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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帝国的生与死-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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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要做的这道题，难度不小。
王安石交给皇帝的答题试卷里，对军队开出了两剂药方：一曰将兵法，一曰保甲法。
王安石搞将兵法之前，帝国执行的是一套叫更戍法（又称出戍法）的兵役制度（想出这个天才办法的是“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北宋第一宰相赵普），驻京禁军与外地驻军定期进行轮换，目的当然是为了防止武将坐大，让将不知兵，兵不知将。
将兵法谈不上改革，只是针对帝国一直以来将兵分离而造成的战斗力低下所进行的一种改良，又变相地走回了隋唐时期的老路子。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帝国的军事战斗力，但整个帝国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决定了帝国不可能给予武将们过多的权限，将兵法也只是在局部地区实行，而在神宗时代的政治高层里，一样没有武将们的发言权。
在王安石的诸多改革中，将兵法也许是政敌们攻击得最少的一条，原因很简单，政敌们认为这起不了多大作用，对帝国的危害相比较其他新法来不值一提。
保甲法，才是王安石祭出的最狠绝的一招，也是被政敌攻击得最多的一条新法。
把部队缩编了，还要提高整个帝国的军事实力，王安石如何鱼与熊掌兼得？
只有保甲法。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北宋帝国颁行保甲法。全国各地的农村住户，不论主客，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家有两个男丁的，出一人为保丁。
保丁们农闲时集合进行军训，间或进行巡查，维持治安。
每保设有保长、保正、都保正，一般由当地比较富裕的地主头头担任。
在王安石看来，保甲法可以使各地壮丁接受军训，成为帝国正规部门的一种辅助力量，既节省国家的大量军费，又可以建立严密的治安网，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编制起来，以便稳定封建秩序。
保甲法其实并不是横空出世的天外来物，早在春秋时期，齐国就已经实施了什伍里甲制，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有什长，伍有伍长。什长、伍长负责闾里治安，一旦发现形迹可疑者要及时上报，使“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秦国商鞅变法继续将什伍里甲制发扬光大，后来为各代统治者所推崇。
粗看起来，王安石的保甲法也是新瓶装旧酒，并没有什么新颖之处。但对王安石来说，保甲法不仅仅是维护地方治安，加强政府对百姓的控制力这么简单，他心中的保甲法，是“足以除盗，固可渐习其兵，既人人能射，又为旗鼓变耳目……然后使其与募兵相参。”
撤减兵源，缺失的兵力何处补充？王安石从保甲法里给出了答案——全民皆兵。
为了加强保丁的军事素质，北宋帝国进行了两大举措，一曰上番，一曰教阅。
上番就是加强保丁的军事培训工作。熙宁五年，北宋帝国先后发布了两道命令，令各地保丁到各地巡检司和县尉进行“上番”，即进行军训，时间各地不等，通常为十天至半月。
上番保丁人数众多，时间短，效果也顶多和现在高中生、大学生军训相当。这点宋廷也有自知之明，相比较而言，他们对教阅更为重视，施行的力度更大。
为了鼓励保丁们农闲练好武艺，保家卫国，各保可以推举出武艺高强的保丁，推举者可以获得升官或免税的资格，而宋廷在每年十月至次年一月，在州县对各保推举的精英保丁们进行军事培训，曰教阅，教阅的时间为一月。
到了元丰时期，宋廷又实行团教和集教，设置十一教所，禁军教头二百七十，都教头三十，对大保长进行军事训练，大保长学成毕业后，又在辖区内对保长、保丁们进行军事培训。
