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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多慈与徐悲鸿爱情画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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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寿康不失时机地插上一句:“既然‘溜既溜不成’,不如再给碧微一个机会,看看她的表现,你的意思呢?”见徐悲鸿沉默不语,又说,“这样吧,我来安排,咱们一起去庐山牯岭陈散原处避避暑,如何?”
徐悲鸿无语。无语就是应承。
陈散原是徐悲鸿忘年之交,长徐悲鸿四十三岁。散原是他的号,其本名陈三立,又号伯严。进士出身,曾任吏部主事,后因参与戊戌变法,与父亲陈宝箴(湖南巡抚)同被革职,隐退后自号神州袖手人。陈散原的诗做得极好,但晚年与人谈诗,总是一再谦虚,“吾七十以后已戒诗矣。”怪的是,书法不是他的强项,但只要有求,总是午夜篝灯,勤勤交卷。他的两个儿子,长子陈师曾号称北京画坛首领,八子陈寅恪则是著名历史学家。在巴黎留学时,徐悲鸿夫妇与陈寅恪交往极密。
谢寿康陪徐悲鸿到庐山后不久,蒋碧微得到谢寿康及时反馈的信息,在母亲陪同下,也匆匆赶到了庐山。
看到岳母陪蒋碧微一起过来,徐悲鸿微微吃了一惊,他的嘴上没说什么,但他知道,在这场夫妻对决战中,他的败势又增添了一份。
徐悲鸿可以不理蒋碧微,但对这位善良又慈祥的岳母,他不能不理。1917年11月,徐悲鸿与蒋碧微携手私奔日本,生米做成熟饭。而在上海蒋家,女儿突然失踪,蒋碧微许配的查家又来逼婚,几乎乱成一团,不得已,只好置一口空棺,以女儿病死为由搪塞过去。一年后,他们从日本回上海,蒋碧微不敢回家,便和徐悲鸿住在旅馆里。岳母知道后,瞒着她的父亲,独自过来看望,见他们经济窘迫,又出资在民厚里租了一间厢房,帮小两口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时光。
关于在庐山的这段生活,蒋碧微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散元先生一家对我非常好,徐先生则默然不理。朋友们极为掇促我们同出同游,我们曾登临五老峰,也曾在巨瀑之下,褫衣冲淋。游兴虽浓,但是这些都不曾使我们之间的僵局,有打开的希望。”
转瞬半个多月过去,暑期接近尾声。再过十来天,国立中央大学也要开学上课。
蒋碧微自己不好开口,便撺掇母亲试探徐悲鸿的心思。母亲既然陪女儿过来,自然希望他们夫妻和好,于是有意无意向徐悲鸿说,“立秋之后,一天比一天凉,也没有带更多的衣服,怎么办?”
徐悲鸿听出了她的话意,怏怏而答:“有什么怎么办?只好大家回去罢了。”
蒋碧微远远听见,心里一阵窃喜。辞职出国的事,当然也就从此不提。
《背纤》,孙多慈写于1934年秋,刊《孙多慈描集》。
从九江下来,坐的是招商局江安号客轮,船经过安庆,停靠一个小时。徐悲鸿走出船舱,独自立在甲板上。江岸之上,振风塔凌空而立,上矗云汉;迎江寺群殿相拥,气势雄伟。孙多慈曾向他说过,这是安庆东城之外一大风景,俗有“过了安庆不说塔”之美誉。往西有枞阳门,进城往西北,一个叫汪家塘的地方,便是她的家。徐悲鸿看江面上正冉冉而起的太阳,大概还不到早晨6点钟吧,此时的孙多慈,恐怕还在睡梦之中,她怎么能想得到,在南城外,在江安号客轮上,徐悲鸿正对她苦苦思念呢?那一刻,徐悲鸿真想随人流走下船去,在汪家塘方家大屋,找到孙多慈,不再回南京,而是隐进深山,做牛郎,做织女,过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
孙多慈《刘杏春女士》,写于1934年春。
但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徐悲鸿仍旧是一个凡夫俗子,他的爱情观,他的生活观,都注定他无法如此超脱。
在远处,蒋碧微一直在关注徐悲鸿的感情变化,直到大轮拉响长笛,缓缓离开码头,她才松了一口气。
就在徐悲鸿乘坐的江安号离开安庆码头的同时,早早起来的孙多慈,在汪家塘方家大屋,在院子里那株葡萄树下,与父亲孙传瑗,正边吃早点边谈心。早点是安庆特有的侉饼包油条,刚刚在街头买来的,侉饼外脆内软,上面撒有芝麻,一咬一口香。
孙多慈以图画满分成绩被南京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录取的消息,在安庆,算是特大新闻,自然不胫而走。安庆女中师生,更当是学校荣誉,四处传播。但同时,关于孙多慈与徐悲鸿之间的流言蜚语,也传到了安庆。更有甚者,有人从南京过来,还将刊有徐悲鸿与孙多慈花边新闻的小报带到安庆。孙多慈自然矢口否认,孙传瑗见多识广,虽然不是全信,但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担忧。
父女俩有一句无一句地说话,但各自都揣有各自的心思。尤其是孙传瑗,面对十九岁的女儿,说轻不行,说重也不行,只能点到为止。其中包括到中央大学后,如何与老师相处。如何与同性同学相处,如何与异性同学相处等。
孙多慈淡淡笑出声来,“你不就担心我在个人问题上不能把握吗?我向你保证,在学校期间,尽可能不与男生接触,如有什么对象,一定先和父亲商量。”
“我也不是反对你处男友,只是……”
“好了啦,我说到就会做到的,你还不相信我吗?”
