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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的冬,热的雪-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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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土豪，分田地（6）
张方山回忆说：
我们区的通信员是大别山本地人，有一次他负了伤，我们把他送回家养伤，被国民党区公所抓着打死了。我们下决心也要抓区公所的人，不然就镇不住他们。通过老乡，摸清了区公所文书来往的规律，他跟村里一个女人相好。我们就埋伏在附近，等他晚上来时，就把他抓住了。他跟我们保证，以后在他的区里，绝不会出事，如果出事了，他负责。我们就把他放了，以后果然方便多了，从前畈里、湾里、村子里，我们都不能住，只能住在山上庙里、尼姑庵里，现在就可以到村子里住了，有情况了，他还来给我们报信。解放后，把这些保甲长集中办训练班，反动的都要杀掉。审查时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说他是个好人，就不杀他，说他不好，那就枪毙。这个区公所的文书就没什么事。有许多保甲长这时就开始找上门来求我们了，来时还扛着甘蔗，有时是拿来几双布鞋。只要不是很反动的，我们也就算了。有些后来关系也挺好，来县城了还过来坐坐，给我们讲讲村里谁结婚了，谁家寡妇又嫁给谁了。
在大别山搞土改，我们的失误很多。比如工作队员就有权杀人，那时我们认为牛经纪是搞坑卖拐骗的，不是好人，抓到就杀了，并且贴出布告，把牛经纪也当作一条罪状。其实，能当牛经纪的，都是养了一辈子牲口，是好庄稼把式。老百姓就很不理解。还有一件事，就是北方的裁缝都有店铺，大别山的裁缝没有，别人要请他到家里来做衣服。有次我们得到情报，说是敌人一个小头目要到桃家坳，我们就埋伏在半路。不久，就过来一个穿长衫，镶金牙，戴礼帽的。在北方人心目中，穿长衫，镶金牙，戴礼帽的，不是流氓就是地痞。所以我们抓住他，他说他是裁缝，但我们不相信。另外，放了他，他要是给敌人通风报信，我们也很危险。于是决定把他干掉。好在我们带的向导认识他，说他是个好人，我可以保他。我们这才放了他。
大别山根据地没巩固，敌人在到处“清剿”我们，没办法搞土改。特别是组织村政权，也没搞好。我们工作队员两人一组，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村政权。先是召集老百姓开会，是强制性的，不来也不行。然后让群众自己选贫民协会、村长、莒长，群众根本就不相信我们能站稳脚，没有积极性，谁也不选，就在那儿耗着。我们就只能看着谁顺眼，长得不像是坏人，就让他当贫民团长、村长、莒长。给他讲，下次再来时，有事就找你村长。由于群众不配合，情况不熟悉，也搞了些流氓、地痞当了村长、莒长。打土豪时，有时就上了流氓、地痞的当，把中农，甚至贫农当土豪打了，而真正的土豪却没打。也有些是两面派，我们来了，就赶紧把“贫民协会”的牌子挂上，也接待我们，我们讲：“我们的安全你要负责。”他就满口答应：“没问题，没问题，我们放哨。”等我们走了，他们又成了保公所，鱼肉百姓，老乡们就更不敢接近我们了。
原六纵十八旅副政委刘昌对此感触尤深，几十年后，他无限感慨地说：
大别山和华北不一样，打土豪，分田地，这在华北行，但在南方新区就不行了。咱们在大别山进进出出那么多次，老乡都很熟悉土改那一套，分田地很好搞，但都是假的。地也分了，把地主的浮财也拿回去了，保存好，然后等地主回来了，就立即又还给他了。经过大别山的教训，以后就有经验了，只有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基层政权也稳固了，才能进行土改。那时的区政府、工作组，说是基层政权，不如说是游击队更恰当些。他们天天要和民团、小保队周旋，还要做群众工作。群众也不敢公开接近他们，村子里好人坏人又分不清，他们一多半时间都只能呆在山上。有些同志急于立足生根，就把一些本来也不是罪大恶极的地主也杀了。杀地主的事很普遍，连一个工作队员就有权杀人。这也是逼出来的，因为这个地主可能不该杀，但要是你不杀他，贫农拿着他的地和浮财，也不放心，总觉得理亏，还是人家的。这样做，产生的后果很严重。有的地主，分了他的地和浮财，他也是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本来还不坏，把他东西分了，他也变坏了，等他们得势了，他也要拿积极分子开刀。