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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吴晗-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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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吴晗同志在昆明共同工作这几年，他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热情、爽朗、有组织能力、善于联系群众、原则性强，接受党的领导不含糊。在后期历次重要的群众运动中，他和闻一多同志配合得很好。1946年秋，我被国民党政府驱逐离开云南时，吴晗同志已先期赴上海转北平。此后，我们大约两年没有联系。1948年我在香港，得知他在北平与刘清扬等同志建立了民盟的地下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以后北平成立的民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打下了良好基础。
1952年，我从西南回到北京，与在中央*工作和居住的妻儿团聚。不久，我就到北京农大教书去了。有一天，吴晗同志用车接我和陈端仪同志去他家吃饭。我和他谈了不想再搞*党派工作的想法。我说：“辰伯（吴晗字），你知道，解放前我全力以赴搞民盟工作，是不得不搞，我连做教书匠的权利都被国民党剥夺了，没有出路。那时候，你我处境再艰险也要提着脑袋干革命。今天全国解放了，*党派和我们这些教书匠也得到解放了。我可以在没有反动派控制的、自己的学校里做自己心爱的教育工作。”辰伯理解我的心情，但不赞成我完全不过问*党派的活动。他希望我抽业余时间写些文章，帮助搞好民盟北京市的宣传工作；并说，市委决定要陈端仪同志担任民盟北京市委妇女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后来《北京盟讯》发表我的一篇《论当前教育工作要面向社会主义前途，着手培养建设社会主义人才》的文章。这篇文章在读者中间有过不同的反应。当时，“新*主义长期论”在许多人认识上还起着主导作用，认为我的观点脱离实际，问题提得过早。宣传部副部长陈鼎文告诉我，吴晗同志看了这篇文章很高兴，在同志们中间称赞文章写得好，思想敏锐。吴晗同志对老朋友的诚笃情谊实可称道。然而我毕竟有负他的厚望，连后来他接办的《新建设》杂志，要我任主编也都辞谢了，改由陶大镛同志负责，我只承担一个编委的名义。我的社会活动渐多，学校的教学任务也逐渐加重，感到时间不够用。1953年召开民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我被连选为中央委员，又先后被选任中央组织部及文教委员会等部门的负责职务，时间就更不够用了，只好辞了市里的工作。1958年在民盟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吴晗同志被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仍兼北京市主委，但很少见他参加民盟中央的会议，大概也是忙不过来。确实吴晗同志在市政府的工作就已够忙的，首都的文教建设百废待兴，任务很大。但我看他搞得很从容，除了市政府及民盟工作外，还担任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他组织人力编写出版大批中外历史小丛书，承他赠我许多册，可惜后来全都散失了。他治学甚为勤谨，多年积下所写札记甚多，其中仅从朝鲜《李朝实录》中辑录有关我国明代史实的重要史料即达80本，已由中华书局印行。此类资料及其他未发表的手稿还有不少，不知下落如何。吴晗同志在解放前写的《朱元璋传》，后来曾送请毛主席审阅过，他按毛主席的指示，在某些事件的观点及史实上作了认真修改才发表。在他逝世前数年间，大体每年要出一本书。我问他工作如此忙，写作如此多，时间从哪里来？他说他的办法就是挤零碎时间写，利用失眠时间写，要等有比较宽裕时间来写作，就什么也搞不成，自己没有这个条件。
