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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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侥眩ㄖ枋薄C勺院9匾械却ο兄茫课菹嗔扇�900人,据视察报告,气候花木均佳,堪作校址。”[1]蒋梦麟为解决校舍问题,亲自去蒙自考察,3月14日回昆明,第二天下午就开会决定文法学院设在蒙自。[1]引自浦薛凤《九龙二月》
  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上课。从4月28日三路师生胜利汇合,仅隔六天就开学,充分反映了西南联大的办事效率高。1938年8月初,“房荒问题已不如过去那么严重,又奉###名流成立师范学院。”蒋梦麟高兴不已,说:“真是双喜临门。”此时,已经决定文法学院从蒙自迁回昆明。蒋梦麟代表联大找黄钰生谈话:“校常委会希望黄先生能出来担任联大师范学院院长。”8月16日,联大常委会决定聘任黄钰生为联大师范学院院长。1938年底正式上课。
  1939年9月,联合大学再度扩充,学生人数已达三千人。很多学生是从沦陷区,冒着生命危险,穿越火线到达自由区。蒋梦麟在《西潮》中写道:“我的儿子原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战事发生后他也赶到昆明来和我一起住。他在途中就曾遇到好几次意外,有一次,他和一群朋友坐一条小船,企图在黑夜中偷渡一座由敌人把守的桥梁,结果被敌人发现而遭射击。另一次,一群走在他们前头的学生被敌人发现,其中一人被捕,日军砍了他的头悬挂树上示众。”
  “我不管就是管”
  西南联大在昆明之初,三校也有一定的矛盾,蒋梦麟处理得很艺术——就是“无为”。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在西南联大,我不管就是管。”蒋梦麟对梅贻琦说:“联大事务还要月涵(梅贻琦字月涵)先生多负责。”蒋梦麟负责联大的对外事务。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闻一多之孙闻黎明说,三校合并之初在人员配置,科系设置上也有摩擦,到1941年才磨合得比较好。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里回忆到,“最初较严重的是北大和清华之间的摩擦,主要是由于北大资格最老,而在联大实力不敌清华”。
  据钱穆的《师友杂记》,当时,梅贻琦在任命联大各学院院长、系主任时,偏向清华,于是引起了北大师生的不满。一日,蒋梦麟有事到蒙自文法学院,北大诸教授竞言联大种种不公平。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取独立。钱穆在发言中力排众议,认为国难方殷,大家应以和合为贵,他日胜利还归,各校自当独立,不当在蒙自争独立。蒋梦麟立即起来插话:“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问题上起争议,当另商他事。”蒋梦麟采纳了钱穆之言,教授们便都不说话了。

“北大功狗”蒋梦麟(3)
“蒋梦麟在西南联大时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如果争的话,就成西北联大了”,曾为蒋梦麟作传的学者马勇这样评价蒋的“无为”。西北联大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组成,不到一年就分崩离析。
  在马勇看来,蒋梦麟的不争,更多的是因为知识分子的顾全大局而不是性格所致。“蒋梦麟是一个很固执的人,绝不人云亦云。”
  跑警报写《西潮》
  “炸弹像冰雹一样从天空掉下,在我们周围爆炸,处身在这样的一次世界大###中,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可怕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蒋梦麟跑警报时,反思中国近代为何积贫积弱,“生平所经历的事情像梦境一样一幕幕地展现在眼前;于是我捡出纸笔,记下了过去半个世纪中我所目睹的祖国生活中的急剧变化。”
  蒋梦麟在跑警报的空隙,用英文写下了他前半生的自传《西潮》。跑警报没有办公桌椅,经常席地而坐。他随身携带铅笔和硬面的练习本,写中文需要郑重其事,颇为不便,于是,他决定用英文来写。蒋梦麟自己也承认,如果不是因为抗战期间跑警报,他不可能有时间、有闲情来写一部自传。
