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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吴晗-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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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埏 心丧,忆辰伯师(3)
这年将尽,辰伯师移居护国门内白果巷四号。因为辰伯师的母亲弟妹和袁震同志都将避地到昆明来,所以租赁了这一小院房子,共大小十间,正屋三间有楼。辰伯师和亲属都住在楼下和耳房里;楼上一直是借供朋友使用。那时,西南联大、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北平研究院等单位先后迁昆,辰伯师的一些朋友随而迁来。有的一时租不到房子,就到辰伯师寓所暂住。辰伯师好客,宁可自家挤一点,将楼上留给朋友住。我记得,顾颉刚先生、张荫麟先生都先后在那里住过。
1939年后,辰伯师忙碌起来了。亲属到齐,举家共八口,单张罗日常生活就够忙的。而袁震同志久患肺结核未痊愈,须卧床静养,她的护理,全由辰伯师躬亲;弟弟妹妹还正在上学;母亲不唯年事高,而且不谙昆明话;因此,许多家务都得辰伯师管。加上来滇的友人日益增多,不免接待往还,还常常为朋友奔波,有时竟连饭也顾不上吃。可是,虽然如此,他仍然认真地备课授课,从不告假;著书撰文,也始终坚持不懈。《由僧钵到皇权》(又名为《明太祖》,后易名为《朱元璋传》)就是这时开始属稿的。此外,遇有学术活动,他总是热情地支持,积极地参加,常提供寓所供活动使用。他的寓所因而被朋友们戏称为“陋巷小沙龙”。他在北平时,和一些年轻的史学家创建了一个学术组织,叫做“史学研究会”。七七事变,研究会活动暂时中断。这时,成员中的张荫麟、罗尔纲、孙毓棠……诸先生都到了昆明。于是研究会又恢复活动《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载夏鼐先生的《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一文说:史学研究会在七七事变后就“寿终正寝”了。此说不确,想系夏先生当时不在昆明,因而致误。,举行年会,并接纳新会员。1939年的年会就在辰伯师的寓所举行,我和缪鸾和、王崇武等四人同由辰伯师介绍入会,参加了这次年会。研究会还在昆明《中央日报》上编了一个纯学术性刊物,叫做《史学》,由孙毓棠先生主编。辰伯师以“燕肃”笔名,为这个刊物撰写了一些稿子。1938年9月,日机开始空袭昆明。第二年春节后,空袭越来越频仍。市区多次遭轰炸,伤亡惨重。白果巷位于市区中心。袁震同志卧病,太夫人步履维艰,根本无法“跑警报”。每次空袭,辰伯师都只好陪着两位女眷闭门静坐,置生死于度外。雨季过后,空袭更厉害了,市民们纷纷疏散乡下。但疏散谈何容易,哪个村子可以租到房屋呢。几经友好襄助,辰伯师终于在昆明东北郊落索坡找到一所房子。那是一座墓地祠堂,孤悬在半山上,到最近的村落也有一段路,鸡犬之声不闻。进城,只能徒步,得走二十多华里。这里虽然风景绝佳,但生活上不方便,治安也堪虞。幸好,梁方仲、汤象龙、谢文通三先生也因无处疏散,和辰伯师一同迁往。四家人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才算勉强凑合。辰伯师在这里住了一年多。1940年秋,因赴四川叙永西南联大分校执教才离去。
