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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想1996-2008-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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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杜艺术中心附近的影院买票。没想到电影院外排着长队,细
  雨中等待入场的观众极其安静。我被这种观影气氛感动,顿时
  觉得电影圣洁,有欧?亨利小说中流浪汉路过教堂时听到风琴
  声的意境。
  但我还是暗自在笑。小赵曾经说过,她最喜欢的电影是《狮子
  王》,便想她肯定无法接受老杨这部长达两小时四十分钟的〃哲学
  电影〃。想想自己也不是杨迷,便有了中途退场的心理准备。
  但电影开演后,我一下跌进了杨德昌细心安排的世俗生活
  中。这是一部关于家庭,关于中年人,关于人类处境的电影。故
  事从吴念真饰演的中产阶级扩展开去,展示了一个〃幸福〃的华
  人标准家庭背后的真相。我无法将这部电影的故事一一道出,因
  为整部影片弥漫着的〃幸福〃真相让人紧张而心碎。结尾小孩一
  句〃我才七岁,但我觉得我老了〃更让我黯然神伤。杨德昌的这
  部杰作平实地写出了生之压力,甚至让我感觉到了疲惫的喘息。
  我无法将《一一》与他从前的电影相联系,因为杨德昌真的超越
  了自己。他可贵的生命经验终于没有被喧宾夺主的理念打断,在
  缓慢而痛苦的剥落中,裸露了五十岁的真情。而我自己也在巴黎
  这个落雨的下午看到了2000年最精彩的电影。
  影院的灯亮以后,我发现赵涛眼圈微红。我没想到像她这样
  喜欢卡通片的女孩会看完这么长的电影,也没想到满场的法国观
  众几乎无一人退场。大家鼓起了掌。面对银幕,面对刚刚消逝的
  影像,我们都看到了自己。做舞蹈教师的赵涛问我大陆为什么看
  不到这样的电影,我无法回答。我们的电影不寻找真相,幸福就
  可以了,幸福没有真相。
  转眼到了九月,《站台》要在釜山影展做亚洲首映,我和摄
  影师余力为前往参加。《花样年华》是这次影展的闭幕电影,余
  力为也是《花样年华》的第二摄影,但还没有看过成片,等待闭
  幕的时候一睹为快。
  在酒店碰到王家卫,墨镜后一脸坏笑,说要去北京一起喝
  酒。谈下去才知道他非常得意,《花样年华》在大陆已经获准通
  过,我知道这是他真心的喜悦,想想自己的电影公映遥遥无期,
  多少有点惆怅。釜山到处弥漫着〃花样年华〃的气氛,年轻人手
  里握着一个纸筒,十有###是《花样年华》的海报。我没有参加
  闭幕式便回国。据说闭幕那天突然降温,《花样年华》露天放
  映,几千个观众在寒风中享受流行。
  流行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中午一到北京,下午便买到了《花
  样年华》的VCD。当王家卫的叙事中断,张曼玉和梁朝伟在高速
  摄影和音乐的双重作用下舞蹈般行走时,我突然想起了古代章回
  小说中承接上下篇的诗歌。原来王导演熟谙古代流行,一张一弛
  都露出国学底子。不能说是旗袍和偷情故事吸引了中年观众,但
  王家卫拍出了一种气息,这种气息使中年观众也接受流行。
  再次回到巴黎已经到了十月底,巴黎地铁站都换上了《卧虎
  藏龙》的海报。市政厅的广场上立着一面电视墙,电视里周润发
  和章子怡在竹林中飞来飞去,看呆了过路的行人。我猜他们正在
  回忆自己的力学知识,琢磨着中国人怎么会摆脱地心引力。这是
  《卧虎藏龙》的电影广告,精明的法国片商将片名精简为〃龙和
  虎〃。我从初二开始看港台武打片,这些意境早在胡金铨的《空
  山灵雨》和《侠女》中有所见识,但神秘的东方色彩还是迷住了
  观众。美国还没有上片,便有纽约的朋友来电话,让我寄去盗版
  《龙和虎》。
  几天后在伦敦见到李安,全球的成功让他疲惫不堪。大家在
  一家挂满沃霍尔作品的酒吧聊天,我怀疑空调都会把他吹倒。谈
  到《卧虎藏龙》时他说了一句:不要想观众爱看什么,要想他们
  没看过什么。我把这句话看做李安的生意经,并记在了心中。
  杨德昌、王家卫、李安的电影正好代表了三种创作方向:杨