  当我开始写作《西潮》的故事时,载运军火的卡车正从缅甸源源驶抵昆明,以“飞虎队”闻名于世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战斗机在我头上轧轧掠过。发国难财的商人和以“带黄鱼”起家的卡车司机徜徉在街头,口袋里装满了钞票。物价则一天三跳,如脱缰的野马。
  一位英国朋友对西南联大的一位教授说,我们应该在战事初起就好好控制物价。这位教授带点幽默地回答:“是呀!等下一次战争时,我们大概就不会这样笨了。”
  蒋梦麟的自传《西潮》,不是一个学者的单纯自传,而是一所大学和一个时代的见证。蒋梦麟任北京大学校长长达17年,他说:“从民国19年到民国26年的7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变为学术中心了。”一个时代,自然指的是民国,从1911年到1949年,蒋梦麟作为教育家,曾任孙中山的秘书,见证了重大历史事件,所以他写的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他自称:“在急遽递嬗的历史中,我自觉只是时代巨轮上一颗小齿轮而已。”
  蒋梦麟的居住和饮食
  1943年,蒋梦麟在重庆时,美国年轻的外交官费正清对他留下深刻印象,《费正清对华回忆录》记录下蒋梦麟在昆明的生活状况:“从外表看,他颇像梅贻琦——个子很高,身材消瘦,举止优雅,不过,他是个理智胜过情感的人。他们作为昆明高校的两位领袖,都是以其苦行僧形象著称的,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人物。蒋梦麟近来没有为北大做什么。他已困难到山穷水尽,唯靠典卖仅剩的衣物书籍而维持生活,他的夫人现在正在设法寻找工作,而他自己则回到昆明去担任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跟梅贻琦相比,蒋梦麟的经济境况还稍胜一筹。梅夫人化名找到一个工作,结果被发觉,只得中辍。”1939年3月1日,蒋梦麟在致胡适的信中写道: txt小说上传分享

“北大功狗”蒋梦麟(4)
现家移乡间居住,新构茅屋20余间,为此处同人疏散之备……地离昆明四英里。每逢警报,高朋满座。两星期前,几乎每日有警报。近来颇安静也。沈茀斋(沈履,之前任联大总务长)赴川大任教务长,联大总务长以郑毅生(郑天挺)继任,樊逵(樊际昌)仍任教务长。昆明一年以来百物腾贵,米每石已涨至100元以上,前年每石7元。人人叫苦……炭每石近16元。猪肉每斤1元7角。盐每斤6角。鸡蛋每枚1角。同人8折支薪,每月入不敷出。人口较多之家,有午吃饭而晚饮粥者。学生方面,政府每月给贷金14元,幸官米每石50元,犹能吃菜饭充饥。营养大成问题矣。
  蒋梦麟信中提到的“乡间新构茅屋20余间”,是北京大学在昆明北郊岗头村新建的北大教授临时宿舍。那是一处基本上由茅草屋顶和土墙的房舍构成的中式院落。木条组成的窗子上没有玻璃,糊着白纸,有的连白纸也没有,而是糊着出国留学生考试的试卷来阻挡风沙。
  院子中间也种菜,也栽花,还栽了好多竹子,这些竹子是住在这里的人,有蒋梦麟、章廷谦(即《鲁迅日记》中的作家川岛,时任职北大办事处,蒋梦麟的秘书)等人,从附近一个叫虚凝庵的庙里一株两株地移来的。北大教授宿舍旁边,隔一条山涧,还有一个相当大的防空洞,依山凿洞,支以木柱,可容三十人。这防空洞,是居住在此的北大教授一起动手挖掘的,章廷谦非常意外地从挖掘的土中捡到了三叶虫的化石。
  在这处临时宿舍里,周炳琳、赵迺抟(北大经济系主任)、杨振声(北大中文系教授,五四时期著名文学家)、吴大猷(北大物理系教授,后来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饶毓泰(北大物理系教授、理学院院长,我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孙云铸(北大地质系教授、系主任、地层古生物学家,新中国成立后任地质科学院副院长)、戴修瓒(北###律系教授,曾任京师地方检察厅检察长、最高法院首席检察官)、张景钺(北大生物系教授、系主任)、崔之兰(北大生物系教授、因联大规定夫妇不能在本校任职,1938年秋应聘云南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夫妇、雷海宗(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西南联大历史系主任)等教授,章廷谦副教授,各住一间茅草房。蒋梦麟校长则住在正北的三间瓦房中。
