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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望无极-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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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见导演之前，我看过导演所有的作品，觉得导演所有的作品都是在追求一种很完美的东西，也觉得他一定是一个很严厉的人。当我看见他的时候，觉得他是很巨大的人（也可能是因为我的个子太小了吧），其实导演的才能，不光体现在他执导电影的具体过程中，在拍摄之余，他依然能够发挥他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促使每个人都发挥和贡献出自己的才能和力量，说的过分一点，就是能够以自己的献身激发出每个人的献身精神。而且对于我个人来说，在谈服装设计的事情时，他从来不会说你要这么做、不要那么做、用这个颜色而不是那个颜色，是这个角度而不是那个角度，而是在讨论中给我充分的自由，可以让我最大程度的贡献自己的能力和创作欲望，也在心里想一定要拿出让导演吃惊的作品。用《三国演义》里面的一个典故吧，和陈凯歌导演在《无极》的世界里结义。
电影的主题中，有一个就是“命运”，在电影中，这些人物虽然活在现世中，但是他们又都是被命运所左右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超越现世的东西，所以在服装设计上，除了“实”，也会表现一种很超脱的、很缥缈的东西。为了避免给我束缚，导演从来没有给我很具体的指令，而是会比较抽象地告诉我设计的思路。比如说，这件衣服应该表现“爱”，这件衣服应该表现“威严”。而我就会根据人物和情节的关系，比如说这件衣服应该在具体的情节和人物关系中承担怎样的角色，来设计服装，这就是用“实”来体现。比如说，王妃的服装，黑色和金色代表她的身份和威严，她的重重包裹或是有很多绳索，这就表明她受到的束缚，是被压抑、被捆绑的，而后来这种飘逸的衣服，就表明了她追求自由的灵魂，越到后来，她的服装（束缚）就越来越少，即使减少，也依然有绳索，她依然是被束缚着的。鬼狼的服装设计是变化最大的，导演最早的构想，鬼狼的脸应该完全是黑的，而且眼睛和嘴巴应该是一动不动的，因为技术上的原因，后来就弄成紫色服装的、木乃伊一样的感觉，是根据演员的形象逐步修改的。
导演一直强调的是，服装要为人物的性格服务，无欢，导演最开始定下来的一点就是，这个人物要以黑色、银色这两种冷色为基调、还有头盔啊、雕饰啊，这些东西都要突出来一点：他是没有心的。其他人的服装都是布的，可是无欢却是一身盔甲，这也是为了说明这个人的冷酷、残酷的感觉。关于满神和光明的创作，导演看见以后非常满意，说这两个设计就可以一直沿用下去。《无极》的创作对于我来说，一开始就好像是在一个巨大的没有出口的世界里，不知道从哪入手，也不知道《无极》的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找不到一个依据。但是当满神和光明的设计形象得到导演的肯定之后，为我进入这个世界提供了很大的启迪。
光明的鲜花盔甲是一个很重要的设计。最早的创作我自己也不满意，就是红色的、很有威严的盔甲这么一种构思。后来的导演告诉我，大将军的盔甲不光要有威严，还要很美，鲜花盔甲上要有灵魂。最早的考虑，大将军盔甲上的鲜花都是花骨朵，随着他的喜怒哀乐，鲜花开放、闭合。我看到后来制作出来的服装，感觉到非常吃惊，很吃惊中国服装制作的水平之高。
道具 秦红波
【秦红波自述】
我实际上还是先看剧本，看完剧本把剧情熟悉了，然后再考虑道具的风格问题。开始的时候，道具设计是很困难的，因为这种风格的影片，咱们没接触过，在市场上也很少，可以说没有。所以我也付出了很多心血，是一个很艰苦也很痛苦的过程。
拍摄之前，我们设计了很多道具。比如说囚车，囚车到最后我们也没用，但是那个设计经历了很长时间，画了很多种类型的方案。一开始还是摆脱不了原来设计的那些影子，所以说可能需要一个很痛苦的过程才扭转过来。