经济利益是切身利益，国民党腐败，但他保障私有财产，所以，国民党再坏，他也会跟着国民党走，不会跟你共产党跑。在我们部队里，当时也有不少首长的家属是地主，但他要大义灭亲，要交给人民来处理。有好多家都镇压了，不然群众就发动不起来。在大别山，地主虽然跑了，但他人还活着，我们一走，他就回来了，所以群众根本就发动不起来。当时也没有一个统一标准，哪些是地主，有多少财产是地主，都没有明确规定，加上部队很艰苦，工作组还要给部队筹粮筹款，所以，说是打土豪，分田地，实际上许多地方连富农、中农也搞了，看人家房子好，就进去要金子银子，看人家养了几头肥猪，就说是土豪，不给人家钱就杀吃了。又把一批人推到了对立面，搞得很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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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土豪，分田地（7）
徐怀中在《“火浴”小记》中也讲道：
为了尽快发动起群众，在新区扎下根来，各地都搞了打土豪分浮财，有的地方，三下五去二把田也分了。这当然是一片热心，要让广大农民得到利益。可是，随着敌人主力一到，地方豪绅像雨后的蚯蚓，钻出地面活动起来，威吓分了他们田地浮财的人说：“慢着高兴，看我叫你们吃了草鱼吐鲤鱼！”于是，分得土地的，连忙把写有自己姓名的木牌牌从田坎上拔掉，分得东西的人，悄悄送还去了。事实证明，局势尚未稳定的新区，搞急性土改分浮财，不仅行不通，由于过早地分散了社会财富，对支援战争也不利。
在金寨县，“由于广大干群和战士对地方老财和乡绅民团十分痛恨，不少乡区政府，对敌人不注意分化瓦解，曾出现乱杀、乱打、乱罚等现象，致使少数人乱跑反。”台运行、赵士光：《白涛县长》（《刘邓大军南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295页。）
原随野战军统率机关南下的地方干部支队成员胥光义率一部分干部，被分配在安徽省临泉县的宋集、土陂集一带开展工作，他后来回忆说：
开创豫皖苏新区工作初期，主要是发动群众，进行土改，提出“一手拿枪，一手分田，斗争恶霸地主”的口号，并进行大规模的“分浮财”斗争，然后即实行分田。由于当时在新区搞土改没有经验，而且政策和策略思想准备不足，采用老解放区搞土改的办法，实行“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我们宋集地区采取的方法是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第一步是做贫雇农的思想发动工作；第二步是成立贫雇农协会，找苦主诉苦申冤；第三步展开对恶霸地主的斗争；第四步是分配斗争果实；第五步分配土地。我们与当地的大恶霸地主王三老虎的雇工食住在一起，生活三个多月，很艰难地做贫雇农民的思想发动工作，并把王三老虎抢掠劳动人民的粮食、浮财分给群众。可是白天分了，夜晚有的人又偷着送还给王三老虎。发现这个问题后，我们就问他们为什么不敢要恶霸地主的东西？并告诉他们这些都是贫苦农民的劳动成果，物归原主，理所当然。很多贫雇农不敢大胆说真心话，只有几个老贫雇农和我们相知较深，才分别对我说：“你们的心是好的，你们的关心我们是知道的，恶霸地主和我们是仇敌，我们也是清楚的，我们就怕你们站不住脚，你们一无家小，二无牵挂，今天来，明天走，你们能走，可我们一家老小走不了，现在，王三老虎还没抓着呢，你们走后他就杀我们的人，烧我们的房子，我们受不了啊。”加之老解放区去的个别县区干部缺乏耐心细致的工作，政策观念薄弱，产生了急躁情绪，急于求成，因而不分阶段、不分地区地对大、中、小地主甚至富农一起下手，致使树敌过多，阶级关系紧张，有的地方连基本群众也疏远我们，造成了混乱局面。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就搞不下去了，我们感到这个问题很复杂，于是就向中原局主管土改工作的李雪峰、刘子久、陈少敏等同志反映，说明在新区搞土改的条件不成熟，如按原计划搞法是不行的。建议他们把真实情况反映给中原局领导和野战军领导。
