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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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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下场，事实证明，它们不能守住这些城镇。双重失败引起了全面撤退和改
组。与此同时布廖赫尔将军和他的俄国参谋进行指导，为一次协同的全面进
攻作精心准备，这次进攻的所有部队要配备应有的通讯手段，根据一张时间
表行动。第 ４ 军的 ４ 个团以及新近与国民党人联合的湖南将领贺耀组的第 ２
独立师被从武昌召来。晚至 １０ 月 ２８ 日，蒋介石仍在与孙传芳的一名代表谈
判，但到那时，谈判显然是烟幕。更重要的是，敌人的几个团和旅正在谈判
倒戈。
全面攻势在 １０ 月底开始，第 ７ 军、第 ２ 独立师和第 ４ 军的第 １２ 师进攻
铁路线的中段和北段以拿下九江；第 ３ 和第 ６ 两个军攻打南昌附近的车站；
第 ２ 和第 １４ 两个军从南面向南昌进逼。这次计划完善和战斗艰难的战役，持
续了一个星期，成功地肃清了铁路的敌人，在 １１ 月 ５ 日夺取了九江，在 ８
日夺取了南昌。除了约 ７０００ 名倒戈的敌人外，国民党部队解除了 ４００００ 多名
孙传芳士兵的武装。国民革命军在江西的两个月战役中伤亡近 １５０００ 人。①
在进行江西战役的同时，何应钦将军正在沿海的福建省指挥另一个战
① 一份日期为 1926 年 12 月 5 日，根据布廖赫尔指挥部情报的报道，为 11 月 24 至 30 日在南昌的 A。赫麦
列夫所写。存于俄国档案馆内的他的这份报告，引了 11 月 15 日“加伦”发来的电报，电报中提供了这些
伤亡数字，同时又加上了以前几次战役伤亡的 10000 人。布廖赫尔显然只计算已在广东组织起来的军（原
来的国民革命军）的损失。他贬低第 7 军和贺耀组的独立第 2 师在江西战役中的实际战斗，虽然这些部队
缴获了敌人的大部分武器。布廖赫尔的关于在广东以外作战的部队的数字如下（11 月中）：广东的军/外省
的军第 1：超过 3000/第 7：约 7000 在福建 8000/第 8：25000—30000（15000 适合战斗）第 2：6000，战斗
力差/第 9 和第 10：不详第 3：3000 左右/第 14：约 500 第 4：原有 3500，新来 2500/第 15：5000 至 6000，
素质差第 6：超过 3000/第 17：8000《根据国民革命军北伐史的材料》，载《历史档案》，4（1959 年），
第 113—126 页，文件 3，116。其他江西战役的报道有：《革命文献》，13，第 2047—2179 页（附多份电
报）；《北伐战史》，2，第 499—564 页；《北伐简史》，第 69—90 页；切列帕诺夫：《手记》，第 189—201
页（对蒋介石抱有敌意的偏见）；乔丹：《北伐》，第 83—92 页。
役。第 １ 军的两个师，即第 ３ 师和第 １４ 师守卫广东省的东部边境，以防孙传
芳的盟友、福建省督军周荫人的可能进攻。何将军与一个敌军司令李凤翔和
他的两个部将曹万顺和杜起云谈判与驻在福州的几名海军将领一起倒向国民
党。在福建的国民党人与各种“民团”为协助驱赶北方人周荫人而进行谈判。
蒋介石指示何将军商谈和平，条件是周荫人不派军队进入广东或广西。这些
初步行动发生在 ８ 月和 ９ 月。①
据报道，福建的敌人在人员和装备上都超过国民党军队，其比率为 ５ 比
１。９ 月 ２７ 日，周荫人派军队入侵广东省，目的是夺取东江的几个主要城市，
但是何将军得到了这些计划的内部情报，于是下令越过边境进攻周在永定的
基地。１０ 月 １０ 日，第 １ 军的第 ３ 师夺取了永定，然后回到广东对付松口的
入侵者。在这些开始的战斗中，国民党军队俘获了数千名战俘，还有他们的
步枪、机枪和大炮。１０ 月 １４ 日，敌福建第 ３ 师按预定计划倒戈，被改编为
国民革命军第 １７ 军。这些初步战斗是如此之成功，以致蒋介石在 １０ 月 １６
日任命何将军为东路军司令，东路军由第 １、第 １７ 和第 １４（赖世璜的部队，
它将从江西进入福建）三个军组成；蒋还命令何着手征服福建省。
平定福建的战事按部就班地进行，主力军沿沿海路线攻下了漳州（１１ 月
８ 日）和泉州（１１ 月 ２１ 日）等城市。当部队逼近闽江时，海军倒戈，困住了