孙传瑗无话可说。女儿大了,翅膀硬了,做父亲的,已经没有能力再把她掩在自己的身下了。
十一、 闺中密友(1)
十一、 闺中密友
在国立中央大学,孙多慈的闺中密友只有两位,一位是文学院社会学系李家应,一位是理学院物理系的吴健雄。对孙多慈的情事,两人持截然相反的态度,李家应是坚定的支持派,吴健雄是坚决的反对派。有趣的是,多少年后,两个闺中密友的态度大转换,李家应成了坚定的反对派,吴健雄则成为坚决的支持派。
1934年大风之夜,孙多慈写《李家应》。
在国立中央大学的日子,孙多慈外出,总是和两个闺中密友中的一位同行。
李家应是孙多慈自小玩到大的女友,可以用“形影不离”来形容。“同学中,则李家应女士与吾自小学、中学以至大学,未尝一日或离,情好逾于手足;以此之故,吾平生所作所画,以写家应者为独多,亦以写家应者为最逼肖。”孙多慈自己说。李家应比孙多慈大两岁,生于宣统二年(1910),属狗,因而常在孙多慈面前摆出一副老大姐的姿态。孙多慈虽然小一些,属牛,逼急了,就会尖着嗓子反驳,“我是垦荒牛,你是落水狗,你当真还能大得过我?”
李家应老家在安徽含山,父亲李立民与孙多慈父亲孙传瑗一样,也是清末投奔安徽省城安庆的。民国之后,李立民在在安徽政界工作过多年。后到杭州,在浙江省政府工作,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但家小一直放在安庆。李家应个头与孙多慈相仿,但略壮一些,性格也更直爽。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包括个人情感等,也比孙多慈要果断。她的这种性格特点,七年之后在担任战时儿童保育会浙江分会第一保育院院长时,表现得淋漓尽致。战时儿童保育总会会长是宋美龄,浙江分会会长蔡凤珍,是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的夫人。浙江分会第一保育院,于1938年夏在丽水县碧湖镇成立,在李家应打理下,短短几年,成绩突出。1942年春,蒋经国夫人蒋方良,奉宋美龄之命,专程前往浙江第一保育院巡查。这位金发碧眼、身材高大、体态丰腴、服饰华丽的俄罗斯籍女士,对李家应的工作称赞不已。1943年,日军逼近丽水,李家应率保育院迁至云和县,1944年又迁往平阳。尽管条件恶劣,李家应还是带领全院教职员工,垦荒千余亩,办起了农场、畜牧场,种植水稻、蔬菜等农作物。此外,他们还修建校舍,创办工艺组,自己动手织布、做鞋、缝纫、织袜,基本解决了师生生活所需。此时的保育院,实际已经发展成为一所农场学校。1945年8月,李家应因身体欠安,离开第一保育院,相处七年的学生闻知,相送三十余里,一路哭声不断。1945年10月,李家应获国民政府颁发的抗战八年胜利纪念勋章。
当然,此是后话了。
李家应也是1931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的,闺中密友重逢,自然有说不完的话。而此时,也是孙多慈相对苦恼的时期。于是,更多时候,李家应只是一个倾听者。
