且受人欢迎的领袖、国务院总理的在场而分心。他们的注意力被猴王与怪兽的搏斗，一个名叫杏花的年轻姑娘与一个朴实的小伙子之间的爱情，以及她被强盗劫持等情节完全吸引住了。而我一边漫不经心地看着演员的噱头，一边想着，中国领导人坐在我身旁该如何解释？我能够与他谈话？幕间休息时他会呆在这里，或者像来时一样消失在暗色中？ 大幕放下，灯光亮起了。中国的剧院里一般没有前厅。幕间休息时，观众直接走出剧院。剧场里很快就空了。甚至没有人朝我们的方向看过。我马上想到：没人认出他来！周恩来继续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我非常紧张。怎样跟他开口？从何开始？ 没等我下定决心，他转过来用流利的英语向我说道： “您是从哪儿来的？” 他当然知道我的一切。因为我事先在饭店订了票，所以如果他坐在旁边，这完全不是偶然的。但是他必须有个话题来开始。当时，我已经做了杂志的副总编辑，并且以特派记者的身份到中国来了已经半年。我这样向周恩来做了自我介绍。 “你们的总编是谁？” 我回答说，前不久列昂捷夫被任命为总编，而在此之前，从杂志创办之时起，他一直是副总编。 “列夫·列昂捷夫，著名经济学家。我很熟悉他，曾经在莫斯科的东方干部学院听过他的课。请转达我的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 “一定。谢谢您。” “您知不知道，鲍罗廷还好吧？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知道会有这个问题，但是，当他提出来时，仍然浑身一震。周恩来是否知道他的悲惨遭际？我讲述了我们在《MoscowNews》编辑部的多次相见，讲他对重庆工作的回忆，以及他给我谈及的有关“西安事变”的情况。 “是的，当时很困难。如果他们杀了蒋介石，中国又会重新开始内讧。而日本人则会利用这一点。并且对我们共产党会造成不利的局面……鲍罗廷到底出了什么事？” “确切的我也不知道。在四十年代中期，他就像许多人一样消失了。” “可惜，鲍罗廷真的太可惜了。他是个好人，诚实的朋友，真正的共产党人。我跟他多次遇险。他无畏，性格坚强……” 斯大林的绞肉机消灭了多少性格坚强的好人啊！我们谈到幕间休息结束为止。但第二幕之后，周恩来还没有走。开始讲述在中国建设新生活如何困难。 “我们这里，”他说，“在各个不同的时期都有过‘匈牙利事件’……武汉，西安，成都等地都有过严重的骚乱，参加的不仅有资产阶级分子，也有工人和农民。当然，我们自行处理了这些事。但是，仅用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必须认真分析，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既在匈牙利，也在波兰，东德和我们中国。在领导与被领导者间的关系中发生了问题，在社会内部产生了矛盾——在党与人民之间，在党内……” 。 想看书来
在北京（2）
周恩来说，他跟前不久由伏罗希洛夫和拉希多夫率领的苏联代表团讨论过这些问题。“但是他们，”周恩来继续说道，“对此十分轻松。‘你们的紫禁城，和我们的克里姆林宫外面都是高墙，’伏罗希洛夫说。可我回答说，这些墙并没有能够保护中国的皇帝。我们大家都应该考虑，怎样做，才能使人民没有不满意。” 总理问我到过那些地方，有什么要求。我说，在东北我想参观大连和旅顺，此后想去南方看一看，云南省，海南岛。另外还想到中国原子能基地的兰州去看一看。但我发现，这些地方不大愿意放外国人进去。 “我会过问您的行程。我认为，您的要求愿望都应该得到满足。” 的确，他信守了诺言。在此后的行程中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第三幕和第四幕之后，灯亮了，但观众无人动身。 周恩来站起来，握着我的手，祝愿在中国旅途愉快，此后便走出了剧场。只是现在，观众似乎明白过来了，开始离开剧场。他们都知道，并且看见了，我们在两个幕间休息时在谈话，但是没有人作任何表示，没有任何动作，任何声音妨碍我们的谈话。 后来有人对我解释说，周恩来经常去看戏，坐在池座的观众中间，所以北京人都习惯了。但是，我知道我们的规矩，所以觉得这些是不可能的。如果斯大林或者莫洛托夫打算到剧院去，那么票子事前会发给可靠的人。他们乘车到专门的入口，乘专用电梯上去。而他们所在的包厢装饰得严严实实，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剧场里任何人都看不到他们。包厢旁边的小厅里，预备有各种吃食、甜点和饮料等。与哪怕是经过挑选的观众，从未有过任何交流。穿制服和便服的安全官员到处走来走去。 周恩来身旁没有看见警卫，这使我感到不安。安全机构的人肯定在附近。但他们的举止使人绝对看不出来。 次日，外交部新闻司通知我，朱德元帅将接受采访。他们用这种方式暗示，与周恩来的谈话是必须保密的。 好奇心始终困扰着我，为何他要安排这样一次会面？当地的几个中国通的解释是，由于我的单子里总理的名字列在第一位，因此他要用独特的中国礼节来弥补自己不能接受采访。也许，情况就是这样的。但我想，是否周恩来用这种方式表达对自己的朋友和战友鲍罗廷的敬意？ 在中国呆了将近半年回到莫斯科之后，我跟总编列昂捷夫讲妥，便将自己关在办公室，从早坐到晚，在打字机上敲出旅行札记。 有一次，出得办公室，给热水瓶灌开水时，我在走廊里遇见了一位年轻姑娘。她令人惊异的美丽、身材高挑，波浪般的栗色头发披在肩上，一下子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以前从未在编辑部见到过她。打过招呼之后，我从旁边走过，并且，坚持自己的原则从不看女人的背影，走向总是有热水的水炉。然而，走过十步之后，终究忍不住回过头来。就在这一刻，这个神秘女郎也回过了头来。一瞬间，我们的目光相遇了。 当然，我很快就弄清楚了，这个让我感兴趣的姑娘我出差的时候作了校对员。后来，结束了自己的札记之后，我去英国出差。再后来，是1958年的布鲁塞尔万国博览会。但是，我们交换过的目光却在一直陪伴着我。 六十年代初——她那时满25岁——列拉（她直到现在也不喜欢叫她瓦列莉娅·米哈伊洛夫娜）搬到了我那儿。1966年我们结了婚，很快，儿子安德列出世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百花齐放”
