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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1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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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用知识。张其昀、萧一山等编的修订本，取名《清史》，添补了更多的
传记资料，还增加了索引。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民国史的庞大汇编项目的第
一部作品，是李新等编的《民国人物传》，第 １ 卷，北京，１９７８ 年。这部书
包括政治、军事、文化和实业方面领袖人物的传记条目。
许多英文的综合传记词典已编辑出版。恒慕义编的《清代名人传略》，２
卷，下迄民国初年。包华德和理查德？Ｃ．霍华德编的《中华民国传记词典》，
５ 卷，集中于这一时期。唐纳德？Ｗ．克莱因和安？Ｂ．克拉克编的《中国共产
主义传记词典，１９２１—１９６５ 年》，２ 卷，续作。范围更广的是桥川时雄的《中
国文化界人物总鉴》。
在现代体裁的大型传记方面，胡适的《丁文江的传记》，用了 ２０ 年的时
间才完成，下笔审慎，明晰、准确、完整，是典范之作。关于金融家－实业家
的另一部里程碑似的传记是《周止庵先生别传》，他的女儿周叔媜所作，燕
京大学硕士论文。晚清和民国初期错综复杂的私人和派系关系方面的专家沈
云龙写了两位民国早期总统的传记：《黎元洪评传》和《徐世昌评传》。
年谱，个人经历的年表或编年记载，是传记编纂的传统形式，可以用来
探索民国早期领袖人物错综复杂的私人关系。关于政治史，特别提出《三水
梁燕孙先生年谱》。关于思想史和民国早期的政治，研究者们得益于 １９５８
年出版的不朽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篇初稿》，３ 卷，丁文江等编。其他编
纂的年谱涉及的范围很广：段祺瑞、谭延辏А⑼豕Ｋ心昶字凶钕昃〉�
是孙逸仙的年谱。以几种较早的著作为基础，台北国民党的档案馆三次修订
和增订《国父年谱》（１９５８、１９６５、１９６９ 年）。在广州，一个大项目是于 １９７９
年开始编纂甚至更为全面的孙逸仙一生的编年史。关于蒋介石，有审定的《民
国十五年以前的蒋介石先生》，２０ 册，３０ 年代早期毛思诚编，曾在香港重印。
为了尊崇他，一部最详尽的年谱已于 ８０ 年代完成，在台北出版，名为《总统
蒋公大事长编》。
传记的合集有：《革命人物志》，丛书；吴相湘编的《民国百人传》，４
卷。闵尔昌编的《碑传集补》，２４ 册，其中的传统体裁的传记在 １９１２—１９２７
年这段时期的历史研究著作中常被引用。关于实业方面的人物，可参看徐盈
编的《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关于地方史，新近的典范是周开庆编的《民
国四川人物传记》。还要特别提到两种杂志：《国史馆馆刊》和台北的《传
记文学》。
关于中国近现代的出版事业，可参看张静庐编注的一套重要著作：《中
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１９５３ 年；二编，１９５４ 年。《中国现代出版史料》，
甲编，１９５４ 年；乙编，１９５５ 年；丙编，１９５６ 年；丁编，１９５９ 年，２ 卷。《中
国出版史料》，补编，１９５７ 年。对第一第二两种书的补编的出版早于第二种
书的丁编两卷，均为中华书局（北京）出版。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现代中
国的思想革命，１９１５—１９２４ 年：研究指南》（１９６３ 年出版），记述了 １９１５
—１９２３ 年这个时期的大约 ６００ 种期刊。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的《五
四时期期刊介绍》，３ 卷，也很重要。
比单一的书目介绍涉及更多题目的中文文献汇编中，最重要的有：北京
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近代史资料》，５０ 年代开始出版；国史馆馆刊主办的
《革命文献》，５０ 年代开始出版（第 １—３、５—２３、４２—卷涉及 １９１２—１９２７
年这一时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外交史资料》，
丛书，根据外交部的档案，至 １９２５ 年。
