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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趋势-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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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ど桃幸痪俪晌式鹑谝底钜鄣男滦遣皇且桓鼍闷婕＃览档氖乔》昶涫钡拿髦钦铰院透母铩＝刂�2006年2月10日，它的规模已经是花旗银行的11倍。到2008年春天，也就是中国工商银行首次公开募股（全球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IPO）的两年之后，它的股票市值已经高达232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银行。
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央银行的决策者还是十分谨慎的。先是允许小型股份制银行与外国银行进行合作试点。在这一进程中，2005年1月，花旗集团被批准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5％的股份。在此1年之前，汇丰银行已购买了上海银行8％的股份。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中央银行的决策者同意把外国银行在中国银行中可持有的最高股份比例提高到了15％。
2006年，我们结识了曾经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当时他的职务是天津市市长。崔津渡副市长向他汇报说，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正在调查中国社会的现状。于是， 1997年金融危机后被誉为最出色中央银行行长的戴市长为我们设宴表示欢迎。中国的宴会都遵循一定模式，装在精致小盘子里的10道主菜一道道上来，按照级别高低依次分配给客人。大家还会举起小玻璃酒杯互相敬酒，然后小啜一口。如果你能喝酒，宴会规模也足够大，那么肯定会宾主尽欢。我们在午宴上虽然不怎么饮酒，但是仍然很高兴。戴市长非常富有魅力，也很幽默。我们希望一些自以为是、总是批评中国的西方记者也能够写一写一些中国高级官员四海一家的博大胸怀和优雅礼仪。
戴市长还把他在25年前买的《大趋势》一书带来让约翰签名。我们之所以提到这件事情，是因为它表明中国的精英们在西方国家根本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的时候就已经对西方理论感兴趣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摈弃了教条主义，利用一切可以为自己服务的西方知识逐步实现了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目标。
此外，一些辅助性试验改革也在进行中。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银监会就批准了第一个中国私有股份制银行：民生银行。但是它的经营范围受到很大限制。在民生银行CEO经叔平看来，国有银行的领导根本不了解客户的心态。他们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对待普通客户，根本没有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服务对象。中国的储蓄率位居世界第三，而且截至2007年，持有股票或债券的中国人更是高达亿。这么庞大的资金应该得到妥善对待。
媒体上也不断有声音呼吁加快银行体系的开放。《财经》……一家非常有影响力的经济杂志……指出，国家垄断银行业是没有出路的。进一步的改革不会停止，银行体系的放开也将继续。截至2008年，世界最大的5家银行有3家都来自中国。中国工商银行CEO姜建清认为，工商银行未来的发展重点在于网上银行和电子货币交易，他认为电子银行将成为推动工商银行未来发展的最主要驱动力之一。
在21世纪的前10年，中国政府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加强与非洲大陆的联系。2007年，中国工商银行买下了非洲最大银行集团、南非的标准银行（Standard Bank）20％的股份。这是当时中国数额最大的海外投资。不过，中国的许多投资者都对投资非洲非常感兴趣，当然非洲肯定也会从中获益。中国以改善非洲国家基础设施换取对自然资源开发只是对他们的贡献之一，长期来看，中国的社会经济模式本身也许就可以帮助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走出泥潭。许多非洲领导人看得很清楚，30年前中国的贫穷状态根本不亚于马拉维。如果非洲能够获得中国一半的经济成就，那么整个非洲大陆的面貌将大为改观。
巧妙的疗伤法
中国的国企的确存在许多问题。在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些资产被闲置，只是被埋在账簿里，没有人负责，也没有人关心。但是新的市场机制改变了这一切。没有市场需求的商品只能作为不良资产立即处理掉，当然也会大大影响企业的元气。这样一个重组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昂贵的，但是中国领导层创新出了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法：“邀请”全球玩家来帮助自己处理这些不良资产。
也就是说，政府把大量债务像处理旧货一样转移给了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并让西方银行介入。这些不良资产大部分来自于所谓的市场转化成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0年后，发生在美国的所谓次贷危机就起源于类似的不良资产。截至2000年，中国已经完成了许多领域的清理工作，但是仍留有大量不良资产。中国企业在跨越这一障碍时再次显示出了自己的智慧。
2001年11月底，以摩根士丹利为首的一个外国投资财团获批收购了账面价值为12亿美元、负债1亿美元的不良资产。作为补偿，该财团可以购买中国公司的股份。2003年，德意志银行也收购了价值大约3亿欧元的此类不良资产。
解放思想和创新进程的推进不断促进私有领域的发展，使一些国企被改造为成功的私营企业。从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始，私营企业地位的变化经历了两个阶段，从非法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又从补充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3月，这一新的政策和私营经济的地位还被写入了宪法。第二年6月，管理中国股票市场的中国证监会为私营企业在以外币为主的B股市场上市扫清了道路。
