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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吴晗-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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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浦月 吴晗的青少年时代（5）
在清华时，袁震爱吴晗刻苦勤奋学习，聪明有才华；吴晗钦佩袁震思想进步、博学有见识。有一次，吴晗说起胡适的治学方法时，袁震说：“你常提起胡适，是不是因为胡适比你高三尺？！”吴晗风趣地答道：“若说胡适比我高三尺，那袁震要比我高一丈！”吴晗、袁震这一对清华老同学，在学术上他们互相仰慕，在感情上他们日益亲密，终于成为伴侣。
袁震先患有肺病，后来又患骨结核并去掉两节脊椎骨，全身固定在石膏病床上，生活不能自理；每天都要由吴晗与其弟吴春曦（当时也住清华大学）两人抬到露天晒太阳（紫外线杀结核菌），在经济上她也是“两袖清风”，还靠吴晗接济些药费解决医疗费用。而吴晗当时虽然是个穷学生，但学有专长，深得当时学术界两位名人——胡适和蒋廷黻的看重。在吴晗即将毕业时，争着把吴晗罗致自己门下。胡适要吴晗到北大任教，而清华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则破格提升吴晗为清华大学教员，破格要他担任研究生的课。这时候，吴晗年轻，壮实，正是春风得意的年华，学术声望正在扶摇直上。如果是一个爱情稍不坚定的人，对袁震这样一位既病又穷的姑娘，早已断绝关系，丢弃不管了。在吴晗与袁震结婚前，吴晗已受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之聘到昆明当云大教授。不久，清华与北大、南开一同南迁至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吴晗又回到清华教学，并兼云大的课，这时吴晗28岁，袁震还留在北平。
彼此遥遥万里相隔，只有“两地书”频频往返。那时吴晗已被人誉为名教授了。像吴晗这样未婚的青年，追求他的女大学生为数不少，可是吴晗对袁震的爱情坚贞不渝，绝不旁骛。吴晗学问日增，声誉日高，而袁震患肺结核、骨结核，后来，还因子宫瘤而被摘掉了子宫，然而，吴晗对袁震的爱情忠贞不渝。
回溯到抗战前，清华尚未南迁，吴晗和袁震还住在清华园时，他俩正在恋爱的消息传到远居浙江义乌苦竹塘农村的老母亲耳朵里，老母欣喜极了，整天笑得合不上嘴。可是，过不多久，又传来“吴晗的对象是一个生肺病卧床不起的姑娘”。她听到“肺病”二字，就痛哭起来，以致昏厥过去。老母深知，肺病在旧社会是不治之症，而且会传染人的。我父亲就是患肺病而死的呵！老母亲爱子心切，一急之下，全然不顾自己的年迈力衰、裹足又不识字，冒着风险，竟独自一个人，千里迢迢乘火车辗转到北平，决心亲自说服爱子与袁震一刀两断，不要再与那位身染重病的姑娘来往。 吴晗是个孝敬父母的人，一见年迈老母不辞辛苦冒着风险，千里迢迢为自己亲事来到北平，心中着实不安；但更不愿使母亲痛苦失望，就与其弟吴春曦二人把固定在石膏床上的袁震抬出藏了起来，并安慰母亲说：“袁震已到外地出差去了，所以不能去看望您老人家。”老母亲听到袁震出差去了，既然能出差外地，可见身体一定还可以，就高高兴兴地由二哥吴春曦护送回浙江老家了。一跨进家门就兴奋地对我说：“传闻袁震患肺病不能起床，那完全不确实。袁震能出差到外地，我虽未会见，可我知道，她的健康不会太差，我放心了！”从此以后，老母一心盼望长子早日成婚，盼望早日能抱孙子呢！
吴浦月 吴晗的青少年时代（6）
母亲离北平回浙江老家去后，吴晗也染上了肺结核病，住疗养院了。他的挚友罗尔纲先生去看他，劝他对袁震的关系问题，是否也应该考虑老伯母的意见。……吴晗躺在疗养院病榻上，眼眶里含着泪；静静地听着罗先生的话，默不作声，过了半晌，回答说：“袁震有病，卧床不起，需要我照顾呀！”吴晗这种专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精神是很令人钦佩的！
