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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希求的宪政复兴。重建地区自由和共和原则的努力以完全失败而告终。
在省一级，自治运动被善于投机取巧的将军们利用，成了变相的军阀割
据；而在国家一级，１９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颁布的宪法则是中央集权和单一政府
倾向的胜利。
这部悄悄地产生的宪法颁布时的环境比它的条文更重要。曹锟　１９２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发动政变解除黎元洪的总统职务所引起的最后危机，葬送了这个宪法
想要恢复的共和国的合法实体。为了解决这一全国性的危机，上海总商会企
图建立一个“商人政权”——它的迅速崩溃以半是喜剧半是悲剧的方式说明
了中国资产阶级所起作用的局限性。
６　月　２３　日上海总商会开非常会议，会上“宣布独立”。①脱离，作为中
国历史上表示反对的一种典型形式，一般是地区掌权者所采取的行动：从地
理的观点来看，这种现象一般表现为混乱年代政治重心的突然转移。现在，
像上海总商会这样一个既无地盘又无军队的组织，竟然采用了这一战略，未
免令人感到吃惊。上海商界在和一个信誉扫地的共和国合法实体断绝关系以
后，又回到了这样的看法，即中国政治问题要交回“人民手中”才能获得解
决——也就是说，开国民会议。但是商界不愿将这个会议扩大，让各方面的
城市精英都参加，他们自行建立起一个由　７０　名委员组成的“民治委员会”以
恢复“民主”，而总商会的　３５　名董事成了这个委员会的当然委员。这个商人
政权抛开分省自治的庇护和任何宪法上的借口，实际要求统治整个国家。
这一胆大妄为的做法引起了两位国民党员徐谦和杨铨的讽刺性批评。“最
可笑者，上海商会妄欲组织商人政府……一若除商人外无人民者，又若除上
海商人外无人民者……”“我国商人向缺乏政治常识，每激于一时之热情，
辄思有所振作，殊不知盲从妄作，根本已错……今上海之商人政府，仅限于
商会中会员……以之办理本商会范围内之事，固属甚宜，若谓其即可处理国
事，宁非可笑？”①说来奇怪，唯一的鼓励来自毛泽东，这时他支持统一战线
的政策，他说：“上海商人……采取革命方法，鼓起担当国事的勇气，进步
的非常之快”。②曾经鼓励商人参与政治的美英外交官们对事件的发展并不感
到庆幸；《字林西报》讽刺商会要求军人不要干涉政治的作法，把商人比做
伊索寓言中的老鼠，问道：“谁去给猫挂上铃铛呢？”③
商人政权的幻想事实上很快就消失了，从　８　月起上海总商会又开始和军
阀们谈判维持当地和平的问题：民治委员会让位于一个反对浙江与江苏两省
之间的战争的协会。
就这样，商人们无力建立新的政权，只好进行谈判——就像他们一向所
干的那样——和现有的当权者谈判。不过在黄金时代的那些年里，传统的实


① 《上海总商会月报》，3。7（1923　年　7　月），《会务记载》栏；美国国家档案馆，驻上海总领事克宁翰电，
1923　年　6　月　26　日，89300/5095。
① 《“商人政府”的批评》，《东方杂志》，20。11（1923　年　6　月　20　日）。
② 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向导周报》，1923　年　7　月　11　日，第　31—32　页。
③ 《字林西报》，1923　年　6　月　26　日。