宋帝国对加强保丁们的培训工作可谓费尽苦心，据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的统计，开封与陕西、河北、河东五路参加教阅的保丁、大小保长和都保正达六十九万人次。
为此，帝国设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提举保甲司，专门负责保甲的教阅事宜。
到元丰年间，整个北宋帝国的保甲数达到六百九十三万人，这个数字是令王安石和赵顼骄傲的，花钱的兵少了，却多了几百万同样能“打仗”的子民，还用看西夏人、契丹人的脸色吗？
二
打着革新的牌子，王安石走的其实是一条老路，叫寓兵于民，兵民一体。那是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前期（春秋至南北朝）的特有产物。本质上来说，就是将帝国军士的专业化慢慢蜕变为业余化，这注定了王安石这一军事变革必然失败的命运。
轰轰烈烈的保甲法，达到了王安石和赵顼所预期的强兵目的了吗？答案是没有。帝国中后期长时间拥有所谓几百万保丁，却从未在一次军事行动中使用过这些“军事力量”。元丰四年，帝国征伐西夏，本来准备开始在开封和陕西一带征集万余保丁参加这次西征，西征主帅之一的宦官王中正一听连忙上奏折，说就算缺兵也不能拿保丁来充数，让朝廷取消了这一疯狂的想法。
后来金人入侵，快速抵达帝国的首都，很遗憾，没有看到帝国的几百万民兵组织对金人的入侵作出任何一丝阻击作用。
王安石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军队这东西，还真不能搞业余化。
而保甲法带来的其他影响呢？那就很多了，帝国的旧党们都笔笔记录在案。
首先是保甲法实施的基本举措，上番和教阅，这成了保丁们背上的沉重包袱。上头的文件一下，不管你地里是不是还有粮没收，家里圈中的母猪是不是病了，都得去县里参加集训，私逃上番，杖六十；不赴教阅，许小杖科决，不得过七十。农民多了一项沉重的义务，保正、保长、都保长、巡检等各级官吏则多了一项欺诈盘剥百姓的权力。
于是就有了保丁为逃避教阅而自残身体的极端事件，而不堪盘剥的保丁们群起反抗官府的事件，在各地更是群出不穷。
而拥有了一定军事实力的保正们，很多则成了地方一霸（如晁盖），为非作歹，作奸犯科，地方官府却无法对其进行惩罚和制约，以至于到后来，帝国“盗贼横行，多保甲也”，这是变法者王安石绝对想不到的后果。
当然，这都不是最坏的结果，最坏的结果远远没有写在纸面上。
从太祖赵匡胤建立这个帝国伊始，他给这个帝国铺垫下的军事基调就叫守内虚外。
不管后世对这个策略如何批评，它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
对于北宋帝国这样一个集权制封建帝国来说，帝国的首都是心脏，是枢纽，是灵魂，保证首都的安全和正常，是这个帝国正常运转的一切前提，所以赵匡胤将帝国一半以上的精锐兵力放在了开封地区，全力保障帝国的心脏。
虽然从立国之初宋朝就失却了幽云地区的屏障，但帝国并不惧怕北方游牧民族对边界一刀一枪的蚕食，更为恐惧的是马上民族对帝国心脏的突袭。
守内虚外的军事基调对于保障帝国的安全无疑是有作用的，至少在宋真宗时期，在辽皇太后萧绰发动那场决定两国命运的长途奔袭战时，帝国在军事上的防御是卓有成效的，契丹人最后连开封城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而王安石与赵顼的军事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帝国守内虚外的军事格局，一方面是为了省钱而对禁军进行了大幅度削编，另一方面是实施保甲法来部分替代原来的禁军、厢军。
在一番省兵并营后，原来屯集在京师数十里占全国军队总额近半的禁军，经过缩编大大减小，再加上从神宗朝开始，帝国主要的精力用于对付西夏人，帝国的大部分精锐部队都调集去了西边。
当金人入侵时，帝国的堡垒已经不再坚固，当时的西道都总管，曾经任过同知枢密院事的南阳人王襄就在他的奏议中提到，帝国自王安石变法来“创教保甲，而潜消禁旅”，在元丰年间往来于京师的道中，看到“京师延嘉以北，废营坏驿三十余里”。而到了徽宗时期，这些废置的“诸班之地”、“废营之地”，都被掌握军政大权的高俅、童贯之流搞成了殿阁池台、苑亭甲地等高级休闲娱乐场所。