1937年吴晗到昆明后，由于日寇侵华，他担心母妹安全，就于1937年冬天把我和母亲及小妹浦星等一家人从浙江接到昆明大后方去了。到了昆明，全家人同住在昆明市白果巷五号。母亲到昆明见到吴晗的第一件事，就是催吴晗尽快把袁震从北平接来昆明成婚，日催、夜催、天天催。于是，吴晗遵命于1938年把袁震从北平接来昆明。袁震由其胞姐袁溥之及堂妹袁熙之护送来到昆明与我母亲及我们兄妹住在一起。谁知老母亲一见到未来的儿媳是躺在石膏壳里病床上的病人，竟顿足捶胸又哭晕了过去。1938年，侵华日寇一日数次轰炸和扫射昆明，袁震固定在石膏床上不能行动，老母亲年迈裹足，步履维艰，根本无法躲“警报”。后来，敌机对昆明市的空袭，越来越频繁，每次空袭警报一响，大哥吴晗就把我们弟妹轰出家门，要我们都疏散郊外，逃避空袭去；而自己陪着袁震和母亲二人闭门静坐，置生死于度外。昆明的雨季过后，敌机空袭愈益频繁，大哥吴晗把母亲和袁震及我们一家人迁到距昆明市二十多华里的东北郊黑龙潭落索坡一座唐继尧的墓地祠堂里去住。这时，吴晗是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我是西南联大化学系学生，我每星期日都回家看望母、兄及袁震。
母亲和袁震同住在落索坡这所墓地祠堂里，目睹袁震的病情，老人为儿子未来的幸福万分焦急。老人整日哭哭啼啼，还经常对我唠叨说：“你二姐（指袁震）生的这种肺病，是要传染人的，是不治之症，她这样的身体状况，是肯定不会生育的，你大哥若和她结婚，将当一辈子‘和尚’，定要断子绝孙了……”母亲知道我与大哥手足情深，要我去说服大哥不要和袁震结婚。那时我还很年轻，对许多事还不大理解，听了母亲的话，觉得母亲也是为大哥好，就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把大哥拉到祠堂前面的松林里，将母亲说的话一五一十全部转达给大哥，并加上我自己的看法戏谑地说：“你和二姐是两个大傻瓜。二姐放着大名鼎鼎的清华教务长——年轻的留美博士不嫁，偏偏要嫁你这个穷书生，这不是一个大傻瓜吗？而你，那么多美丽、健康、年轻有学问的女郎向你表示好感，都被你拒绝，却偏要和这样一个既比你岁数大又卧床不起的传染病人恋爱，你更是一个大傻瓜！你们俩，真是一双莫名其妙的神经病！”大哥吴晗静静地听完我的话后，长叹一声，用一个食指敲敲我的脑壳说：“呐！这个葫芦才是个未开窍的傻瓜呢！你还太年轻，我和你二姐的感情很好。”“我们的事你现在还不懂。简单地说，我们在学术研究上、在政治上、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是相同的，就是说有共同的观点、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感情，我们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互相学习，共同探索理论和实践问题。你二姐学问渊博，对一些问题的见解比我还要高明呢！你也要向她好好学习才是。我们是精神上的好朋友！”等一会儿，他又用教育我的口吻说：“一个人的为人，不仅在别人顺利时对人好，更重要的是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更应关心爱护人家，对朋友要患难与共；否则，那就是不义，你难道愿意你大哥做一个不义之人吗？！至于我和你二姊是否结婚，我完全尊重你二姐的意见。如果她愿意，我一定和她结婚；如果她不愿意和我结婚，只要她需要，我也一定照顾她一辈子。”大哥的话严肃、恳切，发自肺腑，我被他深深地感动了，深感大哥吴晗品德高尚，于是我又转回去做老母亲的工作。母亲听了我所转告的大哥的一席话，也深感自己有这样一个品德高尚的儿子而自豪。但转而又说：“你二姐身患重病，在昆明举目无亲，又无经济来源，是应好好照顾她。但你要说服你大哥一定不要和她结婚，我愿意把老家你父亲留下的家产房屋全部卖了，把所得的全部钱财都赠送给你二姐治病和生活之需。”于是，我又把母亲这番话原原本本告诉大哥。大哥严肃地对我说：“你大哥不是市侩，人的精神、感情是不能用金钱来代替和换取的！转告母亲她老人家，只望她安度晚年，不要再为儿女婚事操心了！”老母亲不为儿女亲事操心，看来是办不到的，但经过我和大哥的朋友们的反复劝说，老母亲无可奈何，答应了大哥和二姐的婚事，而自己则哭哭啼啼由二哥二嫂陪同返回浙江义乌老家去了。
