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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震撼三部曲-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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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话语就会很被动，和西方谈人权，有点像汇报工作，和他们说我们的人权和民主建设正在取得进步，然而由于中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以很多方面还达不到你们的水平。这样谈人权还是在西方的话语语境中谈人权，只会越来越被动。我们要掌握主动，要超越西方僵化的话语体系，从人类良知的角度，以中国人自己的认知和话语来回应西方的话语挑衅。如果美国要和我们谈人权问题，我们非常欢迎，但首先要告诉美国：我们认为21世纪对人权的最大侵犯是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最保守的估计这场战争已经直接造成了至少10多万无辜平民的死亡，数百万平民流离失所。我们应该这样质疑美国：“伊拉克战争杀害了这么多平民，这是大规模地侵犯人权呀。对这个问题你们至少也应该向国际社会、向伊拉克人民作一个解释呀，否则你们怎么有资格来和中国谈论人权问题呢？”我想这样的话语并非只是为了谴责和调侃美国，而且也是陈述事实，我们这样谈人权，不仅会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也会得到西方多数人民和全世界多数人民的支持，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反对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
没有自己的强势话语，就没有定力和担当，就无法捍卫中国的核心利益，甚至会在很多问题上不知所措。过去一段时间内，我们许多政府部门甚至只能跟着西方势力操纵的“民意”走，跟着“网络”和“微博”走，就是一个例子。众所周知，各种方式的网军“灌水”、“注水”、“删帖”，使网络和微博早就失去了公允性。前些年中国的这种状况连很多外国人都觉得诡异，2011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干脆刊登长文，把“中华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称为“谣言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Rumours）。〃＇2＇一个叫秦火火的人造谣传谣3 000余条后才被抓获，这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是不可思议的，他和他所代表的黑暗势力要“谣翻”中国。在西方国家，你造三次谣，甚至造一次谣，一定被抓。这些年，类似秦火火这样的事情发生得太多了，直到中共十八大之后才开始被扭转。
记得2011年福建发生了一起屠童案，惊动了国人，全国都安排警力保护学校，我当时还在欧洲，我的直觉反应是中国校园怎么一下子降到了美国校园惨案频发的水平，这不太可能。我一直认为中国校园属于世界上最安全的一类，这迄今为止都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但当时的国内舆论，包括主流媒体在内，或多或少都把这些惨案归咎于中国当前的社会不公，这实在令人费解。如果这种话语可以成立，那么比中国校园悲剧多得多的美国校园枪杀案无数，是不是意味着美国社会早该崩溃了。如果这种解释可以成立，那么美国的“9·11”恐怖袭击和俄罗斯2010年莫斯科地铁爆炸则是更深层次的社会不公所致，但美国和俄罗斯主流话语一致把这类行为归结为恐怖主义。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源于种种原因而产生的失意者，其中总有极少数人可能转变成极端主义分子。无论社会是否给他以关怀，他总是仇视这个社会，甚至不惜以极端形式来报复社会。这种人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中国有，瑞士有，美国也有，甚至比中国还多。对于这种变态者的所作所为，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应该给予同声谴责，因为他们的行为超出了人类文明的底线。但是由于话语缺乏，我们不少媒体和舆论完全受民粹主义左右，不但不谴责这种行为，而且以此来渲染社会对立和对抗。
中国正处在迅速崛起的时期，中国社会也处在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之中。各种利益调整自然带来了一些道德失范、心理失衡等问题。中国媒体应该承担起社会责任，以公正、客观、冷静的态度来对待这些问题，引导社会走良性调节的道路，而不应该诉诸非理性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一种极端平民化的“大众式狂欢”，它不在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不在乎理性的思考，不在乎一个民族长期和整体的利益，而只在意情绪的宣泄。
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平和向善的社会。美国西奥尔良海啸后和海地、智利大地震后都立刻出现了大规模的抢劫和其他犯罪活动，而中国汶川地震的规模十倍于它们，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中国有再多的问题，也还是处在自己发展的最好时期，我们完全有可能在中国人平和向善的文化基础上，秉持理性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分析各种社会问题，找到解决的方法。我们千万不要重蹈民粹话语的覆辙，千万不要走西方一些势力所主张的社会对抗的道路，我们不能把一个凝聚力极强的中国再一次变成一个充满阶级斗争的社会，这只会使中国人百年的富强梦最后功亏一篑。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革，只要秉持理性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顺利度过较为艰难的社会转型期，迎来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我们继续沿着自己探索出来的成功之路前行，不久我们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用自己的话语清晰地向国人、向世界说明我们从哪里来、走什么路、往哪里去，自信地回应海内外对中国的成绩、问题和未来的一切质疑。我们已经无法回避任何外界的质疑了。我们必须加强中国话语建设，我们要构建全面的、透彻的、强势的话语体系。所谓“全面的”，就是指我们的话语要能够全面地解释中国的成绩、问题和未来；所谓“透彻的”，就是要把大家关心的各种问题讲清楚、讲明白，使我们的普通百姓和一般老外也能听懂；所谓“强势的”，就是要强势回应西方话语的挑战，西方指责中国的话语属于强势话语，国内亲西方势力谩骂自己的国家和制度也采用西方的强势而又浅薄的话语，我们有必要强势地予以回击。