对就大别山土改中出现的“左”的倾向及其危害，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很快就有所觉察，并已随时注意纠正。在视察了新县、金寨、麻城的土改情况后，邓小平紧急召开干部会议，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一是根据地的确立和土改的完成，要有相当长的过程，绝非一年半载所能达到；二是斗争策略上应分阶段性逐步深入，应缩小打击面，才对农民有利，否则会犯急性病和策略上的错误。
对各个新解放区土改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大别山土改的“左”的倾向，党中央逐步有所察觉。毛泽东于1948年1月14日致电邓小平，从新区情况、群众觉悟程度等六个方面详细询问新区土改情况：
小平同志：
请回答下列问题：
（一）在新区是否应当分为两种区域，一种是可以迅速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一种是要经过长期拉锯战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对两种区域的工作采取不同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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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土豪，分田地（8）
（二）新区土改是按土地法大纲平分，还是对富农及某些弱小地主暂时不动？新区中富农及弱小地主态度如何？
（三）是否有开明绅士和我们合作？
（四）是否有许多知识分子和我们合作或表示中立？
（五）各阶层商人态度如何？我军是否可以避免向新区工商业资本家进行筹款？如果筹款，方式如何？
（六）如何处理国民党政府、党部、三青团的各种人员？其中是否有些人是可以争取的？如何处理保甲长？
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邓小平在接到毛泽东询问新区土改的电报后，于1948年1月15日和1月22日连续向中央发出电报，详细介绍了大别山区土改的经验教训，其中关于要根据新区特点区分两种区域实行土改的思想尤为重要。邓小平提出，大别山有1200万人口，可分两种区域，即巩固区和游击区。在巩固区可以进行土改，在游击区不能急于平分土地，但应深入宣传土地法大纲。
党中央收到邓小平电报后，毛泽东起草了一份长电，系统地阐述了新区土改政策：1、土改不能性急，大体用三年时间完成；2、新区土改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打击地主、中立富农，第二阶段平分一切封建地主阶级土地；3、应区分两种区域，采取不同策略。第一种是敌人以后不易再来，即使再来也不能久占的地区，可进行土改；第二种是敌人还能再来，并将久占的地区，还不能进行土改，应该先向群众做宣传。
2月6日，毛泽东将这份电报，发给邓小平，“请小平分析比较电复。”
2月8日，邓小平复电党中央和毛主席。他在电报中对大别山土改出现的一些问题，主动承担了责任，并明确提出了新区建设的方针政策：一、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团结90％以上的人，中立那些可以中立或暂时中立的人；二、区分巩固区、游击区的不同政策；三、禁止乱杀人；四、注意工商政策。在注意事项中，他还特别指出：暂时不斗富农不分底财。使地主，特别是小地主能够生活，不要一扫而光。复电中还讲到，地主经营的工商业应该保留，不予没收。
毛泽东收到邓小平的电报后，立即转发各区，并加上批语：“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
2月15日，毛泽东以2月6日长电为基础，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新解放区土改要点》的党内指示，下发各区。毛泽东与邓小平就大别山土改问题电报往来情况参见冷溶：《新区农村工作政策的转变》（《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第三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228页。）