1939年，吴晗与袁震结婚了。袁震仍不能起床，一切家务事全部由大哥料理。那时，吴晗已是一个有点名望的教授了。对外，他总是热情接待不断来访的师生朋友，积极参加学术活动，还要帮助来滇的友人解决困难。对内，买菜、运水、做饭、清扫、洗刷和细心护理重病的妻子。他常常紧张劳累得连饭也顾不上吃。即使这样，他仍坚持每天搀扶着袁震在林*上散步，直到日落西山，吴晗又搀扶着袁震慢慢走回，照顾她上床安睡后，自己才安静下来，挑上煤油灯芯，开始他的著述和备课。在以后的日子里，袁震病情恶化，由于又得了子宫瘤，出血不止，脸色苍白，需要输血，吴晗因付不起医疗费，多次用自己身上的鲜血输给袁震，弄得自己一度脑贫血，几次晕倒。吴晗过的生活真是穷苦不堪，然而，他始终是那么爽朗，谈笑风生，毫无愁窘之态，从无怨言。他始终像一团火，煎熬着自己，温暖着别人，走到哪里，热到哪里。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都坚持著书立说，始终不懈。他发表了大量著作，算得上一个多产的学者了。
吴晗无微不至地照顾和护理着袁震这位满身是病的情侣，三十余年如一日，从不皱眉，从不丧气，对袁震每遇困难而情益笃。吴晗这种忠贞专一的高尚情操，真足以为后世楷模！
自1939年他们结婚，到1969年他俩于同一年被“四人帮”*致死，可怜他们三十余年来的夫妻生活，正如他们的养女吴小彦在生前的日记里所写：“我的父亲是革命的，道德最高尚……我的父母生前未能同纱帐，死后不能共墓穴！”
如今，吴晗袁震这对同生共死命运的恩爱夫妻，已“双双飞去也，只留鸿爪在人间！”他们的纯真爱情，吴晗的高尚情操，令人感叹不已，崇敬不已！将永留人间。
（原载《吴晗纪念文集》，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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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祖震 对吴晗同志的回忆
我和吴晗同志是住在同一个村子，从青少年起就有交往，建立了友谊。我父亲杨志冰是清代的秀才，辛亥革命后接受新潮流比较快，特别是五四运动对他的触动很大。当时他在金华县付村镇育德小学教学，吴晗本人和弟妹都是在这个小学毕业的，吴晗除了在这学校接受一般教育之外，我父亲受吴晗父亲的委托，还负有德智方面课外辅导之责。我父亲教语文和历史，吴晗对这两门课都有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对历史的爱好，这说明吴晗同志成为有名的历史学家不是偶然的。小学毕业后为研究历史问题，吴晗曾反复求教于我父亲，我父亲以《左传》授之。他小学毕业程度，能够通读一部古典著作，很有要领，是和吴晗资质聪颖过人，对古文有深厚基础和高度自学能力分不开的。
在考取清华大学之前，由于吴晗同志研究历史有突出成就，已经受到当时历史学名家的器重和推荐，清华大学破格录取；考取清华大学以后，得到胡适、顾颉刚等教授的引导，造诣很深。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一直到我父亲执教于金华八婺女中，因患伤寒于1934年病故时为止，吴晗与我父亲信件上往来，从没有间断过。凡在学术上有所心得，必有汇报，有所疑难，仍以虚诚求教；对于着重明史的研究，就有过很长时间研讨；毕业就业有所感想，都会推诚置腹相问，就是一些家常事物，一如父母必有所商。
无论自己成就多大，地位多高，对我父亲始终以师事之，来信总以“志冰吾师”开头，“生晗”签名，这也可看出他尊师敬长和自我谦虚精神，也是求知笃诚的一种表现。每逢休假回乡，必然探望我父，促膝谈心，亲如骨肉。
吴晗老家虽是小康之家，但因弟妹等人都在求学，费用上仍感拮据。吴晗除自给以外，还要帮助弟妹们的求学所需，所以吴晗的青少年时代是从苦读、勤工俭学中度过的。不但如此，还要帮助像我这样师谊上的困难。如，把我父的旧作《俗原》介绍给顾颉刚教授主编的历史刊物中登载，获取一些稿费济我之贫。又如，我父去世后，吴晗在北平还组织过一些友好资助基金，接济我们求学中的困难。