正式成为国立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新生,孙多慈感觉最大的变化,就是老师徐悲鸿对自己若近若远,若即若离,似乎是在有意识疏远自己。那段时间,他极少约孙多慈去他的画室,有时孙多慈自己去了,他的态度也不比往日。虽谈不上是冷淡,但也绝说不上是热情。他总是处在绘画创作状态,与孙多慈说话,有一句没一句,即使说了,也不在路子上。孙多慈很失望,如果徐悲鸿真对自己穷追猛打,她可能无所谓,不觉得这是什么快乐或幸福。但徐悲鸿对自己不冷不热,在感情上,她又一时接受不了,心里面始终空荡荡的。抬眼看头上的天,垂首看脚下的地,感觉都是灰蒙蒙一片。
孙多慈是无遮无掩的人,她的这种情绪,在闺中密友李家应面前,自然都表现了出来。
李家应认为孙多慈爱情之途险象环生。“如果真想和徐悲鸿相爱,在你心理上,至少要冲破三道障碍:一,年龄的障碍,他毕竟比你大十七岁,做得你的父亲了,现在还感觉不到什么,到你四十岁、五十岁时,想想看,他都六七十岁的老人了,你能适应这种年龄差距?二,道德的障碍,师生恋一直是社会关注的对象,又是与徐悲鸿这样知名画家的师生恋,负面影响更要加倍。前期你们还没有闹出什么,小报记者就编了那么多花边新闻,如果真有什么故事,还不把一个南京城给炒翻天?三,家庭的障碍。你这边是你父亲的反对,他那边是他夫人的阻挠,尤其是他那个夫人,据说特别凶狠,你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学生,怎是她的对手?” 。 想看书来
十一、 闺中密友(2)
孙多慈“扑哧”笑出声来,“到底是社会学系的高材生,说出话来,也一套一套的。哪有那么严重,我只是和他交往密切而已,暂时还没有超过师生关系。”
“既然如此,你就不应该在乎他对你的态度。”
“不在乎也是假话,我是学生,当然希望得到老师的宠爱;我是个女学生,也当然希望得到男老师的关爱。人之常情嘛。但这并不代表我就期待与他在感情上能有什么发展。”
李家应说,“我有个馊主意,装作听取他的意见,说有男学生在追求你,和他半公开摊牌,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孙多慈不以为然,“这种下三烂的方法也拿得出手,他不笑话你才怪呢!”
“也只是试一试嘛,并不伤害你什么,也许有效果呢?”
孙多慈想想也对,就按李家应教的方法,到徐悲鸿画室,故意轻描淡写地把这事说了。
徐悲鸿并不接她的话头,笑笑,故意说起了另一件事,“昨天还是前天上午,有一位青年,经老朋友介绍,到我这里来,说要学习绘画。我看他西装革履,衣冠楚楚,就料想是哪位官宦人家的公子哥。于是我对他说,‘绘画是小技,但可以显至美,造大奇,非锲而不舍,勤奋苦学不易成功。’我又对他说,‘还需要有一种准备,即使你学有成就,在当今的社会里,未免有饿肚子的忧虑,所以还要有殉道者式的精神,必要时要把整个生命扑上去。’那位青年听我说得如此恐怖,凳子也坐不住了,赶紧溜了出去。”
孙多慈先还不明白徐悲鸿的意思,也跟着傻傻地笑了笑,后来突然明白了其中的寓意,脸马上红成一团,头低下来,一句话也不说。
徐悲鸿走过来,抱住了她的臂膀。“你放心,老师对你的感情,没有任何变化。但现在你是中央大学的学生,身份变了,关系变了,环境也变了,有些事,就必须避一避。这一阶段,外面风言风语传得厉害,我家里那一位也不是盏省油的灯……如果真闹开来,徐悲鸿个人得失事小,你的前途事关重大。所以在近两三年内,我想,还是把我们的感情放一放。我希望你把你所有精力,都集中到学习上来。你是我极力推崇的学生,如果你的画技两三年没有长进,出不了成绩,你让我对外界,怎么解释这一切?你那图画满分的佳话,岂不真要成为徐悲鸿一生的污点?懂吗?多慈!”