撤退的部队，数千名士兵被解除武装。１２ 月 ３ 日，海军占领省城福州，１２
月 １８ 日，何应钦以第 １ 军的两个师占据该城。在福建省多山的中部地区，“民
团”协助第 １７ 军推进。周荫人带领残军退到浙江省边境，希望与孙传芳会合，
但被正在谈判倒向国民党一边的陈仪将军所阻。
这样，到 １９２６ 年 １２ 月底，除了原来的广东根据地和已经通过谈判而联
合的邻近的广西省外，国民党人已经夺取了湖南、湖北、江西和福建的省城
和主要城市。贵州省的军务督办也已把他的省名义上交给国民党政府管辖。
这 ７ 个省有人口近 １．７ 亿人，而 ４ 个被征服的省有 １．１ 亿人。①
许多因素说明了只在六个月内就取得这样成就的原因。最重要的因素，
是在俄国的帮助下对最初的国民革命军进行了两年训练和装备，以及 １９２５
年广东省几次战役的战斗磨练。另一个因素是对官兵们的政治教导，让他们
知道为什么而战——主要灌输一种热诚的民族主义精神。还有一个也很重要
的因素，是在广东省进行了财政改革，它使该省的大部分税收进入国民党的
金库，导致人们对通货的信任，使通过销售国库券借款成为可能。与敌军的
谈判和使用银弹促使倒戈的办法也很有效。但是决定性的因素，是国民革命
军在期待已久的北伐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特别是第 １ 和第 ４ 两个军的牺牲
精神，虽然其他一些部队在战斗时也打得很好。
俄国顾问在几次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布廖赫尔制订总的战略，他和
他的参谋人员为特定的战役制订细致而内行的计划。每个投入战斗的军各有
① 我使用陈训正的关于福建战役的记载作为基本史料。《革命文献》，14，第 2187—2212 页，有关文献见
2212—2220 页。A。I。切列帕诺夫是何应钦的军事顾问，但是他的关于战役的记载由于他缺乏文献，是简略
的，而且不都是准确的。《手记》，第 172—178 页。其他记载载《北伐战史》，2，第 575—596 页；《北
伐简史》，第 91—98 页；乔丹：《北伐》，第 93—96 页。国民党档案馆所藏《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战史纪
略》，465/30，提供了大量的详细情况。
① 乔治？鲍勃科克？克雷西：《中国的地理基础：土地及其人民概述》，第 55 页，根据 1926 年的中国邮
政局的估计数。
其俄国顾问，有的师也是如此。这些人力图保证他们的部队能准确地执行计
划；在战斗时，他们给布廖赫尔提供情报网络，战斗后又提供有价值的总结。
有的顾问实际上领导了进攻。他们还提供对他们为之参谋的中国将领们的政
治评价。少数几个勇敢的俄国飞行员侦察敌军阵地，向被围城市投掷传单，
引起敌军的恐怖，并轰炸战略目标。有几个俄国人得了重病，一人患霍乱，
其他几人患痢疾。在江西战役后，“我们的相当大一部分工作人员”进了南
昌美国人办的医院。①
动员群众
迅速取得军事胜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工作。随军的专职政治军
官，以及在敌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党员，通过争取地方民众和试图策反敌
军来支持战事。受过要友好地对待民众的教导的国民革命军士兵，不准抢劫
或强征劳动者入伍。有许多关于他们受到热烈欢迎，农民卖食品给士兵、充
当间谍、向导和搬运工以及为伤员抬担架的报道。有几次，武装简陋的农民
部队攻击敌人后方。铁路工人破坏敌人交通。约 ４００ 名安源矿工参加了叶挺
的独立团。在被围的武昌，革命者秘密张贴标语和分发策反传单以破坏敌人
士气。南昌的学生和警察协助第一次短暂地夺得该城的行动，当南昌丢掉时，
许多人还牺牲了生命。②
一旦国民革命军拿下了大城市，劳工组织者就开始组织或恢复工会。大
部分组织者为共产党员，有的通过五卅事件后在上海工作以及在广州指挥香
港大罢工和抵制，在劳工运动方面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在湖南，劳工运动
在一名湖南共产党员郭亮指导下，很快得到恢复，１９２２ 年郭在组织铁路工人
时积极活动，结果在 １９２３ 年却看到工会在镇压中遭受挫折。１９２４ 年他参加
