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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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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
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
为功甚高焉。
晚清关于政治小说的经常被人引用的观点见于梁启超 １９０２ 年发表在《新
小说》上的著名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他引用外国的例子，力主革
新小说为革新一国人民之关键。创造一种新小说可以在国民生活的一切方面
——道德、宗教、习惯、风俗、学识和艺术，甚至民众性格——发生决定性
的影响。除了列举小说对社会的广泛影响以外，梁启超还在这篇论文中集中
指出小说的四种基本感化力量，即对读者的“熏”“浸”“刺”和“提”的
作用。他特别强调“提”的意义，即将读者提高到小说主人翁的水平，向他
学习。但是这些值得中国人学习的英雄不能从中国历史中寻求，而必须从西
方历史中去寻求：对中国人来说，真正具有民族美德的完人是华盛顿、拿破
仑、马志尼、加里波的以及其他许多现代爱国者、革命家和政治家。梁启超
曾经为这些人物写过传记。
严格地说，严复和梁启超都不能被看作文学家。在他们看来，文学——
特别是小说——要为其他的目的服务：唤醒中国人民。梁启超着手写过几部
① 此处和前面引文的译文见夏志清：《新小说的倡导者严复和梁启超》，载阿黛尔？A。里基特编：《从孔
子到梁启超的中国文学观》，第 230—232 页。
小说，但是一部也没有写完。他们对文学的功能的看法不能算作文学评论，
而只能被看作社会史文化史方面的文献。
尽管严复和梁启超两人都深受中国“伟大传统”的影响，但都反对这个
传统近代的衰朽状况：八股文是清朝中晚期盛行的程式化的没有意义的散文
写作方法，其中充满了高谈阔论的治国平天下之道，但仔细一看，只不过是
浅薄的老生常谈。由于文化的“高雅”形式僵化，使“低级的”通俗体裁具
有新的活力的努力已刻不容缓。不过在普及这个领域中，严复的贡献不及梁
启超。严复仍用典雅的、博学的文言散文翻译斯宾塞、赫肯黎和 Ｊ．Ｓ．穆勒的
著作。他虽然提倡小说，却不愿对“民众的欣赏力”作任何让步。相反，梁
启超却更能汲取民众的和外国的语汇。他的文章是写给广大读者看的。①因此
在一定程度上，梁启超的著作在改革派精英——如康有为、谭嗣同和严复等
人——和市民阶层之间起了桥梁作用。没有梁启超在大众传播方面的开拓成
就，严复的翻译和一般的维新思想就不可能有那么广泛的影响。
梁启超极力提倡新小说，还代表他政治立场的巨大转变。百日维新失败
以后，他几乎把注意力完全转向中国社会；他试图设计一种新的社会集体
（群）的蓝图，由此而构成现代化的中华民族。梁启超关于“新民”的著名
概念虽然和精英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质上却是群众性的，目的在于改
造整个中华民族。按照这一新的指导思想，无论梁启超是否出于他对明治维
新经验的知识，他鼓吹小说的力量是很自然的，也是必然的。梁启超和后来
的胡适不同，他对语言问题本身并不感兴趣，而是关心对读者的影响。他所
说的小说的四个特点和作者无关，也和文学本身的特点无关，而仅仅是关于
读者的。
虽然梁启超在使小说成为一种重要的媒介方面有功劳，但他和晚清小说
的文学质量没有多大关系。在这方面，功劳归于在条约口岸的那些较少教养
但更富于文学才能的报刊工作者－文学家。
新小说的实践
晚清文坛上的小说可以容易地分为两种主要类型：社会小说（或者用鲁
迅的说法，“谴责小说”）和写情小说（即言情小说），后者的焦点是人类
的感情。
根据胡适的意见，大多数晚清社会小说都是模仿一部先驱著作——１８ 世
纪的小说《儒林外史》。①由于梁启超和严复所提倡的那种“新小说”的社会
政治方向的巨大影响，创作者们自然而然地会将《儒林外史》当作社会小说