吴晗待人接物都做到和善可亲，真诚相处，热情帮助，他的人生哲学中，没有虚假和欺骗；认定是真理，又是那样坚决不挠。如对胞妹浦月婚姻问题，巧妙地说服了他父母的包办；对于与袁震同志的结合，虽遭到母亲和亲朋的反对，但他坚定不移地以友谊为重，冲破重重阻碍，还是和袁震结为伴侣，“有情人终成眷属”，在旧社会里是不容易办到的。这些高尚的品德，都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他的*思想和进步倾向也不是一朝而起的，在青少年时期已有萌芽：早年和我的舅舅吴璋（他是很早的共产党员，后在皖南事变中牺牲）是亲密朋友，曾由吴晗介绍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在那日常共事和生活当中，他们在政治思想上和对*与进步的要求上，都有共同的理想。
吴晗和我父亲的来往信件中，很能说明吴晗在成长过程中，特别是初、中期的思想作风，有一定的代表性和价值。我在家乡空闲时曾把它装订成册，并保存有几帧照像，无奈在“*”中当做那帮人的“宝贵的罪证”，连同我父亲一切遗物遗像都一股脑儿焚毁，一无所存了。
青少年时期我和吴晗相处，了解到他是一个严谨治学，思想进步，为人善良，正直不阿，苦学成名的学者。后来，他由一个爱国的*主义者，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者，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
《海瑞罢官》的文章和戏剧我都有时间欣赏过；这是吴晗的历史研究和艺术结合，正是他的光辉成就，亲朋之间是喜悦的。没有料到一夜之间变成反革命……这是一场文字之冤。
庆幸党的正确领导，拨乱反正，吴晗同志的冤案得到了昭雪，这是党和人民的胜利。我以师兄弟加朋友的情谊，如实反映一些吴晗同志青少年时期的点滴事迹，以表达我们的深切缅怀。
（原载《北京盟讯》1984年第9期）
千家驹 缅怀吴晗同志（1）
吴晗同志被“四人帮”*致死已经15年了。每一念及这一千古奇冤，辄悲愤填膺，不能自已。吴晗原名吴春晗，字辰伯，与我同乡、同学、同庚，后又一同参加*同盟，从事*运动。许多同志常戏说我们两人有“四同”之雅。我们都生于1909年农历八月，他仅长我十多天。我是浙江武义人，他是义乌人，同属浙江金华府治。当时浙江教育落后，县城连一座中学都没有。只有府城才有一座中学与一所师范。金华旧辖八县，即金华、兰谿、东阳、义乌、永康、浦江、武义、汤溪。金华为府城所在，设有省立第七中学与省立第七师范各一所。1921年我在武义壶山高等小学毕业后，去金华投考七中，春晗也是这一年考入七中的。同班中以我们两人年龄为最幼，还不满12周岁。我们一见如故，结为莫逆，受了旧社会结拜兄弟的思想影响，还交换了生辰八字，结为金兰之好。春晗天赋过人，一目十行，从幼有神童之目。12岁就学会写旧体诗。我们都自恃天资高，不认真听课，整天偷看古典小说。当时金华有一家世界书局，专卖廉价的石印小说，如《水浒》、《三国演义》、《封神演义》、《今古奇观》、《野叟曝言》等等，这些小说印刷恶劣，字体细小，极伤目力，因此我们两人都变成了近视眼。我13岁就戴上了近视眼镜。在七中读了一年，我因家庭经济关系，次年就转入第七师范（当时师范免交学杂费，膳费公家补助一半）。吴晗仍在七中上学。我转学以后，我们比较疏远了。后来听说他经常出外喝酒赌博，深夜返校，越墙而入，被学校记过多次，只因碍于他父亲的情面，未被开除。1926年我七师毕业后，来北京上学，考入北京大学。我与春晗不通音讯，约有五六年之久。
1931年8月间，我忽然在北平《世界日报》上看到清华大学录取新生名单中有“吴春晗”其人。我就写一信去问他，是不是金华七中的吴春晗，并告诉他我住在北大西斋。春晗收到我的信后，第二天就从清华跑到城里来看我了。他见面的第一句话就说：“家驹，败子回头金不换，我已经完全改过了，只是现在香烟还没有戒掉。”我说：“改过就好，抽烟算不了什么。”他告诉我七中毕业后的生活经过，从此我们又来往如初。他来北京是胡适的关系。胡适原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春晗曾在中国公学上过学。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后，就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吴晗想转学入燕京大学，因英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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