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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震撼三部曲-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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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人口比欧盟、美国、日本、俄罗斯之和还要多的国家。过去30多年里，中国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但国家保持了团结和稳定，绝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我们还成功地避免了1997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浩劫。纵观世界任何国家，能够取得其中一项，就已经了不得了，但中国几乎全部实现了，这就是中国模式成功的证明。
中国模式形成于全世界范围内的激荡和竞争之中，背后是数千年的伟大文明传承。有历史底蕴的东西就是有生命力，竞争产生的东西就是厉害，所以这个模式不会走向崩溃，只会进一步完善后走向更大的辉煌。中国模式亦是中国最重要的软实力之一。
在中国继续崛起的过程中，我们一定会更加开放，一定会更多、更广、更深入地融入世界，同时也会更多地珍视和维护自己的独一无二，因为正是这些独特之处构成了中华民族对整个人类智慧与文明的伟大贡献。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已经触动了整个世界，并将继续触动这个世界，而我们也希望这个世界会因为这种触动而变得更加和平、人道、公正和美好。
原版后记
一本书一旦出版，便获得了自己的生命，读者或褒或贬，均不在作者的掌控之中，但我也认为自己写作此书的意愿，即用中国话语来论述中国和世界，只会随着中国的崛起，而越来越具有生命力，因为它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一个大势：西方话语已经难以解释今日之中国，也无法应对各种全球问题的严峻挑战。西方主导的这个世界矛盾重重，危机四伏，西方的智慧已不那么够用，世界需要中国的智慧。
用比较随意的文字和平铺直叙的风格来探讨与中国崛起有关的核心问题，对我也是一种尝试，因为我一直认为这类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应该超出象牙塔，超出刻板的说教，超出偏颇的西方话语，成为普通民众都可以理解、都可以参与的事情，毕竟这些问题涉及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最终也关系到每个中国人的生活和利益。
本书初稿的一些章节曾先后在《学习时报》和《环球时报》上发表，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使我受到了鼓舞。《环球时报》网站还替我开设了专栏，使我的文章能够与更多的读者见面。我谨借此机会向《学习时报》的周为民总编和兰文飞编辑以及《环球时报》的王文编辑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同时，我也真诚感谢所有关心我的读者，希望继续得到你们的帮助和指教。
写作期间，有机会在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浦东干部学院等地作了演讲，使自己书中的一些观点得到进一步的提炼。成书过程中，又得到了许多学者和朋友的热情鼓励和帮助，特别是李君如、姜义华、萧功秦、刘吉、萧思健、沈丁立、陈志敏、殷存毅、黄仁伟、周建明、许世铨、李家泉、王群、齐书深、沈大伟、陆小潮、林令山、安建国、赵军湘等，这里谨向他们一并诚恳致谢。
我还要深深感谢我九十高寿的父亲张子嘉，他一直是我文字的第一读者，他的很多带有历史沧桑感的评论，总使我受到启发。我更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慧慧和儿子逸舟。没有他们的理解、关心和支持，此书是难以问世的。要感谢的人还有很多，特别是书中提到的那些与笔者交谈过的世界各地的朋友，他们帮助我更好地了解了这个世界。最后，我还是感念邓小平。1988年5月，一位发展中国家的总统来北京，希望邓小平谈谈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经验，邓小平回答：
“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他还补充说：“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总统接着又询问邓小平应该如何与西方打交道，邓的回答是四个字：“趋利避害。”在本书完稿之时，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谨以邓公的箴言与读者共勉、与国人共勉。
张维为
2008年7月26日于日内瓦
《中国震撼》作者：张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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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以其大国的韬略与智慧、以其超大型的体量和超丰富的传统，其崛起不可阻挡，其道路注定具有自己的特色，这些都将给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带来原创性的贡献。
★邓小平资深翻译，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模式”最坚定的支持者和理论研究者，亲历百国现实，从全球视野中比较“中国经验”，对“中国模式”做出最强有力的理论总结！
内容简介：
“中国崛起”震撼了全世界，“中国模式”也成为了国际学界、理论界热议的话题。张维为教授通过自己走访一百多个国家的所见所闻，以国际关系学者的深厚学术背景，以其独特观察和理性分析，丰富了“中国模式”的深刻涵义，更提出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命题。
《中国震撼》提出，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文明型国家”崛起的深度、广度和力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
