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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声自说自画-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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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写过一篇《记孙觌事》，仅二百字。其文曰：“靖康之难，钦宗幸虏营。虏人欲得某文。钦宗不得已，为诏从臣孙觌为之。” 是金人逼要降表，钦宗无奈，下诏命孙觌起草，朱熹说，钦宗实是“阴冀觌不奉诏，得以为解。”即心里却希望孙觌不服从，好既不交降表又能过关。孙觌偏 “不复辞（不推辞），一挥立就，过为贬损，以媚虏人”。朱熹的观点，向金人递降表，不是钦宗之过，而是孙觌之罪。
奇了，钦宗下诏却希望孙觌拒不奉诏，朱熹是怎么知道的？难道那时他正陪伴着钦宗？钦宗为过关耍两面派的心计，难道私下跟他朱熹商量的？或者就是他朱熹为钦宗出的计谋？史书有这样的记载？是否有杜撰或者是有意编造之嫌？总之这是为钦宗开脱，拍钦宗的马屁。当时的观念可能认为不奉诏不是抗旨吗？假如钦宗下诏令起草降表的不是孙觌而是他朱熹，他会凭揣摩钦宗心理而不奉诏吗？
对于历史上抗击外族入侵，究竟是爱国还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涉及整个中国历史的重新评价，虽已有人在探讨，但尚未有定论。若以这观点为准认为投降不是卖国，我不赞成。我质疑朱熹之文，并非为孙觌辩解，即使给孙觌判罪，也只能凭事实证据，决不能稍有不实之辞，当定则定，当否则否。按正统的历史观看，孙觌起草降表，虽是奉诏，当然也应属失节。他也确是主和派，也确实有过私念。主战与主和是否可一概而论看*国与卖国对立？是否也有对大宋命运的不同思考属不同政见的成分？这需史学家们用更科学更客观的分析。但他曾受蔡京之子、投降派蔡攸的赏识和力荐，也有文字攻击过岳飞，诋毁过李纲，连入《宋史》列传的资格都未有。作为政坛人物，基本上应该否定。
不过，孙觌除了从政，还有作为文人的才华。他精通多种文体，当时便被认为“才华横溢”、“咳吐成珠”，其著作《鸿庆居士集》四十二卷、《内简尺牍》十卷，均被编入《四库全书》；宋残刻本《孙尚书大全集》五十卷，及明钞《南兰陵孙尚书大全》七十卷，均珍藏于北京图书馆。张继的《枫桥夜泊》，成为流传古今的名作，自从欧阳修提出了 “三更不是打钟时” 的疑问，曾经议论颇多。后孙觌又有《过枫桥寺》诗：“白首重来一梦中，青山不改旧时容。乌啼月落桥边寺，倚枕犹闻半夜钟。”孙觌诗即证明了张继所写是实，于是也广为人知。他的著作至今仍在流传：近十几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四家出版社出版的《宋诗三百首》等四种诗选收录了他的诗作。孙觌的书法造诣也颇深，《宋元尺牍》、《三希堂法帖》均收辑了其墨迹，镇江焦山尚存其所书《吸江亭诗》石刻也是他的手迹……孙觌诗歌与书法的成就，似又应得到肯定。
其实，我们回眸历史人物，如果仅仅为肯定或否定他本人，就太狭隘太肤浅了；该是通过审视，使真相更清楚、是非更明确、思考更深刻、认识更升华、于今更有用。只顾考证，温古不求知新，不求有利于我们认识新事物的创意、新意，是陈腐的学风。更有一种论史者，一发现当地有哪个历史名人就大惊小怪，就帮其摺掉毛边说光边，拼命做“艺术加工”，竭力美化、神化——把他们美神了，跟他们拉扯上关系，似乎就能给我们当地人脸上也贴着了金撑了腰，实在是阿Q有点想也姓赵的光。想想也难怪，晚清八旗子弟依仗先祖荣光作精神支撑呢，小农民以攀附为满足的心理随时前进也该有点现代特征的表现嘛！安徽亳州和涡阳不是也为争老子的出生地而闹得不可开交吗？新近常州有人突然“发现”好几个震古铄今的特大历史文化名人竟是出生于常州。