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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声自说自画-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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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五一”黄金周期间去游长江三峡，顺便游览了武汉的一些名胜古迹，又重访了古琴台。
二十五年后重见的，不再仅仅是那个石砌琴台，不再有那片自然生长的树林，不再有那种天然野外气息，围绕那个不足二十平米的石台，已经新建了一组“古”建筑群，庭院、园林、花坛、茶室，有用蜡像图解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的 “蜡像馆”，有刻有道光皇帝御书的“印心石屋”照壁，有汉白玉石的俞伯牙坐着弹琴的雕像，还有《琴台知音》石雕等，变得好气派。
那《琴台知音》很刺眼：三个石雕人物，一个是俞伯牙，一个钟子期，还有一个抱琴的琴童，俞伯牙和钟子期相对弓背拱手作揖，两人都似老态龙钟的耄耋老人；而唯一的文字“依据”冯梦龙《警世通言》中《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所说，钟子期不过“虚度二十有七”，俞伯牙也不过“年长一旬”。《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是小说，固然不能作为史实，毕竟是一代又一代读者接受了的，除此未见拿出二人年龄的其他文字依据。这雕塑作者总不至于有特权不要依据任意决定他俩年龄吧？那雕塑的艺术造型，突破写实，带半抽象成分，身形各部轮廓都是方柱直线，是用现代意识造型表现古代人物，没有半点传统艺术的印痕。不知那雕塑作者是怎么会构思设计出这样一种场景的。冯梦龙小说中写的，他俩仅见过一次，初见时 “上大夫”俞伯牙还瞧不起钟子期呢，会这样虚恭敬这样作态一股酸气吗？从这雕塑看到的，作者不是准确地艺术地表现两个人物形象，而是不负责任地任意地表现自己，是借俞伯牙、钟子期石像附上自己的魂。幸好俞、钟二人都是男性，如若是其中有一女性，作者是否会夸张自己的意念，将其雕塑成巩俐在《满城尽带黄金甲》中那样低胸大波凸显*呢？
更令人愕然的是，在古琴台建筑群后院，还建了个茅草盖顶的古琴台凉亭，说是提供给情侣们谈情说爱的场所，显然是把“知音”的含义应用于男女相爱。这样设计，不就是为了要吸引情侣们来买门票“谈情说爱”吗？所来“情侣”关系正当还是不正当，是否称得知音，就无人管及了。知音相会难道得有个像当今流行的按摩、足疗那样的专门场所？“知音”这个中国文人视为“神圣”的词儿，竟被用到了如此庸俗的程度！
从武汉回来后又听说，“古琴台”景点里又添了一种椅子，游客一坐上去就有《高山流水》的琴声播放，一站起就停播，真是有趣；游客要坐，每位得付五元。这种游戏形式娱乐导向的设施，去坐着听《高山流水》的人，心情哪能浸入乐曲那种的意境？难怪有人撰文称：“忽然想起一幅漫画，是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诙谐者在她的嘴角上添了两弯胡须，她浑然不知，依然扣着手，含了那经典的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琴台新妆（2）
据冯梦龙著述，钟子期是汉阳县新农乡马安山人氏。在马安山，与钟子期有关的古迹，有冯梦龙小说中所说的上贤村，有钟子期墓、钟子期故里，有伯牙摔琴之地得名的碎琴山和琴断口等。不过碎琴山和断琴口也只能是传说而没有着实依据。“知音”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俞伯牙弹琴遇钟子期也属偶然，当时根本不可能特地建个琴台弹琴。一千多年之后的宋代为纪念他们才建琴台，是在碎琴山，而不是现在的龟山，其实与俞、钟二人也没有直接关系。建个台纪念倒也罢了，如今建这么多精致的亭、台、厅、堂、回廊，硬是把这个“知音”贵族化、奢侈化，以砍柴为业的钟子期如地下有灵，岂不是要哭笑不得？再说，这些新建的虽是“民族风格”，大抵与明清建筑相似，加上现代施工方法和全新面貌，仿而不古，已离俞伯牙弹琴遇知音本身典故十万八千里了；加上那供情侣幽会的凉亭和那能放琴曲的椅子，刻意媚俗，把清贫的文人打扮成放浪的纨绔子弟，把持重的淑女打扮成娇艳的*。有位游者面对这些，撰文说：“突然想哭”。
