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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多慈与徐悲鸿爱情画传-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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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描的价值在直接取相,眼、手、心相应以与造物肉搏,而其精神则又在以富于暗示力的线文或墨彩表出具体的形神。故一切造形艺术的复兴,当以素描为起点;素描是返于“自然”,返于“自心”,返于“直接”,返于“真”,更是返于纯净无欺。法国大画家盎格瑞(Ingres)说:“素描者,艺之贞也。”
  中国的素描——线描与水墨——本为唐宋绘画的伟大创造,光彩灿烂,照耀百世,然宋元以后逐渐流为僵化的格式。陈陈相因,失却素描的原始灵魂——物的真形与心的神韵。绘艺衰落,自不待言。
  孙多慈女士天资敏悟,好学不倦,是真能以艺术为生命为灵魂者。所以落笔有韵,取象不惑;好像前生与造化有约,一经睹面,即能会心于体态意趣之间,不惟观察精确,更能表现有味。素描之造诣尤深。画狮数幅,据说是在南京马戏场生平第一次见狮的速写。线文雄秀,表出狮的体积与气魄;真气逼人而有相外之味。最近又爱以中国纸笔写肖像,落墨不多,全以墨彩分明暗凹凸;以西画的立体实感含咏于中画的水晕墨章中,质实而空灵,别开生面。引中画更近于自然,恢复踏实的形体感,未尝不是中画发展的一条新路。
  此外各幅都能表示作者观察敏锐,笔法坚实,清新之气,扑人眉宇;览者自知,兹不一一分析。中华书局特为刊印出版。写此短论,聊当介绍。
  宗白华
  二十四年五月八日于南京
  “以中国纸笔写肖像,落墨不多,全以墨彩分明暗凹凸;以西画的立体实感含咏于中画的水晕墨章中,质实而空灵,别开生面。”(宗白华语)
  孙多慈是在宗白华处读到这篇序文的,看到“孙多慈女士天资敏悟,好学不倦,是真能以艺术为生命为灵魂者”,她有些感动,也有些不安。抬起眼,她非常感激地看着宗白华,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口。
  宗白华笑笑地问,“怎么,不满意?”
  “不是,我想起小时候的事了。有一次经过安庆小南门教授家老宅子,父亲就向我介绍,说教授如何如何了得。当时就觉得教授是天上的星月,可望而不可即。没想到十多年后,教授会为我的画集作序。我,真的非常感谢。”
  193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孙多慈描集》,对于安徽安庆,意义更非同一般。安庆才女的素描集,清新之气,扑人眉宇;安庆美学大师的序,溢美之意,跃然纸上。宗白华出生于安庆,孙多慈也出生于安庆。在国立中央大学,宗白华还是孙多慈“美学”课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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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蒋碧微:我容不了她(1)
十五、 蒋碧微:我容不了她
  如果说徐悲鸿之前与孙多慈的关系,师生之情多于恋人之情,那么在1935年的这个春天,肯定有了质的变化,恋人之情远远胜于师生之情。这时候的孙多慈,面临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毕业,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也将就此画上终止符,那么剩下来的,就只能有恋人之情了。
  但1935年春天的徐悲鸿,并没有尝到多少与孙多慈相恋相爱的幸福,相反,他的整个生活,随这种恋情的深入,被夫人蒋碧微无休无止纠缠,始终处在焦躁和烦恼之中。
  蒋碧微只有一个理由:我的眼中容不了她,我的耳中容不了她,我的心中容不了她。
  4月19日晚,傅厚岗6号危巢,家庭之间的口水大战再次爆发。徐悲鸿一气之下,又收拾简单行李,连夜从家中离开。夜色中,危巢豪华依旧,气派依旧,但骨子里,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徐悲鸿几乎带着诀别的神情望着它,眼中一片模糊。
  少女时代的蒋碧微。
  次日上午10时,徐悲鸿来到上海中华书局。不容舒新城发话,他就将去年夏末回南京后,因与孙多慈相交,引出蒋碧微过激甚至变态的猜疑,夫妻间一次又一次撕破脸的争吵,每次争吵又给双方尤其给自己带来更大的痛苦,一一向舒新城倾诉出来。徐悲鸿并不是个说话很碎的人,但这次将近两个小时的长谈,基本都是他一个人在独自诉说。到末了,他长长吐一口气,“新城兄,你帮我拿个主意,这种日子,我该如何了断才是个头?”