《中国震撼》是“中国模式”论的最坚实有力的理论著作，其归纳的“中国模式”的八大特点和八大理念，是“中国模式”论精辟的理论总结，它将丰富关于“中国模式”的理论研究，同时，也让国人以及世人更客观地认识中国崛起的事实，理解中国崛起背后的文化内涵。
作者简介：
张维为，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曾在上海当过三年工人。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日内瓦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博士。曾任牛津大学访问学者、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和国内多所大学的兼任教授。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走访过100多个国家。
著有《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改革》（英文）、《改造中国：经济改革及其政治影响》（英文）、《重塑两岸关系的思考》、《中国触动》、《中国震撼》等著作，以中英文发表过大量关于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发展模式、比较政治、外交政策以及两岸关系的文章，其中《中国震撼》一书曾获上海图书奖一等奖等许多奖项，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引言
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给世界带来了相当的震撼。
西方先是预测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后中国要崩溃；苏联解体后，又预测中国会步苏联的后尘分崩离析；邓小平去世前后，又预测中国要大乱；香港回归前，又预测香港的繁荣将一去不复返；“非典”爆发，又被描绘成中国的切尔诺贝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又有人预测中国将走向崩溃；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后，又有人预测中国要出现大乱，结果这一切都成了笑话。一言以蔽之，中国崩溃论崩溃了。
但在国内，由于种种原因，不少人对自己国家的崛起仍心存疑虑；一些只认同西方模式的人甚至认为：如果中国不朝着西方模式演变，只能是死路一条。其实，只要稍有一点国际视野的人就会发现：尽管中国存在不少问题，但中国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其总体的成功令那些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望尘莫及，西方国家本身也因此而受到了震撼。中国模式形成于全世界范围内的激荡和竞争之中，竞争产生的东西就是厉害，所以这个模式不会走向崩溃，只会进一步完善而走向更大的辉煌。从更为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是一个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如果历史上的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都能够延续至今，并实现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它们今天也可能是“文明型国家”，但这种机会已经不复存在。如果当初古罗马帝国没有四分五裂，并能完成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欧洲也可能是一个相当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这只能是一种推演和假设。如果今天数十个国家组成的伊斯兰世界，能完成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并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崛起，那么也可能是一个十亿人口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今天看来这也是难以实现的愿景。环顾今日之世界，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
这种“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西方或者其他任何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在崛起的道路上它也可能经历磕磕碰碰，但其崛起的势头已不可阻挡，其崛起的方向已不可逆转；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因为它本身就是不断产生新坐标的内源性主体文明。
这种“文明型国家”不需要别人认可也可以独立存在和发展，它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在很多方面与别人不一样，过去不一样，现在也与众不同，今后也还是自成体系的。这就像汉语扩大自己的影响，不需要英语的认可；就像《孙子兵法》不需要克劳塞维茨来认可；就像孔夫子不需要柏拉图来认可；就像中国的宏观调控，不需要美联储来认可。而更可能发生的倒是前者逐步影响后者的问题：汉语可能会逐步影响英语的发展，《孙子兵法》已经并将继续影响西方军事思想的发展；孔夫子和柏拉图都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智慧；中国的宏观调控给美国带来不少可借鉴的东西。
18、19世纪世界上崛起的第一批国家，如英国、法国等，其人口都是千万级的；20世纪崛起的第二批国家，如美国、日本等，其人口是上亿级的；而今天21世纪中国的崛起，其人口是十亿级的，超过前两批国家的人口总和。这不是人口数量的简单增加，而是一个不同质的国家的崛起，是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崛起，是一种独立政治话语的崛起，它给世界带来的可能是新一轮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第一章 不再误读自己
一、世界变化真快
这个世界变化真快。
