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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震撼三部曲-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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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形成了不把巨额的结构性赤字当回事儿的习惯。他们通过借债来满足选民的短期需求，而忽略长期投资。法国和意大利已经30多年没有实现收支平衡了。金融危机已经将这种债务民主制的不可持续性暴露无遗”。＇22＇
新加坡著名学者马凯硕2013年底写了这么一段话：“2013年10月7日，我在巴厘岛出席了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奥巴马总统不幸缺席。中国领导人在那里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激发起的兴奋感是显而易见的。一些较有实力的国家亲眼见证了一个新世界秩序的出现，在这个秩序中，美国变得心烦意乱，相对而言，中国受到的特别关注似乎要大得多。”奥巴马一面高调地主张“重返东亚”，一面连这么一次重要的峰会都无法出席，因为国会作梗，美国政府不得不关门好些天。福山对此似乎也看不下去了，他评论道：“美国备受推崇的制约与平衡的制度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否决政体’——它使得代表少数人立场的各种政治派别可以阻止多数派的行动，并阻止政府采取任何行动。”他对美国今天政治制度的判断是：“我们的政治制度令人更容易阻止行动，而不是做出具有前瞻性的决定。”＇23＇
五、也给西方制度把把脉
以上叙述的主要是西方有识之士对西方政治制度所作的反思，我们今天还有必要从中国人的视角来评估一下西方的政治制度，也就是说中国人要用自己的标准和话语来给西方的政治制度把把脉，诊断一下这个制度得了什么病。依我之见，今天西方制度的弊病可归纳为“五个缺乏”，即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缺乏“选贤任能”的机制，缺乏“良政善治”的能力，缺乏“综合平衡”的制度，缺乏“深谋远虑”的规划。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了，西方整体走衰的颓势还会加速。
第一，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西方制度今天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这突出地表现在多数西方政客似乎无法（或者说不愿意）按照事物本来面目来认识和处理事物。尽管西方号称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但西方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禁锢极多，对内是“选举政治”化，对外是“意识形态”化。“选举政治”化意味着政客所作所为都首先考虑“选举政治”的需要。例如，美国的金融海啸本质上缘于金融监管失控和资本力量对体制的控制，但美国两大政党却不愿意实事求是地看问题，而是忙于转移视线，把责任推给中国，声称中国操纵了人民币汇率和抢走了美国工人的饭碗。危机当头，美国两党却继续对抗，使许多改革提案的讨论变成了马拉松式的扯皮。在金融海啸爆发的2008年，美国共和党使用或威胁使用了“阻碍议事”的方法，使80％的主要立法事项陷于瘫痪。这种空耗内斗从金融危机爆发至今从未中断，英国《金融时报》2011年8月5日曾发表过题为“美国选择自我毁灭”的文章，惊叹“我们很难记起美国政治中还有比眼下更哀凉的时刻”。文章批评美国政客见利忘义，互拆墙脚，甚至“希望经济尽可能糟糕”。＇24＇
从对外政策来看，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对外政策具有强烈色彩。许多西方政客和媒体实际上还生活在“神学时代”，拒绝“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个早已发生了巨变的世界，他们至今还死抱着冷战时期的“民主与专制”两分法不放，而民主又被界定为多党制和一人一票，结果世界上就出现了一大批像海地、伊拉克、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刚果民主共和国这样的劣质民主国家，选完就乱，乱了就打，打了再选，选完再乱。