“百花齐放”，是中国共产党从匈牙利事件中得到教训，让人民广开言路，批评政府的措施之一。这是我采访当时，朱德元帅和周恩来总理一致的说法。 而毛在红色中国实施的“创作自由”，在其他共产党掌权的国家里闻所未闻，因而我的采访札记轰动了莫斯科，以及世界各地…… 当时中国正在大张旗鼓地宣布毛的新路线：“百花齐放”。就像“伟大领袖”的其他创举一样，这里当然也有历史先例的引证：古代某个时候，中国某个皇帝为了鼓励在文学、艺术、诗歌、绘画中的多样性，称自己的统治为“百花齐放”。所以，现在1956年匈牙利暴动之后不久，毛决定在红色中国宣布“创作自由”。这显然是不对的，因此，在中国期间，我打听了这个新鲜事物是如何实际得到贯彻的，因为其他共产党掌权的国家里从未听说过类似的东西。 文化部的高级官员们使我相信，一切都非常之好。据称，创作人员一个个热情高涨。出现了新作品，举行各种政治辩论，准备开拍讽刺电影——一句话，一切繁荣，大家都为此感到喜悦。 同？时，《人民日报》经常刊登一些有关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文章。要在莫斯科的话，这些文章起码会被称作“大有问题的”。即便这样，《真理报》时不时地转载一些中国出版物上的类似文章。 在北京与作家、记者、画家、大学教授谈话时，我得到一种印象，即在他们的创作活动中任何宣传部都不加干涉，因此他们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非正统思想。 在正式采访朱德元帅的过程中，我努力地想弄清楚，宣布的创作自由的路线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认真的。元帅不仅确认了毛的这个独创的不可移易，并且对其必要性作了一番论证。以匈牙利为例，他声明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必须从这个事实得出结论，即匈牙利的劳动人民支持了暴动。朱德继续说，这意味着，在某个地方触及到了国家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代表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必须研究，他们犯了哪些错误，并努力得出相应的结论。 “我们不打算，”朱德元帅总结说，“给兄弟党提任何建议。但自己得出了结论，并规划了一系列措施，部分地在‘百花齐放’的路线中得到贯彻。” 在此次中国之行期间，我到处打听，首都之外如何实现“百花”的政策，总是得到与见到朱德元帅时听到的大致类似的说法。显然，外省的领导得到了相应的指示，并十分清楚如何回答外国访客。自然地，我就这个“新路线”也问了周恩来。他表示，这是个十分重要的、计划长期进行的政治试验。而后，像朱德元帅一样，将“百花齐放”的口号定义为匈牙利事件所提示的措施之一。 在中国旅行将近半年期间，我每两周便向自己的杂志发回一篇札记。由于《新时代》杂志的特殊性，杂志上刊登的文字不受事先的新闻检查，我的文章立即付排并马上刊登出来。我有关“百花”的札记也刊登了出来，并立即引起了外国记者的关注，何况此外任何另外一家苏联报刊均未涉及到这个题目。 我似乎可以为这样一个成功的新闻高兴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刚刚回到莫斯科，便要我去苏共中央见当时负责宣传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叶卡捷琳娜·福尔采娃。 她立即批评我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您怎么能够，”她火冒三丈，“写出这样一篇有害的文章？您在中国发现的是什么百花？您有没有在我国或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听说过这种东西？并且，编辑部不跟我们商量，就能够刊出这样有缺陷的材料？” 很快，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猝然降临，九十九朵花被割掉了…… 只剩下了一朵，还是那个共产主义的小花朵。 上面提到的札记，后来编入了我的书《从松花江到北回归线》。有关“百花”的那篇札记，里面当然没有了……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与内森·洛克菲勒的交往（1）
美国最富有的亿万富翁内森·洛克菲勒当着我的面按了一个按钮，世界上最早的电视雏形便展示在了我的面前。 为了跟英美军事代表团的军衔保持对等，斯大林大笔一挥，就将我们代表团的一位海军上校变成了“海军上将”。 担任美国副总统的洛克菲勒，以私人名义请我转告莫斯科美国将从越南撤军的步骤与要求…… 1944年我第一次去美国时，便结识了象征着美国资本主义的著名家族的代表人物。那年夏天，在首都附近的杜巴顿－伊科斯庄园里，苏联、美国、英国三大国举行了反法西斯联盟会议。会议上，研究了国际安全组织，也就是未来的联合国的宪章。 我当时担任由葛罗米柯率领的苏联代表团的秘书。我们与英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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