这样的“古琴台”有什么文化？究竟能让游人感受什么呢？
武汉龟山下建琴台，已不在宋时琴台原址。是清嘉庆初年湖广总督毕沅开始建的，有了几百年，留有清汪中代笔撰写的《琴台之铭并序》和《伯牙事考》等文字记载，并不是俞、钟二人的历史，是与毕沅有关的古迹；后来还曾几经建和毁，现存琴台建于上世纪50年代，近两年对琴台意淫式的“打造”，多少还找到了一点儿阿Q也“姓赵”的理由。冯梦龙小说中明明说，俞伯牙是楚国郢都人，弹琴遇到钟子期，是在“泊于山崖之下，行至汉阳江口” 。有些地方古时明明不在楚国而在吴地，并不靠山也不临江，凭原有民间所称带着“伯牙”、“知音”的桥与坊，其实也早就毁了，并无史实可考。如今也在千方百计把俞伯牙、钟子期硬往那里一拉，说伯牙弹琴遇子期就在那里；也给两位塑像、造坊，加以张扬；仿佛给地方上贴了金，可对地方文化究竟能有什么真正的益处呢？总觉得这心态有点可怜！好在武汉的古琴台这位“赵太爷”还不会去打耳光。不过，被有思想有文化有见识的人窃笑却是难免的。
如此开发“文化”，恐怕已成为各地的通病。这是因为其中好些人觅的，有的是以“扩大知名度”为理由夸大虚名，有的是以“开发旅游”为名往孔方兄的方孔里钻，有的是因为有“开发”、“打造”私人钱袋就能更鼓起来，有的是这三者都为。“文化”实在是被强暴得变成了只有容颜没有灵魂的“性”奴，做了掩饰青楼贱名的美丽招牌。
各地都有这样屡毁屡建的古迹。这令我忽然悟到，古代历朝有地方官热衷于重修古迹，尤其如黄鹤楼、古琴台、岳阳楼、滕王阁等，这类工程只为满足帝王和士大夫阶级游乐，不过是借一些有名文人游玩后写几首诗为由，不仅与国计民生无直接关系，与对历史前进作出贡献的名人故居也有本质区别。即使是李白、杜甫、白居易写过诗，那些诗在书上让后人欣赏就足够了，有必要一代又一代人花费巨资去重新修建吗？兴建和重建古迹时，是否想到还有百姓饥寒交迫比这重要？另外，还有许多是因为有工程开工就有银子进私人口袋，单晚清假借工程骗取库银中饱私囊的例子就不计其数。这是一种诀窍，其实这也是一种国粹般传统，不仅得到了继承，也得到发扬光大。明明是公开的秘密，却屡禁难绝，往往竟还明目张胆，肆无忌惮。为什么？！
琴台“钟情”者
——“古琴台三章”之二
有一篇《古琴台背后的思考》的文章，其中的“思考”，很值得思考。
该文作者从《荀子》、《韩非子》、《列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的援引，掘地九尺找“证据”说明古琴台文化底蕴深厚。他感叹说，“倒是一些外国朋友慕名而来，尤其是日本和韩国，那些曾经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旅游者，来（武）汉时常常点名要游古琴台”，“我们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忽略了知音文化，忽略了保护、宣传、推荐味道最绵长、品位最独特的文化精品招牌”，说是可以“打造”武汉的“文化精品招牌”。看来，琴台现在的那番“打造”，就是像《思考》这类的文章鼓动出来的。
写这类文章的“文人”，在当代中国各地都有，都在一窝蜂呼吁要为本地“打造文化品牌”，似乎已经形成一股风潮，文章一样的做法、一样的立意、一样的目的，好像又一种现代八股文。
当然，这样为“文化”呼吁的“文人”，有的是盲目的，没能真正把握事物的本质。我就曾有过这样盲目性的教训，早在十余年前，作为地方的政协委员，曾受文化界人士鼓动，为发展地方经济和文化事业建言献策，在政协大会上作过发言，满怀热忱、慷慨激昂地就当地的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春秋古城池遗址，提出了一套保护与开发并重的方案，点燃了全体政协委员和党政领导的热情，于是启动了开发；本市日报曾在头版头条刊载了《政协委员一席话 政府投资五百万》一文，强调了我发言的作用；后来，我那讲稿还被当做“经典”论文受到文友们赞赏。到正式开发，其实不会按我提供的思路走，弄得不伦不类、怪模怪样，早早地犯了文化开发没文化的毛病。我觉悟了，可是已经晚了，在内心留下永久的愧疚与不安。