第二，缺乏“选贤任能”的制度。西方社会今天极其缺乏具备战略眼光和执行力的政治家，原因是西方政治制度中缺乏一种“选贤任能”的制度安排。在许多西方国家里，多党民主制度早已演变成一种“游戏民主”，即把民主等同于竞选，把竞选等同于政治营销，把政治营销等同于拼金钱、拼资源、拼公关、拼谋略、拼形象、拼演艺表演；政客所做的承诺无需兑现，只要有助于打胜选战就行。这种没有“选贤任能”理念的“游戏民主”所产生的领导人能说会道者居多，能干者极少。
南欧的“笨猪四国”相继出现了财务危机，一个主要原因是低能的政客只会竞相讨好选民，开出各种各样的福利支票，结果耗尽了国库，最终恶果还是要老百姓来买单。希腊的帕潘德里欧和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是这些国家的标志性人物。帕氏祖孙三代担任希腊总理，是西方“游戏民主”里小范围选人的“家族政治”典型。贝卢斯科尼是意大利首富，坐拥亿万家产，控制意大利主要传媒，尽管关于他的各种绯闻和丑闻几乎从未间断，但他还是三度出任了政府总理。这些国家都曾相当风光，但一代无能的纨绔子弟把国库就弄了个精光。
第三，缺乏“良政善治”的能力。既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又没有“选贤任能”的制度，导致许多西方国家“良政善治”的匮乏。标准普尔于2011年决定降低美国政府的信用评级，其主要理由就是“美国政治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增加”导致了“对美国政治决策机制的信心下降”。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尖锐对立使很多重要提案的讨论变成了口水仗。西方民主似乎已成为效率低下、推诿责任的代名词。美国老说什么问责制，危机已经五年了，连问责制的影子都见不到，没有任何人为这场危机负责，难怪连自由派学者福山都感叹美国政治制度面临着“蜕变”（decay）。＇25＇
第四，缺乏“综合平衡”的制度。从经济角度来看，西方危机的一个主因是多数西方国家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入不敷出，都成了寅吃卯粮的债务依赖型经济。从一个更大的范围看，西方政治制度结构上缺少一种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这种失衡导致不少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日益演变成了“钱主”制度，特别是美国的民主。
许多学者认为美国民主党竞选的主要财源是华尔街和好莱坞，共和党主要财源是军火工业和其他传统工业，而奥巴马当选总统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华尔街的巨额捐款，随后就有奥巴马用几千亿纳税人的钱去“救市”。在这种情况下，要奥巴马对美国金融业进行大规模的改革，确实是难为了他。现代社会需要超出政治领域内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综合平衡和良性互动，否则的话，“钱主”将左右“民主”，“占领华尔街”背后的99％与1％之矛盾也可能因此而长期化，最终导致更大的危机。
第五，缺乏“深谋远虑”的规划。西方体制的另一个主要缺陷是缺乏全面的战略思考和安排，导致了各种短视决策充斥社会各个领域。美国加州政府破产的例子颇能说明美国体制缺乏“深谋远虑”的问题。政客的民粹主义短视政治使政客纷纷要求减税，先是减少财产税，后是取消汽车税，最后加州政府陷入了破产的境地。州政府后来想恢复汽车税，但州议会又从中作梗，结果使加州的财政陷入恶性循环。
美国《时代》周刊不久前发表“民主能解决西方当前的困境吗？”的文章指出：“大西洋两岸的政治问题有着相同的症结——现代民主国家选举政治的要求”，“西方政客们将选举胜利这种狭隘的利益看得重于更大的国家长远利益。他们关心的不是削减赤字、提高经济竞争力，抑或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他们的眼光最远也就是停在下一次选举计票上”。＇26＇
相比之下，中国的体制30多年来一直在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革和调整，已经形成了整体思维、通盘考虑、从长计议的一整套制度安排。这种优势较好地体现在中国五年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之中，中国过去30多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战略规划一个接一个成功执行的结果。今天不少西方学者和企业家已经意识到中国这种制度安排的明显优势。美国《新观点季刊》主编内森·加德尔斯（Nathan Gardels）说得很直白：西方民主制度屈服于“即时新闻”和“一人一票”的“短期暴政”，导致民粹主义泛滥，“这种制度缺乏长期思考、策划，缺乏持续统治的政治能力，远远无法回应中国的崛起”。＇27＇