  德昌描绘生命经验,王家卫制造时尚流行,李安生产大众消费。而
  这三种不同的创作方向,显现了华语电影在不同模式的生产中都蕴
  藏着巨大的创作能量,呈现了良好的电影生态和结构。今天我们已
  经无需再描述这三部电影所获得的成功,在法国,《一一》的观众
  超过了30万人次,《花样年华》超过了60万人次,而《卧虎藏龙》
  更高达180万人次。了解电影的人都应该知道,这基本上是一个奇
  迹。而这个奇迹使华语电影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日渐低落的华
  语电影声誉被他们挽回。我自己也在得益于他们三位开拓的局面,
  《站台》卖得不错,也就是说会有观众缘。
  然而我们会发现,这三位导演两位来自台湾,一位来自香
  港。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广阔的大陆似乎已经沉没,而拯救华语
  电影的英雄却都来自潮湿的小岛。从9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的国
  产电影就失去了创作活力和国际市场信誉。那些国际大导演其实
  早在几年前就几乎没有了国际发行,靠着媒体炒作装点门面。而
  那些以为自己有观众的导演也只能操着京腔模仿阿Q。巨大的影
  像空白呈现在我们面前。我看?我们能看什么?
  我们看到杨德昌、王家卫、李安三位导演在开创华语电影的
  新世纪,而其中大陆导演的缺失似乎并未引起从业人员的不安。
  他们的这种〃从容〃,让我确信一个新的时代必须马上开始。 
  原载《南方周末》(2001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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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科长的《站台》你买了吗?
假科长的《站台》你买了吗?
  前些日子,我在小西天一家卖盗版DVD的店里瞎逛,正是 中午时分,店里人少安静,只有老板和我两个人。我爬在纸箱子上猛淘半天也没什么收获,老板见我执着,便与我答腔,说因为开〃十六大〃所以新货太少。我也顿时觉得自己没有老板懂得政治,便要离开。老板突然想起什么,在我一只手已经伸出去推门的刹那,突然对我说:有一个〃假科长〃的《站台》你要吗?
  我一下呆住,反问道:什么?老板重复了一遍他的话,我装作冷漠,显得兴趣不大的样子问道:在哪儿?老板说:明天会到货。出了店门,心疯狂地跳。像丢了孩子的家长,忽然在人贩子家里看了自己孩子,出奇地###而又深刻地郁闷。晚上不能平静,一会儿盘算着会有多少人看到自己的电影,不免得意;一会儿又想自己辛辛苦苦拍的电影被别人盗走,心生不快。我们这一代人的毛病就是患得患失,我也不能幸免,只能慢慢克服。夜倒也过得快,8点左右我便自动醒来。平常我睡惯了懒觉,奇怪今天为什么清醒异常。打车去了小西天,真的买到了《站台》。
  回到办公室再看《站台》,离拍这部戏已经三年了。这让我和这部电影有了距离,就像布莱松说的,每一部电影都有它自己的生命,它被推出以后,便与导演无关了,你只能祝它好运。但《站台》还是让我想起了很多过去的往事,我曾经因这些往事而选择了电影。
  我26岁才第一次看到大海。我学会骑自行车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骑车到30里地之外的一个县城去看火车。这些事情如今在电影中是发生在比我大十岁的那些主人公身上。当时对我这样一个没有走出过县城一步的孩子来说,铁路就意味着远方、未来和希望。在《站台》中弥漫的那种对外面世界幻想期待的情绪就是我自己体验过的东西。我记得我在十七八岁念书的时候,晚上老不睡觉,总期待第二天的到来,总觉得天亮了就会有新的改变,就会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这种情绪一直伴随着我,和我有差不多生命经验的人都会有这样一种感受。
  我以前是学习美术的。那时候我们学习美术一点都不浪漫,不是为了追求艺术,而是为了有出路。在县城里,如果想到其他城市生活只有两条路,一是当兵,一是考大学。对我来说当兵没有可能,我也就只能考大学,但是我学习非常差,所以就出去学画,因为美术学校化课要求比较低,我们一帮孩子去学美术都是这个道理。刚开始我们并没有理想,就是要讨生活。其实最后考上的也就只有一两个人。其他人第一年考不上就回去了,第二年再考也没考上,就算了。我自己考上了电影学院。刚开始时觉得自己非常厉害,你看我多坚持,我追求到了自己的理想。但是,当我年纪更大一点时我突然发现,其实放弃理想比坚持理想更难。