在相当长时间内，我们担心外界的恐惧，不太愿意使用“崛起”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迅速发展，但外界却偏偏喜欢使用这个词。颇有影响力的美国媒体检测机构“全球语言观察”于2009年末，对全球纸质媒体、电子媒体和互联网进行检索后发现：“中国崛起”竟是全球十年来最热门的新闻主题，其被关注度超过美国的“9·11”和伊拉克战争。虽然这个机构检索的主要是英文文献，不一定能全面反映整个世界对中国崛起的态度，但作为当今国际交流的主要语言，英文检索也许恰好反映了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特别关注。
中国崛起的步伐令人震撼：1979年以来，中国的GDP增加了18倍，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还是按照官方汇率计算的。如果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一般认为中国在1992年就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中国还于2009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过去三十年中，已有8 000多亿美元外资投资在中国，中国成了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国2009年对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达50％左右。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Summers）作了估算：如果说英国工业革命期间，一个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己生命周期里翻了一倍的话，那么在中国当今这场现代化大潮中，一个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内可翻7倍。
十年前，美国媒体还在指责中国银行系统坏账太多，而到了2010年，世界银行资产排名前五席有三个都是中国的银行。五年前，八国集团每年开经济年会还能引来世界关注，但如今其功能已被二十国集团取而代之；一年前，西方学者还在预测金融海啸将导致中国大乱，但结果中国却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并成了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
有意思的是，虽然外界大都认为中国崛起是不争的事实，但国内不少人则心存疑虑，一些人甚至一听到谈中国崛起，就有抵触情绪。2008年底，我赴印度讲学，回国后在报上和网上发表题为“印度贫民窟带来的震撼与思考”的文章，一位网友给我留言：为什么要和印度比？为什么不和东欧比？我回答：我不久前访问过华沙、布达佩斯，我感觉它们比上海落后至少十年。他又问：和华沙、布达佩斯比算什么？为什么不和纽约比？把中国大城市和纽约比，三十年前是难以想像的事，但今天真是可以好好比一比了。其实，美国《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本人就写过一篇这样的比较文章。2008年夏天，弗里德曼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之后途经上海返回纽约，他有感而发，写了篇很有影响的评论，题为“中美这七年”，刊登在当年9月10日的《纽约时报》上。他写道：
当我坐在鸟巢的座位上，欣赏闭幕式上数千名中国舞蹈演员、鼓手、歌手以及踩着高跷的杂技演员魔幻般的精彩演出时，我不由得回想起过去这七年中美两国的不同经历：中国一直在忙于奥运会的准备工作，我们忙着对付基地组织；他们一直在建设更好的体育馆、地铁、机场、道路以及公园，而我们一直在建造更好的金属探测器、悍马军车和无人驾驶侦察机……差异已经开始显现。你可以比较一下纽约肮脏陈旧的拉瓜地亚机场和上海造型优美的国际机场。当你驱车前往曼哈顿时，你会发现一路上的基础设施有多么破败不堪。
再体验一下上海时速高达220英里的磁悬浮列车，它应用的是电磁推进技术，而不是普通的钢轮和轨道，眨眼工夫，你已经抵达上海市区。然后扪心自问：究竟是谁生活在第三世界国家？
他接着说：
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崭新的事实：就技术发展水平而言，中国的富裕地区，特别是北京、上海以及大连这些城市的现代化地区如今要比富裕的美国更加先进。高楼大厦的建筑风格更加有趣，无线网络技术更加尖端，道路和火车更加便捷美观。我再次重申，这一切并不是靠发现石油，而是通过充分发掘自身潜能得来的。
最后他不无忧心地感叹：
我很不愿意对我女儿说：你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
弗里德曼可能对小布什太失望了，所以对小布什误导下的美国把这么多生命、资金和时间都浪费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强烈挫折感。毕竟在不少方面，中国大城市仍不如纽约。以上海为例，至少在金融业、公共文化空间和城市国际化程度等方面，上海与纽约还有距离，但在许多方面，上海确实走到纽约前面了，甚至远远地走在纽约前面了。在“硬件”方面，上海的机场、港口、地铁、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摩天大楼、商业繁华的程度、美妙的夜景均比纽约好。在“软件”方面，上海的社会治安、婴儿死亡率、人均预期寿命等重要指标也好于纽约，上海市民的幸福指数也高于纽约市民。
当然，有人会说我们的大城市确实很亮丽，但我们的城乡差距很大，这个说法我是认同的。我们的城乡差距大于所有发达国家，这也是我们下一步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但我们也不要一叶障目，因为发达国家历史上都经历过城乡差距扩大的棘手问题，缩小城乡差距对任何国家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无法一蹴而就。尽管我们农村的现状离发达国家的标准还有不小的距离，但我们农村这些年发展亦很快，我们农村的总体水平明显地好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关于这一点，我下一章中再谈。
有人说，中国腐败问题这么严重，怎么能算崛起？中国腐败情况确实比较严重，这是又一个需要我们认真解决的大问题。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发达国家在自己工业革命的时候，也是腐败迅速滋生的时候。19世纪的英国议员席位是可以买卖的；美国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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