英文译文的文件集中，可参阅狄百瑞等编的《中国传统资料集》；邓嗣
禹和费正清编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米尔顿？Ｊ．Ｔ．谢的《国民党：历史
文献选编，１８９４—１９４９ 年》。
关于重印的政府公报和学术期刊，可参阅华盛顿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的《通
讯》；关于在台湾重印的非共产党杂志，可参阅旧金山中国资料中心的图书
目录。
英文的学术期刊有：《亚洲研究杂志》、《中国季刊》、《现代中国》、
《近代亚洲研究》和《太平洋事务》等；中文的学术期刊有：台北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集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新《近代
史研究》；日文的有《东洋文库》中的《近代中国研究》等。当然，还有许
多扎扎实实的论文，是在日本、台湾、香港的大学的学报和中国大陆的大学
的学报中发表的。偶尔也有专题论集的特刊，如《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２，１９７９ 年，即为《郭沫若研究专刊》。大西洋社区的许多中国
研究中心通常通过它们的大学出版社出版丛书或小丛书，数量很大，这里难
以论列。
２ 经济趋势，１９１２—１９４９ 年
甚至就 ２０ 世纪的中国来说，令人遗憾的是仍然没有完整的或可靠的全国
经济统计资料。北京政府的农商部确曾发表一系列年度统计表（农商部：《农
商统计表》，上海，１９１４—１９１９ 年；北京，１９２０—１９２４ 年）。１９１４ 和 １９１８
年的统计表相对来说比其他年份好；从整体来看，这种资料是估计而不是核
实的调查的产量。例如，全国铁路的统计报表也公布了（交通部：《政府铁
路统计表，１９１５—１９３６ 年》，北京，１９１６—１９２８ 年；南京，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
当然，外国管理的中国海关每年都发表通常是极好的对外贸易统计资料。在
萧亮林（音）的《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１８６４—１９４９ 年》中，海关统计资料
直接用原始资料有效地核对过。但是一般来说，中央政府在 １９２８ 年以前太
弱，太无效力，不能做出有组织的全国性努力去收集经济资料。
随着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建立，统计情况多少有所改善。财政部 １９２８—
１９３４ 年的年度报告是仅有的曾经发布的中国全国财政的真实报告（财政部：
《第 １７、１８、１９、２１、２２、２３ 财政年度的年度报告》，南京，１９３０—１９３６
年）。关于 ３０ 年代的农业统计资料，包括土地面积和产量，由实业部中央农
业实验所编制，并见于其月刊《农情报告》（１９３３—１９３９ 年）。这些估计，
连同 ２０ 和 ３０ 年代卜凯个人在中央大学农学院主持的著作，大概就是可以得
到的中国农业的最好资料（卜凯：《中国土地利用：中国 ２２ 省，１６８ 地区，
１６７８６ 田场及 ３８２５６ 农家之研究，（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其第 ２ 卷是卜凯的 ４７５
张统计资料）。我们能得到详细工业统计资料的唯一一年是 １９３３ 年。这些资
料是刘大钧为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所作一项大规模调查的成果（刘大钧：
《中国工业调查报告》，３ 卷）。刘大钧的资料不包括满洲和满洲以外的外
国在华工厂。不过，可以得到日本对满洲工业的调查资料（约翰？扬：《南
满铁路会社的调查活动，１９０７—１９４５ 年：历史和书目》）。对在华的外国工
业也有许多估计，但没有一种赶得上刘大钧的调查。除了政府主持收集的统
计资料外，还有可靠但却零散的私人收集的资料，从事这项工作的，在天津
有南开经济研究所（主要是物价资料，见《１９１３ 年—１９５２ 年南开指数资料汇
编》）；在上海有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出版两种文字的月刊《经济统计月
志》，１９３４—１９４１ 年）。收集的上海物价指数见于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
所：《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１９２１ 年—１９５７ 年）》。