  当时那些中断学业的人都有理由,比如父亲突然去世了,家里需要一个男的去干活;又如家里供不起了,不想再花家里的钱了。每个人都是有非常具体的原因,都是要承担生命里的一种责任,对别人的责任,就放弃了理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所谓坚持理想的人,其实付出的要比他们少得多,因为他们承担了非常庸常,日复一日的生活。他们知道放弃理想的结果是什么,但他们放弃了。县城里的生活,今天和明天没有区别,一年前和一年后同样没有区别。这个电影伤感,生命对他们来说到这个地方就不会再有奇迹出现了,不会再有可能性,剩下的就是在和时间作斗争的一种庸常人生。明白这一点之后,我对人对事的看法有非常大的转变。我开始真的能够体会,真的贴近那些所谓的失败者,所谓的平常人。我觉得我能看到他们身上有力量,而这种力量是社会一直维持发展下去的动力。我把这些心情拍出来,想要谈谈我们的生活,可有人来听吗?
  音像店的老板还在叫卖,像在帮我提问:假科长的《站台》要吗?我不想纠正他的错误,因为这时我的心情已经变得非常愉快。
  

这一年总算就要过去
这一年总算就要过去
  今年冬天来的早,十月已经一片萧条的景象。以前喜欢冬天,看鲜花败去,杨柳无色,总觉得于光秃秃中可洞悉世界本质,灰乎乎的色彩倒也有种坚强味道。但今冬却怕了寒冷,中午落入房间的阳光也少了往年的力量,远处锅炉房偶尔传来的铁器碰撞声远没了以前的空灵感觉。
  这是空虚的一年,我让自己停止了工作,整整一年没有拍一寸画格。事实上我突然失去了倾诉的对象,生活变得茫然,电影变得无力,少年时有过的颓废感又袭上心头。而此刻,作秀多于作事,拍片也不过为媒体多了一些话题。我喜欢一句歌词,歌中唱道:有谁会在意我们的生活?如果困难变成了景观,讲述误以为述苦,我应当停下来,离自己和作品远些,离北京远些。
  去了五台山,山中残雪披挂。大自然不理会观众的情绪,自在地按着她的逻辑摆布阴晴雨雪,这是她的高贵。她的节奏是缓慢的四季,大自然不会取悦看客而改变什么。你只能将自己的心情投射其中,而不可要求她顺应你的习惯。像看布莱松的电影,自然如山,你可以从中取悦,但他绝不取悦于你。很愉快这拜佛的路上有了电影的联想,想想北京正在往枯草上喷洒绿色,黛螺顶上海一样的蓝色显得更为真实。登高呼喊,空谷尚有回音,这是自然对我的教育。
  回了太原,拨通以前朋友的电话,听到好几年没有听到的声音,又想起一句歌词:曾经年少爱做梦,一心只想往前飞。这些因我追求功名而被疏远了的兄弟,曾经与我朝夕相处。原来时间也无力将我们疏远。三五杯后,酒气驱散陌生,呼喊我的小名,讲这些年间不为外人道的事情。他们告诉我应该要个孩子,他们在为我的老年担忧。我有些想哭,只有在老友前我才可以也是一个弱者。他们不关心电影,电影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担心我的生活,我与他们有关。这种温暖对我来说不能常常感受,当导演要冒充强者,假装不担心明天。酒后的###像平静生活里冒出的花火,呕吐后说出一句话:我爱江湖。
  继续向西,去了榆林。长途车上邻座的老乡非常沉默。天快黑时他突然开口,问我今天是几号。我告诉他已到岁末,他长叹一声,说:这一年总算就要过去。我不知道他的生活里出了什么问题,让他如此期待时间过去,但我分明已经明白了他的不容易。这像我的电影,没有来龙去脉,只有浮现在生活表面的蛛丝马迹。
  这一次是生活教育了我,让我重新相信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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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中国的电影诗人(1)
阐释中国的电影诗人
  达德利?安德鲁/欧阳江河/翟永明/吕新雨/贾樟柯
  欧阳江河(以下简称〃欧阳〃,研讨会的主持人,著名诗人):今天晚上这个关于贾樟柯《二十四城记》的研讨会,先由来自美国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系的达德利?安德鲁教授发言,并问