  据吴大猷所述:
  那七间小房的分配,是以先入为主为原则的。饶老师、周炳琳夫妇、杨振声(今甫)先生各住了一间;我夫妇及陈嫂再加上她的小孩子统睡在一间里;章廷谦夫妇和三个孩子一间;戴修瓒夫妇和一个女孩住一间;剩下的另一间,由孙云铸太太(带一个孩子)、刘云浦太太(带一个孩子)四人合住;孙、刘两位先生只好在那间公用大厅里搭行军床,睡“统舱”了。赵迺抟(字濂澄)则只得屈居在大厅旁边那间小室里。“统舱”除住单身汉外,还有一大用场,即是打牌的战场,那时已有了基本队伍,即孙、刘、戴、章、饶五将,不愁三缺一了。这时咖啡尚买得到,晚餐后,周、杨二位时常来我家聊聊天,喝杯咖啡。虽一间小小斗室,确兼有卧室、书房、饭厅等多种用途。

“北大功狗”蒋梦麟(5)
据章廷谦《在昆明》记载,北大在昆明北郊岗头村的宿舍虽然小而拥挤,但一到礼拜六,大家买些蔬菜食物回去,连孩子们都盼着礼拜六快点到来,回乡下。住在城里的朋友们,也在休息日和过节的时候下乡来。“就请他们宿在也是我们大家的图书室、客室、饭厅、游艺室的一间两开间敞的草屋子里”。
  蒋梦麟在联大办公时,住在昆明邱家巷二号。1938年12月17日,北大四十周年纪念,那天,借云南大学的会泽堂开了一个纪念会,会后,北大的教授们到蒋梦麟住宅聚餐。大家都期待着胜利,憧憬着马神庙北河沿一带的风物,看见彼此额上的皱纹和两鬓的白发,唏嘘感叹。
  自嘲是“北大功狗”
  蒋梦麟一生的事业在北大,他说:“从1930年到1937年的7年内,我一直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在许多朋友的协助之下,尤其是胡适之、丁在君(文江),和傅孟真(斯年),北大幸能平稳前进,仅仅偶尔调整帆篷而已。”在昆明,蒋梦麟也是殚精竭虑为了联大的团结和北大的发展,“和而不同”是联大胸怀,刚毅坚卓是联大校训。北大心理学教授、联大三青团负责人陈雪屏在《“和光同尘”与“择善固执”》中写道:“西南联大所以能始终如一联合在一起以至抗战胜利,三校复原,而三校之间精神上的契合无间,且更胜于前,我们不能不归功于蒋梦麟。”叶公超也说:“整个抗战期间,大后方的高等教育没有间断,而能继续为政府培植人才,孟邻先生个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然而,抗战胜利前夕,北大人事上发生了一个大变化。这是由蒋梦麟引起的。1945年6月,蒋梦麟去重庆任行政院秘书长,此事引起北大同仁不小的波动。早在年初,蒋去美国考察教育,遍访美国东部、西部、中部和北部。北大教授们曾希望他此次访美能洽购一些仪器、图书,并物色新教授,以为胜利复校的北大建设有所裨益。蒋在美期间即应就秘书长之职。此事他事前既未与北大任何人商量,事后又不来信与教授们解释,引起一些人的不满。
  6月底,北大教授会讨论此事,会议上郑天挺等教授主张根据《大学组织法》大学校长不得兼职的规定,既从政就不能兼任大学校长,蒋应辞职,建议在美国的胡适先生任北大校长。在胡未回国前,一些教授则主张应由周炳琳、汤用彤、郑天挺三人中之一人代理校长。但三人均表示无意此职。9月份,###决定胡适为北大校长,傅斯年为代理校长。
  1945年8月7日,蒋梦麟回到昆明召集教师茶会,坦诚地言称:他欲兼任北大校长却违反了自己手订的大学组织法,最初未想及此点,经朋友们的提示和劝告,决计辞去校长职务。据与会的人士观察,“他讲话的态度极好,得着大家的同情”。蒋氏在北大的“谢幕”,未失他一贯的风度。[1][1]马勇《蒋梦麟与北京大学》
  至此,蒋梦麟与北大的缘分已尽,他走向了仕途,他执掌北大的经历已经化为记忆和往事。1949年,蒋梦麟和傅斯年都选择去了台湾。傅斯年在台湾逝世前曾说过:“蒋梦麟的学问虽不如蔡元培,办事却比蔡元培高明。而我的学问及不上胡适,但办起事来,要比胡适来得高明。”傅斯年接着批评蔡、胡两位校长,办事真叫人不敢恭维。一旁的蒋梦麟听了深表赞同,并对傅斯年说:“蔡、胡两位先生是北大的功臣,而我们两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罢了!”如此妙喻,尽显梦麟先生的性格,其中既有掩饰不住的自得,也有那么几分苦涩的成分。
  

清华终身校长梅贻琦(1)
清华的“终身校长”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天津人。梅贻琦的父亲有传统功名,原有产业,庚子拳乱期间被洗劫一空,家道从此中落。时梅贻琦12岁,他下有四个弟弟、两个妹妹,最小的梅贻宝才1岁。家道中落的困境,可能造成他沉稳寡言的性格。