无欢家里边的那个火盆也设计了很多次，好像做了十几个方案。最初的火盆就是我们过去拍戏经常见到的那种打铁盆，或者是很古典稍写实一点的盆子。那么现在影片中这种风格，我也说不好是一个什么风格，反正觉得放在北公爵住所里，还挺舒服的。最后拍出来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无欢的那把椅子在本来设计之后，叶锦添又加了很多东西，比如说一些鸟标进去。叶老师对我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因为他毕竟是电影美术界比较成功的老师。所以说他增加了北公爵这些座椅上的东西，也给影片增加了一些色彩，我觉得加的还是很恰当的。
兵器也是分为好几种部队，白军会有鸟的形式，红军会有海棠花。这些都是能代表两个不同部队的东西，所有这些因素加进去以后，兵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我感觉导演最满意的道具是王城的立灯，就是一个人形，然后头顶一个中国古典的纱灯。他觉得很独特也很符合那个环境，但这些设计都是画了很多图纸以后才产生的。反正过程现在想起来还是很让人激动的吧。
在北公爵住所里面，几件大道具，像火炉、北公爵座椅、还有鸟形吊灯，基本上就是我设计的。比如那个鸟形吊灯最早的想法是，因为是一个有表情的鸟，它离演员很远，有一些表情并不影响拍戏。它也代表北公爵，火苗是从身体里燃起来的，这个鸟也是北公爵的一个象征，所以它在那个环境里还是很舒服的。
我第一次看完剧本，很草率地画了一些图，但是画得很细，拿给导演看。但是，现在想起来那些图是很不适合这部戏的环境陈设的。当时，导演还是鼓励了我。所以说，我一开始就很有信心的能把这个事做好。
我觉得这部戏我的收获是非常大的。它确实改变了我对道具的认识，让我觉得道具设计有的时候是很重要的，或者说是极其重要的。比如说《指环王》，指环本身就是一件道具，而且整部戏就是围绕一件道具展开的故事。
对于《无极》来说，每一件道具都很重要。它是一个流畅的故事，它跟《指环王》不一样。每一件道具还是为了戏而出现的，我觉得做到恰如其分就是最好了。
我最喜欢精舍的铜镜那个道具。因为这部戏虽然是有东方古典的风格，但它没有朝代，历史又不很鲜明。所以设计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难的事。那个镜子是糅进了一些东方特点，比如说中国古代铜镜，它的镜面是用铜做的，然后边沿呢，有一些宝石。这样很东方，形状很自然很流畅，和环境也很贴切。它所谓的成功就是它放在那里很合适。
道具图画完之后，我还一直参与制作。因为设计出来以后，如果你不跟制作者交流的话，他很难光靠一张图纸去完成。所以从材料的选择到工艺到制作过程到效果，我一直是和整个制作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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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身而过的“无欢” 张国荣
【陈红说张国荣】
第一次是在《风月》试镜的时候见到张国荣的。那是十一年前的1994年，那个时候我觉得他非常的阴柔，非常的秀美，但是很招人喜欢，不给人一种大牌，或者给人形成压力的感觉。那个时候《风月》起初还确定了我演女主角，差点就和张国荣演对手戏了，那段经历是我人生当中最不快乐的一段经历。但是幸运的是，我认识了国荣。
和张国荣在一起，会特别的放松，无所顾忌。如果人有幸和一个专业的人在一起，他有时候就能影响你。张国荣就是一个很专业、很艺术家的人。他不会这样去说一个人，比如陈红你很漂亮怎么怎么的。国荣是一个很真实的人，他说不出来这些话。我觉得他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完整、独立的世界，他的世界是与世隔绝的。这就是他当时给我的感觉。
95年《风月》在北京作宣传，是在那年年初的时候，我和圈里朋友葛优、吕丽萍还有他吃过一次涮羊肉。之后我与张国荣就没怎么联系了。在这之间，我和凯歌、国荣还在意大利餐厅吃过一次饭。但是碰面相当少。我觉得他有时候也蛮幽默的，是一种他自认为的幽默。比如他努力地想像北京人那样，学北京话，自己编一些笑话啊，逗大家笑。他还是很小孩子气，内心蛮纯真的。
