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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杜月笙-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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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以虞洽卿为镜，悟出了一个道理：人若想出头，除了努力，还必须得有一个靠山。虞洽卿靠的是洋人，否则一定不会有现在的辉煌，那么自己该靠什么呢？他想来想去，觉得干自己这一行的，最好的靠山或许是青帮。
青帮是一个古老的江湖组织，最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后来政治色彩渐淡，到清末海运开通后已经基本沦为一个帮会组织。
青帮是以师徒传承为主的纵向式的家族组织，讲究“师徒如父子，同师如弟兄”。体现这两层关系的就是青帮的字辈，辈分越高越牛。祖师爷立下了24个字作为帮内“家谱”，这24个字是：清净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行理，大通悟觉。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大”字辈已经是最高的一辈，所剩的人也不多了。
青帮到底有多牛呢？我们不妨讲一个小故事来做说明。
说是袁世凯称帝之后，腿有残疾的大儿子袁克定和老三袁克良都想当太子，而两人都很防备曾经反对帝制却依然为袁世凯宠爱的老二袁克文。袁世凯生怕有伦常惨剧发生，便示意老二离开北京，云游四海。袁克文挑了父亲曾经的秘书步章五陪同，前往上海。步章五是青帮“大”字辈，建议二公子不如加入青帮，利用江湖势力作自我保护，袁克文欣然同意。后来由当时“大”字辈中最德高望重的张树生“代师收徒”，袁二公子以“大”字辈身份，加入了青帮。
连“皇二子”袁克文危难之时，都会想到加入青帮以自保，那么青帮到底有多牛呢？不问可知。
好了言归正传。话说十六铺一带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流氓叫陈世昌，是青帮“通”字辈人物。陈世昌小名福生，因为年轻的时候每天走街窜巷靠一种套红签子的小赌博游戏为生，所以人们都叫他“套签子福生”。杜月笙和他认识，便想拜他为师，陈世昌很欣赏杜月笙的为人处事，觉得是个可造之材，两人真正是一拍即合。就这样杜月笙成了青帮“悟”字辈一员，辈分很低，但总算是进了门槛。
加入青帮后，杜月笙的生活和事业并没有改观。陈世昌那会儿很忙，他有一个36人的团伙，江湖人称“三十六股党”，主营业务是抢鸦片，这事儿太大，他觉得没法带杜月笙一起干。所以两个人更多的只是师徒名分，师父对徒弟实质性的帮助并不多，但杜月笙没有丝毫抱怨，他相信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自始至终对师父心存感激。
事业陷入停滞期的杜月笙，此时开始认真规划自己的未来。他想来想去自己现在最大的优势和本钱，无非是手底下有一群弟兄，既然如此，那就带着大家大干一场好了。
杜月笙想好了，“抛顶宫”利润丰厚，不能丢，但也不能拘泥于此，要开展多种经营，走多元化发展的道路。
多元化路径主要是传统的坑蒙拐骗偷，这其中自然竞争激烈。另外杜月笙还独辟蹊径，创造性的发明了一种叫做“拉客”的生意。
所谓拉客，就是他们这些混混分散在街头游荡，见有客人到某家店铺购物，就跑到门前招呼引路，等购物完毕，便对店里宣称客人是自己带来的，要求支付佣金。店铺老板当然不肯，向巡捕房报警把他们赶走。于是这群混混就成天在店铺门口打架，让客人不敢上门，老板最终只得上交保护费。
这样挣钱是多了许多，不过杜月笙毕竟志存高远，很快他就不再满足于这些小产业，他的眼光，已经越过街巷，盯上了充满机会的十六铺码头。