我们的执政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许多话语，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等都是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话语体系，对于凝聚全党共识起着至关重要作用，对中国确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光有这些话语还不够，我们还需要进行话语内容和形式的创新，构建包括民间话语、学术话语和国际化话语在内的大话语体系，构建接地气的、有学术含量的、能与国际社会进行沟通和对话的更大规模的话语体系。
中国学者要从僵化的西方话语中彻底解放出来，中国崛起的伟大实践早已超出了西方话语的诠释能力，这种实践呼唤中国自己的话语构建。我们应该借鉴西方的一切有益的知识，但一定不要失去自我，做西方话语的“传声筒”和“打工仔”是没有出息的。
西方的特点是承认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强大后，他真的尊重你，软实力强大之后他也会尊重你，而我个人认为政治话语是软实力的核心。我们一是要解构西方话语，二是要建构中国话语。这个过程中，会有必要的交锋，这个坎绕不过去，只有通过交锋，最终才可能交流得更好。在西方，如果人家向你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你避而不答，那你就输了，你所代表的国家就输了。所以我主张自信地回应西方话语的挑衅，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把自己的话语体系建立起来，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我的感受是，中国话语可以走遍天下，我们可以用中国话语把中国的事情解释得清清楚楚，也可以把世界的事情解释得清清楚楚。我们软实力的受众，特别是海外的许多受众，总体上是比较自信的，有的是出于宗教信仰，有的是出于意识形态信仰，有的是被西方媒体洗脑了，所以很多人是盲目自信，莫名其妙地自信，喜欢教训中国，但经不起交锋，真的交锋，一点就破。
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我在伦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BBC一位主持人问我是否能够参加一场关于“人民力量”（people’s power）的辩论，我说没有问题，一定参加。在今天西方媒体的话语中，所谓“人民力量”指的就是“颜色革命”，他们还邀请了一位研究波兰团结工会的美国学者和研究“埃及之春”的土耳其学者。主持人很资深，也有一点傲慢。在辩论正式开始前，她先问了我一个问题：张教授啊，你认为中共还会有十九大吗？我说，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西方对中国的政治预测为什么老是出错？我都想不起来哪次是对的。我说，我本人曾订阅过贵国的《经济学人》杂志达15年之久，如果叫我打分的话，关于中国政治的预测，它只能拿C–，就这么个水平，预测了半天还不如我一个人预测得准。辩论开始后，她问我，你如何界定“人民力量”？我说，这个概念在西方媒体上，几乎成了“颜色革命”的代名词，也就是人民起来，而且往往是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推翻一个政府，但中国有一个很好的成语，叫做“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人民力量”就像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在“颜色革命”中，人民造反，推翻政权，这是“覆舟”，但人民也可以“载舟”，中国过去30多年的迅速崛起就是一个“水可载舟”的经典案例。13亿中国人动员起来了，投入了一场改变自己命运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短短30多年，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和一个卓越能干的执政团队实现了一种高度的良性互动，创造了中国崛起的伟大奇迹，而且这种奇迹还将继续下去，中国将在10年内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
在场的那位美国学者大概从未见过如此自信的中国人，惊讶地说：“我周围的中国学者告诉我，中国面临的挑战太多了，一党制已经无法应对这些挑战，他们认为不能排除中国走向崩溃。”我说：“你周围大概是一批持不同政见者，老是盼望中国崩溃，但是这种关于中国崩溃的预测已经说得太多了，世界上还有多少人相信？”我建议她花时间好好研究一下中国历史，我说：“中国有四千年的朝代史，一个好‘朝代’的寿命至少250年，比美国历史都长。今天怎么都是中国历史最好的‘朝代’之一，所以中国今天的崛起，还是崛起的初级阶段，更精彩的故事还在后面。”
二、在牛津大学谈中国模式
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和影响力的迅速扩大，整个世界都期待听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声音，听到中国的话语，中国也有必要就自己和世界的一切向外界发表自己的评判。2012年6月20日下午，风和日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为我的《中国震撼》英文版举行了一个发布会和研讨会，我就以“中国：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为题作了一个主旨演讲，并和与会学者就中国模式、中国话语等话题进行了广泛而又热烈的讨论，以下是我那天演讲的主要内容：