  贾樟柯一些问题,然后参与者再做一些讨论。安德鲁先生是美国研究世界电影的权威学者。
  达德利?安德鲁(以下简称〃安德鲁〃):贾樟柯几乎是立马就把我吸引了,他就是我想向我的美国学生介绍的中国导演。当我读贾樟柯的采访时,我的直觉被证实了。我了解到,贾樟柯
  是在看完《黄土地》之后,有了电影的灵感。而《黄土地》这部电影,对我也有一种很深刻的意义。我1985年在夏威夷电影节见到了陈凯歌、张艺谋,和他们一起观看了这部电影。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电影。这部电影如此的神秘,如此的朦胧,是中国电影迈向世界电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跳跃。中国这些年轻的艺术家们知道必须用一个新的方法来呈现中国。和很多电影爱好者一样,我对陈凯歌和张艺谋近期的电影感到非常失望。这些电影好像是在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摄影机下展开的。贾樟柯的电影与陈凯歌、张艺谋的这些电影有一个很戏剧化的对立。贾樟柯是一位电影诗人,他展现了迷失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人和他们的国家。他在一次关于《三峡好人》的采访中,坦率地表达了他对电影独特的概念和看法,这个采访后来刊登在法国《电影手册》上。贾樟柯讲述了他的电影如何在发行战中输给了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好人〃发现自己被挤到了北京周边的一些小影院,而那些中国制片史上投资巨大、有着巨大的广告阵营的影片,占据了首都和主要城市的电影
  院线。
  在《二十四城记》里面,有一种绿色的光,我不太确定,这种颜色是不是投影机的效果。我记得在纽约电影节上放映时也有这样的绿色。这是〃中国魂〃的颜色吗?我特别喜欢《世界》里的一幕,就是在医院里,一个农民工的亲戚来给他钱,那时候也有绿光,就像萤火虫的光线。
  贾樟柯(以下简称〃贾〃):那个绿光不是投影机有问题,是我们在后期调颜色的时候调进去的。这也要拜托数码技术。实际上这个绿颜色从我第二部电影《站台》就已经开始出现。《站 台》开头的第一个镜头,在1979年的一个夜晚,大概有几百个农民站在一个绿色的墙前面等待一场演出,那时候绿色占据了整个银幕。实际上这个绿色也来自我自己对生活的记忆。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国北方很多家庭在装饰房间的时候,在1米以下会油上绿色的墙围。这个颜色对一个个子很小的孩子来说,是我每天都要撞到的颜色。而且这个颜色不仅仅在家庭,在各个机构都会出现。在医院,在办公室,在教室,所有的公共场
  所都会有这种绿色。在工厂车间这种更大的空间里面,我们发现那些国营工厂的机器和墙壁,也有大量的绿色。所以对我来说,这种绿色不仅代表了一个来自生活真实颜色的情况,也代表着我对旧的体制,对十几年以前中国的一个记忆。
  安德鲁:我自己祖上是爱尔兰人,我特别喜欢叶芝这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爱尔兰诗人。我非常喜欢〃我们想过的事情和做过的事情/必须被遗忘/像倾洒在石头上的牛奶〃这句叶芝的诗。我想问贾樟柯和编剧翟永明,你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不是试图通过诗句来引导观众对那些场景进行一种暗示、指导或者划分?。 最好的txt下载网

阐释中国的电影诗人(2)
贾:在拍这部电影之前,我跟翟永明在讨论剧本时,就决定要放很多诗歌在里面。我希望这部电影是充满语言的电影。的确在后来拍摄的时候,整个电影主要是用语言的方式呈现的。所有的记忆,所有过去模糊的生活,都是如此。在进入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强的感觉,就是当代主流电影越来越依靠动作,动作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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