十六铺作为当时上海最大的货物集散地，各码头来往的货轮之多不可胜数。恼人的是大货轮驶入黄浦江，往往因为江滩太浅，无法靠岸，只好停在江面，再依靠小驳船卸货。这个过程，蕴含着偷抢货物的巨大机会，偷算是文明的，就连沉船抢货的大案也时有发生。这一行的从业者很多，杜月笙他们算是新手，最开始干得并不熟练，但收获却一点也不小。因为盘子太大，没人在意他们分走的那一杯羹，所以各路流氓倒也其乐融融，互不侵犯。
在此期间，杜月笙展现出了高超的协调能力和组织才能，很快就带出了一支特别能偷、特别能抢、特别能战斗的团队，水果月笙的名头开始在码头上有了一定市场。这时，有一个人注意到了他，这人是另一个团伙的头目，和杜月笙不熟，只是在各路豪杰的聚会上见过几次。
这个人叫张啸林。他和杜月笙的恩怨将纠缠一生。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张啸林
一．1．04。
张啸林原名张小林，乳名阿虎，后来他发达了衣锦还乡，有杭州当地文人许吾生为他献名，因其生于虎年，故取名为“寅”，号“啸林”，是猛虎啸于山林的意思。虽然较章太炎改“杜月生”为“杜月笙”有所逊色，也算得上得意之作了。
此时的张啸林还叫张小林，只是为了叙述的连贯和方便，我们就叫他“张啸林”吧。
张啸林出生于浙江慈溪一个小村庄，和那个年代的大多数成功人士一样，家境相当贫寒。1897年，张啸林20岁，正是长身体的关键时期，眼看在家乡呆着连饭都吃不饱，更谈不上前途，便和哥哥张大林离乡背井，来到杭州，在拱宸桥一带找机会。
张啸林先是进了一家丝织厂打工，成为了当地人称的“机坊鬼儿”。小张读过书，学过武，自视甚高，根本不安心于如此平凡的工作，却热衷于和街头的流氓厮混，打架斗殴、聚赌诈骗，无所不为，搞得最后各丝织厂的老板联合起来不要他。张啸林倒也不在乎，心想“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恰好此时浙江武备学堂面向全社会招生，张啸林便兴冲冲前往投考。
投考的路上，偶然见到几个流氓欺负兰溪来的考生张载阳，张啸林抱打不平，出手相助，打跑了流氓，算是救了张载阳一命。两人遂结伴前往考场，双双考中，从此结为莫逆之交。
张啸林善于交际，张载阳之外，他专挑家庭背景好的学员交往，很快和周凤岐、夏超等同学成为好友。这几个人日后将成为浙江军政界的风云人物，对张啸林的帮助极大。
可惜张啸林无心学习，交友之外，干的全是吃喝嫖赌的事儿，结果就被学校给开了。小张对此很无所谓，投奔了好友杭州知府衙门的探目李休堂，给老李当跑腿。干了一年多，李休堂被调往合肥，张啸林就回到拱宸桥开了家茶馆，既能挣钱，又能结交各路江湖朋友，干各种鸡鸣狗盗的勾当，不亦乐乎。
到了光绪34年（1908年），张啸林做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一举成名。
那年，当过大学士、军机大臣（相当于宰相）的王文韶去世。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何况老王干过宰相？没错，王家有的是钱，大出丧搞得轰轰烈烈，送葬队伍长达数里。其中有一班“滩簧”（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支摇滚乐队吧），由著名江湖艺人陈效沂领头。陈效沂和张啸林是好朋友，每当有这样的好生意都会带上他，有钱大家赚，所以张啸林也在这个长长的出丧队伍里面。
队伍走过黄金商业区清河坊的时候，因为围观者众多，秩序一片混乱，就有人不小心撞倒了一个日本小孩。当时的中国，中国人是二等国民，也可以叫“屁民”，外国人才是人上人。现在居然有中国人撞倒日本人，那还了得？刹那间，各家日本商店里一下子涌出一大堆日本人，拦住队伍，不依不饶。
张啸林早就看不惯日本人的横行霸道，见对方盛气凌人的样子，大喊一声“打！”抡起背着的琵琶就往日本人头上砸去。
有了带头大哥，积郁已久的愤懑顿时爆发，众人纷纷拥上来大打出手，日本人哪是对手？只能抱头鼠窜。