了国民党，是该党在长沙的地下核心组织的成员。在 １９２６ 年 ５ 月广州举行的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他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然后回到长沙。不久，该城
被第 ８ 军攻占。数十个工会已经成立，随即出现了一个争取提高工资和改善
劳动条件的鼓动和罢工的浪潮。政治军官支持工会运动，武装的纠察队强制
执行罢工。９ 月，湖南省的工会联合会成立，１２ 月的一次大会通过了一系列
决议，它们设法使工会组织和管理正规化，加强劳工运动的纪律，制止未经
批准的罢工。２７ 岁的郭亮成了湖南省总工会的委员长。到 １９２７ 年春季，省
联合会声称其会员超过了 ４０ 万，其中 ９ 万人是产业工人。①
① 赫麦列夫的报告，载《根据国民革命军北伐史的材料》，第 125 页。切列帕诺夫：《手记》，第 124—
169 页，和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两年》，第 242—243、247 页。三份来自前线的俄国顾问所写报告
的译文，发表于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 43、44 和 49 号。其他的报告在即将出版的《文献
集》修订本中有摘录。陈训正在夺取武昌和南昌的记载中称赞“我空军”的活动，而不提飞行员是俄国人。
《革命文献》，13，第 1991—1992、2163—2164 页。
② 两份关于给推进的军队特殊形式援助的报道转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 293—
297 页（1926 年 9 月 14 日）和第 298—301 页（1926 年 11 月 4 日）。一个澳大利亚观察家的早期报道是
H。欧文？查普曼：《1926—1927 年的中国革命：从国民党首都汉口所见的一份共产党控制时期的记载》，
第 21—27 页。在乔丹：《北伐》第 75—79 和 241—246 页，可见到几个例子和一种评价。安格斯？麦克唐
纳：《湖南农民运动：它的城市根源》，载《近代中国》，1。2（1975 年 4 月），第 188—189 页，以及他
的著作《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 264—270 页；此书不承认农民支援部队的作用，认为城市工人更为重
要。
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 316—374 页有有关湖南工会化的文件。切斯诺：《中国的
９ 月份夺取汉口和汉阳以后，革命热情在那里不断高涨。两个城市很快
就贴上了谴责帝国主义和军阀以及号召支持国民革命的标语。政治部每天组
织集会和游行，国民党开始在学生、下级军官、妇女、劳工和其他集团中吸
收党员。到 １２ 月底，它已经吸收了 ３１ ０００ 名新党员。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派
张国焘从上海前往武汉指导工作；他在 ９ 月 １１ 日抵达，随之而来的是几名具
有丰富的组织劳工经验的同志：李立三、刘少奇、项英和许白昊。在 １９２３
年 ２ 月残酷镇压京汉铁路罢工以后的几年，劳工运动已被压制，但没有被搞
垮。这时它很快地恢复起来。９ 月 １４ 日一次工会代表的预备会议计划组织湖
北总工会，它于 １０ 月 １０ 日正式成立。快到 １１ 月底公布的一张工会名单，列
出了武汉三镇的 ７３ 个工会（据报道会员有 ８２０００ 名）和大冶铁矿中心的 ６
个工会（会员有 １１０００ 名）。１１ 月的某个时候，共产党控制的中华全国总工
会，在汉口设立办事处，以指导组织工会的进程。①
１１ 月，一个罢工的浪潮冲击着武汉三镇，其矛头既针对本地的工商业，
又针对外国的企业。印刷工、邮政工人、丝绸铺的店员、苦力劳工、日本家
庭和商号中的仆人和雇员都上了街，英国的烟草公司停止营业。工会使用了
武装纠察队，强制实行罢工，有几次干得相当粗暴。大部分罢工因工资增加
而很快平息下来。但是工会试图强制行使它们的管理权，这反而加强了抵制
情绪。罢工对工商业起了消极影响。１１ 家中国银行（包括两家最大的）在 １１
月 １９ 日的结算日无力结算。中国的工商界领袖开始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甚至
威胁说，如果不对两项要求作出答复，将举行罢市；两项要求是：在没有工