这段时期,辰伯师的经济状况严重地恶化了。他在清华上学时是一个穷学生,全靠半工半读完成学业。毕业后留校任教员,有了薪给,但又要供弟妹上学,仍然很拮据。到昆明的头一年,恐怕是他解放前的半生中景况最好的时候了。一方面,云大按国立大学标准致以教授薪给,为数不甚薄;同时昆明僻处边陬,物价很贱,所以他较为宽裕,买了不少的书。可是至多一年吧,通货的膨胀,物价的上升,使他的薪给实际折损了一半。而开支呢,单说家属来昆的旅途耗费、家具购置、日常开销、医药支付……就为数不小了。而他还乐于急人之难,每遇朋友、学生向他作将伯之呼,他无不慷慨相助。就我所知举一事。他的妹妹浦月,1938年毕业于杭州高中,将来昆升学。有一位女同学生计艰难,无处可去。浦月同情她,想约她相偕来昆,辰伯师得知就提供旅费。来后,又让她和浦月一起生活学习,供应和浦月无殊,一直到她能自给为止。这事情,辰伯师和浦月都未向我谈过,是这位女同学向别人谈,别人又向我转述的。当时,西南联大不少同学,经济来源断绝,生活十分困窘。辰伯师,大概由于自己的经历吧,对他们深抱同情,常常对所识者给予接济。这样,尽管物价加速地上涨,开支却无法节撙。到迁往落索坡之际,他已经每况愈下,不得不忍痛卖藏书了。有两个书贾,常出入于他之门。不过,以前是去售书的,现在则是去购书了。 。 想看书来
李埏 心丧,忆辰伯师(4)
迁到落索坡后不久,可卖的书已经卖尽,生活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弟妹们都在城里上学,常住乡间的唯辰伯师和老母病妻三人。初去时还雇请了一位村里的妇女帮忙。一两月后,因无力支付工资,只好辞退。于是老母的服侍,病妻的护理,以及日常生活的运水担柴、买菜烹饪、洗涤洒扫……都由辰伯师一人独任之。除星期日弟妹归省,可以小休外,别的日子,他总是从早忙到晚。但是,他仍焚膏继晷,夜间在如豆的菜油灯下,继续修润抄缮《由僧钵到皇权》和其他著述工作。我十天半月去看望他一次。每去,他总把新写成的稿子给我读。虽然过的是人不堪其苦的生活,可是他依然那么爽朗,谈笑风生,毫无愁容。1940年,我将毕业于西南联大。毕业论文导师张萌麟先生指示我到中研院史语所去看书。史语所在龙头村,距落索坡几华里。所中没有寄宿之处,辰伯师就让我住在他的书斋里,住了整个寒假。他自己移到卧室里去工作。我每天早出晚归,归来,他常和我挑灯而谈,有时甚至谈到深夜。一晚,我提出一部书的时代问题和自己对这问题的想法向他质疑。他说:“你没有看《四库提要》吧?那里已经谈到了。”我说:“没有。因为当时懒于为此跑一趟图书馆,后来又忘了。”他说:“这书,你应当有一部。这是进入史籍宝库的津梁门径,案头必备。我早就向你谈过它的重要性,你忘了吗?”第二天,他进城到云大授课。傍晚归来,一肩挎着一个帆布袋,全是书。他取出一包,递给我,说:“这是买送给你的。”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部万有文库精装本《四库提要》,而且已经题了赐赠的字。顿时,我感到一阵莫名的难过。一来我并非无力购置这书,可是一直没有买,说明我对他的教导没有认真领受;其次,让他从城里背着这书,徒步走二十多华里,多不应该!又其次,他手边那么拮据,还为此破费,能受之无愧吗?这件事,使我至今每一想起,就觉得无限的感激和不安。
这年暑期,清华要辰伯师回去,于是他辞了云大之聘到西南联大去任教,开一年级的中国通史课。行将开学,学校决定在四川叙永设分校,新生到那里去报到上课。这么一来,他就得到叙永去。因此,中秋过后,一方面,遵母命由弟弟春曦将母亲送回家乡,同时辰伯师和袁震同志候车首途入川。启程前夕,我去看他,他指着一堆书向我说:“这些书不带走了。你要的留下,不要的就随便处置吧。”后来我拣了几种,把其余的分送给同门。在我留存的几种中,有一部是李心传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我带回,在扉页上写了“辰伯师赠”四个字。哪知因此,时过二十多年以后,在“*”中,这部古书竟成了我们师生之间“黑线联系的罪证、物证。”真是“欲加之罪,其无辞乎”!