用主义取得了新的意义。除了保护某些集团的利益外，它现在还通过不断地
解决种种具体“问题”而确保进步。在胡适的鼓吹下，这种主张被中国银行
家们采用来处理他们和已经削弱了的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他们想借此迫使
政府接受他们的观点。“在进步已不可能的局势中，总也需采取某些步骤”。
④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央政府财政困难，又不能向外国贷款（受到　１９２０
年新银行团协议的限制），这使中国的银行家们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中国的
新式银行被外国银行截断了向对外贸易提供贷款的渠道，又被旧式的钱庄堵
死了向国内贸易网提供资金的通路，于是就利用政府增加国内借款所提供的
机会获利。由于国家财政处境艰难，这种投资比表面上看起来往往更有利可
图。利息实际上是按债券的面额计算的，而债券常常是以极高的贴现率取得
的。利润与风险成正比：二者都很高，因为在政局混乱的情况下，公款的投
资与兑现自然是非常危险的。
大多数从事这种业务的银行不是具有官方的地位，就是和政界有某种关
系。它们大都设立在北京或天津，其董事和贷款人中就有不少过去的部长或
未来的部长：例如梁士诒、周自齐、王克敏、曹汝霖、叶恭绰。
北京的银行界和政界之间的微妙关系，可以很好地用交通系的活动来加
以说明。乍一看人们会以为，１９２０　年以来使银行家们和部长们分裂的对抗，
只不过是掌握统治权的军事政治官僚集团内部派系斗争的表现。①这样分析虽
然也对，但不全面。这样的分析没有考虑到在银行家之间已经发展起来的团
结一致，以及他们对政府的无能与错误的不满。
北京银行家协会体现了当地金融界的团结和力量。它在全国银行公会联
合会中的影响可以和上海旗鼓相当。１９２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
在上海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它警告政府，如果想得到资金，就必须缩减军
费开支，调整内债，改革币制。②用张嘉璈的话来说，银行家们的不妥协态度
只不过是“他们爱国心的表现”。“他们准备为任何有助于国家的公债提供
强有力的支持”。①　１９２１　年　１　月成立中国银行团，这与他们在政府同意为国
家公共利益而工作的前提下，帮助政府的意愿是一致的。车辆借款、沪造币
厂借款、北京十月借款，都是在银团成立后不久贷与的，都附有严格的条款，
强制性地规定改革币制和整理内债。政府同意银团的要求，指派了一个币制
改革委员会，并公布了一个偿还长期贷款的计划。
银行界作为对北京政府的具有高度警惕性的批评者，当时似乎已成为代
表国家更高利益的发言人。“这是全国人民中一部分人——开始时势必只能
是一部分人——对其统治者的主张，这就意味着民主……从财政繁荣和民主
的立场来看，近来中国银行家们的发展应该受到赞扬”。②但是，为全体人民


④ 蔼庐：《金融界今后之觉悟如何》，《银行月刊》，2。5（1922　年　5　月），《评谈》栏。
① 参看本书第　5　章；并参看安德鲁？J。内森：《北京　1918　至　1923　年的政治斗争：派别活动和宪政的失败》，
第　74—90　页。
② 《全国银行公会之建议案》，《东方杂志》，18。3（1921　年　2　月　10　日）；英译文载《密勒氏评论报》，
1921　年　1　月　22　日，第　412—414　页。
① 《密勒氏评论报》，1921　年　1　月　29　日，第　470　页。
② 厄普顿？克洛斯（约瑟夫？W。霍尔的笔名）：《中国银行家坚持自己的权利》，《密勒氏评论报》，1921
年　2　月　19　日。