而这一切，很大程度是王安石的保甲法惹的祸。单从这个角度来讲，南渡的宋遗民对王介甫恨之入骨，骂了近百年，倒不是没有理由。
第六章阮小五的债
引子
短命二郎阮小五一拳击在了赌桌上。
真他妈背，连买了十次单，结果庄家连开十把双。
东家笑眯眯地把银子从阮小五面前搂了过去，说老五你最近手气差，就别玩了，回家安心打鱼吧。
阮小五说放你娘的屁，老子什么时候认过输，等着，我回家拿银子。
出了赌庄，阮小五却并没有朝家里赶，他清楚家里连一枚铜钱都没有，连老娘头上唯一的金钗早上也强抢了来，阮家现在除了空气只剩下墙壁。
但阮小五心中自有财神爷。
石里正看见阮小五，露出一丝苦笑。
“又输光了，老五，手气不好就少赌点。”
“废话少说，江湖救急，再贷我十五贯。”
“你今年已经借了八十贯，官府的青苗钱利息虽然不高，但这样下去也不行啊！小五，年底还不了钱，你我都要倒霉滴。”石里正低声下气地对阮小五说。
“借不借一句话，不借以前的账也别想跟老子要！大不了拍屁股走人。”阮小五脸一黑。
“好！好！我怕了五爷你，借借借。”
看着阮小五揣着银子得意地扬长而去，石里正擦擦脸上的汗，心想这是什么世道，借钱的成了大爷，年底秋收的时候，这账，不好要了，等待自己的，恐怕只是县太爷打在屁股上的板子了。
一个时辰后，阮小五又身无分文地走出了赌庄。
去年的赌庄，他峰回路转，今年明显没有这个运气。
等待他的，是官府的牢狱。
不过很快，阮小五就能看到希望，一个叫吴用的老熟人会给他介绍一条发财致富路，他再也不愁如何偿还官府的青苗钱。
劫生辰纲，逼上梁山。
后来在梁山上，阮小五会偶尔怀念一下在山下赌钱狎妓的快乐生活，总结自己最终落草为寇的原因，除了那个王八蛋军师吴用的诱惑外，阮小五认为最重要的一条是：
——谁叫他妈的朝廷也放高利贷。
一
在王安石变法中，在理论上最为完善并为后世所惊叹的就是青苗法了。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当王安石抛出他的理论时，帝国很多人都不以为然。
天下的财富是有限的，国库里多了，老百姓手中就少了。你王安石又不是魔术师，能让钱变成母鸡，鸡生蛋，蛋生鸡。
王安石潇洒地拿着魔术棒，祭出了青苗法这一招。
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向政府贷款，秋收的时候归还，利息不重，才二分（相对那时的民间高利贷），既可帮助农民渡过难关，又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从理论上来讲，青苗法唯一损害的只是民间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高利贷们的利益，青苗法相当于把那群人的利益剥出来，让农民与政府共同分享。
千年后有人盛赞王介甫天才的设想，已经非常符合现代的经济学理论，比起同时代的人，他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其实老王的青苗法同样也不是首家独创，李唐王朝在中后期囊中羞涩时就小范围实行过政府放高利贷增收的办法，只是像王安石变法这样推行范围之广，制度之完善，当然是史无前例的。
老王长时间不愿进京做凤尾，而宁愿呆在地方充鸡头，就是因为在地方上，他可以对他的改革良方进行临床实验。老王在鄞县当县长时，就在他的地盘上试行过青苗法，效果好得一塌糊涂，农民渡过难关了，政府增加收入了，高利贷富户干瞪眼了，死账呆账也很少，这坚定了他后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青苗法的决心。
但理论上万无一失的良策在全国实行下来却是一地鸡毛，怨声载道，被旧党认为是变法中最具危害性的毒瘤。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推行过程中出现的几个重大问题是王安石无法解决的：
一是基层官吏层层加息，成为了贪官敛财的重要手段。原来中央规定只收二分息，有的地方却收到了六分七分，或缩短还款周期变相加息，帝国对此没有有效的制约机制。
二是各级行政部门为了完成行政目标考核，部门领导为了突出政绩，强迫富户农民在不需要借贷时贷款，变相加重了农户的负担。
三是如果遇到水灾旱情，自然灾害地区颗粒无收的农民无力偿还贷款，政府强行索债，还不上钱的农民只有当流民逃难。