等到丧事完成，张啸林觉得还不过瘾，和陈效沂一起邀集了大量“机坊鬼儿”，冲到清河坊、三元坊等商业区，只要是日本人的店铺或住家，就是一阵打砸抢，狠狠的出了一口恶气，也酿出了一场外交风波。
好在当时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刚刚去世不久，大清朝处在双重国丧期间，日本政府没有太过刁难。结果是陈效沂挺身而出，揽下一切责任，被判在运河起点的拱宸桥上，戴上枷锁，示众一个月。
这下子激起了民愤。又是张啸林牵头，杭州人民相约抵制日货，张啸林并扬言，还要收拾日本鬼子。安全起见，中日双方政府达成协议，日本商店及侨民，通通迁回拱宸桥的日租界，杭州城内一时间再见不到一个日本人。这一下，张啸林的金字招牌立起来了。
张啸林的行为得到了颇有势力的洪门大哥杭辛斋的赏识，在方方面面很帮了他些忙。凭借各路关系和交往的众多流氓，加上如日中天的号召力，张啸林组成了一个班底，以陈效沂、翁左青为左膀右臂，渐渐混成了杭州一霸。
有一次在抢地盘的斗殴中，张啸林打死了一个人，在当时，打死人是天大的事，不得了。这事儿虽说让徒弟顶了缸，毕竟还是留下了一个尾巴，随时都可能有大麻烦，这让他感到很烦恼。
恰在此时，季云卿来杭州，邀请杭州戏曲界名角去上海演出。通过陈效沂，张啸林结识了这位大哥，两人一见如故。
季云卿在上海滩英租界即公共租界是个数得上的大流氓，他是青帮的“通”字辈，势力极大。这个名字大家不妨先记下，因为他后面会死，他的死将引出一个精彩的传说。
季云卿办完事离开杭州时，张啸林选了一家高级饭馆为他饯行。吃人嘴短，于是席上季云卿感慨道：“以张兄的才能，窝在杭州混可惜了，上海滩才应该是你的天地呀！”这话张啸林听着很是受用，难免有点动心。
后来命案风声渐紧的时候，张啸林看看情况不对，就真跑上海投奔季老大去了。
季云卿把他介绍到了五马路110号永洋赌场看场子，赌场老板看季云卿的面子，给他最高等级的30元月薪，但干的却是打杂的活。
张啸林闲极无聊，不久就跑到附近他经常光顾的一家叫“兰香阁”的妓院，兼职当门头，看场子，顺便暗中帮着从赌场拉客人过来，就这样，生活丰富了，收入也多了，幸福指数自是直线上升。
当时在妓院里做门头的多数为探警和流氓无赖，主要任务是介绍嫖客上门、与其他妓院竞争，还兼维持本妓院的秩序。张啸林在这方面既有天赋又有经验，干得如鱼得水，乐不思蜀，真正做到了干一行爱一行。永洋赌场的老板知道后自然不满，但敢怒不敢言。
自张啸林来兰香阁做门头之后，妓院生意确实红火了许多。每晚永洋赌场的赌客凡想嫖娼的都被张啸林拉了过来，就连有些本不想嫖娼或准备去光顾其他妓院的赌客，都被他给忽悠到了兰香阁。很快，他的兼职收入就从20涨到了30元。
张啸林生财有道，一次他在兰香阁门口看到有跑江湖卖假*的，价钱很贵，卖得却很好，在一旁仔细观察了几天、学会了其中的门道之后，他也找药店批发了些假药，另外找了家位于五马路的妓院，给老鸨钱雇了个岁数大些的*给他当托儿，就在这家妓院门口叫卖，生意相当红火，一月能挣五、六百元。张啸林毕竟没有三头六臂，打不了三份工，索性辞了赌场的活儿，并在兰香阁开了个*专柜，当然他也绝不会放弃五马路一带的阵地。
有一天张啸林在一马路（南京路）卖药，摊子摆到了屋顶花园（又叫楼外楼）游乐场门口。这个游乐场的主人，名叫黄楚九。
这黄楚九是个人物，他是史玉柱一类的怪才。该怪才出生于浙江余姚，家中世代行医，却只是混个温饱而已。1888年，也就是杜月笙出生那年，16岁的黄楚九，只身闯荡上海滩，包里装的除了梦想，就只剩一本祖上传下来的医药书。这个时候，没有人看好他，除了他自己。他自认为是早晨*点钟的太阳，“拨云见日会有时，暂时埋没不需悲”。
小黄找到了熙熙攘攘的城隍庙，见有个楼叫得意楼，觉得这名字吉祥，就在楼前摆了个地摊，卖的是按祖传秘方配置的丹、丸、膏、散。当然，不用问都知道，这些药通通包治百病。小黄口才好，善忽悠，那药丸也多少有点功效，生意越来越好自不在话下。