尽管这些资料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大超过 １９２８ 年以前的资料，但国民党
时期的经济统计资料缺点仍然不少，部分原因是中国在政治上仍远没有统
一；部分原因是大部分经济活动仍然是在市场交易之外进行的，因而难以计
量；最后还因为统计工作在技术上依旧落后。但是，甚至 １９２８—１９３７ 年的相
对不足的资料，如果和此后能得到的资料相比，也是天赐之物。战争和内战
对收集统计资料部门的损害并不比对行政机构其他部门的损害小。就 １９３７—
１９４９ 年来说，且莫说财政金融统计资料，任何种类的微观资料都很缺乏，而
且不可靠。张嘉璈的《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１９３９—１９５０ 年》一书包
括的资料只不过是作者所能得到的，他是中央银行的总裁。
我这里特别提到的统计书刊当然只是一些例子。还有更多的书刊——例
如，实业部和南京政府外贸局的出版物，或为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准备的
农村调查资料，以及中国地质调查所发表的中国本土及满洲的广泛矿产资
料。除了这些官方报告以外，中国和日本的研究者（后者主要是为了南满洲
铁道株式会社）出版了数以百计的零散的地方调查材料。但这些材料没有一
种单独地——不是所有的加在一起——提供了，或可以容易地从中推导出，
有关人口、就业、股本、国民生产和消费、物价、税收、货币流通等的完整
资料，供经济史学家对 ２０ 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经济作确定的分析。对国民政府
３６ 个部门的介绍材料，见主计处的《中华民国统计提要，１９３５ 年》，包括大
多数中华民国统计书刊的有用记载。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
选辑》，收入范围很广的资料，很有价值；其中的资料都有精心的注释——
尽管其编排和评注有倾向性，编者对“指数问题”显然缺乏知识。第 ２ 章的
脚注提到了其他的原始资料和专题著作的集子。
只能在这种种不利的情况下考察民国这段时期的中国。包含在本章中的
大部分微观经济的记述终究只不过是靠智力上的推测，尽管 １９３３ 年的工业资
料公认是比较详尽的。中国国内的资料虽然不足，但还没有被充分利用，而
谨慎地利用日本机构如满铁对 ２０ 世纪中国经济的调查或许将表明，它们比我
们所认为的更有助益。读者留意及之。
３ 外国在华的存在
韦罗璧的《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第 ２ 版，１９２７ 年；２ 卷）对这整个
论题是有用的概论，尽管过分地墨守条文。王绍坊有很好的同名中译本，北
京，三联书店，１９５７ 年出版。
２０ 世纪早期外国人在华的许多方面，在每个主要订约强国已公布和未公
布的外交通信和领事报告中都有相当详细的反映。英国、日本和美国这些年
的外交档案的缩微胶卷在主要的科研图书馆中都可以找到。中国方面的外交
史可以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外交部档案那一部分中加以研
究。
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在中国发行的外人办的报纸和期刊有 ８０ 或 ９０
种。其中有些是传教士的通讯，用中文或某种外文。大约到 １９２０ 年为止，在
主要的通商口岸和北京，但不包括满洲，主要的非宗教性的报刊见表 ３９。这
些外国报刊对外交档案提供了重要的补充材料。
表 ３９
外国在华的主要非宗教性报刊
出版地点
北京
天津
汉口
上海
香港
报刊名称
华北正报
北京新闻
京津时报
中华星期画报
华北日报
公闻报
天津日日新闻
津郡权务报
华北明星报
楚报
字林西报
北华捷报
大美晚报
上海泰晤士报
星期泰晤士报
金融商业报
上海日报
中法新汇报
大陆报
星报
密勒氏评论报
远东时报
孖刺报
华南晨报
士蔑西报
德臣报
国别
日本
法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日本
日本
法国
美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日本
法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出版次数
日报
日报
日报
京津时报的每周版
日报
日报
日报
日报
日报
日报
日报
字林西报的每周版
日报
日报
周刊
周刊
