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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刀锋-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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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生活虽然贫困清苦，但也充满了穷人那份独有的“自得其乐”。
真正让他感到饥饿与灾难的是元顺帝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那一年朱元璋十六岁，正是所谓“吃长饭”、一餐等不得一餐的年龄。从春天开始，旱灾、蝗灾与瘟疫就开始接二连三地在朱元璋的家乡濠州不断肆虐。饥饿与疾病紧紧地纠缠、折磨着三乡四邻的所有贫苦农民，朱元璋家更是在劫难逃。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就先后死了父亲、大哥、大侄、母亲四口。大姐、二姐早已嫁人，三哥给人家上门做了招赘女婿，家里就只剩下他和二哥两人了。哥俩穷得没有半分银毫，除了勉强保住自身的性命外，对亲人的疾病与折磨无可奈何，只有相对痛哭。这时候，朱元璋才真正感到了什么叫呼告无门、求助无路。
面对亲人的尸体，不仅无钱购置棺木，就连安葬的坟地也没有。朱元璋只得前去哀求田主刘德，求他发发善心，为他的亲人施舍一块小小的安葬之地。谁知刘德非但不允，还一顿臭骂将他轰出大门。幸而邻居刘继祖谦和仁慈，主动提出可以葬在刘家地里。兄弟俩找出几件破衣烂衫，裹了亲人尸体，抬到坟地草草埋葬，父母的在天之灵总算找到了一块“落脚”之地。
灾难的惨痛、富人的冷酷、穷人的慈善，这些全在朱元璋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一辈子也没能忘怀。灾难锻铸了他、培养了他，使他过早地成熟起来。经历了父母双亡的天灾人祸，再大的惨痛朱元璋也能够承受得了；在命运的无情与富人的冷酷面前，他也“练就”了一副铁石心肠；他当上皇帝后，念念不忘刘继祖的“赠地”恩德，特地追赠他为义惠侯、其妻娄氏为义惠侯夫人，可见他此后对富人的坚决打击，对穷人的政策倾斜也与这次刻骨铭心的经历有关。
二
往昔不堪回首，未来希望渺茫，朱元璋就在这种悲伤而苍茫的境况下与二哥厮守在一起，过了半年丧魂失魄、度日如年的日子。
穷人的孩子就像一颗生命旺盛的野草，不论环境怎样恶劣，都可生长得十分茁壮、茂盛。十六七岁的朱元璋已长得牛高马大，谁也想象不到他儿时曾经黄皮寡瘦、病病歪歪。十六七岁，正是发育长身体的年龄，却赶上了一场少有的饥饿与灾荒。只要能够填饱肚子活命的物什，都曾被他塞进口中。树皮、草根、观音土，是他那一段时间无可选择的果腹之物。为了寻得一点活命之物，他绞尽脑汁，几乎想尽了一切办法。
朱元璋并非那种从小就有着明确志向与远大理想的英雄伟人。“扮皇帝”纯粹是一种孩子的游戏，既当不得真，更不能牵强附会地说成那就是他童年的志向；青少年时期充斥在他心中的明确愿望，可能就是吃好穿好。儿时那顿牛肉的鲜美早已成为一个遥远而美好的梦幻，能够天天有肉吃，他就十分满足了。作为佃农的后裔，朱元璋心中最理想的社会，就是每家每户守着十来亩田土，过一种男耕女织、从从容容、安逸恬静、自给自足的农家生活。如果说理想的话，这可能就是他心中企盼着的人生最高目标。
狭隘变态的农民皇帝（3）
然而，天灾、人祸，却使得他心中的愿望化为一股泡影。展现在他眼前的现实，是比地狱还要狰狞恐怖的黑暗。灾后半年来，兄弟俩费心尽力，却没有找到一条可以活命的出路。如果说他们过的是一种牛马不如的生活，的确半点也不夸张。然而，就是这种牛马不如的生活也难以为继，等待着他们的，似乎只有饿死一途。本当充满了青春、活力、追求与激情的他，心中却出现了与他年龄十分不谐的音符，感到了一股穷途末路的绝望。
兄弟俩待在父母留下的那间破屋里，不禁抱头痛哭。
朱元璋与刘邦相比，他们虽属同乡，都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但朱元璋的境遇比刘邦更为悲惨。
刘邦家境同样贫穷，自家却有几亩薄田，只要勤扒苦做，还不至于忍饥挨饿难以活命。他是老三，父母一直健在，似乎从来没为吃穿发愁。