西方制度的这五个问题集中体现为西方版的“空谈误国”。美国总统奥巴马2008年是高喊着“变革”的口号入主白宫的，但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兑现了多少承诺？华尔街还是我行我素，他承诺了削减国债，但国债却从原来的11万亿美元增加到17万亿美元。邓小平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调侃过美式民主的空谈特点：“美国把它的制度吹得那么好，可是总统竞选时一个说法，刚上任一个说法，中期选举一个说法，临近下一届大选又是一个说法。美国还说我们的政策不稳定，同美国比起来，我们的政策稳定得多。”＇28＇对美国政客忙于打口水仗，美国公众也深感失望，美国盖洛普公司2012年6月的民调结果证明了这一点：美国公众对美国国会“非常有信心者”仅为6％，“较有信心者”为7％，两者相加是13％。日本经历了“失去的20年”，走马灯一样地换首相的20年，政客们竞相给出美丽的承诺，但落到实处的非常有限。
西方政治制度产生了一大批能说会道但不能干的政客。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彦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公开说，自己是“凡人一个，既非世袭议员，也没有雄厚资金，既不是帅哥，也没有卖点，但有一点让我引以为豪的是，在现有政治家中，我是街头演说做得最好的”。但多数日本百姓似乎早已厌烦了这种言而无信的政客。日本《大众周刊》的一篇评论如是说：“如果实行美国式的竞选辩论就可以改变日本政治，我们只要有一群杰出的辩论家就行了，日本最不缺的就是这种人。国家政治混乱，不是这种人太少，而是这种人太多。日本现在需要的不是辩论家，而是实干家！”＇29＇
今天西方民主模式，很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如果他有祖上遗留下来的家产，如西方许多国家那样，他自然还可以继续挥霍和“游戏”，但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上，这种情况恐将越来越难以为继；而对于那些没有祖上留下家产的发展中国家，一旦成了宠坏的孩子，则无药可救。。电子书下载
如果说以上述中国概念点出了西方模式的某些顽症的话，那么“与时俱进”大概就是中国人可以给西方模式开出的药方。其实西方许多有识之士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经历了540多天无中央政府的危机后，比利时的一批知识分子于2011年11月发表了《千人集团宣言》，对西方民主制度未能“与时俱进”提出了强烈的批评：“除了民主，现在全世界的革新无处不在。如公司必须不断创新，科学家必须不断跨越学科藩篱，运动员必须不断打破世界纪录，艺术家必须不断推陈出新。但说到社会政治组织形式，我们显然仍满足于1830年代的程序。我们为什么必须死抱着两百年的古董不放手？民主是活着的有机体，民主的形式并非固定不变的，应该随着时代的需要而不断成长。”＇30＇
六、三个“基因缺陷”
我们讲西方政治制度的“五个缺乏”也好，讲西方政客的“空谈误国”也好，背后是不是还有更大的问题？我认为有，那就是现行的西方制度暴露出来的一些深层次缺陷，这些缺陷也许可以被称为“基因缺陷”。如果这些基因缺陷迟迟无法得到修补的话，最终历史可能会证明，今天仍然在国际话语中暂时占有优势的西方民主制度很可能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插曲，甚至是昙花一现。为什么这样说？
如果我们把历史往前推2 500年左右，当时在希腊有一些很小的城邦，实现了某种民主制度——先把妇女和奴隶排除出去，然后在达到一定条件的男性市民中搞一人一票，这种制度后来被斯巴达打败了。之后的两千多年中，“民主”这个词在西方基本上是一个贬义词，大致等同于“暴民政治”。近代西方国家在完成现代化之后，开始引入一人一票这样一种民主制度。以美国为例，真正普选是从1965年才开始的，比较中国从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两者时间上的差别不过13年。当然，两者的背后是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差异。既然两种新制度形成的时间差距并不长，两者不妨竞争一下，我本人更看好中国模式。