辰伯师在叙永教了一年,学校变计,撤销分校,师生全部来昆。那时,我是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住在龙头村。辰伯师返昆前给我来信,要我先期在附近替他租下房子,我当即在浪口村租了三间。可是他到昆后,因袁震同志需要在城中就医,结果竟未能去住。后不久,我因张荫麟先生之召,赴遵义浙江大学任教,又和他分袂了。到此为止,可以说,是我从他受业的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就辰伯师而言,不过是他对后学教诲奖掖的若干事例之一;可是对我而言,却是我一生中难得的际遇,是我确立为学从业的决定性关键时期。在亲炙他以前,面对史学烟海,我“望断天涯路”,一片茫茫。史学的领域那么广阔,何去何从,自己连方向也不能辨。至于学习过程完结后,究竟干什么,更无从想起。是他,把我引上治史的道路,耳提面命,带着我一步一步地走。他因材施教,教我练基本功,教我从张荫麟先生学宋史,教我争取考研究生,教我毕生从事教学工作。尤其是他的为人,那不言之教,使我粗知怎样打发自己的一生。我虽然没有违背他的教诲,始终坚守在教学和研究的岗位上,但却没有能够实现他的期许,作出应有的成就和贡献。“*”中,音书杳绝。关于他的存亡,道路传闻,无法确知。1978年冬,路过北京,才确悉他已经被*致死了。1979年9月,得知他的追悼会举行有期,我赶往北京,参加了这个庄严肃穆的会,稍摅了我的无限哀思。然而这哀思怎么能摅得尽呢,心丧将永无尽期啊!
(原载《吴晗纪念文集》,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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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埏 记吴晗先生的路南之游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我离开北平回云南。在从香港到海防的轮船上,与吴晗先生和施蛰存先生邂逅相逢。两先生是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之聘到云大任教的;我是为烽烟匝地、辍学返乡的。到了昆明,我为了要从两先生问学,就到云大文史系借读。吴先生讲明史,施先生讲中国现代文学,我都听课受业,朝夕问难请益。到了寒假,我将回里省亲,特邀两先生到路南一览石林叠水之胜。两先生欣然愿往。1938年春节方过,两先生和吴先生的弟弟吴春曦取道狗街子、大山坡而至路南。因我家逼窄,附近又无宾馆饭店,所以我请他们到我大舅父家后院花厅下榻。同时向亲友们借了四匹马以供骑乘。那时的路南,全县没有一辆轿车、旅行车、吉普车。若不骑马、坐滑竿,就只有徒步而行了。吴先生不愿坐滑竿,说那不人道,只愿骑马;而施先生又不善骑马,上下马都得别人扶。幸亏那几匹马都很驯顺,大家按辔徐行,没有出什么事故。他们住路南一个星期。头三天游览石林、芝云洞、大叠水及城郊的魁阁、孔庙、狮山。第四天,阴历正月初八,赶黑龙庙会。第五天,入圭山访彝族村寨。先到革温村,后到维则,都假宿于与我家常有往还的友好彝胞家。在维则,我的同学李凤林君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陪同我们游览了长湖、独石头、天主堂,还拜访了几家彝胞,参观了公房,住了两宿,然后沿公路返城。李凤林君也骑马把我们送到县城。途中,吴先生把他昨天登独石头听讲赵官(即赵发)故事后作的一首七绝念给我们听。李凤林君立即请吴先生到城后写出,把它镌刻于独石头上。吴先生同意,但要请我先父李莲舟代书。诗的初稿第二句作“将军雄略妇孺知”,第三句作“我来已历沧桑后”。后采纳了施先生的意见,把“雄略”改为“英名”,把“沧桑后”改为“沧桑劫”。于是全首定稿如下:
独石山头树将旗,将军英名妇孺知。
我来已历沧桑劫,犹傍斜阳觅古碑。
在当天晚餐时,吴先生当着李凤林君请先父代书。先父欣然接受,过了不久就写了交付李凤林君。
这年暑假,吴先生第二度游路南。这是为了陪同他的好友西南联大教授张荫麟先生而去的。我当时已转学西南联大历史系三年级,从张先生学宋史。张先生与吴先生同住昆明南昌街白果巷四号。暑假有暇,遂联袂往游路南,仍假宿我舅父家。我陪同两位老师游了石林、芝云洞和叠水之后,就去维则,又登独石头。李凤林君把先父所书吴先生诗拿给他们二位看了,并说已请得石工,即将上石。大概这年冬天遂上了石,但年月仍依作诗时间为“民国二十七年二月”。