再则，他们两人的性格也大相径庭。刘邦不务农事，从小游手好闲，说白了就是乡村间一个典型的“混混”。这种人处事圆滑精明，左右逢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吃得开”。不说缺衣少食，就是稍微吃点亏的事儿，也不会摊到他的头上。“混混”在乡村比一般农民都要活得自在、洒脱，他们既有无赖般的纠缠——也可以说是执著；也能看穿一切，超脱其间，自由自在。就一般情况而言，他们难得有什么刻骨铭心的苦痛与伤痕。
而朱元璋就不同了，他家是典型的雇农，真可谓“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而个人处境还在不断下降，直向饥饿待死之途迫近；他的性格与刘邦也迥然有别，他是那种典型的认真、勤勉、执著之人。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的所有皇帝中，唯有朱元璋才算得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朱元璋兄弟俩的号啕大哭不禁惊动了住在隔壁的汪大娘，这位好心的邻居瞧着他们愁苦不堪、走投无路的样子，猛然想起朱五四为朱元璋寺庙舍身之事，难道说当初的许愿如今真要变为现实吗？
汪大娘将当年的事情一说，既还了愿，又可混得一口饭吃，二哥当即表示同意。于是，就在汪大娘的帮助与操持下，朱元璋出家到坐落在村子西南角的皇觉寺当了一名和尚。
说是和尚，其实不过寺庙里的一个小童仆而已，整天干的都是些扫地、上香、点烛之类的杂活，还是处处小心，时时赔笑。为了得到一口残汤剩饭度日活命，朱元璋不得不忍气吞声，曲意逢迎。实在憋不住了，就拿庙里供着的那些泥菩萨出气。
一次，他在埋头打扫时，不小心被伽蓝神绊了一跤，朱元璋轮起扫帚，对着那具塑像好一阵抽打，将心头的怨气着实发泄了一通。
还有一次，佛堂上的蜡烛被老鼠啃了，长老将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顿。朱元璋认为伽蓝神这个看家菩萨严重失职，连老鼠都不管，害得他挨骂受过，就在神像背上写了五个大字：“发配三千里”。
朱元璋的发泄、报复与反抗由此可见一斑。他并不像普通农民那样谨小慎微，而是不惧权威，就连神鬼也不忌惮。同时，为了生存发展，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他又善于“潜伏爪牙”，委曲求全。
然而，寺庙并不是一方远离现实的“西方乐土”，灾情太重，皇觉寺的地租无法收讨，坐吃山空，和尚的生存也出现了危机。就在朱元璋进庙刚满五十天时，他被长老打发出门，云游化缘。
朱元璋就这样成了一名游方僧，头戴破箬帽，一手捧木鱼，一手托瓦钵，身背小包袱，四处漂泊流浪。
此时的朱元璋，正值十六七岁这一自尊而脆弱的年龄。而朱元璋却无法自尊。每到一个村口，他都要手敲木鱼，高唱佛号，引来村人的指点与围观。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忍受善意的问询与嘲笑，甚至是恶意的侮骂与羞辱。
他已不再脆弱。和尚们的所谓化缘，在老百姓嘴里就是叫化、要饭。朱元璋早就在父母双亡的剧痛中变得坚强与成熟，白眼、尴尬、冷遇、难堪与懊恼对他来说也算不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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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隘变态的农民皇帝（4）
朱元璋独自一人化缘了三年之久，几乎走遍了淮西、豫南一带的名都大邑，饱经岐视凌辱，备受艰辛苦难。这段生活不仅锻炼了他的体魄，磨炼了他的意志，更接触了社会，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熟悉了淮西、豫南一带的山川河流、地理形势、风俗人情及物产资源，对他以后指挥作战、一统天下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成为他人生中一笔难得的宝贵财富。
回到皇觉寺的他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他开始广泛结交朋友，主动外出探听消息，掌握江淮流域的红巾军起义情况，了解元末天下大势。在云游途中，他深知文字书籍之重要，归来之后，开始发愤读书识字。
就是做着这些的朱元璋，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志向，不过是想多增加一些知识，多了解一些情况，多懂得一些道理，使自己活得清醒一些。