冯素陶 怀念吴晗（4）
我在北京农业大学及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先后工作了七八年，心情颇为愉快。1958年，中央*部和民盟中央要我到山西工作，由于某些原因我不拟接受这个任务，部里同志鼓励我，由于工作需要还是非去不可。后来吴晗同志告诉我，要我到山西工作的事，事先他不知道，如知道他也是不赞成的。
1963年，我受山西省政协、民盟省委、山西大学等五单位的委托，邀请吴晗同志到山西讲学。他应邀在太原作过两次关于武则天及其他问题的学术演讲；在山西太谷农学院讲过一次；应大同市委的邀请在大同作过一次关于反修问题的报告，每次讲演都受到热烈欢迎。我受山西省政府的委托，顺便协助照应吴晗同志及由京同来视察的政协委员俞澄寰老先生。同时，我本人和他们一样也有全国政协委员的视察任务，所以在山西各处讲演视察参观，我们都一同活动。离太原时，省政府派了一位处级干部陪同照料。我们到大同，又到呼和浩特和包头进行参观考察。吴晗同志在山西时，管文教的副省长王中青同志很热心，也陪他在太原、太谷各处演讲。记得吴晗在山西大学演讲时，王中青同志发表即席讲话，盛赞吴晗同志学问渊博，甚为钦佩。不想后来在“*”开始时，王中青同志在省城首先被揪到杏花岭体育场挂牌批斗，1964年他在山西大学演讲会上赞美吴晗的话竟成了被批斗的罪名之一。而我本人，更是在劫难逃了。
1965年我在南方养病，1966年回到北京继续治疗。是年6月，从批判吴晗所著历史剧《海瑞罢官》入手，开始了“*”。我被召回太原交代问题，主要的问题是1963年我为什么要为吴晗这个“反革命分子”到山西“放毒”“鸣锣开道”。还有，民盟山西省委欢迎吴晗同志的座谈会上，我为什么要恭维吴晗是著名学者、*战士？而吴晗又称我为老战友。我陪吴晗同志在欢迎会后与民盟省委同志的合影照片，以及抄家抄出的吴晗同志赠我的几本他的著作《灯下集》、《春天集》、《学习集》、《朱元璋传》等都成为我的罪证。后来，给我扣上“吴晗黑帮”、“吴晗在山西的黑据点”等主要罪名，对我实行隔离审查，关了我两个月黑房子，经常有人逼我交代罪行。在此期间，造反派派了一人到各地调查我的材料。两个月以后，调查的人回来了，没有得到他们需要的材料，这才逐渐放松对我的管制。第一步准我回家吃饭，第二步准我回家住宿。我当时还感谢对我的宽大。比起吴晗同志和其他许多同志来，我是很幸运了。后来我被送到晋南临猗县临晋公社，一面劳动，一面学习。1976年9月，我忽被召回太原，以省政协负责人的名义参加毛主席追悼大会。这才又定居于太原。
吴晗冤案，是中外历史上罕见的文字狱，株连之广，为始料所不及。吴晗夫人、身体病弱的袁震同志直接受到株连，早吴晗半年被*而死。他们的女儿小彦受刺激过深疯狂而死。吴晗的胞弟吴春曦被*死于安徽。春曦之子吴昆亦受伯父吴晗的株连被关了几年。曾经演过《海瑞罢官》的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亦被*致死。此外，学术界、文化界在各地受吴晗案株连的人就更多了。
写到这里，隔窗忽见庭院里前不久自己所书的春联：
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洪德铭 风雨同舟情兼师友（1）
——忆吴晗、闻一多
闻一多惨遭反动派杀害已经快半个世纪了，吴晗在“*”中被*去世，也已经整整25年了。可是他俩的光辉形象却活脱脱地留在我的心坎里，是永远不会淡忘的。
考入西南联大，和吴晗深夜密谈