吴先生于“*”,被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致死。“四人帮”粉碎后获昭雪,清华大学为立石雕像于校园,并在其旁建纪念亭曰晗亭。晗亭二字为*同志所书。吴夫人袁震同志、胞弟春曦同志,均因株连*而死。张荫麟先生于1942年病逝于遵义。施蛰存先生今犹健在,居沪滨,已八十余高龄。前年夏我赴复旦大学讲学,曾往拜谒。昔年游路南时所摄照片,还完好无缺。但人生易老,屈指已半个世纪了。
(原载《北京市历史学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集》,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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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诏熊 吴晗帮助我进步
我1938年8月到云南大学任教时,吴晗早在1937年上半年“七七”事变前夕,就应熊庆来校长之聘,来到昆明。这个城市不久就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重镇。
我们原来不相识,在云大会泽院教员休息室首次晤面,一见如故。我们俩同在文史系工作,他教中国通史,我教英文。当时云大文科只有这一个系,各种专业都合在一起也很好,文史本来是一家嘛。吴晗平易近人,广交朋友,与其说我接近了他,毋宁说他主动接近了我。他诚恳、坦率、好说笑话,可亲可爱。我喜欢结交这样的朋友。事实证明,吴晗不仅是我的益友,也是我的良师。
吴晗的爱人历史学家袁震,不久也到了昆明。这个城市屡遭敌机轰炸,为了她的健康关系,吴晗全家搬到郊区名胜黑龙潭旁落索坡唐家祠堂内居住。吴晗进城上课后,常到青云街我的住处歇歇脚。如果他不忙着下乡,我们就打桥牌玩,常在一起打牌的有元史专家邵循正。当然,我们玩归玩,书还是要读的。吴晗更是埋首故纸堆里,但他从来也不是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
我们也谈论国事,对蒋介石的反动*的政府,表示愤慨。1939年后,昆明物价不断飞涨,民不聊生。靠薪水吃饭的教书匠,也贫困至极,对多数人来说,这样清苦的生活还是第一次。有的人找肥缺、做生意来增加收入,教书匠却偏偏不会也不屑于做这一套。我对反动统治下的社会情况,好发议论,表示不平,但因为我长期抱着超政治态度,没有想到要投身到改变这种情况的革命斗争中去。
昆明遭敌机空袭越来越频繁了,连我家也不得不下乡。我们搬到落索坡与吴晗家同住。在祠堂门口热烈欢迎我们的是袁震,她给我们很深的印象。我很快就发现,她有冷静的头脑,对时事有精辟的分析能力。吴晗对她很尊敬,我们尤其如此。他们夫妇俩形影不离,在回忆中很难把他们分开。我更多地从共同生活中认识吴晗。我们六天一次到附近的龙头镇赶集,这中间还要轮流在那里的邮局取信。这种生活习惯了也蛮有趣。吴晗又加了一个消遣项目:在河边钓鱼。他除了有耐心之外,还表现出高超的技术,每次都满载而归。
落索坡、黑龙潭、龙头镇构成一个地区,集中了疏散下乡的大学和研究所人员,其中包括闻一多、朱自清、向达、蔡希陶等专家。虽然这里物质条件较差,但不受空袭的威胁,可以安心读书。在乡居期间,吴晗应清华之聘,转到西南联合大学任教。他和袁震曾到过四川叙永,联大在那里办分校,设一年级学生班,吴晗讲授中国通史课。他在四川喝上了黄酒,整坛整坛地喝。豪饮适合爽朗的性格,同时对他的科研工作也有极大的帮助。一年后他们又回到昆明落索坡居住。
在乡下不能及时读报,又没有无线电,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好几天,我们还不知道。空袭威胁逐渐减轻,我们先后回到城里。我于1942年8月也回清华教书,在联大讲授英国戏剧等课。我兼任英文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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