的利益而建立控制与为私人利益而建立控制这两者之间——在民主与财阀统
治之间——界线是非常不明确的。银团在　１９２２　年贷款给梁士诒内阁时，就把
自己的原则抛在脑后了。在贷款合同中银行家们获得了异常高的利率，他们
就放弃了对政府的控制而宁愿为它效劳，并把赌注押在它的命运上。代替不
彻底的自由主义的只有效果不佳的实用主义。
于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能力成了问题。中国的商人和银行家们是不是应
该像那些失望的皮格梅隆③、那些外国批评者所指责的那样，被认为是缺乏主
动性呢？他们真的“无力作出任何有效的和建设性的集体努力”④吗？真的“总
是宁愿花钱而不愿承担起自己的责任”⑤吗？
毫无疑问，失败的原因部分地在于这个反复无常的资产阶级政治上不成
熟，它有时仓猝行动而不能坚持到底。“在各商会中不乏远见卓识之士……
但不能不令吾人引为焦虑者，即休会之后众人各鸟兽散……谁将为实现此未
竟之业者？”①
这一失败可以更全面地用所采用的方法、所选择的目标和中国政治生活
中一些持久不变的标准来加以解释。方法就是妥协和谈判。商人们相信他们
的宣言和通电能说服军阀放下武器。“谁会相信军阀们会充耳不闻，一如既
往扩充军队呢？”②也有人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态度是不现实的。“与军阀政客
谈判遣散军队，不啻与虎谋皮”。③但是难道这一方法不是与所要达的目的不
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吗？难道它不正是所要实现的那种自由主义的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吗？难道它不已经是这种自由主义的一种表现吗？
在　２０　年代的中国，实现自由主义的机会如何呢？根据历史上反复出现的
实例，包含自治与议会程序的复杂形式的自由主义政权，除非是在一个起码
能容忍各种不同利益互相对立而又不致因分歧而演变为暴力行为，不致引起
永久分裂的社会里，是不能运转的，但是那些想要输出这一模式的人和急于
从这种模式吸取灵感的人，如美国驻华公使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和哲学
家胡适，却不承认这一点。说自由主义无力医治在内战中挣扎、主权正受到
威胁的中国的疾病还不够，应该说这些疾病的严重性使自由主义根本无法在
中国生根。
但是，１９２０—１９２３　年期间的自由主义努力却不只是思想史的一种表现。
它与一个勉强够格的城市社会的兴起同时，其基础是大企业和现代工业，而
且集中在条约口岸。这一社会虽然和巨大的内地农业地区相比，享有较多的
自治，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却都不能离开内地而生存。但是它又无力确保内地
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更不能控制它。事实上，要将有数不清的小市镇、村庄
和农民的中国统一起来并使之发展，依靠自由主义，即使是中国化了的自由
主义，也是不可能的；需要自由主义之外的意识形态、官僚机构和军事力量
起作用。中国资产阶级在它的黄金时代虽然在经济上逐渐繁荣，仍然无力克


③ 希腊神话人物，塞普路斯国王，他迷恋上自己雕刻的美女像——译者。
④ 《京津时报》，1923　年　4　月　19　日。
⑤ 《密勒氏评论报》，1921　年　10　月　8　日，社论。
① 《“请维持全国商会联合会通过议案力争实行案”：湖北宜都商会提议》，《上海总商会月报》，3。4（1923
年　4　月）。
② 《请分呈各巡阅使各督军息争保民力谋统一案》，《上海总商会月报》，3。6（1923　年　6　月）。
③ （邓）峙冰：《时局杂感》，《上海总商会月报》，3。2（1923　年　2　月）。



服这一矛盾。



从经济危机到政治上的退位，１９２３—１９２７　年

１９２３　年以后，经济奇迹的结束和革命运动的勃兴使资产阶级越来越孤
立。和外国人的合作在瓜分利润时本来就已经很困难，到经济危机袭来时更
变成了殊死竞争。但是资产阶级退到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却不足以使它和激
进的知识界或无产阶级结成同盟，他们的革命民族主义所固有的社会要求对
于雇主阶级来说，和外国的竞争一样危险。资产阶级一方面不肯在其外国伙
伴甚至已不再装出合作样子的合作中妥协，另一方面又不会走上直接威胁其
切身利益的革命道路。它宁愿鼓励传统类型的国家权力的复辟，也就是官僚
主义和军事独裁的复辟，希望这样能够既保证民族解放，又保证社会秩序。
经济危机和帝国主义恢复侵略
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失败以后，经济危机又打破了和外国进行合作的迷
梦。华盛顿会议的精神消失了，１９２３　年，西方列强在谴责日本在中国的扩张
政策的同时，仍然重申和日本保持团结。帝国主义侵略的恢复粉碎了中国资
产阶级建立在外国人“明智”和“善意”之上的希望。
民族工业的危机
在　１９２０　年以后影响西方和日本经济的复苏危机中，中国的情况比较良
好。丝茶出口商由于外贸受到阻碍而受到打击，出口总值由　１９１９　年的关银
６．３　亿两降到了　１９２０　年的　５．４　亿两。但是巨大国内市场的活力阻止了危机的
扩大和价格下降：“本来供出口的货物，外国人不能购买，都在国内消费了”。
①进口商也经历了同样的困难，他们无力提取已经订购的货物（灾难性的银价
下跌导致银两相应贬值），但和　１９　世纪以来的多次投机风潮一样，条约口岸
的市场受到震动却并没有引起崩溃。基本情况仍然是，中国工业还在蓬勃发
展并继续获得高额的利润。可是，在　１９２３　年正当西方和日本市场开始出现转
机的时候，中国却受到了打击。
困难在　１９２０　年秋季开始，当时棉价向两个不同的方向波动，原棉价格上
涨，棉纱价格下跌。１９２０—１９２１　年由于气候恶劣，棉花歉收，这时，正在全
速生产中的中国纺纱厂的原棉消耗量，却从　１９１８　年的　２７０　万担增至　１９２２　年
的　６３０　万担。②中国纱厂不得不进口越来越多的原棉（１９２２　年达　１１０　万担，
几乎占其总消耗量的　１／３），因而感受到世界范围价格上涨的影响。１９２０—
１９２２　年华北各省的饥荒，１９２２　年吉林、四川、福建的内战都减少了棉纱的销
售量，１９２１　年，纱厂每包棉纱尚可获利　２５　两，到　１９２３　年每包要亏本　１５　两。
许多纱厂都减产。安装一两年前订购的纱锭增加了生产能力，但停工的机器
数目也随之而增加。但是，与此同时，日本的纱厂却继续日夜开工，付给股
东们　３０％的红利。大多数英国纱厂也避开了这次危机。
竞争与控制
中国的实业家们对这次危机作过各种各样的分析。他们责怪“市场不
利”、“资金不足”、“固定资本比例太高”①、“长期负债”②、“经营缺