然而这十多年来，竟有越来越多的“文人”热衷于重蹈我的旧辙。其中有些人，对古代典籍中所述一知半解甚至似懂非懂，却能从故纸堆里寻找到最经典、最权威的资料贴到自己脸上身上，堂而皇之摆出“学富五车”的架势，有着比古代文人更善于讨好权贵的艺术。他们看是向领导提意见和建议，实质是一种不显山不露水的阿谀，迎合了有些领导追求虚荣和面子做表面文章的心理，也为有些官员的贪念找到了“金矿”。既有“学问”，又为领导献了“良策”，自会得到回报，会得个“委员”、“代表”的桂冠，或能戴顶名誉性的“副会长”、“副主席”的乌纱，甚至有的还能沾上个行政官员的副职。
当前有个热用的时髦名词：“打造”，我看到、听了神经就紧张，它总让我联想起1958年依附着狂热和浮夸魔性的大跃进。这些年各地“打造”的 “业绩”，是否都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否真正符合科学发展观？有多少经得起检验的？又有多少是不该打造的？糟蹋了多少财力、物力、人力和土地资源？是否会给后世造福还是留有祸患？这些，稍有思维能力和良知的人都能看清楚，并且深怀忧虑。有些“文人”却还在为这种“打造”摇旗呐喊、推波助澜，怂恿对文化的践踏，鼓动糟蹋资源挥霍财富和资源。我不由想起国画大师齐白石老先生所画《不倒翁》的题诗：“折扇乌纱俨然官，不倒本是泥半团。倘若将其来打破，通身何处有心肝。”真想借用最后一句送给这类文人。
那些“文人”真善于寻找许多历史典故来显示有文化。其实有时历史典故罗列得多的，恰恰更说明没有文化。一个没有读多少孔子、孙子，也没读过多少韩愈、苏轼者，并不等于一点没有文化；一个能摆出许多孔子曰、孙子曰、韩愈说、东坡说的人，并不等于就有文化。有个人写了一个反映春秋时代故事的剧本，剧中人物说了孔子、孙子的好些名言，竟还引了韩愈的话，去说服别人；韩愈比剧中人物晚了一千多年呢，岂不比“关公战秦琼”还要荒谬。这才是真正的没文化。我们通常所说的某人有文化，并不是指所知的现成知识，而是指学养，指认识、分析与判断的能力，是指睿智，是指知所以然，还应包括具有好的品性。许多“文人”将文化符号、标记无知地拼凑，煽动“开发”、“打造”；有些主持者是被其催生成为荒谬制造者的典范，却还以穿“新衣”的心态而自豪，倒真是新“裁缝”和新“皇帝”的黄金搭配。有位年轻文学爱好者最近与我交谈说：“现在是‘学者资料化，文人娱乐化’。”当然这是指一种倾向而不是指全部，我以为很经典，因为这种倾向已经相当严重。“资料化”是说自己的发现和创见缺位，而依赖和贩卖现成知识；“娱乐化”是舍弃承担道义舍弃追求真理淡化人文意识，而纯粹追求逗笑娱人，或满足于自我心情的调节的顾影自怜、自我欣赏、自我哀叹。那些为“文化开发”疾呼的“文人”，是资料化和娱乐化兼而有之，还多了点含蓄的媚骨。
哲学是人类认识自身的透视镜和望远镜，两千多年后的今天，随着哲学理论的发展，人类认识自身的能力，比古时不知要深入多少合理多少正确多少；西方现代思想文化的流入，有了科学的方法论与*精神，便有了文化比较、文化鉴别、文化筛选；当产生了文化*性精华和文化糟粕的优劣标准后，一切都必须以全新的科学的思维来重新审视。我们“文人”之外的民众，也有责任啊，我们许多人仿佛天生追求真理的意识淡薄，似乎思考的能力天生差，思维仿佛骨子里无法摆脱奴性。我们甘愿肤浅、愚钝、麻木，对这一切缺乏辨析能力而聋子看笑般容忍着、认可；痴痴地看那身“新衣”缄口无言甚至视若无睹；当历史重新经过积淀，后人会是怎样地讥笑我们无知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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咀嚼“知音文化”（1）
——“古琴台三章”之三
《古琴台背后的思考》作者还创造了一个名词：“知音文化”，竟还提倡弘扬，很是好笑。
“知音”两字被中国人——尤其是文人引用了两千多年，传播之深远无可估量。可不知引用者都是怎么理解的。我也用了多次，自问未有一次真正用心体味过它的真义，思维有惰性。