首先要感谢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为我的《中国震撼》英文版（The China Wave：Rise of a Civilizational State）举行这么一个发布仪式和研讨会，非常高兴有机会再次来到牛津大学。20年前我曾在这里做过访问学者，度过了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牛津大学强烈的历史感和浓厚的思辨氛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帮助我形成自己研究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些思路。这次你们又安排我住在牛津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学院底楼有学院之子大诗人雪莱躺在湖边“安睡”的雕塑。雪莱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诗人，他的著名诗句“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曾鼓舞过无数中国仁人志士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英勇奋斗。过去的30年中，这些诗句又鼓舞了无数投入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人，激励他们克服了改革开放过程中许多艰险，这一切为今天中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雪莱住在楼下，我住在楼上，这种感觉无比奇妙。无疑，英国人的历史感在这里得到了最佳体现。这使我想到了今天我要讲的内容，和英国人一样，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历史感极强的民族。如果说“雪莱住在楼下，我住在楼上”体现了英国文化的历史传承，那么在中国，孔子两千多年前的论著，今天多数中国人还可以阅读其原文，则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历史传承。中国今天的崛起离不开这种伟大的历史传承。
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国际事件，但我们也知道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充分。我接触过很多对中国了解甚少的西方人，在他们的感觉中，中国大致就是一个放大了的东德，正在等待一场“颜色革命”。他们还认为那些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代表了中国的未来。今天中午，牛津大学把名誉博士学位授予缅甸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这里就有人问我中国会不会也走上西方指引的政治道路。
我坦率地告诉他，我去过缅甸，这个国家的治理水平比中国落后至少40年，换上西方政治模式来治理缅甸，结果也不会好。我走访过100多个国家，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两种结局：一种是从希望到失望，一种是从希望到绝望。所以我感谢了他的好意，并告诉他中国还会继续走自己的路，而不是缅甸的路，也不是埃及的路。埃及革命爆发后，我就说过，“埃及之春”将演变成“埃及之冬”，现在这种前景似乎变得日益清晰。
其实西方模式在西方本身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从今天希腊的破产到西班牙和美国的危机都说明了这一点。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不久前套用林肯总统的名言“民有、民治、民享”，说美国民主已经蜕变成了“1％有、1％治、1％享”。几乎所有民调都表明西方国家的民众对自己政府的支持率都很低，政府的表现远远低于本国人民的期待，也低于中国民众对自己政府的支持率。这些情况说明西方自己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还任重道远。
过去30多年中，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做了无数悲观的预测，无数次地预测中国将走向崩溃，但结果证明都是错的，中国没有崩溃，而是迅速崛起。西方对中国不断误判的深层次原因是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一旦他们能够尊重事实，能够摆脱意识形态的偏见，他们会看到中国过去30多年发生的变化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最伟大的经济和社会革命，6亿多人脱离了贫困，约占整个世界脱贫人数的80％。这个成就奠定了中国今天的崛起，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包括英国在内的整个外部世界。
我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中国的变革。在座的大都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一定听说过中国民间结婚有“三大件”之说。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三大件”还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到了80年代，已经是“冰箱、彩电、洗衣机”；到了90年代，则成了“空调、电脑、录像机”；进入21世纪后，已经变成了“房子、车子、票子”。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经历过这么快的财富增长。当然我也要向大家表示歉意，因为这是一个过于“物质主义”的例子。但一个曾经上千年领先世界的国家，一落千丈后贫穷了200来年，然后在过去30多年中又迅速致富，“物质主义”一时抬头恐怕也在所难免。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文化建设也会赶上来的，中国的文化底蕴为这种文化建设和中国自己的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
迅速发展的中国自然也有自己的各种问题，有的问题还相当严重，而且不容易解决。我们可以把今天中国的崛起和当年英国的崛起作一个比较，英国崛起的时候，英国本土人口才一千多万人，但它已经有了比自己领土大几十倍的庞大的殖民地，英国可以把自己的问题都“出口”到外部世界，例如，把罪犯“出口”到澳大利亚，把失业者“出口”到非洲，把持不同政见者“出口”到美洲，而中国已经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却只能在自己内部消化伴随国家迅速崛起而带来的各种问题。但过去30多年的实践已证明，中国可以应对这些挑战。尽管中国存有各种问题，但中国总体的成功是确切的，而这种成功的关键是中国国家的性质和中国的发展模式。
中国不是一个放大的东德，也不是另外一个普通国家，而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国家”。中国是一个集五千年连续文明和超大型现代国家为一体的国家。我这里可以使用一个不太准确的比方：这有点像古罗马帝国一直没有灭亡，一直延续到今天，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在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领导下，实现了现代化转型，其地域、传统、文化等巨大的内部差异都可以和平共处于一体，大家都使用一种语言：拉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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