孙多慈是乖巧女孩,自然很快就领悟了徐悲鸿的这番良苦用心。而她更感动的,是他最后那一声亲切的“多慈”,似乎是一盆火,能把她整个身体,都实实在在地融于其中。
后来孙多慈把徐悲鸿的反应说与李家应,李家应也感到敬佩,“徐悲鸿教授是真汉子,一生有这样的男人为知己,死也足矣!”她从心里发出感叹。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是孙多慈集中精力投入学习的高峰阶段。晚年她向子女讲述这段往事,总是眯着眼睛,一片得意之情,“那时候,脑子里真的一片空白,除了学习,学习,还是学习。在学校里,我的生活路线基本是三点一线,宿舍——教室——图书馆,图书馆——教室——宿舍,甚至星期天也不逛大街。”除了美术专修科的专业课以外,她还选修了宗白华的《美学》,胡小石的《古诗选》,以及徐仲年的《法语》。
徐悲鸿对孙多慈的选修课程很满意,他对她说:“胡小石是国学大师,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他的《古诗选》,堪称中国第一。你喜爱古诗词,肯定获益匪浅。徐仲年是我们教授会主席,翻译家,鲁迅的《呐喊》,就是他译成法文推荐到国外去的。盛成的《我的母亲》能不能读好,就看你跟在他后面学得如何了。”又开玩笑说,“宗白华的《美学》,恐怕是出于老乡和前辈的面子才选的吧。”见孙多慈开口要辩,他笑笑道,“当然是一句笑话。在国立中央大学,在美术专修科,不选修宗白华的《美学》,专业课再好,也不能及格。宗白华可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先行者和开拓者哦!说来有趣,美学界‘南宗北邓’,都是你们安庆人,而且与我关系都不错。‘南宗’宗白华算得上是至交,‘北邓’邓以蜇是书法大家邓石如之后,记得你曾经说过,七扯八算,你们还是同一所学校的校友呢!前些天去北京,我还专门拜访了邓以蜇,欣赏了他珍藏的完白山人的书法作品,那真是大开眼界,大饱眼福。康有为说‘完白既出之后,三尺竖僮,皆能为篆’一点不假啊!有机会去北京,你也要好好学习。完白山人邓石如,在你老家安庆,应该算第一名人啊!”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十一、 闺中密友(3)
那时候,中央大学有四位裸体模特,其中一位是上海请来的,另外三位,都是南京本地挑出来的少女。孙多慈习惯了临摹石膏像,第一次面对真人,多少还有些不自然。一些男学生的眼光,也怪怪的另有一种色彩。徐悲鸿对模特很尊重,上课之前,总是向模特行注目礼。他也要求学生们对模特的献身艺术的精神表示尊重。
圈外的人对模特总有其他的联想,不少外系的学生谈至此,还有一些不理解,那天在食堂,几位同学为此相争,有一位老夫子居然怒气冲冲,“既然是实物写生,为什么偏要裸体人物?狗啊猫的,也同样可以用嘛!”
孙多慈在这边桌子吃饭,本来可以不多事,但听至此,实在忍不住了,立起身来反唇相讥:“人为万物之灵,五官端正,身体曲线多美,兽类怎么可以相比!”
这是徐悲鸿授课时的原话,孙多慈在此只是照搬,但合乎情合乎理,掷地有声。
争论的几位同学不出声了,一起转过头,呆呆地看着这位冷美人。
后来孙多慈拿此事在徐悲鸿面前表功,徐悲鸿果然高兴。又感慨说:“现在的社会,封建残余思想盛行,鼠目寸光者,少见多怪者,比比皆是!尽管不合时代潮流,但想彻底转变,也非易事。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我们要身体力行,大力宣传和推广现代艺术教育,我们共同努力吧。”
这年年底,徐悲鸿一家搬进傅厚岗6号新居。
吴稚晖出资为徐悲鸿买下的这片宅地,在鼓楼坡之北,之前是一片荒凉的坟地。民国政府定都南京后,随“建设新首都”计划启动,南京地产业出现二十世纪第一次地价飞涨。三千块大洋在当时不算是小数目,但在傅厚岗,也只能勉强圈下两亩地。南京老人回忆傅厚岗,都记得徐悲鸿公馆内的两棵大白杨,树干有十数米高,树冠如盖。徐悲鸿新建的画室,就坐落在两棵白杨的树阴之下。类似的巨大白杨,南京城只有三棵,另一棵在城南。当时从上海坐火车到南京,火车徐徐驶进下关,远远就可以看到它们。
徐悲鸿公馆未落成之前,孙多慈拉着李家应来看过多次。这是栋精巧别致的两层小楼,建筑主体为欧式风格,但中间又糅进了有中国传统的庭院色彩。别墅下为客厅、餐厅,上是主人的卧室、浴室、卫生间等,前后为宽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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