根据党中央和邓小平的指示，1948年3月12日，鄂豫区党委明确宣布停止土改过火的做法，并到处张贴布告，保护厂主、店主照常营业，对被侵犯的中农户，赔礼道歉，退回错分的土地财物。接着又宣布对没有反攻倒算的地主保障安全，使他们安心生产。实行主、佃都同意的减租减息政策，清理超征和群众错分而又无法退赔的工商财物。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仅新县即退赔六七万块银元。这样做，很快减少了对共产党有对立情绪的人，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正常，一些土绅也开始和共产党合作。
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土改”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同时也为党中央的政策制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以后的土地改革等各方面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这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激战张家店（1）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远在大别山的刘邓大军极为关注，对大别山的险恶环境，毛泽东也是有顾虑的。刘邓大军刚进入大别山时，毛泽东就致电刘邓：“在目前几个星期内，必须避免打大仗，专打分散薄弱之敌，不打集中强大之敌，待我军习惯于无后方外线行动，养精蓄锐，又在有利于我之敌情、地形条件下，方可考虑打大仗。”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87页。
刘邓大军向大别山区的英山县城开进
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刘邓大军必须得打几场像样的大仗。大别山的群众之所以不敢公开接触解放军，他们最大的疑虑就是解放军能否立足生根。随着国民党军源源不断向大别山开来，他们的疑虑也越来越重。解放军到处宣传决不再走，要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说归说，做归做，群众不亲眼看到解放军打几场大仗，打击一下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他们是不会相信的。另外，为鼓舞部队士气，也有必要打几仗。冷的冬，热的雪——刘邓大军在1947年的那个寒冬
这个问题显得更为迫切。当年还是六纵十六旅四十七团机枪连战士的赵魁华回忆说：
在大别山转了一个来月，战士们的牢骚很大，主要是没仗打。那时大家最盼打仗，打了仗，一是能有支好枪，把自己的枪扔掉，换上一支好枪，所以打了仗后，有时是清一色的三八大盖，有时是清一色的美国卡宾枪，就看对方国民党军是什么装备了。二是打了仗，就有了充足的子弹。三是能找个雨伞、雨衣之类的东西。营以上干部主要是弄匹好马，一个得力的警卫员，一支好手枪。团以上干部的三大件是卡宾枪、小撸子（手枪）、好马。战士们盼打仗，还有一点，就是不打仗，没钱没烟抽。打完仗，打扫战场，虽说缴获归公，要组织点验，查谁私藏了金戒指、钢洋，但多少也能留一点，最主要的是有烟抽了。其实打起仗来，开小差的倒不多，不打仗了，开小差的倒多了，主要是北方人，没穿的，吃饭也是有一顿吃一顿，没了就饿着，一点保障也没有，整天也不打仗，群众又躲着我们。战士们怪话很多，打仗死了就算了，就怕在这不死不活地耗着。
打几个大胜仗
但一开始的三个仗都没有打好。
1947年9月7日鲁道源率领国民党军整五十八师进至商城以北，刘邓立即做出部署，准备歼灭整五十八师。二纵主攻，一纵一旅扼守经扶、泼陂河大道，阻击敌四十八师增援。当天，二纵在商城以北河凤桥与敌五十八师交火。五十八师立即收缩于观音山、黄山头等制高点，固守待援。刘邓大军一直在晋冀鲁豫平原上作战，没有打过山地战，只管猛冲，不但没有打下来，而且伤亡较大，二纵六旅副政委彭学桂也牺牲了。一纵一旅在经扶至商城的公路上阻击敌四十八师，也遭受了极大困难。
一纵一旅经过艰苦奋战，仍旧没有顶住敌四十八师的进攻。9日，敌四十八师先头部队与五十八师会合。刘邓见战机已失，下令撤退。9月11日，毛泽东电告刘邓：“目前几个月内，你们作战似应避开桂系主力七师、四十八师，集中主力歼灭中央系及滇军。因七师较强，不易俘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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