的光辉先例。不过 １９ 世纪末的中国社会比吴敬梓的著名小说中所描写的 １８
世纪的社会，充满了更多的危机。因此除了在形式和内容上那些明显的相似
之处以外，晚清小说散发出一种更紧迫尖刻的调子和更阴暗的灾难临头的情
① 梁启超仍用文言句法，但大量使用口语说法。他的许多追随者更进而大胆地试用方言口语——包括官话
和各种地区方言（尤其是江苏浙江一带的方言）。最早完全用方言写作的报刊之一《演义白话报》于 1897
年创刊，其宗旨是使一般民众能阅读到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写成的新闻——尤其是有关外国列强的新闻，并
且将各种有用的书报杂志译为口语，以求便于阅读（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第 64 页）。文学报刊
的影响使文言和白话的分界线逐渐模糊，并增强了白话的地位。到本世纪初，白话不只在报刊和文学作品
中使用，并且已在历史、地理、教育、工业、科学著作中使用。参阅米列娜？多列扎洛娃…费林捷洛娃：《中
国现代文学的起源》，载默尔？戈德曼编：《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第 13 页。
①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载《胡适文存》，2，第 233—234 页。
绪。这种紧迫感常常用沉重的漫画手法表达出来：吴敬梓温文尔雅的讽刺走
向了极端。在吴沃尧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②里，轻松的幽默和对可
怕的荒唐事物的揭露纠缠在一起，以致效果变得令人感伤而不只是可笑。李
宝嘉的《官场现形记》更是病态的。人们可以觉察到李宝嘉几乎是故意要夸
大生活的阴暗面（也许是作者身受肺结核的磨难的无意识的表现）。充斥于
《官场现形记》中的谐谑与被扭曲的事物，似乎表明作者对他周围发生的一
切极端厌恶。小说中都是反面人物——全都是贪婪、不道德的野心家，满脑
子升官发财思想，热中于行贿受贿。甚至连改革计划和有志于改革的官吏也
逃不脱作者的苛刻的讽刺，这一点从他的另一部小说《文明小史》中可以看
出。普鲁舍克教授所说的这些作家“悲观”的人生观，本质上反映出一种个
人的忿懑：在这样一个充满愚昧和绝望的国家，很难看到什么希望。①
为了生动地表达出这种近乎绝望的情绪，李和吴常采用引人注意的外
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自称“九死一生”，说自己“所遇见的
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
著名小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使用的笔名是“东亚病夫”。另外两位作家
的笔名分别是“天下第一伤心人”和“汉国厌世者”。也许可算是晚清最优
秀的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铁云），给自己选了一个含有悲哀隐喻
的“老残”笔名，在一场失败的棋局中作最后的挣扎。书名为《痛史》、《恨
海》、《劫余灰》、《苦社会》等小说赋予晚清一种前所未有的阴暗和悲愤
的感情。它们积累起来的不安情绪的深度是比较沉静的《儒林外史》所不能
比拟的。
尽管晚清社会小说得益于《儒林外史》甚多，我们仍不应忽略它们的一
些独有的特点：外国词语和思想常和本地的场面和人物结合在一起。《官场
现形记》里提到卢梭的《民约论》和孟德斯鸠的《法意》。在《孽海花》里，
甚至还有外国人——约翰？弗赖尔、托马斯？韦德、一位俄国的无政府主义
者和一位德国将军（瓦德西）——出场。而且，部分情节发生在欧洲。在许
多晚清小说中还谈论“洋务”，描写外国风气涌入的情况。虽然大多数作者
都热心汲取外国思想，他们却显然并无意学习西方的文学技巧，尽管西方著
作的译本与日俱增。①他们模仿西方文学的范围只限于某些小说中的男女主人
公。柯南？道尔的歇洛克？福尔摩斯成了极受欢迎的人物，引出了一系列模
仿他的中国侦探英雄。侦探小说的盛行既是社会小说通俗化的扩展，也是西