2002年的时候，为了《无极》，我们走了很多地方，韩国、日本等等。当时也没有很强的目标性，只是约见了不同的人，和董玮、鲍德熹等人都见面、聊过。凯歌认为一旦要开拍一部电影，主要还是人的工作，以人为本。我们并不是因为谁最红，才去见他，而主要看和谁有缘，首先聊天都是聊和制作、电影没有关的东西。于是，那个时候就计划在香港见一些朋友。当时要联系张国荣并不困难，我们去香港最主要的目的，也是要去见见国荣。以前要联系国荣是非常顺畅的，我们有他的手机号码，哪怕留言台留了言，他也会很快回电。但是2002年的那次，就觉得非常奇怪，给他打了电话之后，没有音讯。我们又托他的一个香港朋友联系他，他也说找不到。我和凯歌两个人是很相信缘分的，就觉得国荣可能不在香港，或者原来的手机号码已经不用了，也就没有去多想。因为我们始终觉得，对于自己搞不清楚的事情，就不要让它一直来困扰自己，或者一定要搞明白。
当时我们觉得无欢这个角色，张国荣是唯一的人选。因为这个人物比较中性，内心又是非常的阴柔，让人感觉，这个角色无论是好还是坏，都是很脆弱的。但是当一个人脆弱到极致的时候，他的处世方式又会变得很强。有些演员，你一看，他就是一个单一的演员，非常单薄的。但张国荣是一个有极强矛盾性的演员。当时真还没考虑别人。如果有很多人都能演这个角色的时候，这个角色的价值也就没有那么大了。
说实话，那个时候挑选演员还不是当务之急。我和凯歌做事又不是那种特别一板一眼，一定要怎样的人。当时最重要的还是剧本。反正大家都是很亲近的演员和合作关系了，有时间就见一下，没时间也无所谓。一晃好久，就没有联系再见面。
2003年的1月20日，冬天的时候，我和凯歌突然在国际俱乐部里见到了国荣。那个时候，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好像在等什么人。奇怪的是真正见了面，我们反而没有和他聊要拍电影的事情，之前找他的确是要合作。但是那天，我们只是问他要了一个电话，他留给我们香港家里的新电话和新的手机号码。所以我现在回想觉得特别奇怪，当时我们怎么一点《无极》的事情都没有谈。这就是命运，太奇怪了。回过头来想，当时谈了也没有用，因为两个月后他就走了。这是我们偶然一次见到国荣，没想到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国荣。
听到国荣离开消息的那天，正好法国前总统来访，我和凯歌在西藏办事处和一堆朋友在一起，接待这位来访的总统。那是两年前4月1号的晚上，下着雨。法国前总统很喜欢中国文化，和中国电影，提起电影《霸王别姬》，他当时还说了一段张国荣的台词。后来大概7点多钟，我的手机上接到电话，说7分钟以前，张国荣跳楼了。我还说不可能，这简直是一个笑话。后来我们打电话给一个非常可靠的香港朋友，证实了这个消息。当时凯歌表现得相当平静。这种平静，似乎让人感到凯歌和国荣之间有一种，怎么说呢，可以叫“默契”的东西。他似乎可以理解到国荣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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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择
我排斥“选择”这个讲法，因为这不是选择的问题。人和人之间首先是缘分，然后才是和这个人走在一起，真的是彼此的吸引。不是说我去选择了他，因为他是大导演。
关于危机感
自从我和凯歌第一次认识，到现在，我从来没有过危机感。我没有女人的所谓这方面的烦恼，比如说害怕人老珠黄，害怕青春逝去，害怕丈夫不爱，害怕被社会巨轮抛出去。这是因为我妈妈从小给了我一个健康的心态。我自小生活在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庭里。所以我体会不到这种危机感。我这人是很豁达，很随缘的。
关于维持
我不喜欢用“维持”这个词来描述婚姻，如果婚姻是用“维持”两个字的话，这个婚姻的基础已经不存在了。我一直在体会凯歌的这句话，两个人在婚前各自拥有一个花园，结婚以后，不是花园变小了，而是花园变大了，所以走到今天。这样，我们的婚姻是越来越牢固，越来越好。
关于同志夫妻