我初听说倒也心一喜眼一亮，仿佛自己身上也多沾几分仙气，脸上也能多添几分佛光；然而再想想心里又总有点不踏实，总怕哪天那些特大名人有史记载的真正的出生地发觉我们在“争”他们的老祖宗，会与我们打起笔墨官司，而我们又拿不出硬邦邦的证据，反而要被人家脸上刮掉一层皮。亦如孙觌，或可算武进地区历史上所出最大的官，作为武进人的我，起初听说他，还真有点自豪和激动；稍稍查阅了点史料，觉得自己也幼稚了浅薄了，也觉得这种心理有点可怜兮兮，不由脸红心跳。如果为了刻意美化他而违背历史事实和混淆是非功过大做文章，总觉得太荒唐了一点；如若为抬高他把他说成是苏东坡的私生子，也似乎太庸俗太低档了吧？常州人要占苏子佛光，难道甘愿当其私生子？常州女人难道以与苏东坡私通为荣？我若是孙氏族人，自当会感到是本族的耻辱。
我这人生来面嫩胆怯，不善于想象，不会像电脑制作腾云驾雾那般制造这样的奇特“发现”，更不善于用此“研究成果”或讨好什么人，或为自己强壮行色，总怕遇到内行被戳穿西洋景。
吊兰的品格
从无娇媚色，只开小白花，
身虽居高位，始终心向下。
这是我有感于观吊兰即兴凑的顺口溜。
吊兰原本产于南非，品种很多，叶子有纯绿的、银边的、金边的、宽叶的……不同品种，但都有个共同的特性：不心安理得挂吊得高高在上，不满足于那一小盆泥土，千方百计新生出一个又一个植株，由长长的走茎挂着；其植株不等落到泥土里，便先生出许多根来，竭尽全力伸向大地。其实，走茎枝条生得再长，主人也不会让植株的根儿接触到地上泥土，只会将它们剪下栽到新的盆中另外培植。然而它们的心始终向下，一代又一代，本性丝毫不变，决不“乐不思蜀”，更不居高为荣为傲，从不放弃过回归大地的努力。
我们现在所见的“吊兰”，都是盆栽的，人为吊着的，我以为“吊”不会是它原本野生时的状态，不该是它本有的特点，它自己不会把自己吊在高处。它野生时，若生长悬崖的，或许会挂下几个植株，可算有那么一点“吊”的意思；生长在斜坡、平原的，便可能像榕树独木能成林一般，自母株分生出许多子株，再落地派生，一棵定能蔓生成一片绿原。其名称“吊兰”实在不算恰当，是否应当称“母子兰”才更科学更合适些？
吊兰向往回归大地的品性，一代又一代遗传，始终不因环境变换而有丝毫改变。人们常常称颂兰花冰清玉洁，称颂它甘居深谷隐其清幽淡雅芳香的品位，是为以兰喻人。也确有人职位再高，始终心系人民疾苦，生活依旧俭朴，时时为大众操劳。但也确有那么一些人，一担任点什么职务就觉得自己是一座泰山，头便昂起，眼睛真就“一览众山小”了，就只顾享受符合规定和不合规定的待遇，再也看不到基层老百姓的疾苦；更有一些人，原本在非官场的单位工作，对官场一些不良风气义愤填膺，抨击的言辞慷慨激昂，一副为民请命的正义面孔；然而一有机会进得行政机关，还未有资格掌握实权，便自觉得身子高大起来，上班总想千方百计脱离班车，想到轿车里占个位置；吃了几次稍上档次的酒宴，哪天出差人家在小饭店招待吃便饭就不习惯心里不舒坦；办公用品要讲究，各种待遇要攀比，没到那位置那级别，眼睛却先往高里瞄，看到人家多得了利益就心不平，不衡量自己对社会付出了多少，不想想为人民做了多少，仿佛天生是人民欠了他们的。自己本无权力，却把责任、应完成的办事程序当做权力硬是抬自己身价，为自己强争几分利益；得了点什么芝麻绿豆虚衔，便是头重脚轻起来，自己认不得自己了，稳不住自己，像气球充了气，身子膨胀了，却是轻飘了，巴望飞得越高、离地越远越好，用时髦话说，是丧失了自我。或许，这正说明他们原本就是毛泽东所说所取笑的墙上芦苇，根基浅薄，空腹里缺了一颗良心。这些人比比吊兰，品位自见高下。
“病梅”新说
虽有冰肌玉骨誉，
仍遭扭曲折枝运，
能入华堂作装点，
病姿一半缘品性。
——这是我为自画梅花题的一首不讲格律的小诗。
自古以来，梅花一直倍受文人雅士青睐，无数次进入了诗文画图，被称为冰肌玉骨，其精神屡受赞颂，文人们从其不畏严寒能斗雪怒放孤傲高洁的品性中，引申出各自的感受，寻找到不同的精神和感情寄托，成就了多少锦文华章和书画佳作。苏轼称其“寒心未肯随春态”，赞其孤傲高洁而不愿随春风弄姿作态。陆游酷爱梅花，既作了诗，也填了词，其诗《落梅》称梅是“花中气节最高坠”，开时不畏严寒，落时不恋春光；另一首诗《梅花绝句》曰“一对梅花一放翁”，希望终身以梅为伴。毛泽东写《卜算子·咏梅》心境与陆游不同，一副“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笑傲姿态……这些都是“梅花赞”，是指的自然生长的梅。陆游的《卜算子·咏梅》和龚自珍的小品《病梅馆记》则是“梅花怨”。陆游的“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突出遭遇的不幸，借梅花的品格自抒胸臆，显然是悲怆情绪，是怨。这些都是以梅自喻。大同小异，了无新意。到龚自珍写《病梅馆记》，才跳出对梅花一味赞佩的窠臼，站在客观的立场为梅鸣不平，矛头直指封建专制制度对人的扭曲，提倡个性自由解放的*精神，第一次进入了文化批判的境界。