方影响的结果。
政治幻想是晚清小说的又一特征。这可能是受到梁启超的未完成小说《新
中国未来记》的启发。这部小说的故事始于一个中华乌托邦共和国建立之后
５０ 年。另一部旅生写的畅销小说《痴人说梦记》以一场梦为结尾，梦中的上
海不再有外国人、外国巡捕，建筑上没有外国招牌，没有外债，有的是中国
人建筑的大量铁路和学校。陈天华的小说《狮子吼》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名叫
“楚山”的海岛上。明代遗民将岛建成一个政治乐园，岛上有一个“民权村”，
② 此书有刘师舜的英文缩译本。
① 这里的某些讨论是根据普鲁舍克教授 1967 年在哈佛大学讲学的笔记。米列娜？多列扎洛娃…费林捷洛娃
编的学术论文集《19、20 世纪之交的中国小说》中对晚清小说作了综合性的分析。
① 但是胡适认为，吴沃尧的小说《九命奇冤》在倒叙技巧的运用和结构的统一方面，受了西方小说的影响。
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 239 页。
礼堂、医院、邮局、公园、图书馆、体育馆俱备，还有三家工厂、一家轮船
公司和许多现代化的学校，全都办理得井井有条，为岛上的大约 ３０００ 个家庭
谋福利。②显然，这些小说源出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幻想传统。不过它们对未
来的憧憬和现代化的内容，却进一步表现出社会对加速改革的盼望。这些新
中国的乌托邦为作者同样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热情洋溢的政治梦想——他们
对中国命运的关注之情在想像中的满足——同时还提供了一种对当时现实问
题的浪漫主义的逃避处所。
虽然关于中国命运的各式各样的乌托邦都指出改革的迫切性，但维新本
身却成了没有精神内容和政治意义的陈词滥调。正如李宝嘉、吴沃尧和曾朴
等人的著作中所描写的，改革思潮已经堕落为供一群“洋务专家”鹦鹉学舌
的老生常谈。这些洋务派是各地“自强”努力的产物，他们只不过是一批在
上海、广州、天津这些条约口岸买办“洋场”中游手好闲的机灵的纨绔子弟。
晚清小说展示出一幅点辍着这些徘徊于华洋之界的人物的图景，他们混迹于
贪婪的商人、追求社会地位的新贵，和迁入城市寻欢作乐的乡下地主的子孙
之间。阅读这些讽刺作品——阴暗图景中的较轻松的一面——读者会感觉出
作者们的自嘲与矛盾的心理。作为现实社会的伤心评论家的报刊工作者－文学
家们，能够认识到他们自己是靠这些他们所讽刺的人过活的；他们自己其实
也可以被看作是“洋务”与“维新”的间接产儿。正是他们所厌恶的时髦维
新思潮使他们的著作受欢迎。因此，尽管他们过着寄生生活，却很少有人赞
成彻底革命，因为革命会将他们虽然反对却又习惯了的世界摧毁。
虽然晚清小说的大主题是社会讽刺，但对社会与政治的批判也和作者自
觉的主观个人感情交织在一起。社会和感情两种因素常互相结合以达到一定
的情绪高度来为作者目标的严肃性辩护。被认为以《恨海》一书开创了“言
情小说”的吴沃尧，在《新小说》上发表的一篇题为《社会与言情小说之关
系》的文章中宣称：
我素常立过一个议论，说人之有情，系与生俱来……要知俗人说的情，
单知道儿女私情。我说那与生俱来的情，是说先天种在心里，将来长大，没
有一处用不着这个情字……对于君国施展起来便是忠，对于父母施展起来便
是孝，对于子女施展起来便是慈，对于朋友施展起来便是义。可见忠孝大节，
无不是从情字生出来的。至于那儿女之情，只可叫痴。更有那不必用情，不
应用情，他却浪用其情的，那只可叫做魔……许多写情小说，竟然不是写情，
是在那里写魔……①
在这篇陈义崇高的声明中，吴沃尧希望给主观感情以广阔的社会与伦理
基础。这和翻译家林纾想从伦理的观点来为感情辩护如出一辙。但是这篇宣
言的儒家框架并没有定出晚清言情小说的真实内容。其实它们大多数都是描
写男女“痴”情和“着了魔”似的伤感主义的。正如林纾逐渐认识到的那样，
个人感情，如果真实地表达出来，不论它是否反映公认的伦理准则，都可能
成为一个人的主导的人生观。②特别是通俗言情小说的作者们发现描写感情，
尤其是以“痴”或“魔”的形式出现，会受到读者们热烈欢迎的时候，这种