在中国IPO发展初期，私营企业上市举步维艰。以1999年上市的北京科利华软件集团（Clever Software Group）为例，它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必须控股黑龙江省的阿城钢铁公司。该钢铁公司地处所谓的东北“铁锈地带”的中心，周围密布的国企大都处于濒临破产的状态。这一“收购”使科利华集团得到了投资者的资金，也使它更加容易从国有银行融资。“我们进入的是一个与软件相差十万八千里的行业。”集团的一位高层管理人员抱怨说。科利华集团的窘境并非个案。据估计，在1997到1998年间，22家私营企业不得不通过控股兼并处于困境的国企实现借壳上市。
并购
1997年，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们的伙伴王巍成立了自己新的咨询公司……中国万盟并购管理控股公司（China M&A Management）。他的创业是那一代人利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的一个典型。
1985年从位于大连的东北财经大学毕业之后，他进入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院深造，获得MBA学位，之后进入中国银行成为一名经济学者。这位青年才俊的前途不可限量，4个月之后他就得到了再次证明自己才能的机会。他被派往东京野村证券（NOMURA SECURITIES）从事债券交易，为期6个月。后来，他还参加了考核词汇量、数学推理、批判性思维和分析性写作等技巧的GRE考试，收到了5所美国大学的入学邀请。但是中国银行不同意他离职，要求他为单位再工作一年。1987年，他的机会终于来了。那一年，他去了美国。
“我刚到纽约时根本没有钱，”他告诉我们，“口袋里只有20美元。后来我找到了一份研究助理的工作，薪水每个月600美元，我还定期为化学银行（Chemical Bank）工作。这样，我解决了生计问题，在纽约待了1年。后来，当时负责国家风险分析部门的副总裁罗伯特·维赛克（Robert Visek）给了我莫大帮助。他曾经参观过中国银行，知道我在1987年出版过一本关于《国家风险分析》（Country Risk Analysis）的书。1988年夏天，我得到了去位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实习的机会，于是我的妻子王洁也来到了美国。”
20年之后，当王巍同罗伯特·维赛克谈到本书时，罗伯特回忆说自己当时认为王巍成功的机会相当小，而且再乐观的人也无法预见中国现在的进步。
在罗伯特·维赛克的鼓励下，王巍继续学业，并且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也接到了高盛公司的录用通知。他当时的朋友刘二飞现在已经是美林中国区主席了，当时王巍还帮助过他。在美国求学的这些年中，王巍从未返回过祖国。1992年春天，他决定在开始新工作之前回国旅行。“我在北京、深圳和海南停留了3个星期，发现自己正处于中国新经济的中心。所有人都兴奋不已、生机勃勃，而且充满创造力，所有人都恨不得涉足一切新领域。在逗留的过程中，我有幸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有过一次谈话。当然，他也谈到了中国多么需要大规模改革，金融领域将成为改革的中心。他还提到，如果我能够回国，那么将成为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第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博士。那一刻我清晰地看到了自己未来的道路。在美国我可以拥有一份事业，但是回到中国我可以创造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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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烂到根了”
和中国的许多精英一样，王巍归国的时候也是怀抱着“创造历史”的雄图大志。1992至1996年间，作为中国南方证券的副总裁，王巍积累了更加丰富的经验，为30多家中国国企实现了上市。在这一过程中，王巍发现，“国企已经烂到了根，大部分交易都成了垃圾股。”
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也很具挑战性，因此他在1997年成立了中国万盟并购管理控股公司。“我意识到，私有领域才是未来希望之所在。因此希望通过并购实现私有化，”2000年接受《亚洲周刊》（Asiaweek）采访时他如是说。他把孱弱的国企改造成为新市场中明星的目标也是中国变革的典型写照：“我所做的是使国企成为股份公司。我并不一定要改变所有权，而是要改变它们的运营方式。”
就像一家健康发展的企业一样，中国也在不断改变自己的运营方式。它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不断尝试新的商业与管理模式。而且，它还“摆脱了桎梏我们精神的枷锁”，把自己从一个贫穷落后的企业改造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企业……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而且，中国丝毫没有停止这种改革的迹象。
对于中国的感受和观点也许是最多样化，也最矛盾的。虽然大家都意识到了中国日益重要的地位，但是许多人的观点都还是建立在偏见与无知之上。在某些问题上进行实事求是的争论是必要的，但是我们没有资格对一个领导数亿人走出贫穷、得到绝大多数民众拥护、而且有着清晰前进方向的政府指手画脚。中国并不是惟一一个对自己过去的错误保持沉默的国家，欧洲经过了几十年才消化了“二战”的梦魇并且开始公开讨论它。在条件具备的时候，中国会探讨自己过去的错误。
在本章开头，我们曾说过30年前中国是一个饥饿的国家。经过30年的“解放思想”，中国仍然是一个如饥似渴的国家，不过现在它所渴望的是保持经济增长、继续推动社会进步、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
谁来承担这一重任？
中国国土面积中只有三分之一是平原，剩下三分之二都是山区和沙漠。它的水资源缺乏，而且分布不均。全国共有55个少数民族、大约2000种地方方言。预计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65％，但是现在仍有43％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农业只占到中国GDP的11％。中国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仅仅15年后60岁以上老人就将达到3亿。