会干预的情况下，雇主和雇员直接谈判增加工资问题；纠察队不得进行威胁。
政府的答复是成立调解委员会，国民政府、国民党、商会和总工会各派两名
代表。委员会将调查上涨的生活费用和工商界支付增加的工资的能力。一批
政府领导人从广州取道南昌于 １２ 月 １１ 日来到，很快设法成立更有秩序的政
府。但是，分裂性的经济力量已经起作用了，最后促成了武汉政府的垮台。②
群众在革命中最具戏剧性和最不祥的参与，是新解放几个省的农民运动
迅速发展。在北伐开始前，广州农民运动总部知道的情况是，在湖南、湖北
和江西只有 １６１ 个协会和 ４３４２３ 名会员。六个月以后，在 １９２６ 年年底，共产
党的农民运动领袖声称，单单遍及湖南和湖北两省 ９１ 个县的参加协会组织的
农民就超过了 １５０ 万。这类数字不可能确切，但它们说明了能够全力投入这
个阶段革命的少数几百名干部进行组织的狂热。①
在国民党军队来到前已经偷偷摸摸地活动的当地共产党员，现在能够在
政治军官的帮助和保护下公开组织农民了。在农村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中间，
工人运动》，第 322 页。
① 同上书，第 321—322 页；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 532—550 页；《中国劳工运动史》，
2，第 597—601 页。
② 关于罢工、工商界的反应和调解委员会的情况，见上书，第 612—622 页。美国国务院 893。504/40，汉口
总领事罗赫德致国务卿，1926 年 12 月 28 日，第 15 页，谈到罢工和银行无力结算的情况。《中华年鉴，
1928 年》，第 984 页论纠察队的蛮横行为。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 400—404 页，全面地论
述了湖北共产党组织劳工的情况。
① 吸收的人数根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 17—18 页关于 1926 年 6 月 3 日的数字；
第 257—262 页关于湖南 11 月份的数字；第 395 页关于 12 月末的数字。李锐断言，在北伐开始前 4 万多名
农民在湖南已被组织起来，但他没有证实。同上书，第 267 页。
有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毕业生，其中 ６５ 人是湖南人、湖北人和江西人。１０
月初期，另外 ８５ 人毕业于毛泽东指导过的那一期。地方的组织者知道贫苦农
民的苦难，他们掌握了宣传口号和组织技术的全部本领。在湖南，他们首先
集中力量征募农民帮助革命部队，然后着手吸收他们进入协会和自卫队。在
一开始，他们并不着重农村阶级斗争，而是强调贫苦农民的利益，办法是开
仓，号召减租减息，重新议定租约，通过禁止从一地向另一地运送粮食以降
低粮食价格。这类政策只能激起权势者的激烈反对，湖南的农村很快就卷入
冲突。“土豪劣绅”连同大地主和“贪官污吏”，成了打击和侮辱的目标。
他们的财产应予没收，而在可能时，这类财产是被没收了。但是，正在组织
农民协会的不仅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的左派。保守的省的国民党员以及地方
权贵们也组织协会，或者给现存的农业团体起了官方的名称。一个以长沙为
根据地的左派团体，试图引导农民运动走改良主义的道路。于是在土地运动
的内部既存在阶级冲突，也存在组织之间的冲突。①
随着暴力行为的扩大，已有地方恶霸被处决的报告；在另一方面，也有
农村被攻打和焚毁以及农民领袖被杀害的报告。在有些地区，贫农或他们的
发言人要求“解决土地问题”——即没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或采取其他“平
均土地”的形式。农民运动按地区发展，发展最为迅猛的地区是在湘江流域
和沿湖北省边境被国民革命军攻克的地区。到 １１ 月，据报道湖南省有 ６８６７
个地方农民协会，会员总数超过 １２６７０００ 人。地方的团体被一个有 ４６２ 个区
农民协会、２９ 个正式组成的县协会以及若干正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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