  1904年,梅贻琦入张伯苓创办的敬业中学堂(南开前身),他是第一期学生,与周恩来交往甚密。当时周恩来经常到梅家找梅贻琦温习功课,有时候通宵达旦。1948年底,梅贻琦和夫人韩咏华离开北平。梅贻琦去世后,其夫人韩咏华应周总理之邀,1977年由美国回到北京定居,受到邓颖超的热情接待。宴请时,特意由天津狗不理的名厨师做了一桌天津菜。
  1908年梅贻琦被保送入保定高等学堂,后来,考取“庚款”留学资格,是首批清华招考的留美公费生。其同届同学徐君陶回忆,自己在看榜时,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学生也在那儿看榜。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后来在船上碰见了,经介绍,才知道是梅贻琦。当时人们留美都选的是中国人熟知的学校,比如徐君陶选麻省理工,梅贻琦却单独去了东部的伍斯特理工学院。徐君陶后来才听说那是一个有名的工业大学,认为梅贻琦的选择确和一般人不同。
  在美国留学期间,梅贻琦不时将节省下来的公费,寄回家中,作为弟弟的学费,资助他们求学。1914年,梅贻琦自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获电机工程硕士学位。
  1915年,他应清华之聘当教师,不久便厌倦了。回天津见恩师,张伯苓不同意:“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兴趣?青年人要能忍耐,回去教书!”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一生,从此就与清华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其中单是校长一职就做了17年。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梅贻琦的教育思想
  学者风度,温文尔雅,寡言少语,勤俭节约,民主通达,公正无私,梅贻琦从一开始就赢得了普遍的尊敬。
  与胡适相比,梅贻琦显然没有“暴得大名”的胡博士那么风光,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地管理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据陈岱孙的说法,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这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具体表现,这句话近年来也常为时贤所征引;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具体的体现就是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令人遗憾的是,1949年之前大学形成的一些传统,比如教授治校,在后来的高等教育中失传。 。 想看书来

清华终身校长梅贻琦(2)
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梅贻琦是一个罕见的人物。他之所以罕见,台湾研究清华校史的学者苏云峰认为,基于下列三个事实。(一)他并无高级学位(荣誉博士学位受赠于1940年),却能率领诸博士群,人人佩服。(二)在抗战之前就使清华大学领先各大学,成为理工教学与研究重镇,跻身于世界学术之林。(三)在抗日战争前后近20年的###风云中,他尚能保持清华校园的基本安定,继续发展,没有成为学生攻击的对象。
  建立在联大模式基础上的教育体制,主张通识教育、思想宽容和学术自由。当时梅贻琦校长被要求加入国民党,但他保卫了联大的自由,以免受制于党。尽管国民党任命的人占据了联大领导层的一些关键位子(联大三青团负责人陈雪屏和训导长查良钊),但却难以改变联大的高度自治。[1][1]郭晓东《联大模式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
  梅贻琦认为大学教育应具有儒家思想主张的“新民”使命,人才的培养应向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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