知音，原意很清楚：俞伯牙弹琴抒怀，钟子期听懂了琴声中的音乐语言所表达的意思：“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是懂音律知曲意。在俞伯牙看来，可以以琴音对话者实在难得，便认定钟子期为知音。这种知音，先决条件是双方音乐艺术造诣、修养都要达到相当的程度，否则便是对牛弹琴。
“知音”的一个近义词是“知己”。人们把“知音”与“知己” 等同，其义得到引申，不必再与琴音有关。后来“知音”、“知己” 又一并被引进男女之情，最早恐怕应是西汉卓文君与司马相如，也是因琴音相知，可能是由之推开其应用的文人化。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金嗓子”周璇唱的《天涯歌女》中，也有“天涯呀，海角，觅呀觅知音”，这就开始走向大众化了；进而，又从相知相惜的爱情引向婚外感情。上世纪80年代描写蔡锷与小凤仙一段故事的电影取名《知音》，把“知音”、“知己”更加世俗化了。今天这个时代，关于男女之情观念更开放，于是“红颜知己”应用被广泛化，“蓝颜知己”也被发明出来，便是泛世俗化了。
自古说“知音难觅”，也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有真正知音、知己的人比例很小，当然，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可举的例子还是不少。他们成为知音或知己的缘由应是千差万别的，身份、学识、思想、道德、修养都会有差异。因此知音、知己便有了千差万别的内涵，有着无穷玄奥。有的是因孤独寂寞，有了知音、知心，便排除了孤单，就有了个人友谊，有了情感的滋润；有的是为寻求志同道合者，实现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这后者应胜于前者，然而仍有品位、境界高下之分，如刘、关、张结义，有一致的宏图，有志向，是为匡扶汉室。而*与恩格斯，瞿秋白与鲁迅，胸怀国家、民众甚至整个人类，有努力求索产生的创见新见，这样的知音、知己最神圣最崇高；当然他们也因之结下友谊，有感情带来的幸福；所开的知己之花，结的可是为国家前途为民众福祉为人类进步之果，是真正值得敬仰值得效仿的。蔡锷和小凤仙，似乎也应属于后者；只惜是，人们的兴趣往往重其男女婚外情义，而轻其相知的正义内涵。
我们通常把知音、知己看做褒义视为美好，其实这两个概念，并不含是非无褒贬美丑。除了包含上边所说的不同境界不同层次，还该包含那些“反面”人物间的交往，如一个*倒台的朝代，有为之顽固抵抗或复辟的“忠臣”之间死心塌地的结盟，他们往往也是志趣相投、心心相印；甚至还应包含那些兔死狐悲的恶人……
摔琴谢知音两千年来倍受称颂，成千古绝响。我以为可欣赏，但不必效仿。俞伯牙弹琴达到那种高超的程度，进入极高的境界，仅仅为求一知音；钟子期死了，他就摔琴谢知音，一生练琴就为弹给一人听，那琴艺究竟有什么价值呢？艺术素有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说，有雅俗之分；阳春白雪多为士大夫阶层欣赏，与广大人民群众无缘，也就有“曲高和寡”之说。陈毅曾诗云“阳春白雪，和者必寡”；大众只能欣赏下里巴人——通俗艺术。艺术真理应是，高雅的内容与大众所能接受的形式相结合，雅俗共赏，才能最大地实现其审美价值。
咀嚼“知音文化”（2）
俞伯牙只求一人欣赏，岂不狭隘、偏执？那种人生究竟是为大众为国家还是为自己？究竟有多少价值？值得我们去效仿吗？有人曾与我争论说俞伯牙摔琴是千古绝响，似很神圣；我总觉得是一代又一代文人迷恋的一种幻象，又有几人真正身体力行效仿过？
其实，“知音”之说影响这么广泛，主要不是靠典籍记载的史实，而是靠冯梦龙的《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小说，故事是虚构出来的。多数人信的，恐怕只是冯梦龙的虚构故事。
另有个“士为知己者死”，我以为也需要重新认识。“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是《战国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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