  舒新城只能以常理相劝,但他知道,这种“常理”,对于徐悲鸿,没有任何作用。末了,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邓肯女士自传》,劝徐悲鸿回去认真读读,“你们俩都是艺术大家,有许多相通之处,读之后,或许能从中找到一丝安慰。”
  爱莎多娜?邓肯是著名的舞蹈家,1927年9月14日,她在尼斯(Nice)因车祸而惨死。早几年,邓肯就有写自传的念头,但直到1927年夏才最后完成。自传完成了,生命也结束了。邓肯一生,始终无法权衡爱情和艺术的天平,时而倾向前者,时而倾向后者,她的命运也随之沉浮。“时代变迁了,一切思想都发生大的改革,因此我想有自由精神的女子,都不能承受以往婚姻制度和道德。如果思想发生变迁,而有思想的女子仍旧结婚,那么,便是她们没有勇气贯彻她们的主张。考察近十年来离婚的统计,便晓得我的话是不错的。有许多女子听到我所宣传的这种自由主义,每每消极地反问,‘那么谁来养小孩子呢?’照我看来,假如婚姻制度是保障养育儿童不可少的东西,那么,这种婚姻的质量,未免太低下了。”在自传中,她对婚姻如是理解。爱莎多娜?邓肯的生命旅途是失望的,悲痛的,孤寂的,然而她的生命却是进取的,坚强的,快乐的。徐悲鸿目前的人生体验,多少与她有相似之处。
  舒新城后来在日记里说:“此种男女问题,在艺人间本是常事,盖艺人以感情为生活,若不浪漫,则其作品无生命,师生间真成情侣,亦不算什么,不过在中国说是麻烦。”他又认为,“徐与孙实在谈不到恋爱,不过因孙之才学超群而特别维护之,社会不谅,家庭不谅,日日相煎,结果恐非走入恋爱之道不可也。”
  此时的舒新城,完全是局外人的旁观态度,事不关己,自然说得轻松。但没有保持多长时间,6月24日,南京发来一封信函,就扰乱了他的这种“轻松”。寄信地址是傅厚岗6号,寄信人自然是蒋碧微。信拿到手,舒新城就有一种不祥预感,拆开信,果然,在蒋碧微的眼中,他的身份变了,在徐孙之恋中,由旁观者转换为牵线人。“午前得徐夫人蒋碧微一函,破口大骂……”当天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述。
  蒋碧微来信内容共四条,语气由浅入深,一步一个变化。其中第一条带有“命令”口吻,说孙多慈出画集,是中华书局和作者之间的公事,中间有什么具体事务,应该与孙多慈直接交涉,不应该把徐悲鸿牵涉进来;第二条有所加强,用的已经是“指责”语气,说徐悲鸿近来为孙多慈出画集之事,引起社会各种流言蜚语,“名誉扫地”,“道德破产”,家庭也处于崩溃边缘。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舒新城在中间“宣扬牵引”。言下之意,如果不是舒新城的中介作用,徐悲鸿也不会在道德泥淖中,越陷越深。并说舒新城的这种行为,“实属无聊已极”;第三条干脆采用“讥讽”的语调,说舒新城有家有室,却公开与刘济群同居,置传统道德于不顾,也缺乏或男人或丈夫应有的责任。徐悲鸿虽然有品格缺失之处,但他还不至于效仿你这种下三流的做法;最后,她在信中表现出一种“强悍”的色彩,说自己虽身为女性,但并没有女人的懦弱,也绝不会听从命运,任人遗弃。最后她强调,说自己和徐悲鸿的婚姻是有基础的,不会因为暂时的波波折折而分开。舒新城在中间的挑拨,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写到激动处,她甚至用了“枉费心机”这样的字眼。

十五、 蒋碧微:我容不了她(2)
面对这封充满火药味的来信,舒新城恨得咬牙切齿。他认为此时的蒋碧微,“真所谓疯狗”,并以“悍拓”来加强他的这种感觉。他在日记里说:“我与孙多慈初不相识,因其为悲鸿得意门生,五年前在南京由其介绍始见一面,此后从无交涉,直至本年,悲鸿以孙之画集出版事相委,于四月间由其送稿来又见一面。此后因稿件关系,有所通讯,概为公函。某次孙因悲鸿在京受污甚苦,且自诉苦,悲鸿复请去函相慰,乃复一函,鼓励其努力于艺术。其他无有也。关于孙之画集交涉,均由悲鸿及孙两方请托,交悲鸿整理,寄去之件亦均公函。”气愤之余,舒新城更多的,还是为徐悲鸿的命运感到担心,蒋碧微“迁怒于我悍拓竟如此,难乎其悲鸿,更不知其前途如何也”。
  徐悲鸿素描《碧微镜中》,写于1924年。
  蒋碧微说,我的心中容不下她。这个“她”,自然是孙多慈。
  但1935年6月以前,蒋碧微对孙多慈多少还是有些容忍的,至少没有当着面和她争长论短。不是自己不愿意,而是觉得如果那样做,实在是掉了自己的面子。不说自己比她年长十多岁,论学识,学长相,论经历,孙多慈哪样能与自己相比?但也正由于自己一容再容,致使徐悲鸿与孙多慈越走越近,近到已经危及自己家庭主妇位置的地步。此时蒋碧微反而想开了,徐悲鸿能放下“画家”、“教授”架子,与一个小女生卿卿我我,自己有什么理由不能去和孙多慈当面锣对面鼓地理论一番?