固然，病梅是因为受“鬻梅者”扭曲，然则也有梅树自身的品性因素。试想：如果有人要将其盆栽、扭曲，梅花真的是冰肌玉骨，真如陈毅诗中所赞“不屈服”，坚决不适应，也就不会有盆栽病梅一说。譬如冬虫夏草，就只适应养成它独特品性的自然环境，掌握基因理论的现代人千方百计人工培育，至今未成。梅花能离开天然环境适应盆栽，能适应被“斫直、删枝”。长在高贵的紫砂花盆里，枝杆成了弯弯曲曲、歪歪斜斜，便有人觅了，身价高了。觅者，非王公、贵族、官宦、豪富，即文人雅士。有人觅了，它便可离开那“驿外断桥边”，不再“寂寞开无主”，不再受冰雪严寒的折磨；而是进得花厅、华堂，陈列于雕案镂几之上，承受宠爱；犹如女子，裹成三寸金莲，才配出入于闺阁绣楼。
恐怕人们只知称赞柳树随处而生，没有发现梅花也有“灵活性”。既有冰肌玉骨美誉，又有进入华堂的资格，忍受那么一点被扭曲时的痛苦——习惯了便不再觉得，换得座上宾的舒适位置，何乐而不为呢？或者常常痛苦却又始终舍不得放弃那份优待。所以梅花的高洁也是有限的。这就如一些知识分子，虽有良知，套了一个什么委员、代表、理事、主席的虚衔，有了一点儿什么优待，往往逢场便做出温和微笑，或唱几句空洞委婉赞歌取悦于人耳，咽下自己真实的声音，只留着到几个朋友中慷慨激昂宣泄一番，似乎也大义凛然，便算风骨依然了。当然，还有那些明明是无风无骨的贱草艳花，偏要搔首弄姿，拼命往那华堂里钻，卑劣地中伤、排斥别人者。比起他们来，病梅只是曲了点，倒还不算过于下贱。
曲，是中国封建专制驯育的一种心理特征，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审美取向。表达意见兜圈子讲方法，写文章讲含蓄，画画形象以曲为美……中国古代的诗歌，就是文人不敢直言看法、情绪转借其隐晦曲折地抒发和宣泄的一种方式，律诗限制思想、情绪表达，还不仅仅因为音韵平仄谱格，也还因为文人为文曲折、含蓄的习惯。
文人也真可悲，自己心态被扭曲，还要用曲的方法对付或者要求别人。为什么会有病梅？自然生长的梅花枝杆正直挺拔，“文人画士”便觉得不美，要以经扭曲的病梅为美，不爱画天然真实的梅，偏爱画姿态人为做作的梅。中国画不仅画梅，画任何树木花草，都要以主观感觉将其变弯曲变歪斜做改造，陈毅赞的“青松挺且直”，到国画家笔下便又变得蜷曲，如虬如蛇。所以中国画画的就不是事物的本来的真实自然的面目，像西方人油画中一排排直挺挺的白杨、白桦树，中国国画画家是绝对不肯画的。无论诗文还是画，都是中国文人受扭曲的心理借其表达的方式，并且去驯化别人，造就为“重价”育病梅的“鬻梅者”，也训育出喜欢病梅的王公、贵族、豪富，造成了一种病态的循环，使国民普遍都有“弯弯绕”的特性。对此，西方人是绝不可理解的。
这幅画配的原是“国画”，报纸编辑要求我变变画风，要我带点漫画味，不要跟一般画家同样面貌。于是此画强化了三点：一、扭曲和折枝的病姿；二、是人为的用绳索紧缚；三、讲究的盆和花几是突出进华堂、花厅，包含了前因与后果及目的。这就叫构思，我以为是思想，也是艺术。我想时下大量中国画如果能注重构思，有了深刻的思想和灵魂，人们欣赏、品味的东西可以更多更丰富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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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窝里斗”寻根
业余时作画，有感而画斗鸡，亦题小诗一首：
为吃豢养谷，乐于笼中囚，
同是被主宰，何苦窝里斗！