历史上的西方政治精英，包括美国的国父，在民主问题上都比现在西方的政客要谨慎得多。他们大都倾向于采用“共和”与“法治”来防止“民主”可能带来的“民粹”。但随着冷战的结束，随着福山宣布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代表了“历史的终结”，我们不仅看到了西方国家在政治体制上的傲慢，也看到了这种傲慢给西方社会带来的巨大代价。冷战时代结束后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以胜利者的姿态，以传教士的热情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动西方民主模式，掀起了所谓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一时颇有势不可挡的气势。但20多年过去了，第三次“民主化”的成绩单几乎乏善可陈，倒是坚决拒绝西方政治模式的中国，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和速度迅速崛起。
我多次讲过这样一个观点：一个非西方国家或地区，如果采用了今天的西方政治体制，基本上只有两种结局：一种是从希望到失望，如菲律宾、泰国、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台湾等；另一种是从希望到绝望，如海地、伊拉克、阿富汗、刚果民主共和国等。问题是这种结局是否也开始降临到西方国家？随着欧美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展，这种可能性已不能完全排除了。虽然多数西方国家目前还没有陷入从希望到绝望，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仍然享有早先积累的财富（包括大量的不义之财）和国际秩序中的一些特权，如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但西方民众对自己国家现状也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从希望到失望或持续失望的状况。根据美国皮尤中心所做的民调，美国民众在2009年和2012年对自己国家现状满意程度分别为30％和29％；英国为30％和30％；法国为32％和29％；意大利为25％和11％。如果西方国家还是拒绝“与时俱进”的改革，西方整体走衰的趋势估计还会加速，甚至不能排除一些西方国家滑入“第三世界”的可能，像希腊这样的国家似乎正在整体滑向“第三世界”。
西方政治模式深层次的“基因缺陷”是什么？我看主要是今天西方民主制度运作中存在的三个预设：（1）人是理性的；（2）权利是绝对的；（3）程序是万能的。所谓“人是理性的”，也就是我们一些学者津津乐道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理性的思考，做出理性的选择，投下自己庄严的一票。迄今为止的社会经验和实践都证明：人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甚至是极端非理性的。随着新媒体的崛起，人非理性的一面甚至更为强化了。多少政客就是充分利用人非理性的一面大打民粹牌，从而获得更多的选票和利益。当初的希特勒就是这样上台的；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就是这样被民粹政客毁掉的，今天新媒体时代又为民粹主义的扩大和蔓延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美国学者布莱恩·卡普兰（Bryan Caplan）不久前出版了一本专著，书名就是《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Why Democracies Choose Bad Policies），点出了理性人假设的要害。他指出，正是由于“理性选民”的“偏见”，他们的选票才会被各种利益集团所利用，进而对经济造成损害。比方说，“理性选民”有喜欢高福利的“偏见”，政客就打“高福利”牌，结果西方国家一个接一个地陷入了高福利引发的债务危机。他认为民主频频失误的主要原因是选民“理性的胡闹”：多数美国的投票者对政治问题是无知的，他们固有的观点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自己的无知，就把选举搞砸了；因为自己的“偏见”，自己投出的票也带有“偏见”，自己国家的政策最终也带有“偏见”而走上歧途。他认为美国现在要做的是提高民主的“质”，而不是增加民主的“量”，并建议需要“有水准的选民”投票才能解决美国民主制度所面临的质量问题。＇31＇当然，在大众民主几乎成为宗教的美国，卡普兰的建议只能是一种假设，基本没有操作性可言。
现在西方的政治制度安排基本上把选举国家领导人的任务，每四年或五年一次，交给了选民，而集体意义上的选民和个人一样，都有先天的局限和缺陷，特别是受制于个人的眼界和利益局限，往往无法看到自己社会整体和长远的利益。选民非理性选择的主要表现是民粹主义的泛滥。政客只要有足够的金钱和作秀的能力，就可以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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