  选择的时间,是5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上午10点多钟;选择的地点,是国立中央大学女生宿舍。有内线先行在那边探明了消息,孙多慈在宿舍,于是叫了一辆车,从傅厚岗直接开过来了。
  立夏前后,“蝼蝈鸣,蚯蚓出,王瓜生。”太阳悬在天空,白晃晃的,有些刺眼。蒋碧微撑着一把长柄阳伞,戴着长至手臂的白手套,穿一身拖地白长裙,款款走近石婆婆巷中央大学女生宿舍的东楼。
  孙多慈正在对近期创作的一幅油画稿进行修改,猛然看见蒋碧微走进来,猛然一惊,她立起身,不知所措,连手中的画笔落在地上也不知道。
  “孙多慈,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吗?”
  “徐夫人,我……”
  “外面流言蜚语传得那么厉害,你好定力,还在宿舍呆得住?佩服,佩服!”
  “徐夫人,请你相信,我和先生之间,真的没有什么……”
  “好啊,我也希望你们之间清白得只有师生关系,可你有证据来证明你们的清白吗?”
  “我……我……”
  “既然你拿不出,那我就要问问你了,徐先生画过一幅《台城月夜》,里面女主角,知道是谁吗?”
  “我。”
  “徐悲鸿正为一位学生出画集奔波,短短一个月,上海就跑了四五次,知道这位学生是哪一个?”
  “我。”
  “班上学生那么多,但他只为一个学生在争取出国留学的名额,知道她是谁?”
  “我。”
  “外面传言,说徐悲鸿一改往日作风,半公开举行画展,为了卖画,甚至奔走于权贵富豪之门,而所得卖画款项,都作为这位学生出国留学的费用。知道她又是谁吗?”
  “我……”
  “徐悲鸿现在道德沦落,作风败坏,社会名誉扫地,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根本不值得‘为’的学生,这个学生又是谁?”
  “我……不,不是。我的意思,你不能用这样的字句来形容先生,他是受人尊敬的。”
  “他以前是受人尊敬的,可自从你的出现,他的人生观就发生了变化,事业不顾了,家庭不顾了,公众形象也不顾了。我真不明白,孙多慈,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是想毁了你们老师吗?”
  孙多慈气得一口气直堵到心口,她什么话也说不出,只是呆呆立在那儿。
  蒋碧微尖刻地冷笑了一下,指着孙多慈脸说,“你孙多慈年纪轻轻,出身在官宦人家,也在国家高等学府读书,怎么素质如此低劣,与秦淮青楼女子无异?”
  孙多慈从未受过如此屈辱,但面对盛气凌人的蒋碧微,她弱小如兔,根本无力回击,只有任泪水在眼中打着转转,又“哗”地涌出眼眶。
  “现在你面前有两条路,可生也可死。生,主动放弃对徐悲鸿的纠缠,不再与他有任何来往,一了百了,我也不再追究你的责任。死,仍缠着徐悲鸿不放,那我也就不顾及什么了。”蒋碧微咬着牙齿说,“我一定要在中央大学把你搞臭,在南京把你搞臭,在美术界把你搞臭。我蒋碧微说到就能做到,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能耐。是生,是死,你自己选择吧!”