我觉得我和凯歌的关系更像同志夫妻。在工作中，我们几乎都忘记了自己的性别。对凯歌来说，只要给他充分的自由让他去爱电影，并且支持他爱电影，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满足。他现在是非常满足的，因为我全心倾力地去支持他的事业，我们是在工作中建立感情的。
关于人生
凯歌给了我另外一种人生。外人觉得他是思考型的，很苦、很累，但是他自己很享受这种人生，苦或乐，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让我对自己的人生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和判断。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一个人能够把内心完全地展露，就只有在面对自己的妻子或者面对丈夫的时候。
抬头，镜子里，有一个男人那样专注地看着我
我第一次见到凯歌似乎是92年的时候，他在拍《霸王别姬》，另外一个导演带我去片场看拍戏。我一直很喜欢凯歌的电影。第一次吸引我的是《黄土地》。然后是《大阅兵》。我从小喜欢当兵的男人，觉得他们好威风，好高大帅气。凯歌在《大阅兵》里，把男人、部队的气势拍得非常的性感，非常到位，给人一种强烈的吸引，那种男性的吸引力。
我们俩正式相识主要是94年《风月》选角的时候。那个时候，王静莹被换下来，剧组就在全国范围内找演员。我当时在拍《霜叶红于二月花》，有一天早上接到电话，他们让我去试妆。我就去了，在化妆的时候，第一次有点激动。我是闭着眼睛在让化妆师打理，那时挺累的，因为是在拍其他戏的空当里赶去试妆的。我猛一睁眼睛，呀，镜子里怎么多了一个人？导演就坐在我身后，他在看我，非常仔细地端详我。当时我心里一下有一种怦然心动。说不清楚的感觉，你在一瞬间，突然发现镜子里有个男人，这么仔细……突然镜子里多了一个男人，这么仔细、这么专注地看你，让我觉得……凯歌是非常仔细的人，强调每一个细节。其实他是出于一个导演对于一个演员的判断，但是在那刹那，我突然有一种别样的感觉。
当时，就试了一段如意的戏，后来我就走了。走了以后，又去了一次。再去就是要进组拍戏了。可是，《风月》后来发生了很多波折和磨难。我和凯歌的工作缘分没有继续。
他说，女演员都怕我，你怎么一点都不怕我？
之后；94年11月份，凯歌父亲去世，我去他们家送了一个花篮吊唁。就在他们家坐了一会，聊了会天。到了95年1月份，凯歌和葛优啊他们一起聚会，就把我约去了。聚会的地方好像在香港美食城，那个时候算是很有名的粤菜馆。吃饭以后，他喝多了点，我也喝多了点，之后我们俩就跑到走廊上去说话，大概讲了很多话。他说你怎么是这样一个稀里哗啦的人，你们家是部队的？我说是的，我外公是部队的，我妈也当过兵。他说我挺喜欢你的性格。我说你喜欢我什么性格？他说你挺简单，挺直的。我说，是吗，喜欢我性格的人多了。反正两个人就有点打情骂俏的。他说，以后经常请你去看看演出，可以吗？我说当然可以啊。他说你怎么一点都不怕我，女演员都怕我。我说，我干吗要怕你，你是老虎还是豹子？你是人我也是人，我凭什么要怕你啊？他就觉得我挺有意思的。其实我这个人胆子特大，没有什么可怕的。你有才华，你是大导演，我就需要怕你吗？
他之后果然约了我看演出，就是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还去听了坂本龙一的音乐会呢，还一起去看了车展。反正两个人在一起，聊得挺投缘的。他的工作压力非常大，那个时候在做《风月》后期。那个戏特别不顺，加上刚刚失去他的父亲。和我在一起，凯歌可能觉得特别的轻松，特别没有压力，而且我可能和别的女孩子不太一样，我不是那种矫揉造作、嗲兮兮的女孩。我那个时候还剪着小男孩的头，挺鲁的。这些可能都是他喜欢的。
杨佩佩问我：你是不是要结婚了？（1）
那段日子，我正在拍杨佩佩的《今生今世。拍完这部戏，杨佩佩还想让我接着拍《新龙门客栈》。拍《今生今世》是95年5、6月份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时候我们一起住在长城饭店，她说我们给六哥打电话，六哥算命特别准。然后在电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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