这些问题在王安石在鄞县当县长搞试验田时都不会遇到：第一，老王为官清廉，不图钱；第二，上头没有行政目标考核，农户完全可以凭借个人意愿决定借不借钱；第三，王安石在鄞县任期没有发生过严重的自然灾害，死账率自然小。再说，两袖清风的王介甫也不会逼迫还不上账的农户当流民。
事实上，青苗法的致命弊病，那位老于世故的司马君实看得非常透彻。他说的那句话或许漫不经心，却一语中的：
——民间为富不仁的大户之家放高利贷，都会被世人所唾骂，何况是政府呢？
虽然你的利息低，可五十步和一百步有本质的区别吗？
青苗法，从表面上看，是为了解决农民青黄不接的问题，由政府出手救济，但是这个救济手段是有前提的——有偿的。说白了，前者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即政府放贷收取利息，这注定了青苗法的价值取向是赤裸裸的经济利益，即达到王安石所说“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目的。
作为一个县长，如果没有青苗法，那么他或许会烧香许愿希望全县都风调雨顺，农民都有饭吃，他业绩声名财富三丰收。
但在青苗法实施后，一旦该县长的梦想成真，即这个县的农民都有饭吃，就无人向政府贷款，那么年终，该县长青苗贷款业绩则可能为零，可能会被戴上“阻挠新法”的罪名，以致乌纱帽不保。
就像所有的棺材铺老板都喜欢死人，所有的花店老板都喜欢情人节，而所有的雨伞店老板都喜欢下雨一样，作为青苗贷款执行人的官吏们肯定希望每年有很多人需要他们的贷款。
从根本上说，这和他们作为一方父母官的基本职守是相悖逆的。
因为不是每天都有人需要青苗贷款，完不成任务的基层官吏们，可能几乎是潜意识地使用一项东西——权力。
这正是司马光苏轼之类的旧党最担心的事情，在他们看来，拥有权力的政府放高利贷犹如开着坦克向各家商户要保护费的超级怪物，远比民间拿着水果刀的小混混危险得多，虽然他们要的钱可能比较少。
司马光的话还有另一个层面的意思：借钱，当然就涉及到还钱的问题。
凡是借过钱的人都知道一个道理，向外借钱的人，借钱时是大爷，要钱时是孙子。
在欠钱人眼里，当从借钱人手里拿过钞票时，他眼中看到的是恩；要他还钱时，他眼里看到的是恨。
如果还的钱比借的多几分，这个恨同时就会跟着多几分。
一个聪明的媳妇就对自己的老公说过，咱们永远不能借钱给公婆，选择只有两种，有钱孝敬，无钱不给，千万别提借字。
因为一提借字，还不上时，不仅伤面子，更伤感情。
当年在嘉祐时期还是好友的司马、王二人任馆职期间，他们的共同上司是包拯包龙图。一次，老包请手下这两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吃饭，无酒不成席，老包开了好酒，结果两个年轻人摇手说自己不会喝酒，老包说今天高兴，就破破例，咱仨开怀畅饮一回。
上司很热情，司马君实最终拗不过，喝了两杯，王介甫则再次显示出了他的固执，始终不肯抬酒杯，让当时就很让人人敬仰的包大人下不来台，也成为了王安石同学不通人情世故的经典例证。
而喝下酒的司马光知道，他喝下的其实不仅仅是酒，那还是包大人的一片热情，更是包大人的面子。
所以他宁伤身体，不伤感情，更不愿伤面子。
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帝国，统治者们一直在对他们的子民们宣扬一个理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一个帝国就是一个和谐的封建大家庭，君使臣（民）以信，臣（民）报君以忠，一团和气。
而君民之间提到借字，同样也就不那么和谐了，因为还不上的时候，既伤面子，也伤感情。
王安石的青苗法，农民来借钱（粮），是在青黄不接揭不开锅时，平日里高利息都忍了，官府这点利息确实不算什么。到秋收时，遇到好年头，还掉本息还剩三五斗，今年也算过了，可是万一天公不作美，来个什么洪水旱灾之类或是家中出了一个阮小五一样的败家子的话，完了，血本无归，除了破房薄地老牛，什么都没有。
这时候官府要钱就是一个问题，要就得撕破脸皮来要。民间借贷者不管，有房收房有牛牵牛有地要地有老婆抢老婆，高利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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