一天，儿时在一起玩耍的小伙伴汤和从濠州城中悄悄捎来一封信，说他已投奔到红巾军郭子兴部下，劝他赶去入伙。
朱元璋投身佛门乃为生计所迫，自然不愿一辈子遁入空门，可又不想离开皇觉寺这块难得的“净土”。心中犹豫不决，就到村里去找曾在一起放牛、刚从外地回来的周德兴讨主意。周德兴也吃不准，就要他回庙后向菩萨问一个卦，以决定去留。朱元璋满腹心事地往回走，未到山门，隔老远就闻到了一股烟气糊味。他赶紧飞奔向前，不觉大惊失色，只见皇觉寺变成了一片断壁、几堆瓦砾及冒烟的梁柱，而师兄师弟们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不知去向。放火烧庙乃元军所为，因红巾军念弥勒佛号，而皇觉寺里供有弥勒佛像，元军害怕寺庙与红巾军有染，就燃起了一把冲天大火。
无家可归、无处落脚的朱元璋又一次被逼到了“死角”、逼上了“绝路”，他不再有半点犹豫，转向离开袅着青烟的废墟，毅然决然地向濠州城内的红巾军奔去。
《皇明祖训序》对此写道：“年二十四，委身行伍。”
冥冥中仿佛有一双看不见的命运之手执著地推动着朱元璋按照“既定”的皇帝之路不断前行。
这“命运之手”并非神灵，而是元末发展着的天下大势，它不知怎么就选择、看中了朱元璋，通过他来翻开元末明初的历史新页码。
三
红巾军是一支典型的农民起义军，他们头裹红巾，身穿红衣，肩扛红旗，故称红巾军，也叫红军。又因为战士多信白莲教，烧香拜佛，又称香军。白莲会首领韩山童首先发难，刘福通起事成功，各地白莲会众及其他农民军纷纷起兵响应。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红巾军控制了东起淮河流域，西至汉水流域的大片土地，犹如一把利刃将元帝国拦腰切为南北两段。
朱元璋投奔的是红巾军郭子兴部。郭子兴原为定远富民，当地白莲会首领，与农民孙德崖等人起兵反元，占据濠州，部众达数万之多。朱元璋身无长物，只得先从步卒干起。
一天，郭子兴巡查营房时，见到一位身材高大的士兵站在队伍的最前面，问过姓名，得知他叫朱元璋，又从队长那儿了解他的有关情况，不觉暗暗喜欢上了这位大个子士兵，就将他调到帅府当差，升为亲兵十夫长。
朱元璋十分珍惜这难得的机遇，总是冲锋在前，吃苦在前，加之足智多谋，随机应变，很快就博得了良好的声誉，受到士兵的爱戴。
这一切都被郭子兴看在眼里，很快就得到他的信任与器重，将朱元璋视为心腹之人，并亲自主婚将自己的养女马氏嫁给了他。连朱元璋自己都没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情，眨眼间就交上了好运，成为元帅府的乘龙快婿。一年后升为镇抚，跃为带兵军官。
不久，他回乡招募了数千士兵，又招降了数万民兵，将儿时的伙伴徐达、汤和、周德兴等人安插其中担任要职，重新整编，加强训练，建立了一支纪律严明、隶属他本人的新军。
有了实力强大的直系武装，朱元璋觉得自己有了一点资本与分量，这才不像过去那样显得格外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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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隘变态的农民皇帝（5）
正在这时，滁州名士李善长前来军中谒见。朱元璋早就知道他的名气，不觉虚心而诚恳地问道：“当今一片混乱，到处都是战争与分裂，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太平？”他所考虑的，心中所向往的，仍是那种平和、安逸、富足的农耕社会。李善长回道：“秦末乱世，跟现在的情况差不多。可汉高祖却以一介平民，五年时间，成就帝业。公乃濠州人，距汉高祖故乡沛地不远，山川王气，公当秉受。如能仿效汉高祖所为，天下不难平定。”朱元璋听了，不觉大声叫好。元朝纲纪紊乱，天下土崩瓦解，大家你争我斗，谁有能耐谁就可以称王称霸，不跟儿时的“扮皇帝”游戏差不多么？李善长一席话，唤醒了朱元璋心灵深处那改朝换代、称王称霸的潜意识。也只有这时，他才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责任与明确的志向。此后，他也就真的时时处处以平民出身的老乡刘邦作样板，刻意学习模仿。
两年后，郭子兴病故。有了远大志向的朱元璋不惜利用一切手段，翦灭郭子兴之子及郭帅内弟势力，将其旧部控制在自己手下，成为威震一方的都元帅，只在名义上还暂时归附小明王韩林儿指挥。
随后，握有重兵的朱元璋开始主动向四周出击，很快就占领了应天，建立起一块西起滁州，东到溧阳的地盘。