日报
日报
日报
日报
周刊
月刊
日报
日报
日报
日报
在华基督教教会数量极多的文献自然主要是传教士们自己出版的，反映
了他们的观点。克莱顿？Ｈ．朱（音）的《在华美国传教士：从传教研究图书
馆论题目录中精选的著作、文章和小册子》，列举了 ７０００ 个条目，按详尽的
论题分类，并不限于美国教会，尽管其书名是美国传教士。赖烈特的《基督
教在华传教史》，虽然最早出版于 １９２９ 年，仍然是一个好的起点。在华出版
的新教徒的主要刊物是《教务杂志》（上海，１８６７—１９４１ 年）。《中国传教
年鉴》（上海，１８６７—１９４１ 年），后改名《中国基督教年鉴》（１９２６—１９４０
年），提供了对教会工作一切方面的每一年的评价。对 ２０ 世纪传教活动的最
新研究成果有：保罗？Ａ．瓦格的《传教士、中国人与外交官：美国新教徒在
中国的传教运动，１８９０—１９５２ 年》；费正清编的《在华的传教事业与美国》；
杰西？Ｇ．卢兹的《中国和基督教院校，１８５０—１９５０ 年》；雪莉？加勒特的《中
国城市里的社会改革者：中国基督教青年会，１８９５—１９２６ 年》；小詹姆斯？Ｃ．
汤姆森的《中国面向西方之时：美国改革者在国民党中国，１９２８—１９３７ 年》；
以及菲利普？韦斯特的《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１９１６—１９５２ 年》。关于中国
基督教徒中的自主的本国教会运动的发展，可参看山本澄子的《中国基督教
史研究》。
关于海关中的外国作用，可参看斯坦利？Ｆ．赖特的《中国争取关税自主
的斗争，１８４３—１９３８ 年》。斯坦利？Ｆ．赖特的《赫德与中国海关》和费正清、
凯瑟琳？布鲁纳等编的《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１８６８—１９０７ 年的中国海
关》，揭示了赫德控制海关达 ４０ 年之久。Ｓ．Ａ．Ｍ．阿谢德的《中国盐务的现代
化，１９００—１９２０ 年》，分析了理查德？戴恩在盐税中的作用。我见过的北京
科学出版社于 １９５７—１９６２ 年出版的 １０ 卷《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书，重
印了译自海关档案的重要文件，但除了第 １０ 卷关于民国时期处理庚子赔款支
付问题的资料外，不包括 ２０ 世纪的资料。
对外国在 ２０ 世纪中国的经济作用，非意识形态的论述很少。基本资料可
参阅卡尔？Ｆ．雷默的《中国的对外贸易》；卡尔？Ｆ．雷默的《中国的外国投
资》；郑友贵（音）的《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以及侯继明的《１８４０
—１９３７ 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罗伯特？Ｆ．德恩伯格的《外国人在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１８４０—１９４９ 年》（载德怀特？Ｈ．帕金斯编：《历史
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 １９—４９ 页）断定，属于外国的部门“无疑对中
国国内经济做出了积极的、直接的贡献”。
４ 袁世凯时期
包括袁世凯的总统任期，并将辛亥革命和军阀主义的开始分隔开的中华
民国的头四年或五年，很少被研究者和历史编纂者当作一个单元。有关的绝
大部分集子和评论都是关心辛亥革命的副产品。学术上的注意随着清帝逊位
迅速减少，随着孙逸仙集团 １９１３ 年夏的受挫通常就完全消失了。这种兴趣方
面的界限也表现于激发对民国革命进行研究的大型文件集：北京出版的 ８ 卷
《辛亥革命》；台北国民党档案馆主持的丛书《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
尤其是第二部分第 ３—５ 卷《各省光复》。《辛亥革命回忆录》中的一些回忆
录继续到了民国初年，但涉及的时间通常都不长。为整个现代或至少是为 ２０
世纪前半期提供研究资料的系列书刊，尽管仍然很少，但却较好地提供了袁
世凯时期的资料：台北出版的《革命文献》，和北京出版的《近代史资料》。
这种集中注意力于辛亥革命而忽略其余波的倾向，起到了一些较早集子保持
其价值的作用，著名的有：白蕉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１９３６ 年出版；较
近出版的沈云龙编的《袁世凯史料汇刊》。扩大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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