掘到第一桶金后，黄楚九不再满足于摆地摊，便拿出所有积蓄，再向一个很欣赏他的富孀借了笔款，开了自己的第一家药店——中法大药房。他在注册时向工商部门解释，这个店名是取中国人在法租界开药房之意，着重于中法两国人民的友谊，法国人觉得这话中听，就批了。待到敲锣打鼓正式开张时，门上亮出的却是中英文两块大招牌，给人感觉这肯定是一家中法合资的洋行。
苦心经营下，药房生意渐渐兴隆，事无巨细无不亲自过问的黄楚九发了小财，却也落下个小毛病——失眠，连祖传秘方吃了都不管用。有一天有个药剂师朋友在闲聊中了解到他的困扰，随手给他写了张镇静剂的药水配方，配好后吃了两三天，失眠的烦恼竟然一扫而光。
黄楚九精明过人，当即向朋友买断了这张配方，批量生产之前，先请人设计了个新颖别致的瓶子，再亲自取了个新颖别致的名字——艾罗补脑汁。特别在瓶子上注明此药系根据美国医药博士艾罗先生多年研究的配方制成，还煞有介事地配了一幅大胡子犹太人的“艾罗博士”肖像。
1907年，黄楚九35岁，艾罗补脑汁挟“惊人的医药发明”之声势隆重上市，上海各家报纸纷纷刊出大幅广告，脑白金式的营销手段以不可阻挡之势扑面而来，遍地开花，艾罗补脑汁一炮走红，单是中法大药房的门市零售，一天就要卖出数千瓶。黄老板赚了个盆满钵满，好不春风得意。
突然某一天一个年纪轻轻的洋人找上门来，见到黄老板，开门见山道明来意：“我是艾罗博士的儿子约翰艾罗。遵家父遗命，特来讨回艾罗补脑汁的专利权……”
黄楚九是何许人？心知碰到了敲竹杠的老外，正待发作，却心中一动，略一沉思，说道：“艾罗博士去世了？我很难过。”然后话锋一转：“我买断艾罗博士专利的合同和配方，都锁在汇丰银行的保险柜里，这些可以给你看。不过艾罗博士和我相交多年，经常提起几个女儿，从未说他还有个儿子。约翰你知道的，现在骗子太多，虽然我相信你不是冒充，但为了保险起见，不如你跟我去贵国领事馆……”
话未说完，洋骗子早已吓得六神无主，“可能是家父记错了。黄老板不好意思，打扰了！”边说边就想开溜。
黄楚九已经有了一套计划，当然不肯让他走，反而送了他100两银子，然后骗子就感恩戴德的按要求写了一张字据，内容无非是“本人乃已故医学博士艾罗之子约翰艾罗，此番来华，承蒙黄楚九先生顾念旧谊，赠银百两，不胜感谢。艾罗补脑汁和艾罗博士发明之其他新药之专利，都已由黄楚九先生买断。或恐外人不明，特写此据，云云。”
骗子刚写完，黄楚九派人招呼的记者恰好赶到，采访几句，拍了几张照片后，大家尽欢而散。
第二天，报上登出新闻：艾罗博士之子亲临沪上，与黄楚九先生相晤甚欢云云，词真意切，再配上大幅照片，不由得人不信。黄楚九由此展开新一轮宣传攻势，把这个故事讲得尽人皆知——艾罗补脑汁确为洋博士发明，属于世界级名药，而黄楚九先生是此专利的唯一合法持有者。于是乎，诸如“今年过年不送礼，要送就送艾罗汁”一类恶俗而有效的宣传口号越发深入人心，这个艾罗补脑汁就像是IMAX版的《阿凡达》一样，你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黄老板从此由小老板蜕变为大老板，享誉上海滩。
发达了的黄楚九开始进军娱乐业，于1912年开设新舞台，几年后更创办了上海最大的大世界游艺场。当时的大世界大概相当于现在的迪斯尼游乐场，各种玩乐的把戏应有尽有，门票2毛钱，不算贵，却可以在里面玩一整天，生意好得一塌糊涂。黄楚九觉得这还不过瘾，紧接着又创办了中华电影公司，然后再进军银行业，于1919年创建上海日夜银行，进而开办上海夜市物券交易所……
黄楚九自始至终都是个规规矩矩的生意人，不过偶尔也有嚣张的时候。有一次，京剧大腕谭鑫培应邀来沪，在新舞台演出，被一李姓观众喝了声倒彩，黄楚九大怒，认为是不给自己面子，喝令手下把这位观众带到办公室，打了两耳光。这件仗势欺人的丑事激起了民愤，著名导演、编剧、编辑郑正秋在其主编的《图画剧报》上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批评：“看客喝好喝歹，是绝对的自由，哪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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