伦理的严肃性就更加被淡化了。所以这种言情小说一直被中国的文学史家们
② 阿英：《晚清小说史》，第 97 页。
① 阿英：《晚清小说史》，第 173—174 页。
② 参阅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 3 章。林纾的翻译作品将在本章第 2 部分讨论。
认为是晚清小说中低级的一类。③虽然它们的榜样显然是伟大的《红楼梦》，
但大多数却更像 １９ 世纪的“才子佳人”小说如《六才子》和《花月痕》之类。
实际上最受欢迎的是那些以色欲为中心兴趣的书，其中才子们迷恋的佳人又
无例外地都是妓女，以至被称为“妓院指南”。胡适挑选其中的两本《海上
繁华梦》和《九尾龟》来特别加以谴责，说它们缺乏理智的洞察力和文学价
值。因此，“言情小说”中的下乘作品似乎只是亵渎感情——据文学史家阿
英的看法，它们很快就为“鸳鸯蝴蝶派”打开了大门。④
③ 参阅阿英：《晚清小说史》，第 13 章。
④ 同上书，第 169、176 页。
鸳鸯蝴蝶派小说与五四前的过渡时期，１９１１—１９１７ 年
“鸳鸯蝴蝶派”这一说法可以上溯到这类小说中的一本畅销书，徐枕亚
的《玉梨魂》。这本情意缠绵的小说于 １９１２ 年出版，书中的诗将情侣比作成
对的蝴蝶和鸳鸯。①这一蔑称在 １９１０ 至约 １９３０ 年这一时期，被用来称呼大约
２２１５ 部小说、１１３ 种杂志和 ４９ 种报纸。这个称谓和这一派中最著名的杂志的
刊名《礼拜六》可以互换，它公开宣称自己的目的是为了“消闲”。
鸳鸯蝴蝶派小说受到狂热的欢迎，实在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令人啼笑
皆非的事。随着清王朝末日的到来，晚清小说的改革冲击力和严肃内容好像
也消失了。正如言情小说堕落成“狭邪小说”和“蝴蝶小说”那样，社会小
说的主流也从自觉地批判和揭露社会－政治病态的基本方向转为专以耸人听
闻为目的：少数值得尊重的“社会批判”杰作，被大量描写社会丑恶和犯罪
的所谓“黑幕”小说所取代。在民国最初的十年里，这两种群众文学——庸
俗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都达到了鼎盛时期。它们所拥有的读者和销售
量都超过了此前此后时期的作品。②根据林培瑞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初步研究
所得出的惊人结论，３０ 年代以前真正的“通俗文学”——就其能迎合中下层
阶级的口味和反映他们的价值观念而言——既不是梁启超所提倡的“新小
说”，也不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而是这些“消闲”作品。
根据林培瑞的分析，这一类通俗市民小说的兴起，反映了城市居民在“逐
步现代化的环境”中经历迅速变革时的烦恼心理。当新城市生活——尤其在
上海——变得沉重的时候，“读者要赶上世界的愿望就让位于想忘掉自己赶
不上世界这一愿望了”。①除了想满足逃避变革中的城市世界这个现实的需要
之外，林培瑞还暗示，蝴蝶派小说各次浪潮的热门主题可以与特定的社会－
政治的发展联系起来。当酝酿中的晚清维新运动对妇女解放和妇女教育给予
极大注意的时候，本世纪头十年前半期第一批爱情小说的共同主题就是婚姻
自由。此后 ２０ 世纪头十年后期与 ２０ 年代早期侦探小说、黑幕小说和武侠小
说的各次浪潮，则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政府所造成的政治混乱同时。在这各
次浪潮中，逃避现实的主调是复古主义和幻灭情绪。作者们对中国的维新、
现代化和进步失去了信心，而这正是他们的前辈——晚清的报刊工作者——
所拥护的。相反，他们“对中国流行的价值观念”表现出一种“保守的态度”。
②他们认为西化的潮流搞得太过分了，因而对中国自身的问题不是以激进的反
对态度主张建立另外一种社会制度，而是采取传统的“拾遗补缺”的态度—
—只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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