十五、 蒋碧微:我容不了她(3)
这时候,中大女生宿舍其他寝室的同学,闻声也都围了过来。他们挤在门外,不敢相信堂堂一位教授夫人,居然如此泼辣,如此悍戾。不少学生想为孙多慈抱不平,但慑于“徐夫人”的威严,敢怒而不敢言。
  蒋碧微却借势浇油,她回身看了一眼,嗓门提得更尖。“既然同学们都过来了,正好也来听听。你们的父母,含辛茹苦,供养你们上大学,而且上的还是名牌大学,容易吗,不容易!作为子女,如何报答父母?很简单,集中精神,努力学习,以优异成绩,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回报社会对你们的关爱。可这位号称才子的孙多慈,在学校不思进取,贪图享受,甚至弯弯绕子去勾引老师。这种学生,也配是中央大学的‘学生’吗?”蒋碧微口若悬河还想继续发挥下去,但此时,一位剪着短发的女学生从门外挤进来,两眼如炬,径直走到她近前,逼视着她。蒋碧微有些畏怯,戛然止住话头。
  “尊敬的徐夫人,能屈驾回答我的几个问题吗?”
  “你,你……”
  “如果你是徐教授的夫人,你就应该在傅厚岗好好料理家务。教育学生,是你先生的事,作为家属,你没有资格到中大女生宿舍到来问责一个学生。你这是越权,明白吗?”
  “我今天来,不是……”
  “好,如果你觉得她,孙多慈,干涉了你们的家庭生活,那你更要好好反思一下,那么优秀的丈夫,为什么要移情别恋,是不是你这做妻子的有什么欠缺,有什么过错,已经不值得他再对你留恋了?”
  “……”
  “再退一步,如果说徐教授对孙多慈生有爱意,责任在徐教授而不在孙多慈,如何取舍,是他的个人行为,你这做夫人的都无力阻止,我们怎么能够强行干涉?而这些,与孙多慈没有任何相干。”
  蒋碧微想了半天,才反问道:“你,你是谁?”
  “我是孙多慈的闺中密友,李家应。中央大学社会学系应届毕业生。”
  蒋碧微“哦”了一声,“原来是孙多慈的同党啊,一丘之貉, 你也好不到哪儿去。孙多慈的许多坏主意,恐怕就是你背后唆使的。”
  “请徐夫人说话注意分寸,你那‘唆使’有诽谤之嫌。如果说孙多慈的行为是我李家应唆使,那么徐教授的行动,为什么不能听徐夫人安排呢?当然,也可能安排了,只不过徐教授懒得理你,根本不听从你的安排罢了。”说到这儿,她非常礼貌地让开身子,“我劝徐夫人还是尽早回去,风波闹大了,出丑的不是我们这些学生,而是你高雅尊贵的徐夫人。到那时,我看你一张脸往哪儿放!”
  “好,我知道你李家应了,我会记住你的!”蒋碧微知道遇到强硬对手,不敢恋战,只好顺台阶回撤,匆匆离开了孙多慈宿舍。
  几乎在这前后,孙多慈的父亲孙传瑗,从安庆乘船来到南京。
  孙传瑗突然赶往南京,起因也是一封来信,信的内容,涉及到女儿孙多慈的名誉问题。发信者不是别人,仍是徐悲鸿的夫人蒋碧微。
  关于女儿与徐悲鸿的恋情,孙传瑗早有耳闻,但女儿大了,又身在异地,想管,不好管,也无法管。但他没有料到那些传闻,在1935年的初夏,已经化作了阵势强大的热带风暴,而自己心爱的女儿,此时,正处在风暴眼中。
  随着年龄增长,传统思想也随之增长的孙传瑗,也确实不能忍受女儿,在爱情问题上,做出如此尴尬的选择。
  所以,南京他必须来。来的目的有二,如果徐悲鸿家庭破裂在先,女儿插足在后,即便徐悲鸿年龄大许多,他也尊重女儿的选择,最起码,道义上可以不受谴责。如果反之,他就要强力反对。他不允许自己纯洁如玉的女儿,人生轨迹上有这种肮脏的记录。
  就是带着这种复杂甚至沉重的心情,孙传瑗再次来到南京。
  当晚,在鼓楼饭店,孙传瑗与孙多慈的同学蒋仁取得了联系,请他安排,尽快与徐悲鸿见上一面。
  蒋仁也是江苏宜兴人,别名乐山,长孙多慈五岁。和孙多慈一样,他也是徐悲鸿最为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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