① 《远东商业公报》，1922　年　1　月。
② 玛丽？克莱尔？贝热尔：《民族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1923　年中国纺织业的危机》。
① 之一：《华商纱厂资金问题与棉业前途之关系》，《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4。2（1923　年　10　月），第
2　—　8　页。
② 潜园：《纺绩业根本整理之私见》，《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3。4（1922　年　10　月　20　日），第　2　—　6　页；



乏远见”③、“红利过度膨胀”④。但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同意英国商务
参赞的意见，他认为“日本和英国的纱厂较好地经受住了这场风暴是由于管
理较好和融资健全”。⑤中国企业家们说：即使我们的技术和管理和外国人的
一样好，我们也无法避开他们的竞争。⑥
在他们看来，中国企业明显的弱点在于它的总的环境，即一种受人主宰
的经济；而外国企业的优势则在于它们与世界各地的强有力的联系。根据这
一论点，民族工业的危机主要该由日本负责，日本经济战略被认为是十足的
殖民主义政策。
“我们的纺织业有一个敌人，也只有一个敌人：日本”。①这一指控不仅
仅反映了日本在中国进行领土扩张和攫取政治权利的野心在中国资产阶级中
所引起的敌意。日本商人对中国市场的非比寻常的进攻也引起了焦虑。自
１９１８　至　１９２４　年，日本在华纱厂纱锭增加了　３８８％。②“他们（日本人）以排
山倒海之势冲向中国。”③伴随这些工业投资的还有对中国纱厂的财政卷入。
在　１９１７　至　１９２２　年间，中国纱厂所谈判的　１９　项外国贷款中，有　１４　项是由日
本公司提供的。当　１９２２　年中国的实业家们不再能偿还债务时，日本的参与就
变成了控制，例如　１９２３　年的华丰纱厂和　１９２５　年的宝成纱厂就是例子。④
使中国实业家们惊恐的还不只是这一经济攻势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这一
攻势所采取的那种集中而系统的形式。他们从中觉察到一种不折不扣的“纺
织政策”⑤，一种将“吾国棉业扑灭则已”的“阴谋”。⑥他们谴责日本主宰
和独占中国的野心。
１９２３　年春天实行的原棉禁运表明，这是中日实业家之间的一场力量较
量。原棉价格上涨使中国纱厂主遇到了困难，致使他们要求完全禁止原棉出
口。⑦那时，中国出口的全部棉花几乎全由日本纱厂主收买（１９２３　年出口的
９７４０００　担中的　８０３０００　担）。①这些出口的原棉只占中国全部产量的　１０－１３
％，但这取自商品棉（约一半），其结果是中国纱厂失去了传统的纺线、絮
衣剩下的通常供应它们的原棉的　１／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