中国文人历来就有借物喻世的传统。我画斗鸡，也是想借以说一点“窝里斗”世态。
都说中国人智商很高，一个中国人对付一个日本人，能赢；三个中国人对付三个日本人，却又必输，为何？中国人团队精神差，会窝里斗，早被洋人当做话柄。中国各阶层人中，哪个窝里斗最厉害、最高明？因何会有这种特性？
当代中国，窝里斗最厉害最高明者恐怕该算知识分子。
固然，凡政治运动大都先拿知识分子开刀，知识分子的命运总是最惨。然而，动手把一批知识分子推下井、再下石的，大都还是另一批知识分子。近十几年一批批书刊中，记述了多少令人震惊的历史事实啊！就说1957年反右派吧，文化部、中国文联等最高层有官衔的作家艺术家们，除了康濯那样的极少数“顽固分子”，多数是不仅只求自己不成为被揪对象，还看着“组织上”眼色行事，上面指向谁就响应揪谁。最令人伤心的是，那些令人崇敬的文学巨人、艺术大师、大理论家，居然也或赤膊上阵做打手，或不动声色暗中出冷拳。至于“*”中就更别说了，写《海瑞罢官》的吴晗遭整，最后下场很惨，但被姚文元批判之前，他揪别人也毫不手软。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也是窝里斗的“精英”。要不，怎会有“文人相轻” 、“知识分子多的地方真复杂”之说！
中国知识分子这种品性，是中国特定历史文化背景孕育成的。两千年封建社会里，儒学独尊，罢黜百家，中国知识分子中，无各种门类科技工作者，只有儒生。儒家学说到底就是“做官学”。儒生的唯一出路是做官，说为治国，其实首先是为“就业”，为找雪中炭；然后还盼锦上花，更求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做不到官或被官场淘汰出局，便别无他能，连生计都难寻，于是就有了孔乙己，就有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说法，就会有“穷秀才”，有欺贫爱富的故事。一道“龙门”，要过的人实在太多，必然要争；进了官场，要保住自己的地位，也都需费尽心机防人挤；要想升迁就得挤别人。这就养成互相明争暗斗的习性。
当今知识分子虽已有大量科技人员，那种容易被仕途吸引的遗传基因尚未根本改变，仍不乏宁愿舍弃已有的一技之长而往官场里钻的。即使不能钻进官场，全力讨好当权者求得依附，也能多得一份荣誉和奖励，多添一份实利和虚名。为了“一把谷”，就得甩掉公平之心，处心积虑压掉竞争者。于是知识分子就给知识分子制造悲剧。这些年曾号召过“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但往往仅是时髦的口号。其实知识和人才受尊重的保证，不是号召，而是一种真正科学地体现知识价值的公平竞争的机制，和合理的劳动分配制度。
依附性和排他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国特征。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表现的这种习性不断影响其他阶层，便蔓延成一种国民劣根性。民间就有俗话形象地概括：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扛水吃……看看，一个和尚挑的是两桶水，两个和尚扛，每人就只有半桶水，人均就只有挑水和尚的四分之一了；三个和尚竟然连水都没有吃了，原因少不了窝里斗，都是为了自己多吃一把谷，害得大家（包括自己）都少吃甚至没有吃，岂不悲哉加悲哉！这比喻虽然朴素，却形象、深刻，把中国人的这种劣根性刻画到了骨头里。中国人虽忌医却不讳疾，自我诊断水平还是一流，也真该说智商是极高，只是手电筒只照别人，“医生是不给自己看病的”。
西方人“窝里斗”似乎不热门、精通。西方历史上思想界一直是活跃自由的，没有像儒学这样独尊的“学说”统治；知识群体就包括了自然科学，就业和建树不只是做官，可以各有各的选择，不用挤独木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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