这样一个国家是如何凝聚在一起的呢？谁能管理13亿人口并且实现小康的目标呢？
中国政府领导人的产生与西方大不相同，他们的合法性来自于政绩。中国的领导层有着按实际情况办事的强烈取向，相信正确行使权力的重要性，能够与时俱进，重视通过交流处理信息，形成领导层的共识，并通过人民来实施。
中国改革之父*首先证明的就是，只有思想解放的人民才能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谁说了算？
“解放”这个词（英文为emancipate）来源于拉丁语emancipare，意为儿子或者奴隶脱离mancipium或者他人的控制，获得自由：言论自由、决策自由以及选择自由。
当然，往往一个人的自由选择可能与另外一个人的自由选择正好对立。你认为的明智选择在其他人眼中可能一无是处，反之亦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谁来决定好坏呢？在中国人看来，你们的事情你们来决定，我们的事情应由我们自己来决定。
但是，这不是大多数西方人看待中国的方式。他们总是认为自己的道德标准是全世界通用的，因此希望其他国家也能遵循这一标准。西方人为什么总是想要对别人的事情指手画脚呢？社会学家告诉我们，不同文化对于“真理”有两种观点。“普适论”（universalistic）文化相信有些“真理”或者价值观是不言而喻的，是人类基本生存条件的一部分。西方国家信仰的就是这种文化。另外一种叫做“特定论”的（particularistic）文化则认为适合我的就是对我而言是对的，适合你的就是对你而言是对的。也就是说，每个特定社会都应该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什么是最适合自己的。
大部分信仰个体主义的国家往往都是“普适论”的拥趸，大部分信仰集体主义的国家则往往倾向于“特定论”。因此，作为世界上个人自由旗帜的美国和人道主义旗帜的欧洲，都感觉自己有责任训诫那些不符合自己所认为的每个人都应该遵循的普适价值的国家和社会。但是，在推崇集体主义的社会里，人们首先忠于集体，然后再考虑个人。如果你来自这种社会，那么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的方式是自己的事情，别人不应该干涉，危机时刻尤其如此。
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的做法类似于企业应对危机。当处于破产边缘的时候，企业是没有时间和精力通过选举来决定对策的，管理层必须迅速做出决策，而且还要考虑到长远利益。企业存亡应该是首要问题，个人的利益应该暂时放到一边。那些反对公司文化和目标的人们要么离开，要么适应。只有在企业恢复元气之后，合作伙伴才会享受更多的自由和选择。但是，一旦企业的生存受到威胁，所有的自由都会受到限制。就像我们在“9·11”事件后所看到的那样，连美国人的自由都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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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自己的路
中国在许多方面还有待改善，比如司法、环境、*问题以及言论自由等。但是危险更可能来自于经济方面。中国领导层如何抗击经济和金融危机呢？它如何保持增长、降低失业率呢？它能够打击各个层面的*吗？衡量一个企业的标准不是它的文化、管理风格和领导技巧，而是它的经济状况。
哈佛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道：“我们对当今中国社会结构的凝聚力及其政治体制保持高效的原因知之甚少。”中国正在创造自己的新社会、自己的政治体制。它从借鉴*列宁主义出发，但是很快就根据自己的思想和现实需要对这些学说进行了调整。中国借鉴资本主义来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但是政治立场没有动摇。
经历了思想解放进程的中国就像一个“混血儿”，也许这个孩子很快就会在吸取父母……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长处之后，独立走出一条新路。
*把解放思想称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宝，”并且向人们保证中国的发展道路不会改变。“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他说，“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的呼声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渐渐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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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的足迹
虽然上述论述在西方人看来有些生硬，但是它所传达的信息是十分明确的。继续解放思想就是要进一步放松控制、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现实中做到实事求是、坚持改革，不为任何风险所惧。这最后一点是我们很少能从西方政治家口中听到的。
虽然人们对毛泽东领导建立新中国的丰功伟绩仍满怀敬意，但是已不再否认“*”中的错误。在2008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回顾了解放思想的历程。他列举了*及其支持者们在挽救10年“*”造成的危难局面时的三大主要贡献：
1。科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彻底批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
2。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3。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改革开放。
现在，中国依然在追赶西方社会。2007年《中国日报》的一篇社论中写道：
“如果我们想要取得更大的成就就必须要坚持朝前走。我们必须记住，过去30年的成就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30年。是解放思想使所有这些成就成为可能。在我们为当今令人欣喜的增长数字而感到欣慰时，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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