1941年，我在皖南事变中负伤被俘。1942年秋，得到难友的帮助，在敌人押解途中逃脱了虎口；又经过一段艰辛曲折的生活，于1944年5月，迢迢数千里地来到了昆明。在中学好友、当时西南联合大学的进步骨干王念平帮助下，我住进了学生宿舍。除集中精力复习功课，准备迎接联大为战区学生举行的入学考试外，还偶尔听听吴晗讲中国通史课，也在学生群众*中听到闻一多的讲演。那时，进步学生就向我介绍过：吴晗早年是胡适的信徒，埋头治学，信奉“读书救国论”，学术造诣深，是著名的明史专家。他和闻一多一贯具有爱国热情，也曾一度对国民党寄予一定的期望，但1939年后，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专制*，倒行逆施种种罪行日益暴露，使大后方人民严重地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也使这两位富有正义感和爱国热情的学者，逐渐觉醒，大胆地批判、否认了过去，勇敢地投入了群众革命运动，终于成为站在时代前列的英勇坚定的*战士。
吴晗讲中国通史课，把几千年历史分成为12个大专题，前后联系起来讲清历史发展中的因果关系，讲述历史经验教训，“以史为鉴”。我到昆明后，听他讲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战救国三个专题，很快被他吸引住了。他严谨求是，着重讲清历史事实，又借古讽今，批判现实，充满了爱国激情和*精神。1944年“七七”事变纪念日前夕，西南联大壁报协会和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等联合举行时事晚会，参加的学生和各界青年近三千人，罗隆基、吴晗、潘光旦等分别作了坚持团结抗日、争取*为中心内容的发言。可是著名数学家、某大学校长在讲话中却避而不谈晚会的主题，只大谈数学规律不能改变的理论，要求教师坚持学术研究，学生安心读书，不要搞治学、读书以外的政治活动，防止“变”“乱”。闻一多被这番话惹恼了，刷地站起来，作了即席发言。他大声地批驳道：“谁不想继续安心研究？但是，可能吗？现在不用说研究条件了，连起码的生活都没有保障。请问，怎么能再做那自命清高、脱离实际的研究？”闻一多这一席犀利的讲话，不仅使那位数学家陷于尴尬境地，而且拨正了晚会方向，赢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
入学考试结束后，经王念平介绍，我认识了一批当时在西南联大读书（或已毕业）的湖南籍进步青年，在多次交谈中，大家推心置腹，很快结下了深厚情谊。结识了这些知心朋友，聆听了闻、吴两先生的讲课和讲演，使我打从心眼里喜欢西南联大，也更加注意了解联大的情况。
“皇天不负有心人”，9月初，西南联大发榜，我幸运地被录取了。一天下午，我带着两篇手稿去看望吴晗先生。见了他后，我迫不及待地自我介绍起来：我是这次考入学校的历史系学生，早已听过老师多次讲课了，很受教益。我利用在家乡收集的材料，写了一篇揭露封建势力残酷盘剥农民、发国难财的通讯，题目叫《湘西农民剪影》，另一篇是谈谈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知识分子阶层的变化和当代知识分子的前途问题，是个人的学习体会，题目叫《知识分子阶层之史的发展及其前途》，恳请老师审阅指导。吴晗当即收下了稿子，热情表示他是很乐意和学生交往的，看了稿子后一定找我细谈。我怕耽误他的时间，道谢后就告辞了。大约过了十来天，我如约在一天晚饭后拜访了吴晗先生。他见我后，立即站起来，同我握手，给我让座、沏茶，连声说：“稿子写得不错，看来你不是一般青年学生，似乎是很有阅历的，今晚我们可以谈个痛快！”他先谈了对稿子的看法，提了修改意见，表示可以替我介绍发表（后来经他介绍，分别以洪田禾、洪子凡化名发表在《*周刊》、《时代评论》上）。吴晗的热心快肠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竟然忘记了学生身份，和他讨论起形势、人生观等问题来，越说越热乎，一直谈到深夜12时。当时他询问了我的经历，我坦率告诉他，我原来是新四军战士，简述了皖南事变中受伤被俘，逃离虎口之后辗转来昆明的经过和进联大前后的情况以及今后的打算，希望得到他和闻先生的关心和指导。他听后饱含深情地说：“从你的文章、谈话和你在联大的朋友、活动来看，你是一位有见解而值得信赖的青年，今后，我们都为*进步事业而一起工作吧！师生之间是可以结成忘年之交的！”送我出门时，他郑重表示，一定替我保密，但也一定会当做一项秘闻告诉闻一多老师，他说：“闻先生德高望重，真诚勇毅，既是青年的导师，也是青年的朋友，你是可以对他无话不谈，随时向他请教的。”果然几天之后，他就约我去看望闻先生。从此，我和吴晗、闻一多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洪德铭 风雨同舟情兼师友（2）