就当时群雄割据的天下大势而言，朱元璋根据地小，兵力不强。但从与元军主力对峙这一点而言，他的中间隔着三个割据政权，东面是张士诚，西面为徐寿辉，北面乃红巾军主力小明王。他们抵抗着元军的进攻，拱卫着朱元璋的地盘，这一客观环境与有利条件为他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
就在小明王率领的红巾军主力在北方与元军进行着殊死搏斗、两败俱伤的关键时刻，朱元璋却从中大获其利，不断向南面和东南发展，将应天周围的战略据点全数攻下，作为向外发展的坚固堡垒与前哨基地。
打下徽州后，儒士朱升向朱元璋献上三句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意思是要他暂时巩固后方，发展生产，缩小目标，慢慢谋取天下。朱元璋深以为然，一方面将战斗力量与生产力量合而为一，另一方面又把地方武装与正规部队分开，不但扩大了生产力，还加强了战斗力，这也是朱元璋能在群雄割据的战争中“一枝独秀”、最终大获全胜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一政治策略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影响着中国的党、政、军最高领袖毛泽东，他将那九个字稍作改动，变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在朱元璋的军事生涯中，最惊险、具决定意义的便是与陈友谅之间爆发的鄱阳湖大战。
西面的徐寿辉为部将陈友谅谋杀后，陈友谅控制了他的旧部，尽有江西、湖广之地，群雄中数他军力最强，疆土最广，野心最大。陈友谅顺流而下，在“地利”上也占有明显优势。两军在鄱阳湖遭遇，苦战三十六天之久。陈友谅的汉军号称六十万，朱元璋军二十万；汉军船舰高大，联舟布阵，而朱军都是些小船，人力与装备明显居于劣势；朱元璋唯一可恃的，就是“人和”，上下一心，士气高涨。
陈友谅仗着势力强盛，硬冲猛攻；朱元璋见对方铁索联舰，运动迟缓，便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以火攻对敌造成威胁。两军相持，互有胜负，双方伤亡惨重。朱元璋为鼓舞士气，多次临危不惧，亲自督军深入敌阵，好几次死里逃生。
就这样拼持着打到最后，陈友谅军粮不支，内部出现不和，左金吾将军、右金吾将军先后来降，朱元璋略占上风。但汉军仍然强大，两军激战犹酣。
然而，一个看似偶然的事件突然爆发了，不仅决定了这场战争的胜负，也决定了朱元璋在天下群雄中的脱颖而出与独占鳌头。
就在战斗最为激烈的时刻，待在指挥船中的陈友谅怎么也坐不住了，他想走出船外探明敌情，以便决策指挥作战。部下一个劲地阻拦，说外面情况危险，最好是不要出去。陈友谅也是一员饱经战乱的枭雄，他哪里听得进部下的劝告？可是，当他的脑袋刚刚伸出船窗之外，还来不及放眼观望之时，就有一支流箭“嗖”地飞来正中脸面。主帅一死，战争急转直下，全军顿时溃不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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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隘变态的农民皇帝（6）
如果陈友谅不死，战争的最后胜负还真难逆料。即使朱元璋侥幸得胜，也将元气大丧。
陈友谅的及时而亡，对汉军来说固然是衰败之始；而对朱元璋而言，却是他登上权力顶峰的重大转折。
命运之神，仿佛于不经意间瞟了朱元璋一眼，人世间的军事、政治格局却因此而大为改观。
四
强敌陈友谅一消灭，东吴张士诚、西吴方国珍也就指日可下了。
在此期间，于朱元璋来说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是用计杀害了小明王韩林儿。
小明王一直率领着红巾军的主力在北线顽强地抗击着元军的进攻。朱元璋隶属其下，俯首称臣，显得毕恭毕敬。然而，随着小明王与元军间的相互消耗及朱元璋力量的不断强大，他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龙凤九年（公元1363年）二月，小明王在军力日弱、形势日窘的情况下，被围困在安丰。红巾军处于粮尽援绝的危急状态，赶紧派人向朱元璋求救。
安丰一失，应天就会失去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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