1944年秋，日军侵入桂黔地区，云南面临腹背受敌的威胁。昆明人心惶惶，更加激起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情绪。在党的领导支持下，由有关方面发起，利用10月10日这个合法节日，在昆明举行了有五千人（主要是学生）参加的群众大会。大会进行中，特务分子在人群里突然放了两个特大爆竹，有人高喊“手榴弹！手榴弹！”会场秩序顿时大乱。但主席团成员都稳坐在台上，李公朴立即把炸开的爆竹展示了出来，闻一多威严地大声斥责特务的卑鄙行径。群众很快安静下来，一小撮特务也只得夹着尾巴溜走了。最后，闻一多宣读了由吴晗和罗隆基起草、他自己润色的《昆明各界*纪念大会宣言》，揭露抨击了蒋介石消极抗日、*、内战的反动政策，提出了坚持抗战、结束*、实行*、动员一切爱国力量保卫大西南的要求。因为我和一些进步同学参与了这个会的串联、发动工作，亲眼看到闻一多、吴晗和我们青年人一样，到处跑腿，传递开会信息。那时昆明只有一条公共汽车线路，私家也无电话，他俩负责串联的对象，都是在职人员，居住分散，要分别口头通知，就得挨家挨户跑，有时跑得气喘吁吁，也没有时间休息；晚上，还要备课、谈话、写文章、刻写宣传材料。他俩这种模范行动深深地教育了我们，激起了对他俩的一片崇敬爱戴的感情！11月初，我和王念平、严振（谭正儒）应邀参加了华岗（当时化名林石父，*中央南方局驻云南秘密代表）实际主持下的“西南文化研究会”资料室的剪报工作。这个资料室由吴晗负责，闻一多也很关心。多了这层关系，我和闻一多、吴晗的交往就更加密切了。
一片赤诚，全力帮助*青年同盟
随着昆明*运动日益深入开展，人们深深感到光靠进步骨干个别串联和松散的读书会社团一类组织形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经过我和联大进步骨干王念平、严振、肖松、朱谷怀、许世华等多次酝酿研究后，一致认为只有建立一个以*主义为指导的先进青年组织，才能在群众运动中发挥核心作用。1944年11月初，我们秘密建立起社会主义青年同志会，但由于它的宗旨过高，名称颜色太红，很难开展工作。不久，受到成都*青年协会的启示，我们决定组织名称上冠以“*青年”四个字，并对组织的宗旨、任务、活动内容以及如何设法寻找党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反复研究，取得了共识，最后决定将组织定名为*青年同盟，简称民青，着手开展筹建工作。
我到昆明后，从对实际情况观察中认定这儿有党组织在起领导作用，但到哪里去找党的关系呢？从和吴晗、闻一多两个多月来的接触谈话中，我估计他俩可能和党组织有联系，认为不能错过机会。经过慎重考虑后，我将筹建民青的计划向他俩作了和盘托出的介绍，立即得到热情的支持和赞扬。我将他俩的态度告知大家后，都感到有说不出的振奋和高兴！12月中下旬，第一批参加筹建民青活动的同志达到30多人，一致推定洪季凯（洪德铭）、陈定侯、严振、王念平、肖松、何东昌、朱谷怀为筹划发起人，委托我起草*青年同盟章程草案。一天晚上，闻一多、吴晗约我和陈定侯、王念平、肖松等在吴家叙谈了如何准备举行12月25日护国起义纪念大会和*，还详谈了民青筹建工作问题。闻、吴表示要介绍我们加入民盟，我们研究后婉言谢绝了，但诚挚地表示民青成立后一定接受两位老师的指导，支持民盟的政治纲领，给民盟通报工作情况，和民盟通力合作。不久，吴晗告诉我，他已将筹建民青的情况告知了*朋友华岗，得到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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